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陈诚(2 / 2)
武汉沦陷后,陈诚赴渝专任政治部长之职,同时多次担任钦差大臣,到前线协助指挥作战、督战。1939年9月,日军会攻长沙。陈诚与副总长白崇禧赶赴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向蒋介石请示长沙“守”与“不守”,蒋回答“不守”。因此一到长沙,陈诚便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薛岳却执意坚守,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陈诚曾一夜之间打了九次电话,命令薛岳退出长沙,薛不以为然。陈诚担心彼此争论下去贻误战机,向薛岳了解部队情况后与白崇禧商议并作出决定,遂命薛岳反攻。与此同时,将薛岳反击的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随后,为加强湘鄂防务,陈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次年1月又飞往桂林,协助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6月又先后参与指挥了粤北、宜昌等战役。1941年9月,为策应长沙会战,陈诚发动荆宜攻势取得成功,再次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0年9月,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亲理省政,取得一定绩效。1943年3月,奉蒋介石之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飞赴云南楚雄就任。陈诚为提升远征军战斗力,从云南前线部队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命令各部依计划实施。同时创办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培训团,在美方协助下,有计划地对各种专业干部进行培训,为全面整训部队奠定了基础。陈诚同时制定远征计划,准备当年8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工作,然后与英美盟军发动攻势,以恢复中印缅水陆交通及协助英印盟军恢复缅甸。但是,由于鄂西会战的发生和监军作战计划的调整,使他与远征军反攻失之交臂。
时值1943年5月,陈诚正雄心勃勃准备远征军大反攻,日寇对鄂西大举进攻,直逼四川,第六战区代司令孙元良一时没了主张,蒋介石立刻电召陈诚。陈诚只好放下远征军的反攻计划,直飞恩施指挥阻击,半个多月后便取得了“鄂西大捷”,歼敌25700多人,炸毁敌机45架,汽车75辆,船艇122艘,仓库5座,日军全线崩溃。
返回云南后,陈诚统一了远征军的编制,10月再次制定远征军反攻计划,但在10月中旬胃病发作,几度昏迷,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11月底赴重庆休养。
1944年6月,日寇兵临潼关。为解西北之急,蒋介石决定在汉中设立第一战区,由陈诚出任司令长官兼冀鲁战区总司令,所辖6省区,节制9个集团军、23个军,实力为全国各战区司令之首。
1944年11月,蒋介石已完成由陈诚取代何应钦的历史过渡,即任命陈诚接任何应钦的军政部长,不久安排何应钦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抗战八年,陈诚作为主战派在抗日前线度过了绝大部分时间,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战癖屡战屡败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党撤销原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军令部、军政部以及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成立国防部,将军政大权集中到国防部。经过一番各方势力平衡,最后由桂系白崇禧任第一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
从名义上看,国防部长领导参谋总长,但蒋介石玩的是架空术,将白崇禧放在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架空,而由陈诚掌握国防部大权,上对蒋介石负责,下直接统领陆、海、空三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其中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外,其余三个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均为陈诚的亲信,在国防部参谋本部形成了强大的“土木系”势力。此时的陈诚权势熏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到达权力峰巅容易使人陶醉,也容易使人失去理智。陈诚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均系美式装备,实力强大,与共军决一雌雄,3至5个月便能解决。他根据12年前“围剿”红军的经验公开宣布:6月份用4时消灭中原解放区的武装;7月份用两周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三周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月份占领冀热辽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然后摧毁其余解放区,让解放区成为历史名词。
然而,陈诚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中共军队的实力与12年前已大不相同,而且得民心者得天下。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首先点燃全面内战的战火,以30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迫到桐柏大别山区一举歼灭。令陈诚大出意外的是,中原解放军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主动进行了战略转移。
