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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朱家骅(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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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遭此顿挫,好不沮丧,在中山大学任职不久,1930年1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去职,在戴季陶的协调运作下,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来到南京,朱家骅重振精神,决心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主持校政后,他首先提出在学校进行政治训练的方案,提议实施军训,设训育员以限制和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此举经第一团传到蒋介石那里,蒋对此十分满意。

朱家骅又在题为“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报告中,指责现行大学之缺点,阐明了对大学教育改革的观点,颇得各方赞誉。同时利用留学德、奥、瑞三国同学会的组织,拉拢各界学者名流为自己捧场,并在南京《新中华日报》上制造舆论,树立声望。

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和戴季陶的关系更加密切,戴是蒋介石的政治灵魂,经常不离蒋左右,为其出谋划策。经戴季陶在蒋介石面前多次介绍,蒋介石对朱家骅越来越重视,朱的政治地位也日益提高,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戴、朱一派势力,曾一度与CC系并驾齐驱,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蒋介石为了军事需要,长期从国外聘请军事顾问。朱家骅通过他在德国的关系,为蒋介石聘请了多位德国军事顾问。早在1927年张静江拟请德国专家设计一个大兵工厂,朱家骅便从德国请来鲍桦尔上校。鲍桦尔带着《中国陆军计划书》来到上海,由朱家骅陪同去见蒋介石,并任翻译。蒋介石聘鲍桦尔为军事顾问。1929年鲍桦尔逝世后,朱家骅又从德国请来西战场作战局长佛采尔将军,并陪他达到江西内战前线见蒋介石,随即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协助“剿共”。后来德国前国防部长塞克特将军退休,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终于聘请塞克特来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长达10年之久,对蒋介石的“军事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朱家骅在其中参与谋划,进一步赢得蒋介石的信任。

◇主持党务,与CC斗法

1936年冬,朱家骅被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浙江乃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一向十分重视对这块地盘的建设与经营,能够调任朱家骅主政浙江,足见蒋介石对朱家骅的信任。朱家骅1930年从浙江民政厅长的位子上出走广东,正在踌躇满志之时,心中自是耿耿于怀。如今“卷土重来”,却是一跃而为省政府主席,但此时浙江现状却不容乐观,不仅财政困难,而且债台高筑。在此情况下,朱家骅没有立即召回当年原班人马充实实力,而是事必躬亲,竭力整顿,终使财政状况好转。

然而,就在朱家骅召回从前在浙江的老班底,将衙门架子搭好,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在举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军事上的部署,朱家骅也只好采取应变措施。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朱家骅经济上支援上海抗日前线,拨款成立了24个伤兵医院。但战火很快烧到浙江,而杭州既是战略据点,又是上海后方的军政和民间交通通道。为了以江水拦截日军,杭州守军奉命掘毁钱塘江堤。决堤之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江苏的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太仓一带,都将立刻被江水淹没。朱家骅闻讯万分惊异,立刻下令停止决堤,同时致电蒋介石,恳请严令制止决堤。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批准了朱家骅的请求。朱家骅此举保住了两省八县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1月14日,国民党军队撤出了嘉兴,杭州一片混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职员扔下三四百万银元无人照管,全部逃命而去。朱家骅闻讯大怒,严令四银行人员返回杭州料理撤退,随即为四银行撤退准备了交通工具,并派警察护送,使四银行储备完整无缺地撤出杭州。

11月20日,军政部派员运来两吨炸药,命令炸毁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是疏散物资与人员的主要通道,一旦炸毁,尚未撤出的物姿和人民生命财产将遭受严重损失,朱家骅对来人说:“这座桥在建造的时候,早已准备了安装炸药的地方,随时可以炸毁。现在这是疏散物资与人员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不能马上破坏,一切责任由我主席担当。”他同时电告上级部门,要求延缓炸桥。结果,在11月23日军民撤退完毕才炸桥,几天时间多运出许多物资和民众、伤兵。

