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趁势而起：依附袁氏冲锋陷阵（2 / 2）
自清政府开始练新兵以来，虽然整日叫嚣着，但其实新军还未曾真正打过仗。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出来的新军，只是在山东“清剿”过义和团，那其实也是放鹰捉兔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等到了辛亥革命，冯国璋率军直面革命党，才算是头一回真正上战场。冯国璋是打过仗的，跟着聂士成大战摩天岭也算是大阵仗。但那时候打仗，是马刀火枪混着用，更像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套路，虽然也算是近代战争，其实所用的战术战法都是老套路。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冯国璋率领的是握有现代装备的新军，自然得用新花样、新武器，毫无实战经验的冯国璋只能选择照本宣科地打。所以当时观战的俄国军官就说，北洋军作战就像是平常演习一样，排好队拿好枪迈着方步上战场。
要说作战能力，北洋军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对面革命党的作战能力就更为逊色。一来辛亥革命是仓促起义，队伍大多是临时拉起来的，论战术和配合自然比不上冯国璋的部队；二来革命党自武昌起义以来，其实也没有打过什么仗，之前碰到的清廷贵胄，像瑞澂、荫昌之流，光听到枪响就能吓得分不清楚方向，往往还没有交火就落荒而逃，对清政府的部队难免有些轻敌。但不管怎么说，冯国璋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让革命党方面有“知兵”之名的黄兴灰头土脸，并且一举夺下汉阳、汉口，因军功被授予二等男爵。吓得手足无措的清廷贵胄们听到前线捷报传来，才得以坐到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袁世凯让冯国璋打革命军，是为了得到和革命党谈判的资本。哪知道冯国璋的拧巴劲上来，势要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于是袁世凯急忙下令，让冯国璋停止前进。接到停战命令的冯国璋一肚子气，甚至托人向执政的隆裕太后启奏，如果朝廷能够拨饷银400万两，他可以独立平叛。完全摸不准袁氏心思的冯国璋，很快就被段祺瑞替代，袁世凯把他召回京城。回到京城的冯国璋依然气愤难平，干脆关门谢客在家里生闷气。段祺瑞派亲信靳云鹏来找冯国璋沟通，结果被冯氏一通臭骂赶了出去。随后，冯国璋又上书袁世凯，主张坚持君主立宪、查封报馆，严惩鼓吹革命的“奸人”。虽然使清廷贵胄对他更为有好感，允许他兼禁卫军统领，却引起全国哗然，让他的老上司袁世凯也有点儿下不来台。
其时袁世凯已经私下开始和革命党南北谈判，而冯国璋依然在到处疾呼对南作战和君主立宪，甚至还被清廷贵族推举为“立宪君主会会长”。担任会长之后，冯国璋还专门就国家政体去向袁世凯请教，袁世凯给予冯氏的答复是“尚需与南方革命军力争”，颇似外交辞令。当时站在袁世凯身边的人固然有之，但忠于清政府的人亦有之。但旁人也就罢了，冯国璋是袁世凯身边“北洋三杰”之一，其部下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又在前线厉兵秣马，袁氏自然需要注意冯国璋的意见。于是在1912年1月24日，袁世凯专门召见冯国璋，“婉词劝说，令其附和共和”，冯国璋毕竟是北洋之“狗”，看到老上司已经痴心共和，也就不再坚持，故而也就站到了支持共和的一边。
但冯国璋这个人的死心眼在于，他认准了一条路，就要把这条路走到底。袁世凯把他拉到共和这条路上，他便在这条路上待着。等日后袁世凯要回到封建帝制的路上去，冯国璋便不愿意了：以前你说帝制这般那般的不好，现在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你要回去就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袁世凯知道冯国璋的死心眼，所以后来凡事也不尽跟他说实话，两人之间的嫌隙也就愈来愈大。
回到1912年的初春，冯国璋和袁世凯还是处在表面上的蜜月期。此时南北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只要袁世凯让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让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但问题也就出来了，冯国璋是北洋军人，愿意跟随袁世凯倾向共和，但他手底下的禁卫军却尽是满族人和蒙古族人，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的朝廷没了。1月26日，段祺瑞领衔北洋军通电清政府及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样一来，不仅清政府震惊，冯国璋所统率的禁卫军也大为震惊。禁卫军驻扎在京畿，是清政府少壮派贵胄载涛所部的一支重要武装，官兵有12000余人，大都反对清帝退位，若是哗变，非同小可。
袁世凯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密令冯国璋务必使禁卫军同意清帝的退位条件。2月10日，冯国璋亲自前往西苑司令部，在广场上集合了禁卫军全体官兵。冯国璋站在高桌上，向所有官兵宣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表示“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在暂时稳定了禁卫军的情绪之后，冯国璋又为禁卫军的优待条件奔走，终于在优待条件中又加入“旗兵俸饷仍旧发放”的条款，使禁卫军对其异常爱戴，最终接受清帝的退位条件。
12日，隆裕太后率同清帝溥仪退位，同日，袁世凯发布电文表示拥护共和，“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清帝退位以后，孙中山即电促袁世凯尽快南下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以清帝退位北方形势未稳一再推托。21日，为了迎接袁世凯南下，南京派出了“欢迎总长”，蔡元培和王正廷、魏宸祖、刘冠雄、汪精卫、宋教仁等人偕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一起前往北京。
29日，北京城发生了“兵变”。当晚八时，北洋军第三镇士兵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的乱兵会合，分头抢掠。什么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还有洋杂货铺全都遭受了洗劫，乱兵还火烧了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地。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军主力的第三镇，而该镇的统制就是日后直系军阀中的另一巨头曹锟。曹锟，字仲珊，是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幼年曾入私塾读书，16岁推车下乡售卖布匹，天津小站招募新兵时应募入伍，后被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任毅军哨官，后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娘子关镇压革命党人。
关于曹锟的发迹，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曹锟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时候，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结拜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颇有些权势，就备下厚礼去拜谒。曹克忠亦是天津人，曾经出任广东水师提督。原本以为两个人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哪知道曹克忠一查族谱，用不了五百年两个人就能沾亲带故，于是就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里为曹锟通融。曹锟这个人平素被称为“曹三傻子”，在袁世凯身边毕恭毕敬，而袁世凯对他也最为假以辞色，将其引为自己的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