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朱家骅(1 / 2)
学界泰斗的凄凉晚境
作为教育界、学术界泰斗、外交界耆宿,朱家骅以学者身份从政,由省政到党务到部院历任要职,其组成的“新CC系”可与陈氏“CC系”互为抗衡。迁台后呕心沥血,重振“中央研究院”,却因失宠不得不默然退位。
姓名字号:朱家骅 字骝先
籍 贯:浙江吴兴(今湖州)
生卒年月: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 卒年70岁
毕业院校:德国柏林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组织部部长
生辰八字:癸巳 丁巳 丙寅 戊子
属 相:蛇
命 相:欣庆果能成功顺调,容易发展达到目的。
易成贵、难成富,幼少年期及晚年之境遇不稳安而较多变化。
1899年——入私塾学习。
1905年——进入南浔正蒙学堂读书。
1908年——转入南浔公学。同年,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
1912年——加入国民党。
1914年——进入德国柏林矿科大学学习。
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2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192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
1926年——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1927年——任国民政府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任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同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1932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
1934年——任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
1935年——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1936年——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同年,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
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1939年——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部长。
1940年——任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
1941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
1943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1946年——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7年——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
1963年——逝世,享年70岁。
◇依戴投蒋,以学者从政
浙江省吴兴县地处太湖流域,经济富庶,人才辈出,近代名人便有蔡元培、陈其美、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等。朱家骅这个民国史上颇为重要的人物,便出生在吴兴县小港里鹤和镇的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
朱家骅11岁丧父,12岁丧母,由长兄朱祥生抚养长大。朱祥生先是经营丝业,后又在张静江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朱家骅6岁入私塾,正由于兄长与张静江的关系,得以12岁进入张静江的兄长创办的新式学校南浔正蒙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张静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张静江给予他极大的影响和帮助。
当时清朝腐败,外侮频仍,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朱家骅受革命思潮影响,从小关心国事,14岁时便私自剪去辫子,被视为小革命党。15岁时转入南浔公学,1908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适逢张静江正在上海,两个人经常往来,张静江对他这个小同乡给予了多方面的照顾。
1911年春天,朱家骅听了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于右任等人的讲演,深受鼓舞,和同学发起组织了“中国敢死团”,并在《民主报》刊登启示,应征者达千人。最后入团者500多人,有学生、军警和官员,推举18岁的朱家骅为敢死团团长。该团公开宗旨是:“联络敢死同志为国家后盾,战事起后,立即召集训练行军法则,备赴战地。”实则为抵御外侮、共抗强权,是反清革命组织。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敢死团”决定在上海举行起义,推举朱家骅为敢死团驻武汉代表,并派20人与他同赴武汉。朱家骅将长兄祥生交托他收取的交通银行股息及红利360多两白银作为诸人旅费,与20人一起在虹口秘密登船,抵达汉口。朱家骅与周宗琦等4名学子在武昌都督府见到居正、吴兆麟,要求参加革命军,但未能如愿。于是在汉口战地及伤兵医院服务了三个月。
留在上海的敢死团成员,在陈英士率领的上海起义中,与上海商团、义军一起攻打制造局,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对上海光复做出来贡献。