令朱家骅更难以抵制的是,国民党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在日军占领杭州前夕,国民党准备焚毁杭州。为此,朱家骅强烈反对和抗争,他认为:“一个地方不得已失守了,这个地方上的人民财产还是我们中国的。我们总有回来的一天,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受损失的还是自己的人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说:“外面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

11月下旬,杭州绅士金润泉等人向朱家骅报告,说已有人在杭州街上划下区域记号,贴上标签,准备了火油木材等纵火材料,准备火烧杭州。朱家骅立刻布置人手到市区查明,在别动队划定的区域,把准备好的煤油木材等纵火材料贴上标签,严密严控。一旦别动队准备动手,便立刻以省主席和保安司令的身份严加制止。在朱家骅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下,别动队最终没有动手放火,杭州城最终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然而,朱家骅作为文人主政,在战乱之际确实显得守土无方,束手无策。日军尚未攻占杭州,省市所属各机关要员便纷纷放弃职守,以保全身家为计,省会警察局长甚至主张全市所有机关撤岗。有人为保全身家甚至与上海汉奸联络,进行投敌活动,浙江政局一片混乱。蒋介石认为此时应该起用军人主政,于是改组了浙江省政府,派黄绍竑前往浙江接替朱家骅的省主席职务。

卸任前,浙江省府各委员、厅长做出决议:送朱家骅5万元政费。说是历届主席离任都是如此,被朱家骅拒绝。作为文人高官,朱家骅对战乱无能为力,但对保全自己名声却是尤为重视,值此国难当头,公开收取5万元“卸任费”,岂不贻笑天下。

朱家骅卸任浙江省主席后,先去武汉,后去重庆,在戴季陶的帮助下,很快重新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从1937年到1944年,他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和地位稳步攀升,并很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打开局面。1938年8月,朱家骅先是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4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按中常委决定,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7月成立三青团,被任命为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兼代中央团部书记长并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三期。

1939年12月,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国民党党务。

组织部是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之一,国民党各省市党部负责人都是由中央组织部提名,经蒋介石批准,再由中央常委会通过后任命的。本来党务工作一直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二陈利用CC系势力,协助蒋介石指挥党务、特务系统,控制宣传、文教、经济等部门,深得蒋介石信任。但戴季陶、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对二陈长期把持中组部早有不满,朱家骅就任中央秘书长、中统局长、中央组织部长后,得到戴、于大力支持,上任伊始,便抓紧机会,培植个人势力,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并排挤打击CC系,企图取而代之。

为了扩充实力,朱家骅认为国民党在知识分子方面基础不够雄厚,决心把党务打进学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于是在普通党务处成立了党务科,在各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先后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学术界人士入党。蔡元培逝世后,朱家骅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把整个北大系势力全部包揽过来,所以国民党认为,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期是“学人报国的最盛时代”。

另一方面,朱家骅用举办训练班的办法,搜罗人才,培植亲信,仅1942年朱家骅就举办了三期党务讲习班,八期战地党务干部训练班,还选调各大学高年级女生举办“女子夏令讲习所”,从中发现人才,培养骨干。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扩展了朱家骅的个人势力。同时,朱家骅大力争取国民党内各派系力量,把丁惟汾的人,改组派的人都拉拢到自己一边,甚至不得志的CC老将吴开先也进了朱家骅的圈子,使二陈一生心血所经营的CC系,受到朱家骅的严重威胁。

到1944年,以朱家骅、戴季陶为首的派系力量,已足以与二陈的CC系相抗衡,因而被称作“新CC系”,深得蒋介石器重。同时也引起二陈妒意与不满,两派之间钩心斗角,矛盾日益加深。陈果夫曾满腹牢骚地说:“朱骝先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的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