紧接着,陈诚又在7月份调动大军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苏中解放区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以3万兵力“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共5万多人。
1946年底,陈诚调动50万军队在鲁南临沂地区与华东解放军展开决战。1947年2月陈诚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的第三天,鲁南战场便响起了丧钟,其第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两军主力被全歼,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
接下来,陈诚又调动60余万大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但不足4个月,又被歼灭15万人,两处进攻均被粉碎。
国民党挑起内战仅一年,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部失败,被解放军歼灭共110多万人,解放军总数增加70多万人。战事失利,在国民党内部,陈诚成为了众矢之的。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撤掉陈诚的呼声响成一片。蒋介石担心不撤难以服众,只好免去陈诚参谋总长的职务,同时撤换、处分了大批军事将领,并由自己亲自直接指挥全局。
1947年8月末,东北战场局势垂危,蒋介石为挽回败局,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接替连吃败仗的熊式辉。陈诚连遭重创之后,虽不免沮丧,但也急切希望在军事上挽回败局,恢复个人声誉。接到任命后,即寄希望于在东北创造奇迹,认为只要整饬军纪,提高士气,协同作战,便有希望改变不利形势。于是,首先任命密友罗卓英为行辕副主任,起用自我标榜为“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反共专家朱怀冰为行辕总参议,并带上其得力干将车蕃如、石祖黄等人,一行人于9月1日抵达沈阳。
陈诚一到任,便大刀阔斧地整编军队,大量撤换原有军事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致搞得人心惶惶,内部不稳。但被撤下来的头目们并没有什么不满,这主要因为一方面陈诚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另一方面东北局势危急,可以说败局已定,正好借机溜回关内避风。陈诚却雄心勃勃地大肆扩充军队,使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恢复到10个军、50余万人,也使陈诚军事集团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国民党挑起内战已人心丧尽。国民党军队本身早已没有了北伐时期的蓬勃状态,贪污腐败,厌战怕死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他们的对手已不是日薄西山的北洋军阀,而是深受广大民众拥戴的人民解放军。
就在陈诚做着力挽狂澜美梦的时候,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开始了。陈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还没来得及喘息,解放军更为猛烈强大的冬季攻势接踵而来。为了争取主动,陈诚调集包括新五军、新六军在内的40万人在沈阳西北的辽河、柳河交汇处,向解放军发起进攻,结果惨遭失败。公主屯一战,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全部被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遭此重创,长春、沈阳、四平、锦州日益孤立。陈诚寝食难安,胃病复发,只好躺在病床上指挥作战,表示“决心死在沈阳”。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后,蒋介石极为震惊。1月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着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追查造成新五军惨败的责任。陈诚自知难辞其咎,只好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指挥无方,请示按党纪国法惩办。
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虽然不忍下手,但又不能不有所交代,返回南京后即批准陈诚辞职。1948年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赴上海就医。
东北之行一败涂地,使原本因连吃败仗成为众矢之的的陈诚日子更加难过,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了顶点,有的“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陈诚遵蒋介石之嘱,偕全家老小,于当年10月赴台养病,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愁肠百结的岁月。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东北蒋军即将彻底灭亡,蒋家王朝败局已定,蒋介石不得不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台湾岛。挑选经营台岛的人选,关系到国民党能否顺利撤出,是否能在台湾站住脚,蒋介石选来选去,最理想的人选自然又是陈诚。因此,陈诚赴台养病是带着“重大使命”而来。12月29日,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发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接到任命,陈诚毅然就职。他说:“以养病之身,骤膺重寄,自度极不适宜,惟国家安危所寄,又不能不悉力以赴。且反共战争,乃一长期之奋斗,其胜负不在疆场上一时得失,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总体上之最后胜利。”
◇危局中执掌台岛
