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王云五(2 / 2)
这是王云五力图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来解决中共的正当要求,因而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器重。其后蒋介石曾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及陈布雷向王云五表示慰问,王云五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为了笼络王云五,蒋介石又通过陈布雷与王世杰,为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大开绿灯,对商务营业可以给予巨款资助。当商务印书馆向四联总处借款300万元需有人担保时,蒋介石特地准许王云五以个人资格替商务印书馆担保。
1942年10月,王云五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同时被蒋介石指定为三青团设立委员会委员,并为中训团党政班讲师,为培养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摇旗呐喊。1943年1月,王云五又兼任参政会经济策进会滇黔办事处主任,1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
1943年11月,国民参政会和立法院组团赴英国访问,王云五作为团员在觐见了英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拜访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外相艾登和上、下两院,会见了拉斯基、威尔斯、赫胥黎、张学楼等名流学者。利用此机会,他研究了1938—1943年英国书刊分类统计,了解英战时出版政策与实况, 并买了许多新书包括关于中国方面的图书,可谓满载而归。次年又随团赴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做游历访问,回国后撰写了《战时英国》和《访英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王云五是被国民党、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民主政团同盟四方推举的九位“社会贤达”代表之一,而且是五人小组成员。蒋介石之所以选中王云五,即因其处处唯蒋之命是从,处处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利益,而蒋介石所要的是一个没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参加而由他说了算的“联合政府”。
王云五说:蒋介石和陈布雷“希望我担任实际的政务。在政协会闭幕不久,蒋先生曾对我透露,在联合政府成立时,拟以我为国府委员,并兼任一个部会的长官”。4月,王云五辞掉商务印书馆职务,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国民党政府大员。
在蒋介石的提拔下,1947年4月,王云五被提拔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同时兼任经济预算委委员、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同年7月参加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极力赞成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乱方案”,积极坚持反共内战。1948年5月31日,又被任命为“宪法”实行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王云五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当时蒋介石打内战开支庞大,国民政府入不敷出,巨额财政赤字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全国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日益恶化行将崩溃。国民党还想“以经济改革”的手段扭转局面,指令财政部以稳定金融财政为头等任务。王云五上任后,即着手这项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存亡的大事。
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准备后,国民党政府先是宣布准许银元流通,然后又下令禁止银元买卖,不久又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金圆券币制,限令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和外币,以蛮横无理的行政命令掠夺人民群众手中的财富。蒋介石采取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使王云五心花怒放,以为此方案必将限制比野马还快的通货膨胀,即将大功告成可以领功受赏了。
1948年9月,王云五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在会上对他制定的币制改革方案大肆吹嘘,企图讨好美国获取贷款。但是,王云五的币制改革缺乏现金银做准备金,违反货币学基本原理,潜伏着更大的危机。金圆券的发行,无非是在浩大军费开支与日俱增、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没有金、银、美钞为保证,只是进一步将民众手中的可怜无几的金、银、美钞储备掠走,以填政府欲壑,却不能增加任何实物,最终只能是饮鸩止渴。如蒋介石最信任的银行家张公权指出:物价管制与金圆券限额乃币制改革成败的两大关键,恐不出三四个月金圆券发行将冲破预定的20亿。人们对法币已用惯,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物,引起物价狂涨。
事实正是如此,仅仅40天,经济本身的规律就冲破“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抢购风潮出现,洋货杂品、米面食品,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无数官僚、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南京米价涨到450元一担,上海则超过1000元,总统府卫兵一月薪水不够买一双草鞋。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作用,不仅没有挽救国民党行将崩溃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统区经济的破产。
王云五虽非最高决策者,但金圆券导致的恶果必会由他承担责任。11月20日,王云五和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徐堪出任财政部长,但金圆券导致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金圆券几成废纸。国民政府逃到广州以后又发行了银元券,以5亿金圆券折合一元银元券,成为货币史上的笑话。
王云五辞职后,在国民党统治大陆行将崩溃前夕,于1949年元月举家迁往香港,此间,伦敦大学西门教授和剑桥大学夏伦教授先后邀请他赴英讲学,并转来剑桥副校长签发的聘函,聘他为汉学特别讲座,暂定一个学期。2月上旬,“参政会”副秘书长自台湾发函,力邀王云五赴台。王云五考虑到自己没有正规学历,在英、美等国作讲座尚可应付,正式任教怕是难以持久。所以只有港、台两地可以选择了。
为稳妥起见,王云五于4月以探望大儿子学理为名飞往台湾,想悄悄考察一下是否可以定居台湾。到台湾第三天,便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联系,在阳明山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希望王云五迁居台湾,并表示可以资助其创办出版社。
王云五返回香港后,便开始在港、台两地筹办华国出版社,先后投入新台币20万元,其中他和亲友出资5万元,蒋介石拨款15万元。该出版社在台北登记,在香港印刷,港台两地同时发行。
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由于其中有蒋介石拨款,因此,该社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动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期间,王云五主要居住香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后,台湾当局屡屡催促王云五赴台,准备重新起用这位“社会贤达”,使之继续扮演政治花瓶的角色,并想利用他的影响力间接控制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云五正式飞往台北定居。
