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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陈果夫(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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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陈果夫跟随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在陈氏自己创办的国民党政训干部的最高学府主持工作。当时陈果夫的肺病很重,但培养党棍的热情极高,常支撑着病体去训练班讲课。

1939年陈果夫被调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该处为新增设部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的重要人事参谋机构,担当着对政府机构中上层官员的考核、擢升和调查任务,属于执掌蒋家王朝“内廷”的实际权力机构。陈果夫执掌这个机构达6年之久,其麾下CC系的大小官僚便都成为了近水楼台,这也是CC系势力在抗战期间大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才多艺陈果夫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被撤销,陈果夫的“主任”之职自动停止。他这时候仍然是中执委和中常委,经济界还挂着几个头衔。由于长期执掌党务大权,得罪了不少人,加上蒋介石有意制造派系矛盾,挑起其手下的四大支柱派系间相争相斗,相竞相克,以收绝对效忠自己之功,致使CC长期以来在党政系统中和政学系斗,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斗,在经济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斗。无休止的倾轧,常常使陈果夫以及CC的其他头目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也使CC的名声越来越臭。

1946年3月,蒋介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问题征求陈果夫意见。陈果夫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并不客气地说:“总裁究竟要我办金融,抑仍欲余政治?若不欲我任政治,则不必多此—举。”蒋介石说:“你做一部分政治做得好,在中央做得不好。”陈果夫随即反诘说:“现在谁在中央做得好?”回答之间流露出微妙的抱怨之情。

此后,由于陈果夫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没再给他安排具体职务,基本上让他处于了半退休状态。而陈立夫以及CC系始终奉陈果夫为精神领袖,看陈果夫的眼色行事。从北伐到赴台前,陈果夫一直是国民党上层的“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然而,陈果夫虽无专业,却涉猎学科颇多,除扮演“党人”这一角色外,还有多个业余角色。

其一是“银行家”。

陈果夫认为,首先要打下金融的基础,才能发展经济。金融流通就像人体血脉流通一样。因此,他从1927年便开始联合江浙财阀,筹集资金,于1928年7月在南京创办江苏省农行,并于1935年与蒋介石创办的豫鄂皖赣四省农业银行合并,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陈果夫长期兼任该行董事长,并长期掌控该行。

为了控制农村经济,农行大力扶持由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把持的合作社组织。到抗战前夕,此类合作社发展到近4万个。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抗战时期,以二陈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农业银行迅速崛起,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二陈还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先后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行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

此外,陈果夫还先后出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并长期参与蒋介石集团的财政咨询和决策工作,出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加上他早年在上海滩做金融证券生意的经历,他成了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银行家、理财专家、经济学家。

其二是“教育家”。

陈果夫自己没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对于办教育却有着特殊的兴趣,尤其对于中央政治学校培养CC门生、党棍官僚兴趣极大。陈果夫初次代理组织部长时,急需培养一批反共分子,于是提议创办了党政训练所。1927年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改为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此间,陈果夫先后担任党政训练所所长,党务学校总务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并始终兼任校务委员。虽然职务屡变,但作为学校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一直未变,学校实权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凡事由他决断。

与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中央政校是蒋介石训练骨干培植心腹的基地。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不少人成为党政部门官员、军队里的政训军官和社会上的文化特务。他们自恃“天子门生”,傲视同侪,所以当时人们形容从政校出来的学生,“每个人脑门上都刻着CC二字”。

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川康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打垮后,此校和黄埔军校的延续陆军军官学校—起就此结束。1954年“国立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蒋经国出任校长,此时陈果夫已去世三年。

其三是“医学家”。

陈果夫自19岁得肺病后,一直被折磨一生,也因此对医学医药非常重视。他不满于当时重西医轻中医的偏见,因此在他创办的医院学院里,对于中西医药没有偏颇,都深刻研究,学校后面还有一个“药物试验场”,供教学研究之用。陈果夫本人不仅从事医学教育,同时从事药物研究,他培植的抗疟疾的“常山”便是用来制造中国独有的“抗疟药”的。

正所谓久病成医,他根据自己读书和养病治病的感受,写了《自己治病简法》、《苦口谈医药》、《老病人谈中医西医》等书,书中一些主张对健康延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提出十项卫生原则:“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等。他还根据日常生活中小病小灾的预防和治疗,写了很多首歌谣,收录在名为《鹤林歌集》的册子里。在重庆时期,他还陆续整理出版了《卫生之道》 《医政漫谈》 《儿童卫生歌》等书籍,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对当时中西医结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是“文学家”。