1949年1月5日,陈诚在台北就职视事,提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并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陈诚主政台湾两个月后,便拿出了较为系统的施政方计,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经济方面,增加生产,改革币制,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稳定物价,实行三七五减租;在文化方面,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经过不懈的努力,至1949年12月21日将台湾省主席一职交给下任吴国桢,一年中,陈诚一面努力增加生产,一面稳定台湾局势,初步改变了台湾混乱的政治局面,使台湾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供应有了一定好转,为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栖息台岛奠定了基础。
1949年8月,广州政府行政院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苏、浙、闽、台四省,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公署长官,其长官公署设于台北。陈诚虽竭力支撑危局,但于国民党军的溃败已无回天之力,陈诚于8月15日就职,8月17日福州即宣告解放,两个月后厦门全岛解放。这时国民党的残余官兵已如惊弓之鸟,精神已濒临崩溃。陈诚以台湾、金门防守空虚为由,经蒋介石批准旋调第十二兵团胡琏所辖之一部,由广州经汕头开往金门。
10月24日,解放军攻打金门,陈诚给金门前线下达顽强死守的命令,严令“打到最后一人也不许撤退”,并派嫡系部队第十八军附装甲部队增援。经过4天激烈战斗,进攻金门的解放军部队因指挥失误,后续部队跟不上,致使战斗失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金门大捷”致电陈诚并全体守军,称赞其“指麾多算”、“垒坚若砺”、“行阵协同”。陈诚专程飞赴金门,召开军事检讨会并部署军事防守。
11月4日,解放军官兵6000人于舟山群岛南端的登步岛强行登陆,陈诚竭力督战,国民党军拼死抵抗,双方激战二日,解放军终因后援不继,造成很大伤亡,致使登步岛之役失利。为给国民党残余军队打气,陈诚大吹大擂,称:“金门及登步岛两次胜利,对于振奋士气人心,改变国防观感与确保台湾安全,确有重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陈诚花了较大精力对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登记整编。凡是到台部队,首先要放下武器,按照指令进行登记,然后方可登陆,使每一支到台部队都经过准确人数核准,然后按人头发给薪饷,一改长期以来国民党部队“吃空额”的风气。随后对驻台部队进行了三次整编。第一次整编旨在统一编制;第二次整编目的为减少指挥机构,将各指挥部直接隶属于长官公署;第三次整编在于扩充部队,包括步兵、新军的建立和装甲部队的增编。在整军过程中,加强了对军官的训练。经过三次整编和扩建,共编成三个军团,由胡琏、刘安琪、石觉分任军团司令。陈诚对此吹嘘说:“现在经过整编的军队,战斗力增强,一个军可打共匪三军,这是有把握的。”
蒋介石对陈诚自主政台湾及任东南军政公署长官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其1950年3月1日恢复“总统”职权后,即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在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称:陈诚“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陈诚的“行政院长”一职,可以说是就任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台湾形势十分危殆。在陈诚向“立法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军事方面,大陆上仅存西昌一个据点,解放军随时可能渡海作战;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迁台以来,“部署未定,全社会人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财政经济方面,“因大陆尽失,收入锐减,军民集中台湾,消费增加,负担加重,无论财政经济均潜伏着极严重的危机”。因此,陈诚提出政府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准备反攻大陆”。他把台湾比作一只救生艇,说“救生艇的任务在救人,但在惊涛骇浪之中,又不能不顾到这只救生艇本身的安全”。
为此,陈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从政治思想宣导入手,提倡“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是自立自强的意志与自力更生的信念”;同时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加强台湾守备;预防和抵制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大力建设台湾经济等等。
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此次大会专门作出称颂陈诚的决议,决议称:“当三十八年革命遭遇空前挫折之际,大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同志确能秉承总裁指示,采行确切措施,作中流砥柱,立复兴之基础”;对其“忠贞坚毅,勇敢负责,不辞劳怨,不避险阻之精神,及其对于革命之重大贡献,深致嘉许”。
1954年2月,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提名陈诚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在3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中,陈诚当选“副总统”。“行政院长”由俞鸿钧继任。
三年后,即1957年,陈诚被推上宦海生涯的巅峰——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翌年,由于“行政院长”俞鸿钧遭弹劾而辞职,蒋介石再次请出陈诚“组阁”。这样,陈诚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成为台湾位居蒋介石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
