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曹锟的总统瘾（1 / 2）
民国的军阀们是都想当总统的，就像是以前的那些将领都想当皇上，不管是北洋之“狗”冯国璋还是窝在东北的张作霖。但不管是谁，恐怕都没有曹锟对总统的位置更狂热、更执着。论实力，皖系衰败之后，曹锟的直系当国，总统府或是国务院都得看曹老三的脸色行事，但是偏偏就没有人提出来让曹锟当总统。究其原因，是因为曹锟的身前横亘着张作霖这棵大树，身后又有吴佩孚那座险山。如果没有吴佩孚当打手，他不可能打败皖系和奉系，张作霖虎踞东北，这只老虎还没有到气息奄奄之际。
清朝著名的文人郑板桥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难得糊涂。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往往有一副憨相，而真正愚笨的人则往往恨不能把自己的聪明劲全挂在脸上，这也就是大智若愚和大愚若智的区别。曹锟年轻的时候，他爹让他学造木船，他不愿意学，让他学做农活，他也不愿意卖力，只好让他去贩卖布匹。但是因为家里贫穷，买不起手推车，曹锟就把布匹搭在肩膀上出去叫卖。曹锟这个人，生性豪爽，喜欢舞枪弄棒和结交朋友，朋友相聚就难免喝几杯，喝醉了以后曹锟找块地方就能睡，所以经常露宿街头，每次在街上醉倒了，一些调皮的小孩子就趁机把他揣在钱袋里的钱偷去，等曹锟醒来以后发现钱被偷了，也不生气，只是一笑了之，所以天津大沽一带的人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而且曹锟不像其他军阀，天天盯着自己的位置，生怕给身边的副将夺去。吴佩孚打仗打得好，他就把指挥权都交给吴佩孚，人家说吴佩孚“功高盖主”会夺他的位，他也只是傻乎乎地一笑，不了了之。曹锟愈装傻吴佩孚就愈较真儿，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都游说过吴佩孚，说你这么厉害，实力这么强，还跟着曹三傻子做什么？吴佩孚怒目圆睁，曹锟对老吴有知遇之恩，又这么信赖老吴，谁也别来挑拨！既然没有办法挑拨吴佩孚自立门户，于是就只能再去拉拢曹锟，可曹三傻子装傻充愣的功夫炉火纯青，就是老狐狸徐世昌也拿他没有办法。段祺瑞是个老派军阀，他看不起布贩子出身、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以前靠阿谀袁世凯、如今靠倚重吴佩孚的曹锟，但是形势比人强，他的皖系将领在前线丢盔卸甲，只有曹锟部下的吴佩孚攻无不克，他只能对这个曹三傻子极力安抚。
光靠甜言蜜语是不行的，要拉拢曹锟就得有真材实料。段祺瑞衡量了一下曹锟的资历，觉得给他个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足够了。但当时的湖北督军是王占元，曹锟一来不想得罪王占元，二来对两湖巡阅使也不感兴趣。更加重要的是，曹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自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大本营直隶，所以曹锟为此大为光火，自湖南前线发来电报，要求请假一个月到鸡公山。当时南北战争正值胶着之际，段祺瑞急忙派心腹徐树铮南下安抚。就是在此时，有人开始提议向曹锟许以副总统之位，但被段祺瑞否定了。而段祺瑞又哪里知道，此时曹锟的胃口在经过湖南战争之后，已经吃大了。
1918年5月29日，身在湖南前线的曹锟在未经段祺瑞同意的前提下，即带着第一路军司令部离开汉口。在离开汉口之前，曹锟致电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河南督军赵倜，假借“民生凋敝，不堪再战”之名命令前方直军“停战待命”。其时段祺瑞已经三度组阁，正在积极运作安福国会控制将开始的大选，湖南战场忽然罢兵让他猝不及防。恰在此时，直军前线将士联名通电，声称湖南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另外，前线直军的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五位旅长亦联名通电请假。
直军的厌战情绪让段祺瑞非常恐慌，急忙于6月召开军事会议，不过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并非真正涉及军事，而是总统选举。正是在此时，皖系提出了推曹锟为副总统的建议，当时皖系的备选方案有两个，要么是由徐世昌出任总统，而由冯国璋出任副总统；要么就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时下台，以曹锟出任副总统。其实皖系何尝不知道，冯国璋早已经对政坛失去兴趣，此时正恨不得尽快离开总统府，哪里还会接受什么副总统的职位，而段祺瑞与冯国璋虽同时下台，但段氏已经把握着皖系与安福系的大权，纵然下台亦是“太上总理”，所以上台下台并无区别。
督军团的代表张怀芝遂于15日抵京，面谒冯国璋，问冯氏是否愿意屈尊于副总统之位。冯国璋去意已决，无心再浸身政坛，所以表示愿意和段祺瑞双双下台，这样一来，曹锟便有希望出任副总统。但副总统必然是个远期饭票，于是段祺瑞又特任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任命曹锟的爱将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但皖系还是怕这个官职不够实在，特地让印铸局给新官上任的曹锟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所有特任官的印都要大，不论个头还是分量都处于各省督军之上，等于是暗示曹氏乃副总统的候选人。
好了，副总统候选人曹锟先生，您官也升了、大印也捧着了，该继续到前线指挥作战了吧？可曹锟当了四省经略使以后，依然留在天津私邸的花园里饮酒赏花，毫无南下之意。段祺瑞一再电促曹氏南下，而曹锟则回电请北京政府先将欠饷发下来，然后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的事情，段祺瑞请他入京，他也一直推托。这位民国最大的官，每天都在天津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而且还致电北京政府请求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交由他派人管理。偏在此时开始筹备国会选举，段祺瑞也只能任由曹锟在天津做寓公，先将前线战事搁置下来。
1918年8月12日，国会即将开幕，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会竞选总统，“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冯国璋的这封电报写得言辞恳切，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因此颇得中外好感。另外，南北双方的很多军人也被冯氏的这封电报打动，比如曹锟的爱将吴佩孚。
吴佩孚早在进驻衡阳之后，便开始与南军有来往，直系罢兵，首先是吴佩孚停止南征。在罢兵之后，吴佩孚曾致电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封电报中他痛斥“武力统一”政策，并且反对安福国会包办民意，“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吴氏本为秀才，文笔出众，其情真挚，故而这封通电在国内引起轰动，直戳到段祺瑞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