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从无畏到无所畏(1 / 2)
奉军并不惧怕新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北洋将领忙着抢占地盘,用烟草和银元博弈的时候,奉军一直都是冲锋在前的排头兵。但是奉军不惧怕新军,并不证明奉军的战斗力就一定高于新军,至少在三方面,奉军是落后于北洋新军的:一是部队的正规化,二是部队的凝聚力,三是部队的素养。奉军作战往往是一哄而上,有点儿“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意思,直皖战争时,胆怯的皖系将领颇为这种混不吝的架势所震慑。但遇到有一定军事指挥能力的吴佩孚,就不够用了,被直军三下五除二地扫回东北。痛定思痛的张作霖,决定奋发图强,奉军才真正从一伙莽夫,变成一支军队。
直奉大战爆发之前,张作霖借鉴了之前直皖战争前的经验,将所有的矛头都对准吴佩孚。直皖战争爆发时,段祺瑞是皖系的精神领袖,但掌握实权的却是“小扇子”徐树铮;而直奉大战爆发之前,曹锟虽然在保定权倾一时,但所恃的乃是虎踞中原的吴佩孚。所以直皖交战,吴佩孚便主攻徐树铮,麻痹其他皖系军阀,而当直奉交恶,张作霖也将所有的矛头对准吴佩孚,而对保定的曹锟采取安抚策略。
另一方面,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都是一个台前唱白脸、一个幕后唱红脸,唯有奉系军阀是张作霖一个做主,所以张作霖用这招攻击直系,却并不害怕吴佩孚也来离间奉军。
偏偏在这个时候,直系已经逐渐分裂为“保定派”和“洛阳派”。吴佩孚拥兵洛阳,在直系中的话语权仅次于曹锟,曹锟身边的幕僚和宠将自然不满。尤其是曹锟的弟弟曹锐、曹锳,对吴佩孚这个“外人”深感不满,所以再三挑拨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曹锟有“傻子”之称,其实并不傻,吴佩孚在外面嚣张跋扈,在曹锟面前却恭敬有加。曹锟也明白,自己所以能够扶摇直上,全靠着蓬莱秀才,所以到关键时刻,他仍然信赖吴氏。
张作霖一边集中攻击吴佩孚,极力离间曹锟和吴佩孚的关系,一边也希图在军事上完成对吴佩孚的包围。张作霖派人与广东的孙中山取得联络,希望北伐军向湖南、湖北、江西出兵。又通过张勋的关系联系到张勋的旧部张文生,准备与张文生会师安徽,同时以田中玉在山东响应,陈树藩在陕西响应,并极力笼络河南的赵倜、赵杰兄弟,趁着直奉战事直捣洛阳。同时,奉军亦积极备战,入关后分别入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古北口,以及津浦线的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由于孙中山的北伐军迟迟不能动身,张作霖遂又派出吸收在奉军内的原北洋将领到处活动,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等人,虽然业已下台,但在北洋军阀中尚有旧部。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当时驻防在陕南,而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仍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则驻防在鄂西。这些人都吃过吴佩孚的亏,尤其是原属直系的王占元,赵恒惕率领湘军援鄂,他央求吴佩孚出兵相助,吴佩孚却坐山观虎斗,然后坐收渔利,将湖北交给自己的手下萧耀南打理,白捡了个大便宜。
直奉双方激战在即,“保定派”却仍然不欲与奉军动干戈,曹锟遂派出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到奉天向张作霖示好,王承斌是奉天人,与张作霖算是有同乡之谊。张作霖向王承斌再三表示,他与曹三爷并无过节,只是反对吴佩孚,并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曹锟。张作霖的离间计在曹锟那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却让曹锟身边的人更为气恼吴佩孚,“保定派”的魁首曹锐又亲自到奉天面谒张作霖,并表示直奉战事与曹氏兄弟无关,主要是吴佩孚跋扈自专,违抗曹锟的命令。
不仅是直系的“保定派”,这时连总统徐世昌也开始拉拢张作霖,在梁士诒辞职之后,颜惠庆曾短暂代理阁揆,徐世昌又提出请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面组阁。梁士诒组阁时,为了笼络奉系,将原吉林督军鲍贵卿调到北京出任陆军总长。鲍贵卿得到徐世昌的暗示,便跑去奉天请示张作霖,此时张作霖一意与直军交战,鲍贵卿却跑来添乱,惹得张作霖很是气恼。鲍贵卿在奉天碰了一鼻子灰,鲍阁也就自此流产。
1922年初,先是段祺瑞忽然离开北京,接着孙中山又致电张作霖表示可以北伐,本来决定暂缓用兵的张作霖又改变了主意,其态度就显得更为强硬,遂以换防为名,动员奉军主力入关。吴佩孚获悉后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积极调动军队,随时准备迎战。3月8日是张作霖的农历生日,曹锐以拜寿为名再次抵达奉天,并拉拢奉系将领孙烈臣等人安抚张作霖。
张作霖给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是将梁士诒复职;二是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务,而专任两湖巡阅使;三是以段芝贵出任直隶督军;四是直军需退出京汉线北段,将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驻扎。张作霖的这些条件,可以说每一条都异常苛刻,完全就是要抢夺直系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其实张作霖的心里,未尝没有做好被直系拒绝的准备,他已经决心要与直军一战,干脆提出这些尖刻的条件,如果曹锟或是吴佩孚拒绝,倒给了他开战的借口。
就在此时,北京却爆出了一件财政大案。原来为了解决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财政部发行了“八厘债券”,总额为9600万元。但是因为受到吴佩孚的质诘,只好又另行成立“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监察厅以及银行界重要成员组成,委员长为董康。财政部原本打算以此来掩人耳目,不料委员会竟然自发行债券过程中审查出诸多问题,于是建议法庭传唤财政部相关人员对质,财政部长张弧弃职逃往天津。事发之后,吴佩孚即发出通电,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并且借此要挟北京政府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张弧是因为亲近奉系才得以进入梁士诒内阁的,虽然梁士诒辞职,但梁内阁成员大多在任。吴佩孚对张弧死咬不放,自然让奉系的张作霖大为光火,此时曹锐恰好仍在奉天,张作霖便叫来曹锐,表示如果曹锟碍于情面,那奉军就要替曹锟教训一下吴佩孚。曹锐是主和派中的领头人,最怕的就是开战,急忙跑回保定。正是在曹锐的劝说之下,曹锟才对吴佩孚进行了一些斥责。吴佩孚对张作霖不假辞色,但对曹锟依然恭敬有加,曹锟也不过做做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