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直奉大战：败出关外卧薪尝胆（1 / 2）
不可否认，在奉军初次入关之后，张作霖和他的奉军进入了膨胀期。此时的奉系因为处于皖系和直系的中间，受到两派的拉拢，从而拔高了他们在北洋军阀中的地位。但其实以真实的实力而言，奉军的人数和装备不及皖军，奉军的作战素养则不及直军，张作霖自以为称霸一方，逐渐便觉得奉系已经独步天下。待直皖交战，奉军入关助直，成为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关键因素，张作霖和他的奉军开始迫不及待地打压直系，终于在直奉第一次战争中溃败。究其原因，靠利益和义气集结起来的部队，不伦不类，真正打起仗来就原形毕露了。
到了这个份儿上，北洋政府其实已经不再是皖系一家说了算。皖系虽然把持着中央政权，但其实外强中干，只有一个徐树铮在西北戍边搞得有声有色，成了“西北王”。此时的北洋系，已经逐渐分化为两个派系，明着说是皖系、直系和奉系之别，但其实却是旧派的北洋元老和新兴的北洋势力之别。段祺瑞虽然极力拉拢曹锟和张作霖，但本质上他却看不起这两个北洋新贵。作为旧式官僚，等级观念对段祺瑞影响极深，曹锟和张作霖一个是布贩子出身、一个是胡子出身，都是半路混进官场，既不是北洋系的正统派，也不是官场上的正统派。
中国的旧式官僚，不论是武官还是文职，都是循着考试然后步入仕途，按照官僚体系的路线升迁起来的。而曹锟和张作霖却不同，曹锟是布贩子出身，靠奉承袁世凯逐渐成势；张作霖原本是土匪，被招抚以后完全是凭借巧取豪夺才成为封疆大吏。旧式官僚往往注重资历，所以民初的前几任总统，虽然走马灯似的换，但是一提到候选人，总是逃不开黎元洪、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这几副老面孔。这些人都是北洋系的元老，逊清时便已经身居要位，按照旧式官僚思维，当官总是要先从前辈开始的。
但其实早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军阀就已经在发生变化，旧有的这种官僚体系已经被逐渐瓦解，从“有德者居之”变成了“有枪者居之”。有权有势的军阀往往就是土皇帝，中央也得靠着这些土皇帝居家过日子，几任总统都在和这些土皇帝争权，结果都灰溜溜地离开了总统府。到段祺瑞这里就成了一种矛盾到畸形的情况：他一边需要依赖于地方的土皇帝们，一边又在内心里秉持着无法改变的旧式官僚思维。久而久之，新旧派系之间的矛盾就明显了：你利用他，还看不起他，他既然比你有权有势，还会甘心替你卖命吗？
作为北洋系中的新兴势力，曹锟和张作霖一开始并无派系之分，虽然各自都有了小圈子，但还是在为段祺瑞卖命，毕竟有“北洋群体利益”这样的大前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发现，自己为这帮老家伙去冲锋陷阵，他们在后方吃粮不管事，却还看不起自己，这是什么道理？段祺瑞先后向曹锟和张作霖许以副总统的职位，但只是想借此来拉拢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让布贩子或是胡子出任副总统。尤其是皖系中的一些军阀，经常以旧官僚的姿态出现，这就更招致曹锟和张作霖以及吴佩孚的不满。
所以直皖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北洋系中新旧势力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之所以造成直奉联手，就是因为直军和奉军中的新权贵官僚，长期受到旧官僚的欺压，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终于冲破了底线。直皖战事一起，以皖系为代表的旧式官僚这边马上就慌了神，他们养尊处优多年，哪里还知道拼命的滋味？而以直系和奉系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则是众志成城，1920年4月，八省督军组成反皖联盟，直系与奉系正式联手，随即打出“清君侧”的旗号，直指段祺瑞身边的首席红人徐树铮。
新旧势力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对张作霖而言，他并不想和皖系兵戎相见。张作霖屯兵关外，若是开战必以直军为主，他讨不得多少便宜，对他而言，不管是战是和，谋取更大利益才是关键。于是在6月19日，张作霖以调停人身份抵达北京东车站，装模作样地来做和事佬。为了显示中立，张作霖并没有入住皖系的安福系为他安排妥的大帅行馆，而是住进了北京奉军司令部。张作霖随后拜访京城政要徐世昌、靳云鹏和段祺瑞，再三表示自己抵京是期望直皖双方互相让步、维持和平。
