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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顾维钧(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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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国际的外交奇才

顾维钧是“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官运与桃花运并享,三次婚姻分别“主贵”“主富”“主爱”。先后为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出任英、法、美等国大使,巴黎和会上怒斥日本人,赢得极高声望。国民党逃台后,继续为其主持“外交事务”,退休后定居美国。

姓名字号:顾维钧 字少川 英文名惠灵顿(Wellington)

籍 贯: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

生卒年月: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 卒年97岁

毕业院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生辰八字:丁亥 癸丑 己亥 戊辰

属 相:鼠

命 相:开花结子衣食足,大业奏功可庆祝。

子孙繁荣多快乐,一家圆满庆有余。

一生都有贵人相助,可成大业。

偶遇不幸,浮沉不大。

桃花运很旺,一生有四个老婆。

个人爱好:体育运动。

家世:

祖父——是闻名江苏嘉定县的仕宦首户,后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丧生,顾家自此衰落。

父亲——顾溶,字晴川,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

兄弟姐妹——共五人,顾维钧排行第四。

1892年——进私塾读书。

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

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

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

190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后攻读政治学研究生。

1909年——获硕士学位。

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后兼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同年,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后调任驻美国公使。

1916年——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

1919年——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驳斥日本要求。同年,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调任驻英国公使。同年,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

1922年——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同年,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

1923年——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

1924年——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后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同年,签订

《中苏协定》。

1926年——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同年,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同年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

1931年——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1932年——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同年,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

1933年——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

1936年——任驻法大使。

1937年——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同年,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

1941年——调任驻英大使。

1942年——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同年,加入国民党。

1944年——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46年——调任驻美大使。

1956年——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1957年——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1963年——当选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1985年——于纽约寓所逝世,享年97岁。

◇官运与桃花运并享

顾维钧出生在上海一幢老式住宅中。由于家道中落,做过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的父亲顾溶(字晴川)失业,当时一家生活无着。顾母既要抚育两男一女,又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因而不想再添个孩子增加负担,就用草药打胎。出乎意料的是,草药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十月怀胎之后顾维钧呱呱落地了。就在顾维钧出生的同时,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受聘于官办招商局担任帮账,顾家的经济状况立见好转,因此,顾维钧被看做为顾家的“福星”。

顾维钧自幼聪明好学,4岁时便入私塾读书,11岁时随姐夫进入英华书院,接受新式教育。

时值光绪末年,顾父入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同在袁幕府供职的张衡山,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他给道尹衙门中许多官员看过相,据说十分灵验。当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英华书院读书,两人关系很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但袁履登不正,恐将来难有善终,结果后来沦为汉奸。说顾维钧将来一帆风顺,富贵双全。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便托人做媒。当时张家境况较顾家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顾家岂有不乐意之理。顾维钧12岁,张衡山的女儿张润娥10岁,便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顾维钧在英华书院毕业后,顾溶曾打算让他学习商业,并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张衡山知道后极力反对,他认定顾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学资昂贵,张衡山仍不惜工本。

顾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衡山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他赴美留学。1904年,顾维钧到达美国,先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外交学。课余,顾维钧参加“语言社”、“辩论会”等活动,主编《哥大旁观者》、《哥大人年鉴》,培养了敏捷的思维、风流的文采和雄辩的口才。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东部各州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见识和眼界大为开阔。

四年后,在顾维钧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催他回家完婚。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直到这时才觉得父母包办的这桩婚姻极不理想,尤其未婚妻是一个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旧式女子,让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但迫于父命,顾维钧只好回国完婚。

结婚后,顾维钧坚持不入洞房。新婚夜藏在母亲房中度过,后来被迫回到自己房中,却睡在沙发上,从此与妻子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返回美国时,迫于父命只好偕妻同行。他把妻子当作亲妹妹,通过朋友把她寄托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让妻子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他自己回纽约上学去了。

1908年冬,清政府特使唐绍仪访美,返国前夕,特邀40位在留美学生代表聚会。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顾维钧以《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身份参加。此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在欢迎宴会上,自然而然成为学生团体的代言人。他精彩而简短的发言,受到唐绍仪和著名外交家伍廷芳、颜惠庆的一致赞赏。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革命果实不久被北洋军阀窃取,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就职后,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刚刚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以顾维钧的才华和成绩完全有条件留在美国,但他一心想报效祖国,为落后的祖国尽一份力。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颇感为难。他和导师约翰穆尔商量。约翰穆尔看过他的论文《序章》后,告诉他说:单独的《序章》写得已经很好,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提前进行了论文答辩并获得通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4月启程回国赴任。

顾维钧回国后即被委任为民国政府的总理秘书,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的一切来往函电。这对24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受到这样的待遇,的确令人感到荣耀。

顾维钧不仅才华横溢年轻有为,而且相貌英俊风度翩翩,是有名的“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此间,顾维钧公余时间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了唐绍仪的三女儿唐宝玥。

唐宝玥没有留过学,对留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相貌、风度与谈吐打动了唐宝玥的芳心。唐宝玥的美貌大方、温柔娴淑,以及高贵的气质,尤其是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都令顾维钧怦然心动。

顾维钧思考再三,终于写信向有名无实的妻子张润娥提出协议离婚。顾维钧表示,离婚后张润娥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回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

张润娥接信后对一切均不表态。但顾维钧依旧草拟离婚协议,寄给张润娥征求意见。张润娥此时已在美国读书两年,思想已不像原先那么守旧,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数月后张润娥回国,两人晤面。张润娥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为证明不是他逼她所为,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一切顺从照办,反倒令顾维钧多了几分内疚。