陈诚的一路升迁,既得益于他出身准黄埔系、浙江派,更得益于他30多年跟随蒋介石出生入死,无怨无悔,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使他早已成为蒋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亲信,正如蒋介石所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但蒋介石终究是要把权力移交给儿子的,逃台后政治上的关键一步就是培植蒋家第二代。但蒋经国资历尚浅、年纪尚轻,要想顺利过渡,完成权力交接,首先要有“辅政大臣”为蒋经国保驾护航,蒋介石选中的“首辅”便是陈诚。
与此同时,铲除蒋经国接班路上的障碍,也是蒋介石的重要部署。蒋介石利用战败的机会,借口追究失败责任,大搞国民党改造运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整编,将南京时期的党国重臣、封疆大吏、政府要员以及其他派系的骨干统统赶下台去,使一大帮新面孔在台湾党政军中崛起。陈诚、蒋经国成为台湾政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陈诚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尽可能提携、帮助蒋经国,但有时对蒋氏父子的工作作风不能认同,思想上曾一度与蒋氏父子产生游离。如1960年公开表示支持反对党,从而客观上推动了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对蒋经国建立的“青年救国团”颇有微词等。当然,陈诚毕竟为识时务者,也颇懂蒋介石的心思,偏离轨道之后能尽快调整过来,于是决心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在台湾政权机构中,“行政院长”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个实权职务,历来令人瞩目。蒋介石见陈诚如此,知道他不会成为传位的“障碍”,直到1963年底鉴于陈诚身体原因,才同意陈诚卸任此职。
◇殚精竭虑抓经济
陈诚受命经营台岛之时,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百废待兴之际。在此情况下,整顿农业是当务之急。而要整顿农业,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以减轻农民沉重的地租负担,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陈诚在初任台省主席之际,便在施政方针中拟定“三七五减租”办法,很快,“行政院”便正式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其法与陈诚在湖北实行的“二五减租”法相同,规定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超过的要降下来,不及者不得增加。
“三七五减租”使佃农的境况得到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但这只是“土地改革”的初步阶段,它并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仅仅调整了租佃关系。因而在此基础上,1951年6月4日,陈诚按蒋介石颁发的《台湾省放领公有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方案》,将国民党的公有土地(主要是从日寇手里获得,占台湾耕地面积的21.58%)出售给佃农,地价为全年正产作物收获总量的两倍半,分十年摊还。免交田租,但须交纳土地税。到1954年3月,放领公有土地6万余甲,产生12万多户自耕农。同时还放租一批公地,大面积的公地一般租给合作农场,零散公地租给私人农户。这是改革土地制度的第二阶段工作。
1952年底,陈诚又进行了土地制度的第三阶段改革,实施“耕者有其田”。按照规定,每户地主可保留三甲水田,或者六甲旱田,其余的土地都由政府收购,再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陈诚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农民的不满,缓和了农民和地主以及政府的关系,基本消灭了封建势力。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也促使地主阶级把土地转变为资金后,开始投资工商业,为台湾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
陈诚总结了土地改革中的经验,著有《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并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
在金融方面,战后台湾的金融形势十分严峻,本来台币币值比国民党政府法币高,后因金圆券急剧贬值,台币在汇兑上蒙受巨大亏损,致使台湾物价飞涨,引起金融巨大波动。加上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军公费用及各公营事业的资金由台省垫付过多,致使财政金融均受严重影响。为稳定台湾金融,整顿台湾经济,陈诚认为必须进行币制改革。
1949年5月,获蒋介石批准,陈诚以中央银行存台的80万两黄金作为币制改革基金,美钞1000万元作为台省对外贸易基金,于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及《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章程》,新台币开始出台。此次改革的要点为:以台湾银行钞票为主币,以美金为计算单位,以台湾省为限。自此,旧台币停止使用,新台币正式流通,新台币与大陆货币不发生任何联系。与此同时,陈诚以严厉手段,断然封闭地下钱庄400余家,禁绝投机买卖,为新台币的顺利发行清除了障碍。
