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投身北洋：背靠大树好乘凉（1 / 2）
要想真正完成蜕变，去掉自己身上的草莽气，张作霖知道仅靠剿除几个土匪是不够的，他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靠山。这个时候，赵尔巽、沈金鉴、曾韫都已经不能满足张作霖的胃口了，他这一次盯上的是徐世昌和他背后的北洋军阀，有了北洋军阀的支持，他才能够在东北发展壮大。但是张作霖没有进过北洋军校，也没有参与过小站练兵，以土匪的身份想要跻身北洋系之列，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成功往往需要一点儿运气，于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给了张作霖一次再合适不过的契机。
在接连剿灭了东北地区的几股巨匪之后，徐世昌就着手对付在蒙古及东北边界上出没的一些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则多是由蒙古族人组成。说起蒙古族人的地方武装，就不能不提到旗地。旗地，顾名思义，就是清廷及蒙古贵族的庄田以及骑兵所拥有的土地。在入关建国之后，清廷统治者就将明朝旧有的官田和民田，通过圈地强占的手法拨归皇室，然后再赐给有功勋的贵族或是旗人。拨归皇室内务府的土地被称为皇室庄田，被赐予亲王、郡王等宗亲的土地叫宗亲庄田，而赐给满蒙及汉军八旗子弟的土地则称为八旗官兵旗地。
在清军入关之前，清廷的统治者将其所占领的东北大片土地赐予满洲将士和民众，每丁给地6垧（1垧即15亩），被称为盛京旗地。在入关之后，清廷统治者又在直隶省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占有民田1666万余亩，设为京畿旗地。随着清廷不断开疆扩土，在各地驻防的八旗兵也纷纷圈占土地，设立驻防旗地，但其规模无法与盛京旗地、京畿旗地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旗地往往都掌握在八旗官员手中，一般的兵丁只能领到很小的一部分。
在清朝初年，领种旗地的人需要服兵役，但是可以优免赋税，但规定旗地不得买卖，买卖者则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到清乾隆帝统治后期，随着吏治败坏，旗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清政府虽一再下令禁止土地交易，并动用国库银两赎回被典卖的旗地，很多旗人还是不得不靠典卖土地度日，最终只好承认旗地买卖合法化。到清朝末年，很多旗地都已经转化为民田，而内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者则和其他王公贵族一样，与汉族的地主、军阀勾结，大量买卖旗地，并招进大量费用低廉的垦荒移民，使得当地的蒙古族牧民无法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蒙古族牧民不得不选择揭竿而起，用骏马和枪械来争夺在草原上继续生活的权利。当时蒙古族的地方武装，经常出没于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尤其是洮南一带，尽是广袤的草原，便于骑兵来往穿行实施突击。蒙古族武装熟悉地形，加上他们精于骑射，在草原上神出鬼没，往往都采用突袭的方式，进攻之后即快速撤退，所以很难进行追剿。当时活跃在洮南一带的蒙古族武装包括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清廷认为他们“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清廷的部队战斗力此时已经相当孱弱，对付不了外国人的坚船巨炮，也应付不来地方武装的轻骑滋扰，徐世昌于是又找来张作霖，命他率部“剿匪”。但蒙古族人并不像汉人土匪那么好对付，骑兵对抗，张作霖的部队虽然占据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在作战上仍然完全处于劣势，开始的几次交手，蒙古族骑兵以一当十，张作霖则是接连被挫败。强攻没有成效，张作霖就派人打入蒙古族武装内部，从而取得了大量情报，得以掌握蒙古族武装的一些规律，逐渐扭转了劣势。
张作霖接连击败了几股小规模的蒙古族武装，但对付大股的武装时依然显现出兵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徐世昌又允许张作霖扩编以增强实力，并且将原本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指挥。张作霖遂将自己的五个营扩大为七个营，加上孙烈臣部，其人马已经增加到3500人。孙烈臣原名叫孙九功，字占鳌，后来改字赞尧，1872年6月生于辽宁黑山芳山镇老河深屯的染匠世家，其父在孙烈臣5岁时去世，孙烈臣幼年时进入私塾读书，父亲去世后因家境贫寒辍学，此后打过短工、贩过马、当过护院的炮手。1900年，沙俄强占辽宁，盛京将军增祺出逃时得到孙烈臣的保护，遂在督军堂出任戈什哈（即督军的侍从武弁），不久又命令他招募兵马，担任中营帮带（相当于副营长的职务），后跟随朱庆澜驻防洮南，在转投张作霖麾下后，出任奉天巡防前路马四营管带。
孙烈臣被划归到张作霖的麾下，让张作霖有了一位最值得信赖的将领，在以后的岁月里，孙烈臣将像他的名字一样，不断在紧要关头出现在张作霖的身边，多少次力挽狂澜，多少次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奉系中对张氏最忠心的将领之一。在得到孙烈臣这个有力的臂膀之后，张作霖率部先后生擒牙仟，击溃了白音大赉和陶克陶胡，并一直追击到索伦山附近，重挫了蒙古族地方武装的力量。在索伦山，白音大赉和陶克陶胡合兵一处，以索伦山作为基地继续对抗张作霖部，双方一度陷入僵持。
在与白音大赉和陶克陶胡的作战中，张作霖身先士卒，颇受士兵爱戴。同时，张作霖也不忘提携他的徐世昌，除了日常极力讨好徐世昌，与徐世昌见面的时候也执弟子礼。对张作霖来说，除了极力以出色的表现取得徐世昌的信赖外，他更迫切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尽快傍上北洋系这棵业已枝繁叶茂的大树。不管是北洋系的嫡系还是边缘将领，大都是读过武备学堂或是自新军中磨炼出来的，而张作霖几乎没有什么背景，还有着“胡子”这样并不光彩的经历，想要跻身北洋系何其艰难？
幸运的是，张作霖遇到了徐世昌，有徐世昌的提携，他就得到了混入北洋系的捷径。前文已经讲过，徐世昌虽然手中没有实在的兵权，但在北洋系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北洋三杰”的冯国璋、王士珍和段祺瑞顶多就像是袁世凯的打手，而真正作为袁氏幕中亲信的，首推徐世昌和唐绍仪，其中徐世昌的地位更是远高于唐绍仪和“北洋三杰”，在北洋系中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作霖希望傍上北洋系这棵大树，所以对徐世昌俯首帖耳，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情况。随着张作霖不遗余力地为徐世昌剿灭东北祸乱，徐世昌对张作霖的信任也日甚一日，允许张作霖不断扩大自己。
张作霖在索伦山与白音大赉、陶克陶胡对峙日久，徐世昌又调遣奉天巡防营左路统领冯德麟、奉天巡防营右路统领马龙潭和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吴俊升率部驰援，四路人马合兵一处进攻索伦山，与白音大赉、陶克陶胡的部队展开激战，结果白音大赉受伤被捕，陶克陶胡则战败溃退。张作霖又率部追击陶克陶胡800余里，杀得陶克陶胡丢盔弃甲。同时，徐世昌又与蒙古旗王府“协同堵击”，采取“严禁蒙人通风接济”的策略，逼得陶克陶胡再无立身之地，只好经由外蒙古逃入沙俄境内。战败之后的陶克陶胡身染重病，没有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于1922年4月病逝于库伦（即乌兰巴托），风葬于达兰胡尔岩层之上，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