张润娥离婚后即落发出家,令其父痛悔万分,本以为为女儿选中了乘龙快婿,没想到害了女儿,不久张衡山抑郁而死。20年后的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在上海得知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信并附送5万元巨款以“赎罪”,被张润娥连信带款一起退回。

充满戏剧性的是,顾维钧与张润娥离婚后,将他与唐宝玥的喜日定为1913年6月2日,当顾府正在紧张筹备喜事的时候,唐绍仪突然通知他们的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自正室早前亡故,是年经伍廷芳搭桥,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日子也正好定在这一天,且地点也选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父女两人同日举办婚礼,必然会令社会各界哗然。顾维钧欣然从命,另择婚期。

有趣的是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由此可见,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充满感激之情。从此,顾维钧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政治地位更稳固了一层,两年后出任美国公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使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乘隙扩大在华势力,于11月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不但没有如先前所说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世凯保守秘密,否则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袁世凯一时没有主张。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只要总统下令抵抗,中国军队可以抵抗日军4时。

然而,顾维钧认为,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此时应利用世界各国同日本的矛盾,特别是美日、英日的矛盾。建议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世,因为中国的保密承诺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必要遵守。

在总统和外交总长同意的情况下,顾维钧便在英美公使之间求得同情,不久外国报纸刊载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顾维钧揭露日本行径的文章,引起国际反响,对日寇构成了压力。顾维钧在中日问题上的看法,以及在这次外交中所表现的不凡勇气和才能,引起外交部的高度重视,为以后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谈判中日问题奠定了基础。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被任派驻墨西哥公使,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最年轻的全权正使。不久,调任驻美国兼驻古巴公使。此时欧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顾维钧在华盛顿时常拜访交战双方的驻美公使,了解核实欧战的真正情况及他们各自政府对战争前景的看法,并及时电告中国政府。

美国参战后,顾维钧建议中国同美国保持一致。后来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这固然有美国的影响,但顾维钧的建议起了一定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与同盟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协约国的其他国家也想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并打算在战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顾维钧感到此举对中国事关重大,因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处于不平等地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争取收回一些失去的权利。

于是,顾维钧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搜集包括英、美等国各种计划草案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之后确定中国应采取的策略。同时研究了对中国有特殊利益的问题,以便中国政府在和会上提出这些问题。他把小组研究情况及时报告北京政府,建议政府为战后将要召开的和会作好准备。

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接受了顾维钧的建议,特地成立外交委员会,以顾维钧寄发的报告书为基础,研究中国要向和会提出的问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沉重的打击。

顾维钧与唐宝玥结婚后感情笃深,并很快有了一儿一女,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除照顾小家庭和孩子外,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常常出席各种交际活动。1918年10月,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让夫人选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疼爱丈夫,主动要求去路途遥远的费城。当时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病——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返回途中不幸染病,回到华盛顿后已感到体力不支,但仍强打精神赴会应酬,然后便病倒了。由于当时医学尚不发达,两天后唐宝玥便撒手人寰。

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了,令顾维钧整个身心如坠深渊,一时产生了有缘无福的宿命与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必须从悲痛中振作起来,才能从容赴会,不辱使命。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江苏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1924年至1925年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乡人瞻仰唐氏遗容。后在军阀混战中棺材被打开,棺内珠宝被劫,顾维钧决定将其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自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料理完亡妻后事,顾维钧返回美国。1918年12月,顾维钧在启航飞往巴黎前,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巴黎和会一举成名

参加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幕,他的外交成绩发轫于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1918年12月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首先遇到的是和会席位问题。会议将各个国家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分别为英、美、法、意、日,各国分别有5个席位;其他一些国家3个席位;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个席位。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2个席位。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由于英、法阻挠,顾维钧四处奔走争取席位无果,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会议。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十人”包括美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王与代表)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妄图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获得会议通过。对此,美国代表没有顺应日本代表的意图,而是表示应该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

这是关系到山东省命运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由第一代表团长陆征祥亲自参加。但陆征祥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大多数与会代表只懂英语,这显然不利于各国代表了解事情真相,不利于取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其他代表或是不足以担此重任,或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不愿意参加辩论,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站出来承担这副重担。

1919年1月28日,和会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提出德国原在山东的一系列侵华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本。顾维钧针对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慨慷陈词,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他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

接着,他又从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说:“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的据法引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发言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在顾维钧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了劣势。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主权所作的成功演说,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顾维钧也因此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各自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们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无论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均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以表明中国的立场。

然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了,陆征祥对此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与此同时,国内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国内外团体纷纷要求拒签。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定夺。而陆征祥此时已住院多日了。

6月27日晚,顾维钧去医院看望陆征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代表团秘书长岳某在看完陆征祥后先行告退,几分钟后却又急匆匆返回来,说在医院外面受到了袭击。原来,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拦住他质问为何要签约。人们将他看做是陆总长的心腹,认为陆已决定签约,威胁说要杀死他。一个女学生甚至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枪对准他。他吓得跑回陆征祥的病房。

顾维钧对他安慰一番后,送他返回。当他们到楼下时,立刻被人群围住。但人们看清是顾维钧时,气氛缓和下来,顾维钧告诉大家:“中国当然不会签字!”多年后顾维钧再次遇到那个女学生,方知大衣口袋里装的不过是一段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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