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颓势难挽：北伐军兵临城下（1 / 2）
奉军的溃败，首要原因并非是北伐军，而是张作霖。经过郭松龄倒戈之后的奉军，其实精锐尽失、元气大伤，当初吴俊升、张作相、王永江、张学良、韩麟春等奉军将领都主张休养生息，然后再图关内，但是在杨宇霆的鼓动下，张作霖急于入主关内，于是入关之后马不停蹄地与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靳云鹗、阎锡山以及北伐军交战。自身旧恙未愈，又多线作战，饶是连克强敌，但也成了强弩之末。待蒋中正举北伐军进击京畿，力竭而又老迈的奉军哪里还是黄埔健儿的对手？
1927年10月26日，张学良到松林店视察防务，随即下令于翌日早晨对涿州再次发动进攻。奉军以重炮做掩护，备妥泥沙五万袋、木杆数千条用以攻城，而守城的晋军亦在城墙挖掘深穴，并备妥大量满盛沙土的麻袋，城垣被轰出缺口，即以沙袋堵塞。27日，奉军对涿州发动猛攻，晋军则以机关枪和手榴弹迎击，奉军没有任何收获。30日，奉军第四次进攻涿州，以张学良的卫队旅为中坚，万福麟亲抵前线督战，涿州两次被重炮轰开，但是仍然没有被奉军攻克。
两军对峙涿州之际，京绥线方面则进展顺利，奉军接连攻克柴沟堡、怀安、天镇、阳沟等地。11月3日，奉军进抵大同，并自大同向南发动进攻，而后进至山阴县。奉军的右翼则进抵朔州，正面逼近广武、雁门。张作相率主力部队移驻浑源，在平型关的奉军于芷山部、在龙泉关的王树常部越过沙河镇和天营镇，进攻繁峙、五台。晋军将领商震移驻代州督师雁门、繁峙，阎锡山则坐镇太原指挥五台、娘子关的战事。9日，汤玉麟部的郭希鹏师占领绥远省城，奉军进至包头。14日，奉军占领平型关。
17日，奉军五攻涿州城，仍然不克，而晋军此时业已退回山西依险据守。奉军方面在激战之余，则需要休养，加上此时已值隆冬，严寒天气，地势生涩，奉军便不欲轻敌激进。平型关方面战事虽一度吃紧，但随着气候变得寒冷，加上山岭崎岖，道路泥滑，奉军自感行军艰难，所以也没有急进。阎锡山缩短战线之后，兵力便可以集中，而奉军进入山西则需要面对物资运输上的困难，是以固守为主。
12月7日，奉军派出正式代表偕同北京的慈善团体代表及山西旅京同乡会代表持白旗进入涿州，与傅作义接洽和平让出涿州城，傅作义乃提出以全师退回山西为和平让出涿州的条件，奉军无法接受傅作义的条件，和谈遂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0日，张学良、韩麟春自保定抵达北京，13日，韩麟春又自北京回到奉天，因为涿州一时难以攻克，加之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张学良遂选择采取长期围困的方法，待涿州不攻自克。
傅作义虽然据守孤城、五退奉军，但无奈北方进入隆冬，城中的供应也难以为继，他纵有守城之志，手下将士也难有守城之心。傅作义乃致电阎锡山求援，“我军……若能火速反攻，则职等为牵制计，于旬日内当日食一餐，以竟全功。不继则以草根树皮济之，舍此则报国虽切，无能为也”，阎锡山很快就复电傅作义等，“众志成城，何虑金汤不守”。阎锡山的这封电报，就是给了傅作义一张没有保证的饭票。
傅作义哪里还能等到“与三晋袍泽会定幽、燕”的时候，城中的军民都已经断炊多日。傅作义想要率部突围，召集部下的时候，只见所有将领“头脚已肿，伤病累累”，站着都打晃，别说是突围了。既然身处绝境，傅作义只好向奉军寻求和谈，在坚守百余日后，于1928年2月7日开城投降。随后傅作义被张学良软禁，所部残兵则被驱散，涿州城才终于被奉军控制。
晋奉战事进入僵持阶段之际，国民政府则完成了“宁汉合流”，到1928年原本卸任的蒋中正再度出任国民军总司令。蒋中正复任之后，便继续推动国民军北伐，他先是调第四军缪培南部由粤入赣，方振武部自信阳开赴归德，方鼎英部自粤经赣、浙转而入苏，钱大钧部自粤经闽、浙而入沪，另外又命令散驻皖、赣、苏、浙的国民军准备出发。随后到开封召集冯玉祥及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山西阎锡山代表邵某、第一集团军总参议何成浚、总司令部参谋处长葛敬恩等共商大计。