陈果夫虽没进过大学,但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写文章,几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除了逝世前陷入昏迷的两天没写,其他时间从未间断过。20年代曾一度兼任国民党重要刊物《民国日报》社的编辑。1928年底,上海现代书局正式出版《果夫集》,收集了陈果夫发表的12篇。《集》的序中称果夫“喜欢抒写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用轻淡微妙的文章,寄托某种沉远的意思。讽刺的情调,充满在字里行间。”而陈果夫最后一篇遗作《抹布画》,则写得十分风趣和雅训,令人记忆不忘。

CC系的骨干余井塘说陈果夫的“最大的特点,在于令人读时觉得亲切有味,写来如话家常;如说故事,如老友重逢,欢然道故;如师友切磋,津津乐道。故读来如吃家常便饭,味道可口。”而CC系的另一重要成员程天放则称赞陈果夫的“不夸张,不标新立异,平易近人,使读者感觉亲切有味。”

除了,陈果夫还写过近十个电影剧本,如《饮水卫生》、《骨肉重逢》、《富强之本》等,创作过40余首歌曲,如《国旗歌》、《七夕歌》、《儿童卫生歌》、《造林歌》、《教师歌》等。收录在其出版的《歌曲集》中。

陈果夫逝世后,台湾当局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回忆、医药卫生、礼俗、杂著等六大部分共10册190万字。中国文学大师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陈果夫:“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其五是“美食家”。

当美食家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有吃的机会,其次是吃过之后要有记录、有比较、有研究。陈果夫在江苏主政五年,公务之内,公勤之外,尝遍苏南、苏北名菜佳肴。而又善于研究,用心揣摩,便在国民党内得一“美食家”之称。

作为美食家,陈果夫的主要“成就”有两种,第一种是给“江苏菜”正名。1934年秋,镇江举办全省物品博览会,为了款待与会的各方面头头脑脑,陈果夫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两桌丰盛的“江苏菜”。宴席上品的是江苏名茶碧螺春,饮的是江苏名酒洋河、郁金香,餐后水果是萧县石榴砀山梨,主菜则有南京板鸭、苏州熏鱼、无锡大排、南通鱼翅、镇江鲥鱼、如皋火腿、淮阴鳝鱼、扬州酱菜、江阴凤凰包鸡、高邮双黄蛋、六合龙池鲫鱼、阳澄湖大闸蟹等30余种,加上特级厨师的超凡厨艺,满桌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令人舌不暇接。“江苏菜”由此得名。

第二种是发明了“天下第一菜”。这是陈果夫标新立异的独创,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先把锅巴炸好从油里捞出备用,再把加有虾仁、果仁和西红柿的稠鸡汁煮得滚开,浇在锅巴上面。菜端上桌时还噼啪作响,西红柿色艳,鸡、虾味美,锅巴香脆,这道菜色、香、味、声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天下第一菜”由此得名,抗战期间大家改称此菜为“轰炸东京”。

国民党内爱吃、能吃、有机会吃遍天下的人不少,但像陈果夫那样“吃”出名堂来的人却不多。

1948年末,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员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身体已非常糟糕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于12月6日晚10时登上“中兴轮”,举家迁往台湾。第7日深夜到达基隆港,又到台中双十路八号定居。从此海天茫茫,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大陆。

◇国民党的“替罪羊”

陈果夫初到台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把战场上败给共产党这笔账算到他和弟弟陈立夫头上,那些只会连吃败仗的统帅将领乃至蒋介石本人全都脱了干系,而把“二陈”作为了丢失大陆的替罪羊。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总结了四条国民党“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认为要想在台湾站住脚,就一定要整治国民党,通过全盘考虑整治方案,最后决定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都为CC系所控制,因此第一步就是彻底清除CC系。于是,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不久的一天,陈果夫和陈立夫同时接到电话通知,请他们次日到蒋介石办公室面谈。兄弟二人商量,认为蒋介石此时找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便决定陈果夫以身体有病为由回避,以陈立夫一人前去刺探虚实。

第二天见到蒋介石,在谈话中,蒋介石问陈立夫对国民党改造运动有何高见,并问:“你说,大陆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便说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并表示:“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退下来为好。”话虽如此,陈立夫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蒋介石能挽留他们兄弟。但蒋介石听后“嗯”了一声便一言不发了。陈立夫将这次谈话内容转告了陈果夫,病榻上的陈果夫听罢长叹一声,半天没有说话。

1950年7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国农业银行”、“中央合作金库”。而陈果夫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董事长”和“理事长”职务随之自动撤销,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被一举铲除。

