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水土不服的张作霖（1 / 2）
第二次直奉战争让张作霖抵达顶峰，当姜登选、杨宇霆南下，奉系军阀一度掌握着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热河特区。其势力所及，北到黑龙江，南到长江下游，全国几乎三分之一的繁荣地区都在张作霖的掌握之下。但这个顶峰时期之短，与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相比几乎就是在旦夕之间，奉系军阀接连丢掉长江下游地区，而北方各地也陷入激战，入关驱逐直系以后的张作霖，可以说是哪里都不太顺利。让张作霖始料未及的是，兵败东南竟然还不是他最大的麻烦。
杨宇霆由江苏逃出之后，于1925年10月21日清晨抵达天津，并于当天午后出关，翌日6时抵达奉天，当晚便与张作霖一道召开军事会议。奉天遂宣布戒严，与此同时，张作霖派出四个师和两个混成旅入关，据守京奉线和津浦线，并命令张宗昌即刻由山东开赴安徽，以阻挡孙传芳部继续北上。张作霖麾下的几员大将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全都吃了败仗，张宗昌也不知道是否能抵挡得住孙传芳，张作霖只好电召在日本观操的郭松龄即刻返回奉天，到这个时候，张大帅还是不得不倚重他素来不甚喜欢的“郭鬼子”。
其实在日本观操期间，郭松龄已经忙里偷闲和冯玉祥有了跨洋联系。郭松龄去日本，原本是为了散心，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出力最大，但姜登选、韩麟春、杨宇霆都得到了好处，连邢士廉都拥兵上海，郭松龄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待郭松龄接到张作霖的电报回到奉天，他更加不快——杨宇霆、姜登选接连丢掉了东南地盘张作霖不仅没有责罚他们，反而继续对他们委以重任。这就更让郭松龄反感了，张作霖是把他当作工具，需要的时候招来，不需要的时候便遣去，郭松龄由此更坚定了反奉的念头。
25日，姜登选和韩麟春亦由徐州北上，出关向张作霖报告前线军情。翌日，姜登选、韩麟春又随杨宇霆、郭松龄南下布置军事。但在离开奉天以后，郭松龄并没有即刻南下，而是告病住进了天津的法国医院。其实自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的张作霖，在决策上确实有着诸多失误，杨宇霆固然是人才，在治政方面小有建树，但并不是真正的统兵之将。至于姜登选、张宗昌、韩麟春、李景林之流，虽号称虎将，指挥能力却乏善可陈，奉军中真正能率兵打仗的只有郭松龄，但张作霖偏偏信任那些善于表现的将领，对“郭鬼子”难以信任，一旦待到郭氏战败，那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
郭松龄在天津称病，那么就只有姜登选、杨宇霆、韩麟春南下，这三位都是败军之将，要么是光杆司令，要么就是只剩一些老弱残兵，因此挑大梁的便只有山东督军张宗昌。于是，张作霖便委任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在徐州附近分三路布防：东路在邳县，西路（即陇海线方面）在砀山，南路（即津浦线方面）在宿州夹沟。孙传芳来势汹汹，也分兵三路进攻徐州。
张宗昌正式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所部的直鲁联军12万余人分为五军：自兼第一军军长，以方永昌为副军长；施从斌出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军长；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军长；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军长；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军长。其实张宗昌原本是想分成七军，分别布防在徐州周围，但孙传芳所部速度奇快，张宗昌根本没有时间成立第六军和第七军。
徐州、海州的战斗开始时，张宗昌一度握有优势，他对东、西、南三面都采取守势，以逸待劳。随后邢士廉、孙钵传对直军白宝山部发起猛攻，从而控制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自运河攻击李启佑部，攻入宿迁。随后，邢士廉联手姚霁会攻直军马玉仁部，围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展开激战。此时西路的夹沟方向亦陷入混战，整个海州、徐州的战事便一度陷入僵持。
但是在11月1日，战事忽然出现重大转折，直军对任桥一带发动猛攻，施从斌的第二军被打散，施从斌兵败被俘。张宗昌闻讯急忙调孙宗先的第三军和方永昌的第一军驰援南路。但是孙宗先嫡系第五师原本就和张宗昌部不睦，而孙宗先率领的第三军大都是苏、皖、鲁、豫四省的边地土著，早已经无心恋战。自3日起，张宗昌每晚都回到前线巡视，但战局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6日，张宗昌命令城内外的驻军即刻登车北去，放弃海州、徐州防线。7日清晨6时，张宗昌率司令部文武人员，以及第三军副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自津浦线退往韩庄。另外，孙宗先的第五师也自陇海线退至砀山，来不及撤退的孙钵传的守备队一个营、方永昌的卫队旅两个连都被缴械，孙钵传于午后自运河逃去。张宗昌的白俄兵团则从前线退回，自徐州徒步北撤。许琨、姚霁自赣榆退到日照，方振武自灌云退到沂州，邢士廉等人则自海路乘船逃到青岛。至此，奉军完全退出东南一带，孙传芳则完全控制了苏、皖、浙、闽、赣五省，成为当时军阀中的实力派之一。
说到这里，就要讲到郭松龄起兵反奉，但是关于郭松龄为什么要起兵反奉，历来说法不一。总而言之，都是在郭松龄身上找问题，其实郭松龄之所以起兵反奉，最大的问题并不在郭松龄身上，而是出在奉系本身。前文已经讲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少壮派势力逐渐分裂为大学系和士官系，分别以张学良和杨宇霆作为两系的首脑。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相当于奉系军阀确定的未来接班人，照理说大学系应该在奉系军阀中最为得势，但情况却恰恰相反。
张学良的性格和杨宇霆正好相反，虽然贵为少帅、奉军未来的当家人，但张学良平素非常谦和，尤其体恤下属。恃才傲物的杨宇霆，除了张作霖，几乎谁都不放在眼里，自然也就惯以长辈的姿态来面对张学良。张学良尚且要被杨宇霆压下来，更何况是士官系其他的将领呢？而且与士官系杨宇霆一人独大不同，大学系是双核共存，即有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主事者。而张学良对郭松龄的感情，既如同弟弟面对兄长，也像学生面对老师。张学良非常信任郭松龄，甚至连自己的印信都任由郭松龄使用。
而郭松龄若是不济也就罢了，可郭松龄又特别能干：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退守山海关，正是郭松龄临危受命，阻挡住了追击而至的直军；张作霖退回关外以后，负责练兵的就是郭松龄，奉军能够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郭松龄功不可没；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力战山海关、奇袭九门口、攻占秦皇岛的也是郭松龄。张作霖能够迅速自战败中崛起，靠的就是文武两大干将，文的是王永江，武的是郭松龄。“小诸葛”杨宇霆虽然有组建海军的功劳，但东北海军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
张学良虽然贵为少帅，郭松龄固然能干，但他们毕竟都不是搞政治的行家里手，当时在张作霖面前最得宠的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邢士廉几乎都是士官系。而问题在于，士官系这几位论打仗都不是什么好手，直奉第二次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都是大学系。在军队里，“赏罚分明”是最要紧的，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部队要有战斗力，官兵齐心，就得有良性的赏罚体系，让下面的人看到上升空间，让下面的人对最高统帅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