◇75岁高龄挂冠而去
王云五到台湾定居后,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当年5月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相当于一个“特任官”的经济待遇。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
其间,王云五的女儿于4月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向台湾当局函告经济困难,“行政院”院长陈诚特批1000美元予以资助。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王云五的格外照顾,对他发挥政治影响寄予厚望。但王云五虽同时有多个名誉职务,毕竟没有担任实职,不免怅然若失。
由于没有实际性职务,王云五在赴台后的最初几年中,主要以写作、演讲等为主,参政议政为辅。由于在大陆时期政绩不佳,尤其在财政部长任上主持币制改革的失败,使他本人以及台湾当局对他的参政任职都有所顾忌。这一段时期他的写作基本上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还编写了《中国史地词典》、《英文成语新词典》;还有大量译著作品,其中《美国全史》是一部长达130余万字的巨著,王云五历时三年才翻译完毕,以龙倦飞为笔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4年2月,王云五出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在3月举行的“总统”竞选中,王云五也被题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王云五自然有自知之明,也知道“副总统”早有内定,他的被提名不过是为陈诚做陪衬,粉饰民主而已。当然,能被提名本身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一种肯定,尽管他无意竞选,仍对蒋介石的“照顾”身怀感激。
1954年8月,王云五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协助“院长”莫德惠工作。10月,王云五被聘为“革命实践研究委员会科学管理专题研究委员”。王云五很重视这项工作,积极组织该组座谈会,先后与各行政机关长官幕僚、公营和私营企业负责人商讨有关问题,听取多方意见,为政府各部门提高行政效率积极提出可供采行的改革方案。
翌年7月,王云五以“科学管理专题研究组”召集人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改进行政效率研究报告,详细汇报调研过程、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参考美国胡佛研究委员会的经验,实施行政改革。王云五的调研结果和建议,引起蒋介石的重视。1957年1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行政院及所属机关组织研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对王云五的报告及调查材料进行更深的研究并提出有效的改革建议。半年后,蒋介石再次把行政改革调研事宜交给王云五负责。
同年9月,王云五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主任委员”(叶公超为首席全权代表),前往美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常会,此行也兼做台湾行政改革的参考。1958年1月王云五返回台湾,次年3月6日,“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着手设计改革方案,王云五任“主任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协助“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进行行政改革。
为了改变大陆时期留给人们的政坛形象,王云五兢兢业业,全力主持行政改革方案,以期在官场有所作为,因此主持“临改会”半年内,便提出88项提案,每一提案都附有较为具体的建议措施,议案涉及官场腐败、军费浩繁、金融混乱、人权受压等敏感问题,当时这些改革建议不允许见报,实际上改革阻力重重。而王云五并不知道,蒋介石表面上对他主持的各个提案屡屡给予肯定和嘉勉,但实际蒋介石已打消了全面改革的初旨。
直到三年后,“行政院”才设置了“行政改革建议案检讨小组”,1962年11月恢复改革工作。“检讨小组”工作了将近一年,在所有议案中,全部实施者仅有15案,实施大部分改革建议者31案,实施半数内容者8案,少部分实施者12案,“实施有期”者9案,未实施者13案,前后历时9年的所谓行政改革至此无疾而终。
在此情况下,王云五壮志难酬,心中早已萌生退意,曾前后几次申请辞职均未获批准。1963年6月26日,“行政院长”陈诚向蒋介石正式提出辞职。而此时,王云五的辞职书已递交三天。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而蒋介石为了挽留陈诚,只给陈诚一个月假期以调养身体,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
10月23日,王云五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上呈,仍未获批准。一个月后陈诚坚辞“院长”,王云五的辞职有了转机。蒋介石在批准陈诚辞职的情况下,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一职。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任“行政院长”出面组阁,而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均不便使王云五屈为副职,只能允其辞职。
王云五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改任“行政院资政”,但他常借故不参加有关“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借口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对于一届“国大”第五、第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不参加一般性讨论会议。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方出面主持会议。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85岁高龄的王云五出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91岁高龄的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第六届总统”。对于“国民大会”追述的文章,他只写到1966年第四届会议,对此后两届会议极少提及,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他对政治的热情已完全消失。
“良朋满座终须散,笙歌永昼夜难连。此时挂冠恰到好,再留不值半文钱。”这是王云五在辞职前写的一首诗,流露出其对人生的感叹和做官的决窍。
◇“博士之父”终圆博士梦
王云五在晚年厌倦政治生涯,原因甚为复杂,其中因“自由人”和雷震案的牵连,使他对身在官场只能委曲求全感触颇深,其间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王云五在20世纪50年代参政的同时,其社会活动除了政治性的,也有纯文化学术性质的。他参与时间最长、占用社会活动时间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动。早在1948年迁居香港之时,王云五便在那里倡议发刊《自有人》三月刊,并任自由人社董事长。1952年3月15日主持了“自由人”在台湾举行的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了《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除积极地主张民主自由,消极地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扩大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中刊出了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并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为此大为光火,直接威逼《自由人》停刊。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自香港致函王云五,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云五等人的约束。《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