1944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而此前几个月,朱家骅要把下级党部的选举制度恢复起来,引起党内部分人士不满。老CC系趁机挑拨是非,排挤朱家骅。在此次会议上,朱家骅把组织部长一职还给陈立夫,陈立夫则把教育部长一职让给朱家骅。11月,朱家骅再任行政院教育部长。

◇经营文教,颇有建树

作为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政治风云人物,在朱家骅的政治生涯中,从事文教活动最多,时间也最久。朱家骅有一个信条,就是:“我们教书的今天参加中枢政治,至少要为文教方面做点事。”

1931年12月底,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第二年他便创办了国立编译馆,组织人才翻译外国名著,以使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并于1933年1月底,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设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决定首先选印《四库全书》中的无刊本等部分,交商务印书馆办理。2月又提议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

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朱家骅认为,高等教育“应求充实,勿事铺张,必须提高研究学术之程度,并注意于实用人才之培养”。中等教育“应切合社会需要,救济国民生计”。同时,“对于成年文盲之允斥,须力谋扫除”。他提倡学术自由,提携年轻后进。为促进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朱家骅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和章程。制订了《中学法》、《小学法》和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法规,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为扫除文盲,除推行四年制义务教育外,还发起识字运动,即义务教育的“短期小学”,主要对象为10岁到16岁的失学儿童,每天上课两小时,限定认识1500字,一年毕业。同时积极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从1933年夏天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留英学生考试,连续举办九届,选拔培养了不少人才。

抗战爆发后,北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的停办、有的紧缩,南下的专家学者生活发生困难。为了保护国家人才,朱家骅立刻安排人在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等处分设讲座,为教授们安排教席。同时另设科学研究补助金,使青年科研人员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战乱中,朱家骅不仅对学术研究人员加强保护,对国家文物同样珍爱有加。1937年11月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正值杭州混乱,守土无计,局势危急之时,朱家骅得知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1万多箱故宫文物因经费不足而无法迁移,他立刻电呈蒋介石,请求蒋介石责成相关人员火速抢运西撤,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批国宝珍品,运费可由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紧急垫付。

蒋介石接电后,即令侍从室调集卡车帮助搬运,同时令交通部次长于飞鹏准备轮船,发动文教人员,将1万多箱文物抢运到后方,寄存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及峨眉三处,使一大批珍贵文物免于落入敌手,为国家保存了一批稀世珍宝。后国民党溃败逃往台湾,在朱家骅的指挥下,这批文物运往台湾,现珍存于台湾雾峰。

1943年2月,一位画家在敦煌千佛洞临摹壁画。这些壁画是一层一层画上去的,而这位画家则画一层后剥去一层,任其如此临摹下去,千佛洞里的北魏、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将全部毁于一旦。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朱家骅,朱家骅立刻写信给当地专员公署,请其立刻加以制止,使国家重宝得以保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朱家骅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根据朱家骅的意见,国民政府对教育颁布了一些宣言和法令。但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内战,教育经费奇缺,致使教育事业支离破碎。全国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兴起后,朱家骅于南京、北平、天津、东北等地间忙于奔波压制,但终无济于事。

1948年冬,平津解放在即,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已呈崩溃之势。朱家骅经请示蒋介石后,组织指挥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的文物、书籍运往台湾,计有文物4000余箱,中央图书馆的重要善本书籍600多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书籍400余箱,运往台北。同时他与傅斯年接洽,请傅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的重要教授迁往台湾。

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与历史渊源。早在1928年,他便协同蔡元培参与筹备创办中央研究院,并受蔡元培委托,于当年4月协助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内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文研究所。该院在南京成立后,朱家骅拨过一些庚子赔款予以资助。