22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吴佩孚前来参会并发言，吴氏的话让张作霖和曹锟听了之后“均为动容”，随即提出调停时局的条件由张作霖带回北京。23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张作霖遂于席间将条件列给段祺瑞过目。段祺瑞表示这些条件均可以商量，但唯有解除徐树铮的兵权一项没有余地。双方的交涉到此时便陷入僵局，直系方面趁机大做文章，将攻击的矛头对准徐树铮和安福系，而去除了段祺瑞和徐树铮所率的西北边防军，从而争取到了舆论的主动。恰在此时，徐世昌忽然于7月4日发布命令，免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职务，调任其为威远将军，留京供职，由李垣暂代西北军务，并撤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所部归陆军部接收。在民初，“将军”这样的官职几乎就相当于是有名无实的闲差，和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根本无法相比。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对边防军进行紧急动员，此时直皖战事的爆发只剩时间问题。
张作霖以调停人的身份入京，却是站在直系一边。当时直奉联手的态势依然明朗，徐树铮遂起了杀心。1920年7月5日，徐树铮恭敬地去拜访张作霖，并留在行馆内与张作霖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二人表现得亲密无间，“了无芥蒂”。6日，徐树铮又以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晚间到段祺瑞的驻地团河开会，列席研究讨伐直系的问题。张作霖并不知道其中蹊跷，遂欣然前往。此间列席这次会议的除了皖系诸将，还有日方的相关人员，这样张作霖便更不做防备。
就在会议进行中，徐树铮以接电话的名义，把段祺瑞叫到一旁，并且暗示段祺瑞要把张作霖“扣起来”。徐树铮想对张作霖猝然发难，但看起来并没有和段祺瑞商量，张作霖毕竟不是陆建章，若是草率下手，引发东北方面的连锁反应，很可能将皖系置于被动，段祺瑞遂“面露犹豫之色”。张作霖是何等人物，段祺瑞的神色只是一瞬间的变化，已经被他看在眼里，便感到团河这个地方不能久留，“遂借口出恭而偷偷溜走”。据说，张作霖就是这样自“尿道”遁去，抵达车站时已经是7日凌晨1时。
张作霖久去不归，徐树铮便派人去找，才得知狡猾的张作霖已经逃跑。但徐树铮仍然不愿放弃，“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同为皖系军阀的靳云鹏与张作霖私下交好，获悉之后急忙派人密报张作霖。张作霖不敢再乘火车，于是更换衣着乘货车离开北京，悄然回到军粮城奉军总司令部之后，张作霖便宣布“局外中立”。据说获悉张作霖逃脱之后，徐树铮曾顿足长叹“大势去矣”。
除了这件事，张作霖还发现皖系在东北有颠覆活动。皖系的曾云霈派姚步瀛等人到东北秘密召集地方武装，扰乱东北治安，据说被张作霖抓获之后供认不讳。张作霖便发出通电，“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张作霖自此和皖系决裂，他于9日回到奉天之后即致电段祺瑞，劝他不要再袒护徐树铮，同时便挥师入关。
11日，张作霖又致电曹锟，表明奉军第二十八师已经先行入关，并派张景惠为司令节制关内奉军，并表示“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13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先后入关，而驻扎在京奉线、津浦线以及马厂、军粮城的奉军亦积极布防。14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发出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责。16日和17日，张作霖又接连发出两则通电，斥责皖系到东三省进行颠覆政权的活动，至此已经不是“中立”，而是和直系联手抗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