奉军方面亦在北京两次召开军事会议，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准备。经过商议，奉军决定对京汉线、津浦线均采取守势，而选择对山西展开最猛烈的攻势。其中，以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张作相部进攻山西，另自张学良部抽调一部固守京汉线，褚玉璞、孙传芳、张宗昌则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以防御南方的国民军。奉军的意图是先占据山西，尔后向南发展。
4月1日，北方的土地刚刚解冻不久，北伐军便已经开始对奉军发起进攻。7日，二次北伐开始，北伐军第一军团集结于徐州东方八义集、大许家、贾旺、利国驿及徐州附近，第二军团集结于海州、新安镇、运河北站附近，第三军团集结于丰县、沛县附近，第四军团集结于单县、城武附近，另将第二军团孙良诚部置于曹县、菏泽附近，意图集中优势兵力，以两翼包围击破鲁南及济宁地区的奉军主力，然后进抵济南。
1928年4月10日，奉军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接连丢失禹王山、胜阳山、王母山、车辐山，在当晚丢掉台儿庄后退至峄县。11日，奉军丢失王庄及郯城，于13日丢失韩庄、沙沟。14日，孙传芳在江苏、山东边界的丰沛一带进行反攻，以声援张宗昌。而张宗昌则亲抵前线督师，饶是如此，奉军仍然无法阻挡北伐军的反复冲击，只好撤出临城。北伐军于18日攻克滕县，19日攻克邹县及曲阜，20日攻克兖州，将退守峄县的奉军围歼。
张宗昌的部队在奉系中是人数最多的，但名目番号不整齐，每军的人数众寡也不同，各军军长兼任师长几乎成了惯例。至于军纪，更是在奉军中垫底，能够在奉军中立足只是因为张宗昌部素以骁勇见长，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决不含糊，加上其督军山东，所谓“天高皇帝远”，治军严苛的张作霖也鞭长莫及。所以张宗昌擅长的是打乱战，对方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他一顿劈头盖脸打将过来，就算不能打得对方找不着北，也能唬得对方找不着北。当时北洋的将领提到张宗昌的部队，都认为是张牙舞爪的怪物，加上张宗昌所率的白俄军团，都是“红毛蓝眼珠子”的洋人士兵，战斗力姑且不论，震慑力是有的。
但是和北伐军遇上，张宗昌的这些能耐就不顶用了。北伐军的官兵都是热血青年，加上接受过黄埔军校的正规军事训练，张宗昌这种乱战的打法不但没能打乱敌方的部署，反而先自乱了阵脚。长处既然被遮盖，短处也就暴露出来，因为人员构成复杂，打起仗来也谈不上有什么章法，因此一旦开始撤退，就是一盘散沙般的溃退。《曹刿论战》里说：“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张宗昌的部队一溃千里，大片大片的地方给北伐军占去，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兖州、济宁被北伐军占据之后，张宗昌和孙传芳即退至高吴桥、马坡、泗河、官庄、大厂各附近，之后又退到博山、泰安。张宗昌准备凭借泰安据守，而孙传芳则以五个师退守肥城，又以三个师固守城外刀山谷、凤凰庄一带，和张宗昌部呼应，余下两个师则归马宝珩指挥，置主力于万德、界首。23日，北伐军对张宗昌和孙传芳发动进攻，25日，北伐军贺耀祖部自大舍、大石桥线向店台、长城、大万德、小万德等地逼近，方振武部则猛攻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