序篇：旧军阀时代的挽歌（1 / 2）

整部民国史几乎都无法避开“军阀”这个词，早期的北洋军阀分裂之后，分裂出了北方的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大军阀，在西南方仍然有桂系和滇系两大军阀，桂系和滇系虽然不如北方的三大军阀强大，却始终固守一隅。到国民党在南方崛起，新的军阀体系逐渐形成，如奉系的新生力量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西北的冯玉祥等，这些新军阀既继承了旧军阀的习惯，又有了新军阀的特点，正应了“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句老话，旧军阀时代至此步入尾声。

在被软禁的时间里，曹锟真是受够了西北军的苛待。曹锟的兄弟曹锐便是死在冯玉祥的司令部里，对他最忠心的李彦青亦是被冯玉祥所杀，所以他对西北军并无好感。虽然对外宣称已然被释放，但曹锟的日子过得依然不自由，因此才不得不虚与委蛇。而鹿钟麟则是一心讨好吴佩孚，希望借此机会解除北京的危机，在致吴佩孚的电文中特意提及“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以此向吴氏示好。鹿钟麟等人和曹锟的电文接连发到查家墩，所有的人均以为是“天降喜事”，但吴佩孚脸上却没有一点儿喜色。

究其原因，是因为鹿钟麟这个马屁拍得有点儿过火。吴佩孚希望鹿钟麟能够释放曹锟，是因为曹锟毕竟是他的老上级，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恩，所以于情于理，吴氏发兵北京，头一件事情便是要冯玉祥部释放曹锟。但是，吴佩孚所预想的事情，也就只到将曹锟释放这一步。曹锟是贿选当上的总统，这个事情举国皆知，当初曹锟贿选吴佩孚亦非常反对。而后吴景濂等贿选议员前往武汉投靠吴佩孚，也被吴佩孚一股脑儿扫地出门，这足以体现出吴佩孚的观点：老吴尊重曹锟，但并不支持这个贿选总统。吴佩孚骨子里是个读书人，读书人都讲究个面子，况且中国自古就有习惯，打仗都得有个由头，也就是为什么打仗。如果是兴不义之师，那跟部下和老百姓都是说不通的。吴佩孚起兵用的是“讨贼军”的招牌，并不是浮海南下时用过的“护宪”，因为曹锟的宪法是不能护的，贿选得来的总统不合法，贿选总统制定的法律更不合法，吴佩孚既然不愿意拥护曹氏宪法，又怎么会拥护曹锟出来做总统？

所以，吴佩孚的本意是，鹿钟麟把曹锟释放，然后放他回到保定即可，哪知道鹿钟麟放了人也就罢了，还通电全国，以“总统”之名称呼曹锟，这样一来，便会有人觉得，是吴佩孚要拥护曹锟出来做总统。本来事情一切顺利，却被鹿钟麟搞砸了。吴佩孚此时若是去接手冯玉祥部，是该赏还是该罚？赏则等于承认拥护曹锟再当总统是他授意的，若是罚则会激起冯玉祥部的不满。更为关键的是，若是吴佩孚进入北京，又该如何对待曹锟这位老上级？若是拥护他当总统便会成为众矢之的，若是反对他当总统便会被人斥为不仁不义。

思来想去就只剩一个解决办法，吴佩孚在曹锟发来的电文后面批了“假电”二字，在鹿钟麟的电文后面批了“全体缴械”四个字。吴佩孚此举让直军将领大为失望，正是收编冯玉祥部的大好契机，却被吴佩孚那股文人的傲气给破坏了。其实吴佩孚心里的苦闷丝毫不比手下人少，他的无奈却不为人所知，这个方法看起来丢掉了眼前的天赐良机，却是吴佩孚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吴佩孚对鹿钟麟的恨，真是难以肃清，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甚至在回复鹿钟麟的电报中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这样的话。

在盛怒之下，吴佩孚自然气愤难平，但是等过了一会儿，加上左右的苦谏，他也冷静下来，将“全体缴械”抹去换成了“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概缴械”。鹿钟麟这个人必然是不能用的，宁可少一个愚蠢的对手也不能再增加一个愚蠢的队友，于是，吴佩孚就决定转而拉拢张之江。至于“缴械”的事情，虽然吴佩孚的左右还是认为应该三思，但吴佩孚这个时候却没有选择，因为一则这是他的态度，二则他其实已经做好和冯玉祥部交战的准备，因为如前所述，吴佩孚是断不能入京的。此时最好的结果，是鹿钟麟继续软禁曹锟，张作霖先入京主政，他再进入北京便万事好商量。否则，曹锟便是鹿钟麟抛给吴佩孚的烫手山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但是吴佩孚心里的想法，除了亲近的张其锽（最早提出不支持贿选总统的幕僚）之外，其他的人不会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吴佩孚这么做必然要有所交代，所以他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赤祸”，二是不能朝秦暮楚。孙中山在广东时曾提出“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倡导与苏联结盟，而冯玉祥北上进入苏联亦证明其与苏联有来往，是“赤祸”；吴佩孚方与奉系结盟，如今又出尔反尔，恐怕为人所诟病，所以不能与冯玉祥部再结盟反奉。前面这个尚可理解，后面这个只能骗骗小孩子，当初联奉反冯的时候，不知道吴佩孚为什么不担心别人指责他出尔反尔？

吴佩孚去电不久，张之江就复电，并派门致中为代表面谒吴氏，吴佩孚乃命秘书电复张之江，“除执事与瑞伯（即鹿钟麟）下野交出部队外，别无善策。盖执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决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于群帅。一俟群疑尽释，自当借重长才”。张之江将电文转给鹿钟麟，鹿钟麟便知道自己完全陷入绝境，皖系、直系和奉系均已得罪，他的冒险计划亦得不到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西北军巨头的支持，他只好派人到天津请张绍曾入京，但张绍曾却置之不理。

此时北京政府的多数议员都已经逃进了东交民巷，只有外交总长胡惟德、财政总长贺德霖、司法总长卢信、教育总长胡仁源没有逃跑，胡惟德遂面谒王士珍，请他出来维持政府，但王士珍婉言谢绝。另外，贺德霖又去征求鹿钟麟的意见，随后在胡惟德寓所内开会商议，有人主张维持现状，有人则主张辞职，但是现状既无法维持，辞职的话又不知道辞呈该递给谁，会议即无果而终。翌日，胡惟德、贺德霖、卢信和胡仁源又邀请内务次长、陆军次长、海军次长、交通次长和农商次长开会，最后才商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暂时先维持现状。

就在吴佩孚措辞强硬的电文发来不久，又有消息传出，段祺瑞密令驻防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放弃通州撤返北京，唐之道原本是段祺瑞妻弟吴光新的部队，与皖系素来渊源颇深，唐之道突然返京，鹿钟麟随即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这个时候，鹿钟麟就算再舍不得北京城的红墙碧瓦、舞榭歌台，他也只能率部离开北京了。1926年4月15日晚，北京银行公会勉强凑齐鹿钟麟所需的200万元军费，鹿钟麟随即率领所部退出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