当时,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等人均在上海奔走革命,朱家骅因此得到诸人的赏识,戴季陶称其“素有大志,少年可为”。
1912年朱家骅加入了国民党。在同济毕业后,1914年初,在张静江的推荐与资助下,朱家骅自费留学德国,研究地质。适逢张静江赴法国游历,两人结伴西行。到达柏林后,朱家骅去学校报到,张静江则西去巴黎,经营张家在巴黎的商业事务。
朱家骅先到鲁尔矿区实习半年,于10月进入柏林矿科大学学习。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学生多已从军,全班只剩下三个学生,已无法继续求学。1916年12月15日,朱家骅离开柏林,取道丹麦、瑞典、芬兰、俄国,回到上海。
回国后,朱家骅在蔡元培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任教,是北大最早的第二外语德语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当时北大总共有28位教授,朱家骅年仅24岁,被称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1918年,朱家骅在蔡元培的帮助下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生,先赴瑞士,先后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苏黎世大学。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地质学,于192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留德国进行研究工作。此间,朱家骅结识了一批旅欧华人,如顾维钧、徐志摩、梁启超、张君劢、徐悲鸿、李四光等,对朱家骅以后的政治生涯颇有影响。
1924年,朱家骅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北大执教期间,朱家骅因愤恨外侮侵凌,军阀祸国,在教学之余,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学生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朱家骅指挥北京学生全体罢课,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
10月26日,朱家骅领导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关税自主大会,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11月28日,朱家骅和顾孟余等指挥工人、学生举行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即著名的“首都革命”。
上海《民国日报》以《北京之国民大会》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示威的情况:“其主要领导人是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参加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工人车夫苦力’等。下午1时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约5万人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大会主席朱家骅报告大会宗旨‘在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会后群众即整队出发赴执政府,迫段祺瑞下野……”
随后,朱家骅又参与组织和指挥了1926年1月和3月的天安门国民大会,为此得罪北洋政府,遭到通缉,不得不潜出北京,回到浙江原籍躲避风头。
此时张静江、戴季陶均在广东参与北伐工作,而戴季陶因身体虚弱,正好回吴兴休养。朱、戴原本是同乡,通过张静江的关系,两人熟识起来而且接触很多。戴季陶认为朱家骅年轻有为,有胆有识,遂锐意栽培,便介绍朱家骅南下广东,先在石井兵工厂当秘书,又助钮永建、叶楚伧创办孙中山提出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学术院”(中研院前身)。此间,朱家骅由于性格耿直,且自恃才高,不意冲撞了蒋介石,一度被蒋介石撤职扣押。后经戴季陶和周柏年说情才得以获释。随后,朱家骅转到国立广东大学任矿物地质学教授兼系主任。
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将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该校原由省立高等师范等几个专科以上学校拼凑而成,其中还包括私立医学校。这些学校分散在全省各地,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戴季陶曾说:“中山大学法科不守法,医科不学医。”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中山大学校长和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开始整顿工作。时值北伐正在进行,徐谦、丁惟汾、顾孟余随军北上,不久戴季陶也离开先去庐山后去日本,整顿工作全部落到朱家骅身上。
朱家骅接此重任,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校务。他将全体学生重新考试分级,淘汰了200多人,将教职员400余人全体解聘,重聘70多人,其余聘请名教授,其中包括鲁迅、傅斯年、何思源、顾颉刚、杨振声、许德珩等人。经过四个半月的整顿,中山大学面貌焕然一新,秩序井然,于1927年3月1日正式上课。
