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退直隶：四面楚歌中的奉系（1 / 2）

入豫作战，接连击败直系诸将，逼得吴佩孚跋涉蜀道、凄凉入川，但奉系自己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地步。直系诸将纷纷溃败，皖系早已凋零，兀自支撑北洋危局的奉系，则因为郭松龄和王永江离去元气大伤，再次入关哪里还有当初的威风？张作霖的雄图霸业大梦难圆，他亦最终因霸业而起、因霸业而殁。到这个时候的奉系，已经不再是张作霖唱主角，而是换成了少帅张学良，以“小诸葛”自命的杨宇霆，既无力如郭松龄那样治军，亦无力像王永江那样治政，这才是奉系真正走向绝境的原因。

好话说尽，张作霖终于对吴佩孚动粗了。这一次，吴佩孚终于给张作霖回了电报，“现仍盼吾弟速令贵军停止前进，以便从长计定作战办法”。吴佩孚虽然不想和奉军开战，但他的部下靳云鹗已经私下与北伐军建立联系，吴氏对河南已经无法把控，只能困据孤城，靠几封电报劝阻张作霖。

而此时荣臻率领奉军先头部队业已进入河南，沿京汉线、陇海线两路向郑州进发，全军共5万余人，进入河南的奉军由于珍节制。奉军在陈兵于黄河北岸之后，1927年2月13日，张学良和于珍又自济南回到北京，在顺承王府参加由张作霖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不理睬吴佩孚的态度，先头部队遂于15日开始渡河。

奉军既然非要进军河南不可，而靳云鹗又在组织豫军对抗奉军，吴佩孚既无法阻止奉军入豫，又无力控制靳云鹗，便只能任由双方开战。17日，张学良致电靳云鹗，“良虽不敏，向持四义。事上官以忠，事亲以孝，为国除贼，为社会求安。此心此志，如是而已。长者倘不鉴谅，必欲周旋于郑卫之野，谨当退避三舍，整旅以待”。3月5日，张学良自北京入豫，于7日抵达卫辉，遂召集于珍、荣臻、赵恩臻等重要将领开会，决定按照原计划分三路渡河，以于珍为中路、赵恩臻为西路、荣臻为东路，限令各军一周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奉军入豫，吴佩孚又无法操控河南局势，8日，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在张作霖的授意下致电吴佩孚，请其来京。此时靳云鹗在河南拥兵自重，吴佩孚早已失去了对军政大权的把控，按理说应邀入京实在是上上之策，但倔强的吴佩孚不愿屈居张作霖之下，再次拒绝离开河南。而渡河的奉军则因为缺乏民船，黄河铁桥断裂，加之豫军在南岸又布防严密，只能改变策略，以先头部队自东部绕道进攻中平。

11日，北京顺承王府内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张学良、韩麟春等负责指挥河南前线，并调黑龙江、吉林的奉军入关担任后防。当日，于珍率部渡过黄河，经由朱仙镇自中平发动进攻，于12日占领中平车站，13日占领中平县城，豫军则退守白沙，奉军一直逼近到距离郑州15里的古城。在邹作华的炮兵掩护下，其余各部奉军亦趁机渡河，由荣臻亲自指挥，丁喜春、陈在新两个旅于14日冲至南岸占领芒山，于15日抵达荣泽县城。同日，西路的赵恩臻部亦自温县渡过黄河抵达汜水，与中路形成策应，从而形成三路奉军包围郑州之势。

与此同时，张作霖再次致电吴佩孚，不过这一次虽然“执事”“我兄”地叫着，却全然不讲什么兄弟之情了，劈头盖脸地把吴佩孚骂了一顿，“夫保大者，中华民国之领土，直隶省之辖境，并非执事所得而据，更非执事所得而攘。至于订立条件，鄙人并未与闻。其京汉之在直境者，直隶有之。如责直隶以据直隶之京汉，不责执事以据河南之京汉耶？责己则暗，无乃不恕。至于渡河进兵问题，弟曾于上月庚电奉达，谓无一言见告，何其健忘。且闻敌军已向信阳进兵矣，兄之部下，且引虎自卫。兄如不知，何以处二心之叛将？兄如知之，何以副讨敌之初衷？进退失据，无过于兹”。

张作霖嘴上骂着，手底下也不放松。奉军三面包围郑州之后，便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对郑州发动猛攻。在内外失据、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吴佩孚只好率部离开郑州，然后挥泪入川。靳云鹗手下的猛将高汝桐率部去抢劫奉军的铁甲车，结果两车相撞，高汝桐被轧成了一堆肉泥。靳云鹗自知不是奉军的对手，便投向冯玉祥麾下归顺国民军，随后冯玉祥、唐生智分别进攻河南，张学良则致电吴佩孚邀请其移居郑州，并允诺当以老伯之礼待之，但逃亡路上的吴佩孚无心恋战，一路西向。

就在奉军入豫的同时，北京政府的顾维钧内阁却已摇摇欲坠，到3月下旬，财政总长汤尔和、海军总长杜锡珪、教务总长任可澄纷纷请辞，随后司法总长罗文干、农商总长杨文恺、内务总长胡惟德亦请辞，这样一来内阁中除了顾维钧，就只剩陆军总长张景惠、交通总长潘复两个人。28日，顾维钧到顺承王府面谒张作霖，表示内阁凋零，难以为继，希望张作霖能够另寻他人代阁揆，张作霖则对顾维钧极力安抚，希望他能够挺过这段日子。

到4月5日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汤尔和、罗文干等破例出席，国务院难得地热闹了一次。当时政府的烂摊子一堆，但内阁却没有办法解决一件，于是阁议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阁议结束以后，内阁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7日，顾维钧再次向张作霖请辞。

到这个时候北洋政府的形势，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十余年来的财政问题因为与外国的巨额借款始终无法妥善解决，加上北伐军势如破竹，北洋要员要么竞相离京，要么观望态势。冯玉祥在西北声援北伐，河南的靳云鹗也已经投向北伐军，山西的阎锡山则始终在观望。奉军既要南下援助孙传芳，同时还要在河南抵御冯玉祥、靳云鹗，战线拉得太长，就有些顾头难顾尾了。到1927年的5月下旬，北伐军已经抵达黄河南岸，奉军遂决定放弃陇海线，退入直隶地区。

奉军之所以选择退入直隶，是为了巩固西北，所以力求先要站稳脚跟。当时东南战事进展不利，孙传芳退守清浦，张宗昌、褚玉璞的联军退守徐州，安徽北部已经被北伐军占据，只剩下河南和江苏之间的陇海线可以通行。随着许郾战紧，巩洛濒危，郑州便三面受敌。偏在此时，阎锡山忽然称病，闭门拒客，山西方面的局势立刻变得扑朔迷离，此时奉军已经深入豫南，如果阎锡山发难，陇海线和京汉线便会同时受到威胁，反倒是奉军可能落入进退维谷的地步。

为了以防万一，张作霖乃先下令以奉军对北伐军发动猛攻，在战事最为激烈时突然撤退，使北伐军措手不及。28日，张学良留韩麟春在郑州调度，自率预备队以及军团部由郑州退至直隶卫辉，其余各军则分别自兰封、东明、黄河桥及汜水四路撤退，同时，致电张宗昌弃苏保鲁，津浦线的直鲁联军乃同时放弃徐州，退守临城、韩庄，到31日晚间，奉军全部自河南安全退回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