1936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朱家骅兼任总干事,实际上负起领导责任。1940年蔡元培病逝后,朱家骅接任院长,自此长达18年之久。任内,他组织了中央研究院的数次迁移,从抗战爆发迁到后方,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上海、北平,颇费周折。但由于组织有序,指挥得力,所用人员尽职尽责,各所的仪器、图表、设备、资料等均没受多大损失,也使得科学家在艰苦环境中仍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科研机构,在朱家骅的悉心保护和操持下,该院到1948年即拥有了14个研究所,尤其是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原子能研究。朱家骅于1948年3月主持了院士选举,共推选数理、生物和人文三组院士81人,再由院士推选院士评议员32人,报请蒋介石批准聘任。这批院士集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郭沫若、吴大猷等全国第一流学者。至此中央研究院功能齐备,机构健全,不能不说是科学界一大幸事。

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虽经朱家骅奔走,但研究院未能悉数迁台,朱家骅赴台后即全力重建研究院,此乃后话。朱家骅身后留下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也与此有关,可谓他一生的闪光点。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朱家骅在广州当上了阎锡山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4月25日,朱家骅夫妇与居正夫妇及其家人,同坐建国号飞机逃往台北。

◇触蒋大忌,赴台后遭冷落

1950年3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阎“内阁”总体辞职,3月15日,随着阎锡山在一片非议中卸任,朱家骅也结束了为期9个月“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随后,朱家骅被聘为“总统府资政”。以后长期担任这一荣誉虚职。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后,朱家骅与大多数靠边站的大陆时期国民党高官一样,也被被蒋介石任命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远离了国民党权力中心,朱家骅还担任着其他一些社会职务:“中央银行董事”、“中德文化协会会长”、“留德奥瑞同学会会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朱家骅已经失宠于蒋介石,但他仍旧倾尽全力去恢复“中央研究院”。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朱家骅就曾计划将“中央研究院”全部迁往台湾,他奔走游说,历尽辛苦,但终因时局动荡,人心浮动,交通困难,经费太差而末得如意,大多数研究院院士因国民党的腐败而选择留在大陆,所以最终迁台的“中央研究院”人员稀少,只有历史语言和数学所两所,这让朱家骅大为失望,且一筹莫展。

迁台之初,台湾政局混乱,国民党政权不稳,军民100多万亟待安置,而当时台湾的经济处于战后待兴之际,“政府”财政状况之恶劣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想要争取经费重建“中央研究院”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为此得罪前后两任“行政院长”后,“中央研究院”不得不裁员,最后名额只有58人,每月经费2.8万元,折合美金不过2000元。院中除历史语言所、数学所少数高级研究员因在台大教书可以住进较大的宿舍外,其他的大部分人员住在杨梅火车站的民宅,生活十分艰苦。

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固,台湾经济也逐步复苏,各项改革新政开始着手进行。朱家骅看准时机,四处奔波,担负起筹措经费、找寻院址、购地建屋、规划学科、创办刊物等使“中研院”起死回生的重任。

在朱家骅的努力下,1954年,“中研院”在台北南港重建成功,“中研院”总算有了新的根据地,住在杨梅火车站附近的“中研院”人员也得以正式迁入南港的新宿舍。不仅陆续重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三研究所,并于1955年2月增设近代史、民族学两研究所。之后,研究院的工作逐步走入正轨。

建设“中研院”根据地所用的经费大部分是由朱家骅从“政府”争取到的拨款,还有胡适在美国申请的中华教育基金5000美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1万美元。但恢复各个研究所仅靠这些钱是不够的,于是朱家骅想到了中英庚款。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曾购买美国救国公债20万美元,由董事会委托华美协进社代存,预备用来做留英公费生转学美国的费用,有些机构团体想变更这笔款项的用途,从这笔款项里得到补助,都被朱家骅拒绝了。在“中研院”请款困难,几个计划的经费无处落实的情况下,朱家骅便想到用中英庚款的最后尾数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1957年4月2日,朱家骅召集并主持了中断多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和院士评议员会议。但在时隔不久的8月20日,一向健康无恙的朱家骅却因“病”递交辞呈,10月辞去了“中研院长”。对于朱家骅的辞职,台北官方也对此发布消息称:“朱家骅因近来体弱多病,向‘总统’恳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而蒋介石“慰留不得”,只好“准予辞职”。为了“体念”他这18年来的“工作成绩”,特地给予朱家骅“明令褒奖”。