紧接着,CC系一大舆论阵地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被改组,改组结果为蒋经国直接接办,陈果夫的董事长之职被自动撤销。很快,二陈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待工、宣传等大权,全部落入蒋经国系手中,陈果夫从抗战以来所剩不多的几个具体职务也被剥夺一个不剩。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职随着中央党部的解散、“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去职。而国民党最终改造结果,使大半生高高在上的陈果夫,仅仅得到一个安慰性的挂名虚职——“中央评议委员”,和尚未被剥夺的两个虚职——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

相比之下,陈立夫处境更为艰难。陈立夫年届50,身体健康,在大陆时的多种要职被全部剥夺,连一个挂名的虚职都不曾有,与其留在台湾被清算被指斥,甚至随时都有飞来横祸,不如一去了之,于是决定离台赴美。陈果夫对陈立夫的决定表示支持,无奈自己病痛缠身不能远行,否则真该兄弟俩一起赴美。

1950年8月初,陈立夫带着一双儿女前来探望病中的兄长并辞行。陈果夫心里明白,兄弟俩几十年来在中国政坛联手搏杀,互为依靠,屡获成功,而今弟弟这一走,不消说留下自己孤立无援,甚至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因此无限伤感。

决定去美之后,陈立夫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在和工程师协会的会员们相见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特别是一些CC分子,都表示愿意跟随他继续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和难过,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

但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给他送来了5万美元,说是给他资助的路费。拿着这5万美元,陈立夫明白了,蒋介石是要他尽快离开台湾。为了顾及各方面的影响,临行前陈立夫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当时蒋介石外出未归,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反倒激起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挂在墙上的蒋介石肖像,不无怨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同夫人及一子一女登机离开了台湾。第二天,即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

当然,这些对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家庭经济危机。早在抗战后期,陈果夫的肺便已溃烂,只好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加重,背后炎症流脓不止,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但他所患的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后来并发的喉结核等,都需要高昂的医药费,有些药甚至需要到国外才能买到。以前权高位重,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如今时过境迁,医药费都是靠陈立夫和朋友接济,如今立夫已走,经济的窘迫可想而知。

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多年来除了薪水,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业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并不多见。

赴台之初,农业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照顾陈果夫看病之用,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后来农业银行被裁撤,车子陈果夫虽继续用着,但购买汽油成了问题。开始时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知道他若非困苦不堪,绝不会舍面求人,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到府上,同时通过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状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的情况后,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多年来“二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二陈”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些被一脚踢开的老部下,蒋介石当即批给陈果夫5000元作为医药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陈果夫总算暂时摆脱了经济危机。

10月29日是陈果夫59岁生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咳血刚刚有所缓解,蒋介石便在这天与蒋经国来医院给陈果夫祝寿,令陈果夫大出意外。蒋介石详细询问了陈果夫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听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临走时又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事情就不要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

为了方便治疗,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里。这里医疗条件好,看病取药都比较方便,但此时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怕是任何治疗都将无力回天了。

◇凄清中人生落幕

住到台北后,看病拿药是比以前方便许多,但陈果夫却感到很不习惯。在台中可以随时找朋友聊聊天,发发牢骚,宣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在台北就大不一样了,毕竟这里是蒋介石的地盘,到处都有耳目,稍有不慎便会传到蒋介石的耳中。所以台北的生活,让陈果夫感到非常压抑。有次一个老朋友从台中来看望他,当陈果夫说到自己在台北的压抑时,那位朋友说:“在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着说:“皇帝远。”说完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由于陈果夫的亲友大多住在台中,往来不像以前那样方便,所以更多的时候家里只有陈果夫与夫人朱明面面相对。

陈果夫与朱明是原配夫妻,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官员中,像陈果夫这样从一而终不娶偏房不纳妾的可谓少之又少。同何应钦夫妇一样,陈果夫夫妇也没有子嗣,但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应钦从一而终的婚姻是新式婚姻,陈果夫的婚姻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两人在入洞房前互不相识。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官员中,发迹之后未抛弃旧式婚姻中糟糠之妻的几乎没有第二人。

陈果夫虽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对旧式婚姻十分不满,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经过一番踌躇之后接受了父母的安排,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女方要入校读书;二是要放足。

朱明比陈果夫小一岁,出生于吴兴县荻港镇,是家中长女。其父朱五楼是湖州商界富豪、上海福康钱庄的创始人。由于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加之受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当时17岁的朱明只是简单认识几个字。陈果夫提出让朱明上学的要求,使朱明喜出望外。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朱明进入启明女校后学习勤奋刻苦,加之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

