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贿选总统：民国第一闹剧（1 / 2）

曹锟被人称为“曹三傻子”，但自投军以来，他做的只是“倚傻卖傻”，在那副傻乎乎的皮囊下面，是一个再狡猾不过的灵魂。正是靠着这股“傻”劲，曹锟才能接替冯国璋成为直系首脑，然后连续击败段祺瑞、张作霖等一众清末民初的乱世枭雄。但权力这个东西，偏偏就能让一个糊涂人变聪明，亦能让一个聪明人变糊涂。直系定鼎中原之后，曹锟开始从一个虚假的傻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傻子，让他发生变化的原因，就是他窝在心里的总统瘾。正如“洪宪六君子”之于袁世凯、安福国会之于段祺瑞、“公府四凶”之于黎元洪，围在曹锟身边的则是曹锐和王承斌。

黎元洪逃到天津之后，北京方面即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出任主席。众议员吴宗慈遂认为，此时时局混乱，情势严峻，核发机关唯有国会，应该尽快开会解决黎元洪辞职事宜，并主张在新总统未选出之前，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等到秩序恢复，即组织选举总统。吴宗慈是拥曹派议员，他的话很快得到了其他拥曹派议员的支持。但国民党籍议员却强烈反对，结果遭到拥曹派议员的攻击，会议秩序无法维持，吴景濂只好宣布散会。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午节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领的他们就派人专门送到家里。有的反对派议员仍然拒绝收受，而有的则收了钱即离京南下。

1923年6月16日，参众两院再次召开联席会议，认定黎元洪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这个几乎已经被拥曹派控制的内阁随即受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痛斥吴景濂内阁“从心所欲，变换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孙中山亦委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请议员南下，皖系的卢永祥则电邀议员到上海继续制宪工作。吴景濂深恐议员纷纷南下，国会成为空壳国会，于是劝慰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而此时拥曹派的议员与反对派的议员却大打笔墨官司，拥曹派奉劝南下的议员不要被南方利用，而反对派议员则攻击拥曹派议员收受贿赂，“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

按照民国的总统选举法，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才行，彼时参众两院共870个席位，也就是说至少要有580人出席。当时留京的议员已经难以满足这个数量，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邀请152位议员开会，并提出三条临时支付费用的方法：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并不支持吴景濂的方法，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但最终仍然以77人支持而获得通过。

“拥曹派”除了尽力争取留京议员，亦积极争取南下议员，除了出席费100元外，吴景濂又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南下议员返京，并保证每人发给旅费400元。9月2日，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省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庚等直系的重要人物，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开会。据称当晚到场的有200余人，主要讨论由哪一方提出延长众议员任期，是政府还是议会。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却始终没有得出答案。

因为吴景濂的不断努力，南下的30余名议员返京，众议院乃于9月7日召开常会，302名众议员出席。吴景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召开审查会，待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在胡祖舜报告之后，再由主席吴景濂将此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的出席者308人，同意修正案的有261人，从而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召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9日，吴景濂命令众议院秘书处发出议程，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参会的议员都可以收到出席费200元，抱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即便是如此，依然无法凑足规定人数，10日，与会议员的人数仍然不足，于是吴景濂命令秘书长郑林皋派多名职员代未与会的议员签名，虚报人数才算是开成了总统预备会。

26日，参议院召开常会，以议员谷嘉荫出任主席，出席的议员共138人。议员赵连琪即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所移交的延长任期案，在场议员多数赞成，还有议员表示不必讨论，直接开审查会当场审查即可。于是，赵连琪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后，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随后只用十几秒时间就开罢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以通过。在参众两院自行通过延长议员任期案之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但是摄政内阁却不敢公布此事，而身在洛阳的吴佩孚更是对此提案大加反对。但吴景濂和参众两院的议员用此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摄政内阁只好同意在10月4日同时公布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

曹锟忙着要当总统，这样一来议员便成了“奇货可居”，“拥曹派”为了帮助曹锟顺利完成选举，就尽可能地拉拢国会。于是乎，每一位议员都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拥曹派”每天都聚在一起给每一位议员估价、划价、定价，然后掏钱。但是议员毕竟不是商品那么简单，商品是死的，议员却是活的，所以有的议员收了钱也难保真的会把票投给曹锟。这个时候，这个议员值不值得花钱、花多少钱，是付现款还是支票，支票是选择即期支票还是远期支票，选择哪一家银行，以谁为出票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1923年9月12日，拥曹派召开了第一次选举会，结果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产，于是直系“天津派”和“保定派”的主要人员在小麻线胡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定选举日期，同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四处拉拢议员。

同时，“天津派”和“保定派”又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的方法。什么时候给钱，通过什么方式给钱，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议员主张在出席选举会的上午支付票款，这样议员收到票款后就可以集合到一起，在午后同乘一辆汽车到国会去投票。贿选的票款初定5000元一张，但通过什么方式付款又成为难题，如果议员拿了钱却没有来投票，那无疑就是打了水漂。而索款的议员则担心“拥曹派”并不能按时付钱，这样他们集合到一起就被一网打尽，就算是不想投票也得被劫持到选举会，届时便身不由己。“拥曹派”和议员们互不信任，以至于事情一度陷入僵局。

从1日起，贿选总部即开始分别填送支票。一位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在取得支票以后，将支票印成正反两面，于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要求依照民国法律侦办起诉，并且通电全国，揭露直系的贿选丑闻，并且以自身所获得的贿选支票为证。这位众议员应该算是“打入敌人内部”，挖出了真材实料的证据。但彼时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的势力范围内，哪里敢接下这桩案子，但消息到底还是传出来了。很多省份的议员纷纷对本省受贿议员予以声讨，并否认其身份，有的甚至还公开宣布开除其省籍。奉系的张作霖亦讥讽曹锟是“三花脸”，但这都无法阻止贿选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