陈诚的币制改革取得了成功,不仅未发生通货膨胀,而且物价稳定,在利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储蓄额仍有大幅度增长,从而稳定了台湾经济和社会生活,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长期立足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台岛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过几年的恢复整顿,使台湾经济渐渐稳定后,从1953年开始,台湾政府开始执行“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陈诚亲自主持制定了前两期的四年计划,并全程执行了第一期四年计划,程度不等地主持了前三期四年计划的实施。到1956年,第一期四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1.7%,超过了11.1%的原定指标;农业年均增产6.2%,比原计划平均增产4.8%的指标,几乎提高了30%。
陈诚在台湾还留下了一项传世之作,那就是和土地改革并称为“两大奇迹”的石门水库。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便想在位于桃园县境内的石门峡谷建造水坝,以便引水灌溉。但考虑到工程浩大,始终未能实施。而陈诚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建设。在经过多次考察筹划后,1954年,陈诚组建了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第二年该委员会便提出了水库工程的定案计划报告,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陈诚亲自挂帅,出任“行政院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水库的建设并成功获取美国的援助,使得石门水库历经9年建设,终于完工。
石门水库竣工后,它除了发挥防洪、灌溉、蓄水、发电功能外,还成为台湾的一个著名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石门水库不仅是造福台湾人民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台湾人民战胜大自然的一笔珍贵财富。
陈诚在台17年,还多次主持了处理水、风灾害,致力于灾区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深受社会各界及台湾人民的赞誉。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在中华儿女同自然界作斗争的光荣史册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陈诚为台湾的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台湾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台湾百姓心中,陈诚享有极高的威望。
陈诚关于重视资金的积累、重视技术、讲求效率和速度等经济建设思想,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副总统”严谨治家
陈诚虽然在台湾居于炙手可热的地位,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在1948年于上海施行胃部手术时,陈诚即已发现肝脏有中度硬化现象,此后多年来,不断对肝脏功能及肝硬化可能导致的并发症做定期检查和经常性治疗。进入60年代,陈诚的病情逐渐加重,1963年底陈诚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后,政务有所减轻,对养病有所帮助。
这段时间,陈诚有了多一些的时间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多年来家庭都是他身心疗养的港湾。但这个幸福家庭的由来却颇有一番波折。
陈诚先后两次结婚。20岁时与前妻吴舜莲结婚后,夫妻并非没有感情。而以陈诚的个头矮小以及贫寒家境得以与当地富家小姐成婚,则当属高攀。当时陈诚也正是有了妻子的嫁妆费才得以外出闯世界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陈诚下了休妻的决心。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时,陈诚接到父亲病逝的电报,赶回家乡奔丧。陈诚离家十年归来,妻子便想留他多住些日子,希望这次丈夫回来能让自己怀上孩子。可是陈诚身上有伤,无论吴舜莲怎样温柔体贴、百依百顺,他总是尽力回避,对妻子不冷不热,还总是责怪吴舜莲碰痛了自己的伤口。
开始吴舜莲以为陈诚因父亲过世和伤口疼痛而心情不好,没有计较丈夫的冷漠,后来陈诚对妻子更加不耐烦,说话粗言粗语,脸色阴沉。吴舜莲觉得非常委屈,当得知陈诚马上就要离开时,更认定陈诚在外边有了女人。想到自己长年独守空房,侍奉公婆,换来的却是如此结果,觉得此生已无希望,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拿起插在竹篱墙上用来割桑叶的刀,朝自己的喉咙处割去。
幸亏抢救及时,吴舜莲保住了性命,但吴舜莲的刚烈决绝让陈诚心灰意冷。把吴舜莲送到医院后,陈诚便立刻赶回部队,从此下定休妻的决心。后来随着地位的升高,他对吴舜莲这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更加看不上眼,只是顾念其多年在陈家操劳,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后来蒋介石为干女儿谭祥择婿,陈诚成为了候选人之一。谭祥的父亲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长谭延闿,谭延闿任行政院长时,和蒋介石关系甚好,是宋美龄的干哥哥,宋美龄对他十分尊重。当初蒋介石向宋家求婚时,宋美龄就表示说:“非谭延闿做媒我不嫁。”谭延闿因此经常到蒋介石私邸漫谈,每去必带三女儿谭祥。谭祥才貌双全,又是宋美龄留学美国时的同学。加上谭祥嘴甜招人喜爱,蒋氏夫妇对其更加喜欢,便认来做了干女儿。
谭延闿去世后,谭祥更是经常登门看望蒋氏夫妇,称蒋介石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蒋氏夫妇对她视如己出,十分钟爱,便决定在年轻将领中为干女儿选择“乘龙快婿”。
当时,胡宗南和陈诚都是年轻将领中的佼佼者,两人都在蒋介石夫妇的考虑范围之内。而胡宗南既比陈诚年轻,又没有结过婚,蒋氏夫妇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胡宗南。但出于政治的目的,蒋介石夫妇最终选择了陈诚,因为考虑到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介石忠诚不二,可以放心。而陈诚曾经和严重、邓演达关系密切,蒋介石便决定利用这桩婚姻笼络陈诚。