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第二次会议投票推举胡适等人为“院长”候选人,后经“总统府”批准,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

而对于朱家骅的因“病”辞职,人们疑窦重重,朱家骅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之奋斗多年的“中央研究院”刚刚恢复,他本人便因病辞职,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

然而事实上,朱家骅丢官的确另有原因。早在8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夫妇闲暇之余到郊外散心,经过南港“中央研究院”时,便想进去巡视一下。当蒋介石看到从南港到研究院的柏油马路尚未铺好时,就已面露愠色,因为此事是他指示要省政府办的,却拖延至今未办。当蒋介石走进“中研院”里一看,立刻暴跳如雷,“中研院”里非但没有半个人影,而且屋里摆设凌乱不堪。蒋介石立刻责问“中央研究院”的看管人员,得知朱家骅经常几天不露一次面后,蒋介石一气之下拂袖离去。

回到“总统府”,蒋介石立刻找来朱家骅来训斥一番,恰巧有关机关来报告“中英庚款教育基金会擅自挪用美金20万元一案”,而该基金会的负责人正是朱家骅,如此两案并发,朱家骅也只好以“体弱多病”为由请辞。

1962年胡适去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就一直悬缺。后来“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票选吴大猷、王世杰、朱家骅三人为院长候选人,承报蒋介石请其裁定。而三人中,朱家骅的票数最多,而吴大猷无意返台,但蒋介石却圈定了票数最少的王世杰。

有人说这是因为朱家骅的靠山戴季陶已死,而王世杰却有陈诚的支持,朱家骅自然争不过王世杰。

对此,李宗仁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李宗仁的话不无道理,蒋介石在大陆败亡前夕退隐后,对代总统李宗仁大拆其台,对给予李宗仁支持的官员怀恨在心,当初吴铁城就因帮李宗仁奔走引起蒋介石强烈不满,后吴铁城劝蒋介石出国,以为李宗仁代总统争取美援,被蒋介石大骂“忘恩负义”,吴铁城最终因蒋介石的怒骂并被赶出“总统府”,不堪忍其辱而羞愤身亡。

1962年2月24日下午,朱家骅最后一次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是年70寿辰设立了“朱家骅先生奖学金”,然后凄凉告退,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赋闲在家,颐养天年。

此外,朱家骅还有一个重要民间团体的职务——“联合国同志会中华民国总会”会长,该组织的前身是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国总会。朱家骅于1936年被选为会长,“二战”后,国际联盟解散,联合国成立,原有的国联中国总会改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朱家骅仍被选作会长,同时当选联合国同志会世界协会名誉会长。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该会在朱家骅的主持下出版了多种刊物。其中大陆杂志社是朱家骅创办、主持于1950年7月15日,直到朱家骅去世的十几年中,该杂志是中国出版的学术水准较高的刊物,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另外,该会每月都会举行两次学术研究座谈会和国际政治时事座谈会,会上都会聘请中外著名学者、政治家做演讲。从1950年到1962年12年间此类座谈会共举行了383次,其精彩内容都刊登在《大陆杂志》上。

◇一生清廉,晚年生活贫困

朱家骅的家庭并不美满,自幼便父母早逝,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弟姊妹八人中,也只有四人活了下来。但其嫂嫂陈氏1928年去世,一年后其兄朱祥生相继去世。之后,朱家骅肩负起抚养和教育侄儿侄女的责任,并于1948年4月15日,选在自己生日这天,为侄儿朱国勋和钟萃兰主持了婚事。

朱家骅先后两次结婚,元配夫人程亦容系吴兴人,小朱家骅6岁,是朱家骅大哥同事周党的外甥女。由周党牵线,两人于1913年相识,次年1月即订婚,两个月后朱家骅赴欧洲留学,直到1917年初才回国,当年8月与程亦容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二年朱家骅再度出国留学,与程亦容一同前往欧洲。