与此同时,在台湾“自由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亲台湾当局者保持相互间的联系,而雷震等人抨击台湾的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骤然紧张。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该刊创办于1949年11月,从50年代初起,“自由人”雷震任该刊发行人。《自由中国》时常对台湾政坛黑幕及腐败现象予以揭露和批评,引起台湾当局的仇视。
1959年春,台湾当局便有意处置雷震和《自由中国》,直到1960年4月,以涉嫌“叛乱”为名,“警备司令部”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逮捕。王云五将此案研究数日,认为军事机关无权审判雷震等人,应将此案移交“普通法院”审判,于是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大量引述法律条文,力主将雷震案移归“普通法院”审理。
事实上,“普通法庭”审判过程无法保密,判决结果不易控制,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陈诚对王云五信函不表态,张群则表示“原则甚赞成,尚有某一问题待解决”,其实并不支持王云五。
10月8日,雷震案经“军事法庭审判”,以不告发“匪谍”、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雷震10年徒刑,同案人刘子英被判刑12年,马之骕被判刑5年。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哗然,台湾当局的独裁行径受到强烈批评。
在台湾,王云五还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的。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是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最多的博导。
早在1955年3月,王云五便应政治大学之聘,任该校政治研究所兼职教授。在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被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聘任为专任教授,开始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直到1969年6月请辞,他在政大任专、兼职教授长达14年之久,培养了众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王云五在政治大学专任教授期间,曾在硕士班开设了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设了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为此,王云五颇为自豪,在一次宴会上,他借着几分醉意说:“人家说我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没有学问。”然后摸摸肚子,接着说:“其实我的肚子里至少装了几十个洋博士和土博士。”
其实,旁人提及王云五没上过正规学堂,并没有丝毫贬低之意,而是作为他自学成才和学识渊博的反衬。尽管王云五清楚别人对他的褒奖,但没有学历和文凭,是他深感一生的遗憾。令王云五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学位问题于1969年得到了来自韩国建国大学的补偿。
1969年9月,韩国建国大学决定授予王云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王云五接到通知信函后,于10月15日抵达韩国,16日接受建国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0月17日,他又荣获庆熙大学颁赠的大学章,成为第一位获韩国大学颁赠大学章的华人。
返回台湾后,王云五激动得将记者和朋友请到家中,当众穿上博士服,他兴奋地对大家说:“这袭博士服价值100美金,本来是要我出钱做的,但是建大很客气,一定要定制服给我。他们来信要尺寸,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150公分。袍子很合身,不是吗?但是帽子太小,他们没有想到这么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说罢哈哈大笑,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主持“商务”再创佳绩
很多人说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在政坛上,他的抱负始终难以得到施展,只有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告别政坛后,196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力邀王云五出任董事长之职。王云五自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期间离开18年,如今重回商务,不胜感慨。
台湾商务印书馆原系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30余家分馆中,台湾分馆资历最浅,规模最小,全馆同人寥寥十余名。自1950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为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后,从此开始独立经营。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变身为出版机构,台湾商务一面开始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的书刊。但由于书种难求、市场有限等诸多原因,从1950年到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的新书与重版书不过数十种,营业所得不够维持日常开支。到196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已陷入经济困境,由于经营不甚得法,造成严重亏损。
王云五不愧是出版界高手,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不过五年,即使台湾商务扭亏为盈。他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登报警告他人不得随意侵犯著作权和版权,为此还与人打了几场官司,都以王云五胜诉告终;二是大量翻印以前商务出版的书籍。因为在当时的台湾,有质量的出版物少之甚少,读书人又特别相信商务的书,所以王云五制定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为:最初两年尽量整理重印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的图书。
在争取到主动翻印商务印书馆本版书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选择重印,以增进营业,一面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着手研究。王云五看到,他过去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台湾奇缺,于是从一、二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精选其中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出版。该书包含各种门类,宛似一小图书馆,推出之后,受到台湾各界欢迎。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又重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编》、《汉译世界名著甲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台湾在光复之前内地图书流传不多,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王云五一直主张: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必须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旧版书一年多后,王云五决定提前筹划新出版物。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古籍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等。