蒋氏夫妇首先征求谭祥本人的意见,谭祥问陈诚“现居何职”,宋美龄答“军长”,谭祥又问“哪一军”,蒋介石忙在旁边说:“是十八军。”谭祥早就听说十八军是一支主力部队,一听陈诚是十八军军长,就低下头不再说话,表示同意了。陈诚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满心欢喜,但仍像以往在蒋介石面前一样,表情严肃地举手行礼说:“一切听从领袖安排。”
陈诚身高不过一米六,可谓其貌不扬。但长方形的白面书生脸倒也称得上清秀,穿上军装之后便也有了几分英武。谭祥见过之后认为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十分满意。当时陈诚与上海女大学生陈德懿相恋四年之久,为了和谭祥结婚,陈诚把陈德懿送到美国读书,从此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但与原配吴舜莲离婚却没有那么简单,吴舜莲在陈家多年,已是名正言顺的陈家媳妇,岂肯轻易同意脱离夫妻关系。想来想去,陈诚一封电报请来当初的月老、大舅哥吴子奇。吴子奇不但是陈诚的师范同学,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陈诚的部下,并随着陈诚的升迁而升迁。陈诚任团长时他是军需主任;陈诚当师长时他是师军需处长;陈诚当上军长他是军军需处长。吴子奇从南昌赶到南京,听陈诚一说,知道这桩婚姻来头不小,并早已料到,陈诚官越做越大,妹妹一个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又没有子嗣,婚姻迟早会破裂。吴子奇也考虑到妹妹的工作难做,干脆替妹妹做主,写了一张协议离婚书。在吴舜莲名下声明,由于舍妹不识字,故由本人代笔,一切由本人负责。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家庭幸福美满,宦途一帆风顺。陈诚在前线作战时,每日都要与谭祥通电话。谭祥主持家务,教育子女,偶尔当陈诚人际关系上遇到麻烦时,也会出面到宋美龄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险为夷。除了礼仪活动,谭祥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抗战期间,陈诚在恩施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曾下令全省文武僚属一律不准坐轿子。有位厅长患有痔疮和脚气病,不能走路上班,接到陈诚的命令后,只好每日痛苦地步行上班。厅长太太不忍心,上门求告,请求陈夫人向陈诚说个情,准许她丈夫坐一段时间轿子。陈诚自己就有带病坐轿子指挥作战的经历,深知其中的无奈,所以当谭祥一说,立刻慨然允诺。
谭祥随陈诚度过了“剿共”、抗日和内战的常年战争岁月,直到赴台之后才开始了安定的生活。陈诚和谭祥婚后生有六个子女:长女幸,次女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
陈诚自己清正廉洁,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孩子们勤劳、节俭、守纪律。陈诚的小儿子履洁上小学时,经常第一个到学校,即使不是自己值日,仍要主动把教室打扫干净,因为父亲经常教育他:“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懒。”
陈诚历来公私分明,从不用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所以他的子女都是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上学,一位记者得知此事后,做了如下报道:
1949年1月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都是走路上学。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学校,弄得满身泥水。顽皮的同学们就逗他说:“你看,有些当厅长、当经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车上学,你爸爸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给你坐汽车上学呢?赶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车坐。”孩子天真得很,回家以后,马上就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陈诚听了以后很好笑,就问他的孩子道:“你们有脚没有?”孩子答:“有两只脚。”又问:“脚是干什么的?”孩子答:“走路的。”于是陈诚就笑着对他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就因为在替国家办事,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小的时候学着吃苦耐劳,长大了能替国家做事,是吗?”孩子听了这番话,点点头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小汽车坐了。
四子履洁快小学毕业时,陈诚给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履洁非常珍爱,每天放学后都要自己动手擦车,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花3元钱送到车店去擦,履洁说:“我爸爸说我们还不会赚钱,应该节省每一文钱,能够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去做,不要假手于人。”长子履安去美国留学时,学费完全靠自己打工支付,有时不得不停下学业做一学期工,挣够了学费再继续读书。
陈诚的六个子女,穿着打扮待人接物,看上去都普普通通的,与平常人家子女无异。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更不会以父亲的地位来炫耀自己。大女儿陈幸在美国读书时,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时,报纸上登出了陈幸的照片,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次子履庆眼睛高度近视,按规定可以免服兵役,但他仍然主动与同学一样参加服役。他说:“如果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说我有近视,只说我是‘副总统’的儿子,那就不好了。”
孩子们一如乃父清正品格,令陈诚夫妇颇感安慰。
◇遗嘱中没提“反共”
从1964年9月3日起,陈诚的病情突然恶化,整日腹泻不止,体重骤减。经台、美名医会诊,于10月下旬为陈诚作了“肝穿刺”,化验结果表明,陈诚所患为肝癌。这是现代医学技术对陈诚的健康作出的“终审判决”。