在此期间,程亦容因子宫外孕开刀,失去生育能力。程亦容精通法语,擅长钢琴,性格活跃,耐不住寂寞,与朱家骅性格颇多不合。从欧洲回国后,两人间渐生龃龉,以致屡有摩擦。抗战期间,程氏拒绝跟随朱家骅赴汉口、重庆,而是独自一人避居香港。其间朱家骅多次赴港接程氏去重庆,都被程氏拒绝,以致在香港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情况下,两人以离婚告终。

到台湾后,朱家骅在台北与王文渊女士结婚,王氏未曾生育,以致朱家骅一生膝下无子。朱家骅去世时,王氏按照朱家骅的遗命宣布以侄儿朱国勋为继嗣。

朱家骅为官清廉,一生无积蓄,赴台后生活非常窘迫,甚至无钱治病。1953年朱家骅染病住院,须开刀手术,因付不出医疗费,不得不请求亲友帮助,最后多半医疗费由友好旧属捐献。1958年朱家骅再次吐血病倒时,也是得到旧属好友的捐助才得以渡过难关。

有个旧属送给朱家骅一辆旧车,朱家骅也十分感动,对旁人说:“老了,废了,无力买车,只好坐朋友赠车,而这位朋友过去从来没有直接接受过我的好处,现在还以车相赠,真令人感念。”

朱家骅的体质其实一直不错,但是因为工作太忙,应酬多,生活无规律,导致后来健康出现问题。朱家骅的秘书高廷樟说:“朱先生任交通部长同时也兼任教育部长半年之久,才由王雪艇部长继任。交通部单位很多,事情很繁,朱先生每天早上到党部或行政院参加会议,开完了会,到部里头处理公事,时间总不够。部属中午下班休息了,他还是不能离开而仍要在部里办公,下午也往往有些会议需要参加。回到部里的时候,总是在4点钟以后。”朱家骅本人也说过:“我从政以来,以公务羁身,责任心重,疏忽了家庭温暖,只怪自己。”

朱家骅酒量很大,据他自己说,年轻时一餐一瓶白兰地不成问题。这导致了1937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时的胃溃疡和胃出血。1953年2月,朱家骅又患十二指肠出血。1955年朱家骅应邀赴韩国访问,回程经过日本,在东京时忽感嘴巴不灵活,说话不利索,诊断结果为轻微脑出血。自此以后,朱家骅成了医院的常客,经常在台中谷关一带休养。

朱家骅对秘书说:“不意我的体力一衰至此,要想恢复健康,恐怕很难了。但愿再有十年,一能亲见反攻复国,二能看见人类登上月球,三能看见教育学术界有更大的成就,我就满意了。”

1962年,朱家骅又出现心脏扩大和血管硬化等症状,行动变得迟缓起来。1963年元旦上午,朱家骅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总统府”两次新年团拜,下午及1月2日出门拜会好友,3日上午到“联合国同志会”办公,总干事方志懋见他气色不好,曾劝他回家休息。

下午,朱家骅做例行按摩,按摩半小时后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便停止按摩上床休息。一小时后感到胸闷气短,下床走了一小段路就喘息不止,家人忙扶他坐下,并端来一杯水。朱家骅刚喝下水就觉喉部堵塞说不出话了,接着头部垂下失去知觉。

1月3日下午4时50分,朱家骅溘然离世,终年70岁。朱家骅去世后,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5月15日,朱家骅遗体安葬于阳明山公墓。

朱家骅身后将个人档案捐献“中央研究院”成立的《朱家骅先生档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为纪念朱家骅,台湾当局专门出版了《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设立朱家骅先生寿辰奖学金。“中研院”自1972年起每年于朱家骅诞辰前以其名举办“朱家骅院长讲座”,以纪念朱家骅对“中研院”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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