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仓皇北顾：皇姑屯枭雄归天（2 / 2）

在张作霖去世之际，寿夫人体现出了作为张家当家人的从容不迫，她亲自着手安排秘不发丧的计划，并派人秘密前往京畿设法通知张学良。皇姑屯事件使张作霖的生死变得扑朔迷离，东北军群龙无首，此时军队内部可能借机夺权的大有人在，外面日本人也是步步紧逼，寿夫人却始终如常地面对众人，饶是所有人都对张作霖的近况存忧，面对从容不迫的寿夫人也不敢轻易下断论。

除了寿夫人，另一位站出来稳定东北局势的就是吉林督军张作相。因为奉军在关内战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又在皇姑屯被炸死，吉林督军张作相便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在帅府秘不发丧的时候，是这位吉林督军挺身而出，有张作相支持寿夫人，其他人纵然存疑，也不敢公然质疑。张作相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所以不管是在大帅府还是奉军中，他都说得上话，寿夫人能够一直坚持到张学良回奉天，张作相可以说居功至伟。

那么，当时张学良在哪里呢？按照张闾实的说法，张学良“失踪”了，找不到了。一直到十三天后，张学良才微服回到奉天，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其实，虽然张作霖乘车准备逃出关外，但关内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人还在率部和北伐军交战，依然是一片狼烟四起的混乱景象。因为张作霖的死被保密，没有人知道，所以派去寻找张学良的人自然也是秘密的，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麻烦，一直到十三天以后，才在兵荒马乱中找到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则急急忙忙赶回奉天。

张学良回到奉天之后，即得到了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人、韩麟春为首的大学系军人的支持，所以即便张作霖并未留下什么遗言，张学良要继承奉天的军务，也没有人敢反对。这又恰恰是他与杨宇霆矛盾的源头，旧派、大学系与士官系本来就是有矛盾的，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事变之后，士官系最为得宠。张学良一上任，士官系便不再得宠，杨宇霆、常荫槐也因此对张学良开始有意见：旧派、大学系认为张作霖是误信士官系，如今时移世易，杨宇霆自然也就认为张学良选择相信旧派、大学系是错误的。

至于张作霖的死，后来经查明是由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一手策划，他在战后审判时交代了当时的具体情况：“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外的瞭望台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不过，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乃是苏联炸死张作霖嫁祸给日本人。

张学良甫一回到奉天，奉天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就率先来接洽他。林久治郎带来的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三条建议：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对于日方的这三条建议，张学良铿然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在林久治郎失败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又会晤张学良，表示东北如果易帜“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

但是在1928年7月1日，张学良还是发表通电，表示绝不妨碍南北统一。同时，奉军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在北平的六国饭店开会商讨，最终决定在9月中旬实行易帜。19日，属奉军的热河都统汤玉麟宣布先行易帜，标志着关内各省均已悬挂青天白日旗。8月4日，奉军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葬礼，国民政府以方本仁为特使前往奉天吊唁，并送上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而日本首相亦派出特使林权助男爵前往吊唁，并劝说张学良放弃易帜。此时国民政府和日方对张学良采取的策略完全不同，国民政府是晓以大义，日方则是威逼利诱，以张学良的性格，日本人的做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奏效。

其实这个时候的日本人，除了试图将皇姑屯事件栽赃到国民政府身上，就是买通情报人员极力搜寻张学良易帜的情报。据张学良回忆，当时日本领事馆的一个副领事专门负责此事，而且日方调给他巨额经费用以搜集情报，还有十万块的特别机要费。为了能够尽量搜集情报，日方连张学良纸篓里的纸屑都买，以至于张学良都有些哭笑不得，“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儿，什么他们都信”。

为了能够劝说张学良，日本首相甚至派出国内最有威望的外交家林权助为首相特使，前往奉天会晤张学良。当时，日方就已经拥有了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的意图，甚至向张学良保证可以扶持他当皇帝。林权助曾是伊藤博文手下有名的三杰之一，早年在戊戌变法时期曾参与过庇护康有为、梁启超逃日，张学良虽然和林权助的政见不同，但是也对林权助的外交能力深感钦佩，“这个人好厉害”。

林权助和其他的日本代表不同，他主打的是亲情牌。中国人讲究“百善孝为先”，林权助劝张学良用的就是孝，“不改为父三年之志，可谓孝也”，张作霖生前没有易帜，没有倒向国民政府，张学良既是张作霖的长子，应该秉承其父的遗志。而张学良面对林权助，却用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始终不给林权助一个明确的说法，即便是资历很深的林权助，也拿这个年轻的东北当家人毫无办法。

另外，通过胡若愚的牵线，国民政府又派出李石曾到奉天活动。李石曾当时住在商埠三经路德国人开办的饭店里，鲜少公开露面，平素都是由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朱海北以及胡若愚等陪着。李石曾和张学良会谈的地点，是在北陵高尔夫球场内的少帅专用休息室。在会谈中，李石曾再三催促张学良尽早易帜。张学良则诚恳地表示，结束国家分裂局面是他的夙愿，但日本人从中作梗，加上奉系内部也有阻力，所以希望能够推迟三个月，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

东北易帜商讨进行到最为紧张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忽然抵达奉天，并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举行会谈，表示美国会支持东北易帜。杨宇霆是奉系中反对易帜的主要人物，美国公使亲自会晤杨宇霆，也是希望借由自身的权威说服杨氏。但马慕瑞的到访引起了日方警觉，因此美国无法再派出政治人物，而选择著名记者端纳到访奉天，张学良则再次表明了易帜的决心。

因为在奉天没有什么收获，林权助不久便被调回本土，在临行之际，他特别邀请张学良吃了顿饭。在临别的饭桌上，林权助仍然不忘试探张学良的口风。张学良对这位林权助男爵，确实是非常欣赏的，所以在饭桌上，便和他多说了几句。张学良告诉林权助，林权助之前为张学良设想的，实在是非常“周到”，甚至很多地方比张学良自己想的还要多，但偏偏有一样林权助没有帮张学良想到。林权助疑惑不解，张学良告诉他，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中国人。林权助回到日本之后，即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张学良已经决定易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