常年跟随陈诚作私人医师的沈彦大夫,将这个结果告诉谭祥之后,谭祥异常惊恐,但她理智地要求医生暂时不要把真实病情告诉陈诚,只对陈诚说,他患的是肝硬化。
蒋介石得知陈诚的诊断结果后,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医疗专家组成“诊疗小组”,在陈诚的私邸建立了家庭诊疗病房,日夜照顾陈诚。
谭祥除料理家务外,其余时间全部陪护在丈夫身边。她陪着陈诚说笑,照顾他的饮食,用妻子的温情减轻丈夫的痛苦。晚上陈诚不休息,谭祥便不离开病榻。每天上午9点,谭祥会准时出现在陈诚的病榻边。
后来,当一切迹象显示出陈诚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时,谭祥再也不肯离开陈诚半步。她不肯睡觉,不肯吃饭,放了一张半躺半坐的椅子,日夜守在陈诚的病榻旁,唯恐丈夫突然弃她而去。
同时,蒋介石指示给陈诚在海外读书的子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台看望父亲。大女儿陈幸带着幼子从海外归来,小女儿陈平,整日陪着母亲守候在父亲身边。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儿子履安,与夫人携带刚满1岁的孩子赶到台北。在纽约读书的二儿子履庆,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的三子履碚,和同样在纽约读书的四子履洁,都匆匆来到父亲身边。这次团聚,是陈诚在生命结束以前,最后一次见到了所有的儿孙。
陈诚在谭祥的精心护理下,又享受到儿孙团聚的满足,病情一度趋于稳定。有时,他能在花园里散步,逗弄依偎在膝下的孙子、外孙。但是进入1965年后,陈诚的健康状况急转而下。
1965年1月17日,陈诚突然患重感冒并发支气管炎,病状持续两周。后急性症状虽逐渐消失,但陈诚的体力及精神迅速下降,食欲消失,两腿浮肿,腹水增加,癌肿增大至脐下。2月27日,陈诚体温急降至35度以下,每分钟仅呼吸8至12次,脉搏达每分钟100次以上,血压逐渐降低,终日呈昏睡状态。当晚,台湾正式发表病情公告,公布陈诚的病状。
自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饮食。这天早晨8点左右,他屏退医生、护士,召长子履安携纸笔来到自己的身边,口授遗言三条: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5字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以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遗嘱中并未出现“反共”或者“反攻”这类词语。陈诚曾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晚年对台湾和大陆的形势、对共产党有了新的思考与认识。遗言发表前,有人要在其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谭祥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做修改。
对于陈诚的病,蒋介石非常关切,经常出面探视和询问病情。3月4日中午,在陈诚去世前一天,蒋介石夫妇前往探视。在蒋介石夫妇到来前,当谭祥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诚时,陈诚坚持下床,坐在椅子上等候。
蒋介石夫妇来到后,陈诚断断续续地对蒋介石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行了……”
下午,陈诚断断续续吩咐家人:“别人要来看我的,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他们进来。”陈诚心知自己命不久矣,最后会见了自己的至交好友与部属。
陈诚临终前,宋美龄再次前来探望。她劝谭祥暂时回卧室休息一会儿。日日夜夜的煎熬已使谭祥憔悴不堪,尽管她每每在陈诚面前强颜欢笑,而一离开陈诚便是掩面而泣,她的精神已几近崩溃。她被半拖半劝地送到楼上。宋美龄吩咐医生为谭祥注射镇静药,让她睡一会儿。谭祥哭泣着哀求道:“陈先生要过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叫我!”
谭祥没有睡多久,就被护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她被搀扶着下楼,来和共同生活了34年的丈夫诀别。
1965年3月5日7时零5分,陈诚停止了呼吸。谭祥抚尸痛哭,口中连呼:“辞修,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她在献给丈夫的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陈诚去世后,台湾各大新闻媒体对此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台湾当局更是给予陈诚特殊的哀荣。蒋介石于当天发布“总统令”,特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立法院长”黄国书等台湾政要,以及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薛岳等国民党元老耆彦组成治丧委员会,“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蒋介石还下令,自3月6日起,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致哀。公祭及殡葬之日,民间一律悬挂半旗,“国防部”下令三军,为陈诚服丧。
蒋介石送陈诚亲笔挽匾和挽联各一幅,挽匾手书:“党国精华”。挽联手书:“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陈诚遗体于10日上午在台北殡仪馆入殓,蒋介石、宋美龄前往含泪吊祭。28名国民党中央常委和治丧委员,包括蒋经国、张群、严家淦等,自10日下午6时起,至翌日上午8时,轮流在市立殡仪馆陪护陈诚灵柩。
公祭之日,蒋介石亲率文武官员,在台北殡仪馆和墓葬地泰山乡两次向陈诚致祭;蒋经国则整日守在灵前,茶饭不进,他在墓旁声泪俱下,对记者说:“‘副总统’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
8月30日,陈诚灵柩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塞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