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军经武：张作霖决心雪耻（2 / 2）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终于取得胜利，航空军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5年，张学良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处、机械处，以高纪毅出任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3月，设立航空学校，张学良自兼校长，赵廷绪、王立序等以及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出任教官。因为前两批飞行员素质都不甚理想，张学良亲自从东北军官训练班挑选出28名航空兵学员。

这28名航空兵学员被送到法国，有18人进入巴黎的毛兰纳航空学校，余下的10人则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龙特航空学校。其中毛兰纳航空学校是法国最优秀的空军学校，教练机都是毛兰纳工厂自主研发制造的。两部分学员在毕业之后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备初级驾驶人员资格，又于1926年秋转入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1927年初，这些学员学成归国，张学良对他们相当重视，将他们的军衔自准尉提为中尉，还有很多人很快被提升为少校或是中校。

东北空军的飞机最早是自其他军阀手中缴获的，1921年自皖系缴获8架，1926年自直系缴获2架，1927年自冯玉祥部缴获3架，1928年飞豹队自山东带回10架。后期则主要是张学良斥巨资从西方国家购得的新式飞机，包括1925年自法国购买10余架，1926年除再次从法国购入26架外，又自日本购入4架。1930年，自捷克购入40架。同时，美国和法国在1929年各赠送1架飞机。据估计，当东北空军全盛之际，飞机数量在250架到300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除了空军，张作霖还决心建立自己的海军。就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吴佩孚曾派海军巡视秦皇岛、葫芦岛一带，威胁奉系后方，使奉军对后方始终有所顾忌。到奉军战败时，依附直系的“海筹”“海容”等军舰自秦皇岛轰击奉军，张作霖的车都险些被炮弹击中，使奉军损失惨重，在夜间行车甚至不敢开灯。待到退回关外，张作霖即任命曾在北京政府中主管海防的沈鸿烈负责组建海军。

沈鸿烈随即开始大力招揽人才，将他的同学凌霄、方念祖、谢刚哲等请入东北，创立葫芦岛航警学校（后改称东三省航警学校、东北航警学校、东北海军学校等）。以海军上校凌霄出任校长、以海军中校方念祖出任教育长、以海军中校陈华森出任佐理官、以海军少校戴修鉴出任学监。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沈鸿烈率领东北海军保障东北“海防无虞”，并拥有“镇海”“威海”“定海”“飞鹏”四舰。随后有赖于时任山东督军的张宗昌相助，沈鸿烈接收渤海舰队，使东北海军处于全盛时期。以沈鸿烈为海军中将司令，海军少将凌霄辖“海圻”“海琛”“镇海”“威海”“同安”等军舰驻泊青岛，袁方乔辖“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军舰驻泊长山岛，陆上则设有海军学校、陆战队、造船所、海军航空队、海军医院等。拥有大小舰只21艘，总排水量约3.22万吨，舰队官兵约3300人。

随着奉系中少壮派势力逐渐崛起，作为旧派的张作霖也认识到，“凡国家若想富强，哪能不注重教育与实业”。关于在东北建立综合性大学的事情，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就已经由奉天省议会提出，奉天省长王永江也曾多次向张作霖建议“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对于创办东北大学的主张，张作霖欣然采纳，但当时他正一门心思与直系斗法，哪里顾得上办学校？等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创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便被暂时搁置。

等第一次直奉战争被吴佩孚打败回到东北，张作霖头一件事便是创办大学，别的不说，光是开战前那一番电报战就让他记忆犹新。1922年8月，负责此事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在省长公署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教育界名流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恩格、吴家象、汪兆璠、王之吉为筹备委员。12月2日，省长公署发布委任令，以莫贵恒筹备理工科，汪兆璠筹备文法科，吴家象筹备干事科。

1923年1月5日，省长公署批准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理工科，以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建为文法科，并拟定《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设立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和法科，这些学科后来发展为各系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农学院等。根据《东北大学组织大纲》，东北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为奉天省，占到了九成，其余则来自于黑龙江省。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自此这一天被定为东北大学建校纪念日。

虽然所有的事情都落实了，但事情的进展并不是那么顺利，首要的问题就是校舍和资金。东北大学最初用的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文学专门学校的旧址，学生为了上课往往要在不同的校区之间奔走。后来，王永江看中了奉天昭陵东南的500亩土地，但其中有300亩是清皇室的陵地，王永江为此专门去函向醇亲王求助，得到同意后才开工。东北大学的新校舍自1923年5月开工，到1925年全部竣工。

有了校舍，但资金却成了问题。整个基建预算费用就高达600万元，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算，虽说当时的东三省经济状况不错，但每个方面都需要钱，这笔费用并不好凑出。王永江没有办法，只好自奉天省长公署拨款，但仍然不够。有一次，王永江与少帅张学良聊天时谈起此事，张学良当即个人出资150万元，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也非常重要。一所大学是否优秀，关键在于师资力量。因此，虽然资金困难，但王永江还是不惜重金聘请一流的学者到校任教。当时很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贤达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比如曾担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俄文学者曹靖华，以及著名学者梁漱溟、林徽因、刘仙洲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大家云集”。

当时东北大学的预科教授月薪最高为260大洋，最低为150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为300大洋，最低则为180大洋。当时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月薪最高是300元，南开大学是240元，还常常欠薪。而东北大学后来教授月薪最高时甚至一度达到360元，如著名学者章士钊到东北大学任教时更是领得800现大洋的月薪。另外，校方还专门为教授修盖了宿舍，都是新式洋房。

除了上述讲到的这些，东北大学在管理上也颇下功夫，对学生专门采用了具有约束力的学分制，这在当时也是大学管理学生较为有效的手法之一。同时，还专门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规定，凡是应届毕业生考试第一名者，就可以公派到英国、美国、德国留学。1929年7月1日，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时，就有8名学生因为考到学科第一名而被公派出国。20世纪30年代是东北大学最为鼎盛的时代，当时的东北大学有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每年的运营经费达到160万元。

张作霖对教育非常重视，从而为东北培养了很多人才，同时也巩固了自己在东北的地位。而到张学良管理东北时期，对东北大学更为关注，可以说是“出谋、出力、出资”，并将办学宗旨改为“培养使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流亡关内，不复当年的辉煌。1993年，东北工学院更名恢复东北大学校名，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则受聘为名誉校长，而此时的少帅却两鬓苍苍，已经远离故土达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