1914年,朱明结束了5年的学习生活,与陈果夫正式成婚。虽然婚前两人一直未曾见面,更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婚后相处和谐,感情弥笃。陈家在吴兴虽“声名显赫”,但经济并不宽裕,朱明自幼养尊处优,过惯了富裕生活,到陈家后有很多不适应。但她从未有过怨言,而是尊敬长辈,孝敬公婆,爱护弟妹,把陈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朱明对陈果夫的照料更是细致入微。多年以来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缠绵病榻,朱明煎汤熬药,照顾饮食,操持家务,“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每每提及夫人,陈果夫都心怀恩爱与感激之情。

朱明早年还曾典卖首饰,资助革命。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后来陈果夫地位升高,朱明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她的默默无闻,也是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并不多见的。

陈氏夫妇一直没有生育,早在1926年,陈果夫的二妹陈敬夫将女儿过继给他,取名陈泽宝。后来陈泽宝出嫁,其夫沈华祝在台湾读完大学后到美国深造,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后,便在伊利诺州的卡特比突柴油机公司担任工程师,陈泽宝随夫前往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

陈果夫夫妇还有一个干女儿,名叫朱月琴。朱月琴是抗战时期陈氏夫妇在重庆时的女佣,后来跟随陈氏夫妇到了台湾。朱月琴多年来尽心在陈家帮佣,使陈果夫夫妇心怀感激。后来朱月琴找男朋友时,陈果夫意味深长地劝她说:“我看还是商界的人好,政界的人不可靠。”于是,朱月琴嫁给一位在台湾和美国两处开珠宝店的商人。朱月琴出嫁的时候,陈果夫夫妇认她做了干女儿,使她有了娘家,新郎觉得非常有面子。后来朱月琴跟随丈夫定居美国。

由于陈果夫没有儿子,其父陈其业做主,将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为嗣。陈泽安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获园艺专业水果学硕士学位,又在新罕姆息大学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几个大学任教。

尽管先后过继、收养了一儿二女,但陈果夫的家中仍人丁不旺,尤其在台北的日子,家中常常整日冷清落寞。夏天来临的时候,陈果夫的日子更加难熬。台北是一个盆地,海风难以吹进,比台中要炎热许多,而且空气湿度很大。陈果夫渐渐感到支撑不住,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无力支持更多的时间。而且整天咳嗽不止,体温一直在38℃左右,低烧不退。他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强撑病体开始给蒋介石写“诤谏之文”。

逃台以后,尽管陈果夫已成为“历史罪人”被打入冷宫,但他一直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决心在离世前把自己对国民党,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写一篇“诤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诤言,一方面表明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

蒋介石收到陈果夫的“诤谏之文”,不无感慨。他其实从未怀疑过陈果夫对国民党及他本人的忠诚。考虑到陈果夫多年来对他的忠心耿耿,心里对他的感情不待言说。便先后数次前往探视,安慰陈果夫安心养病,不要考虑其他。

难熬的夏天快要接近尾声时,医生宣布了陈果夫的病情进展:其结核菌已经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进入血管,再蔓延至脑后,陈果夫已经处于生命垂危时期。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的体温骤然升高,呓语不断,进入昏迷状态。下午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享年59岁。

陈果夫父亲陈其业得知儿子死讯后,不顾家人劝阻,执意从台中赶到台北为儿子护丧,老人看到儿子遗容后放声大哭。陈其业时年81岁,老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而陈立夫远在美国,得不到蒋介石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陈果夫逝世后,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表情悲哀沉痛,几度鞠躬,离开殡仪馆后仍沉痛不已,半晌无言,直到坐进车里,才满怀悲伤地对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该这么早就走啊!”回到办公室,蒋介石提笔写下“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其他一些党政要员,甚至包括陈果夫的一些政敌,也都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称赞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等。总之,陈果夫死后,生前所有攻讦都变成了褒扬。

9月15日,蒋介石亲自颁布了“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蒋介石还下令为其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收录了陈果夫一生所著的有关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礼俗、生活回忆、医药卫生、杂著等六个方面的文章,近200万字,以表纪念。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清幽,景色秀美。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在那首《故乡》诗里,寄托了浓浓的乡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净,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漂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然而,涛涛大海隔断了他的故乡之恋,他被永远留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棺木在观音山墓地安然下葬。

在当年鼎盛一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宋子文去了美国,只有陈氏兄弟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如今却落得一死一逐,这大概是二陈从未想到过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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