朱家骅牛刀小试,便表现出不凡的魄力与才华,令戴季陶十分高兴。戴季陶曾公开说:“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指的是易培基,一个便是朱家骅。这为朱家骅日后跻身政坛,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戴季陶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得到戴季陶的赏识,便等于拿到了仕途通达的通行证。时值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但国共合作已现裂痕,思想斗争、政治分歧日趋激烈。而张静江、戴季陶都与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朱家骅由于接近戴季陶与张静江,受其影响,思想开始急剧右转。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钱大钧、朱家骅等人遥相呼应,在广东也组织“清党”,制造了广东地区四一五反革命事件,捣毁关闭工会、学校等机关200多个,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00余人。
“清党”后,广东省政府改组,在戴季陶的举荐下,朱家骅升任省党部常务主席、省府委员、广东政治分会委员、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由此,朱家骅以学者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
◇背弃师友,败离大本营
执掌广东民政后,朱家骅始觉不像整顿一个中山大学那么简单。广东政情十分复杂,政治措施掣肘颇多,而朱家骅作为一介书生,在广东政界亦无根基,因此深感势单力薄。后将此情况说与张静江后,经张静江相助,于1927年11月调浙江省任民政厅长。但广东各职仍兼任长达三年之久。
11月22日,朱家骅在上海晋谒了蒋介石,蒋介石关心家乡的建设,也劝他“到浙江接事”。从此,朱家骅开始了与蒋介石的直接往来。
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何应钦正在浙江省主席的位子上,但何应钦远在南京忙于军务,由军事厅厅长蒋伯诚代行主席职务,这为朱家骅提供了很多方便,民政大权由其全盘掌控。加上张静江一开始就表示了从中央方面给予权力支持,并授意朱家骅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将从民初至军阀混争时期留下的政治人物全部清除,自县长以迄县政干部尤其是作为政治工具的警察官员,全部起用新人,以便全盘掌控。张静江对浙江地盘十分重视,1928年底又亲任浙江省主席,为朱家骅的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朱家骅是受过系统教育的洋博士,平时待人接物态度谦和恭敬,特别是对于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虚怀相处,在当时很受欢迎,使他的“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得以顺利进行。他一方面在朋友和同学中物色政治助手,因人授事,量才适用,为此特地组织“北大同学会”,以联络北大校友,扩充实力。另一方面推举省里有社会影响的头面人物,或有学术地位的权威人士充任民政厅高级名誉顾问,以树立自己尊贤敬老的形象。
将旧官场上官员全部从民政厅撤换之后,朱家骅开始了第二步的行动:进行县长考试。他在1928年至1930年的任期内,先后三次举办县长考试,选拔人才。考试标准相当苛刻,除“才学”外,还重视“仪表”和“辩鉴”。“仪表”和“辩鉴”只有通过面试和口试才能考核,而最后录取与否,起决定作用的也在于面试与口试。考生笔试及格后参加面试和口试,面试和口试同时进行,朱家骅亲自把关,以考察对方“容貌”和“口才”。
尽管考试标准苛刻,但报考者条件相当宽泛,只要有一定的学历和行政经验,老中青皆可报考。每届投考者千余人,录取者不过二三十人,其中30岁左右者居多。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60余名。朱家骅的用意在于多中取才,沙里淘金。到朱家骅离任,浙江70余县大多换上了这批“新人”,县政权力全部集中于民政厅了。
同时,朱家骅任内还办了两所学校: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浙江省警官学校,朱本人兼任两校校长。两校均办了三期,自治学校培养毕业生五六百人,均充任区长或自治指导员;警官学校为整顿和掌握全省警察实力而设,其毕业生均以县警察局长、分局长和警佐任用。两年后,朱家骅通过这两所学校培植的党羽已经遍布全省。
此外,朱家骅还组织新政考察团去河南、山西考察,回来后仿效山西做法实行“村里制”,并写成《御村制》加以说明。由于浙江地少人多,朱家骅还组织往东北移民。但由于大多数被移民者难以适应东北气候,不久便纷纷逃了回来,移民之事最后不了了之。同时通令各县积谷备荒,兴办团练、普及卫生、禁止溺婴、整饬吏治等所谓“新政”,但由于积弊难除,且实施浮躁,短期内难见明显效果。
1929年3月,朱家骅出席了国民党“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大员,从此开始参与国民党统治的中枢活动。然而,就在朱家骅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不意中遭致重创。
1930年浙江省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朱家骅操纵亲信,使其亲信占据候选人名额2/3,引起CC的强烈不满,在权力争斗中被CC打败。对朱家骅来说,更为失败的是与他的老靠山张静江发生了冲突。当他在浙江各地遍布党羽,声名日盛的时候,对张静江来说已经产生了“功高震主”之嫌。在此次选举浙江省党部委员时,朱家骅又拒绝接受张交代的部分候选人,令张大发雷霆,指责朱家骅“得意忘形”、“忘恩负义”。两人分别向戴季陶诉苦,戴季陶和居正从中调解,无奈冲突已经形成,两人关系终至破裂。如此一来,朱家骅在浙江已无法立足,只好忍痛离开苦心经营数年的浙江,于1930年9月辞去在浙江的全部职务,前往广东接任戴季陶转让给他的中山大学校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