《人人文库》从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24年,出书逾2000种,多达2440余册,读者颇得实惠,因此风行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学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就创编了《学生国学丛书》,该丛书把我国的古籍,每本选其精要,详加阐释,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快速增加课外,但没有对整本书做出分析。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王云五主持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于国学的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近16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论著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他出版个人著作20余种,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百万字以上的巨著有5部。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两部属于自撰传记,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从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各个层次。《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馆史资料,对于后人研究近现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两部学术巨著,每本都有200余万字。
同样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与张元济不同。张元济是个纯粹的夫子,搞出版只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则着眼于一个“商”字,所以人们都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
有人说,出版家要了解市场的需要。王云五认为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头等出版家,是创造市场;次等出版家才迎合市场”,对此,王云五非常自负,他对于出版家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这是王云五出版事业的经验之谈。
◇幸福晚年意外离世
王云五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其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有两位妻子,更由于他的两位妻子是同胞姐妹,即徐净圃和徐馥圃。长期以来两姐妹和睦相处,所生七子二女九个儿女双方都能视如己出。子女九人中除一女早逝外,其余均学有所成,为国际闻名的学者、专家。
长子王学理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次子王学武为工程学博士;三子王学政,在美从商;四子王学农为牙医博士,后定居香港;五子王学哲为法理学博士;六子王学艺为神经外科博士;七子王学善为医学博士。大女儿学文早逝;二女儿学医为医学博士。
七子王学善是美国杜克大学一位精神科教授,自1958年便是杜克医院精神科总医师。五子王学哲先后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和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赴美国任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参事,1950年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理学博士。后来王云五去世后,王学哲子承父业,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同时兼任台北市“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美国“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台湾“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王学哲在学术界也很有成就,编译有《现代汉英词典》、《英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等。王学哲通晓经营管理,他继承先父遗志,是为祖国文化公益事业奉献较大的一位商界学者。
王云五有40多位孙子和外孙,他的子孙多旅居国外。
王云五一生俭朴,自1950年赴台湾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饮食只吃粗茶淡饭,从不铺张奢侈。衣着以棉布为主,一件长袍,一双布鞋,成为了他的服装标记。
王云五年过九旬后,身体健康如常,并且牙齿好,消化力强。精神有如20年前,且头脑清醒,分析能力更胜以往。谈起王云五的养生经,大致只有两点:
一是“勤用脑多走路”。勤于思考是王云五多年来的习惯,这个习惯使他的思想充满创造力。王云五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作。每写作50分钟,就要绕着书房走10分钟,自认不出门走10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
二是接近大自然,多吸收自然界三宝:阳光、空气、水,以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他的“饮光”锻炼术一直以来都在一些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有趣的是,已故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王云五的“饮光”锻炼术。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回忆道:“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假如他坚持下去,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74年王云五87岁的时候开始考虑身后事,准备寻一块风水宝地作为他去世后永久安居之处。这年的9月24日,王云五由阮毅成、孙亚夫陪同,来到台北县树林镇附近的净律寺,主持新建大雄宝殿破土典礼,并施金2万元,又于该寺书房内当众题赠“闳扬佛典”匾额。
第二天,净律寺广元法师前往王云五寓所拜谢,王云五对他说:“我很喜欢你山寺风水的清秀,不知你公墓内尚有多余的地没有?我想留块地,听说阳明山公墓都葬满了。”
广元法师当即答应为他物色一块风水宝地。返回寺院后,广元法师“邀请了一位地理名师杨炳辉将军,慎重地选定了山头(青龙回头饮水势),写好奉献书,一同送去,并由杨将军当面报告山形地势”。
选好墓地后,王云五了却了一桩心事。1979午7月6日,王云五患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仅有轻微咳嗽,住院后却开始发烧,但服药后即见好转。由于王云五一向身体无恙,并没怎么在意,几天后便出院了。
8月初,王云五还在奋力执笔为“商务”的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4日又患肺炎,只得再次入院。入院前他对朋友说:“约需住院一星期。”
岂料,王云五住院后,于8月14日溘然病逝,终年91岁。
王云五曾言:“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91年的壮游,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