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陈诚(1 / 2)
主政台湾的“小委员长”
“土木系”起家的陈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既为蒋介石临危受命,也在失败时为蒋介石所袒护,丢了东北后悄然“东南飞”,为蒋家王朝营造退身之所。虽主政台湾位居一人之下,却不得不为蒋氏政权的“传子计划”保驾护航。死后遗书里不再提“反共”。
姓名字号:陈诚 字辞修 别号石叟
籍 贯:浙江省青田县
生卒年月: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 卒年67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 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
生辰八字:丁酉 壬子 丁卯 甲辰
属 相:狗
命 相:合官留杀,杀印相生。
格局清纯,金水木循环相生有情。
大贵之命,壬丁争合官。
晚年声望直逼上峰,但丁火终受甲木之生,不能越雷池半步。
家世:
先祖——河南人,明朝嘉靖年间迁至浙江青田,明末清初兵乱之中又迁往石盖、四都等处。
太高祖的父亲——茂远,为武学诸生,迁至高市。
太高祖——采芹,茂远的长子。
高祖——国善,成为当地首富。
曾祖——廷王圭 ,生六子。
祖父——锦芝,廷王圭 的长子,妻子刘氏,生有二子,长子登迁,次子希文。登迁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父亲——希文,妻子洪氏。
兄弟姐妹——陈诚为老大,二弟正修,三弟免修。
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体育专科学校。
1919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
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2年——在浙军中任职,后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副官、连长及大元帅府警卫。
1924年——调至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
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炮兵连长,战后因功升任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7年——任预备队第一补充师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后被保荐升任师长。同年1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之后代任厅长。
1928年——任军事教育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警备司令,兼第一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参加第二次北伐。
1929年——参加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及中原大战,因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
1931年——任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师师长,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与蒋介石的干女儿、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三女谭祥在上海成婚。
1933年——任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总指挥,参加第四次“围剿”。
1935年——任中将,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特派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同年9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主任兼广州行营参谋长,并晋加陆军上将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失守后赴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1939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了鄂西会战和缅北作战。
1944年——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鲁战区总司令。
1946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7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48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委员。
1949年——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950年——蒋介石复任“总统”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
1952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1954年——当选为“副总统”。同年11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7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1960年——连任“副总统”。
1963年——连任副总裁。
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北去世,终年67岁。
◇顺利完成三级跳
陈诚出身于浙江省青田县一个普通的世代农家,只有父亲陈希文为晚清秀才,做了青田县小学教师,后升任校长。陈诚因自幼体弱多病,直到9岁才正式入小学读书。因家庭经济拮据加上陈诚身体不好,1912年小学毕业后,父亲本打算让他在家佐理家务,让其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不愿中断学业,瞒着父母报考了省立第十一中学并被录取。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一学期后又去报考公费师范学校,被省里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
陈诚虽然身材矮小,但却爱好体育,擅长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等,特别喜欢棍棒,在师范学校期间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曾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荣获个人总分第一名。
按照父亲为其设计的职业生涯,便是师范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1917年陈诚师范毕业的时候,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缺。但其父亲担心被指“谋私利”,这次机会便放弃了。
这时,20岁的陈诚经师范同学吴子奇做媒,与其妹吴舜莲结婚。吴家是青田著名的富户,结婚时陪嫁甚多,婚后第二年,陈诚便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业拿到了体专文凭。其父原以为,体专毕业可当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要好一些。但陈诚此时却很彷徨,拿着师范与体专两张文凭暂时居住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改变一生命运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陈父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陈诚登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志远便介绍陈诚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考生需要有正规四年制中学文凭,陈诚便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参加了考试。但因成绩不佳,身材矮小,未被录取。后经杜志远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他的区队长,便是后来任职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
结识邓演达,使陈诚的命运出现第二次转机。陈诚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干了两年都没有晋升,深感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恰在此时,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得到这一消息后,在请假未被批准的情况下,径自跑到上海求见邓演达。1922年12月,陈诚跟随邓演达到达广州。
当时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兼任该校教练部副主任、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因此被调入黄埔军校担任教育副官。
一个偶然的机会,给陈诚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了契机。
那是1925年,有一次陈诚跟邓演达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拿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随后带书到操场。见天已微明,便放下书本练习单杠。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见偌大的草场上只有一个人在锻炼,便信步走过来,发现了翻开着放在旁边的《三民主义》,便拿起来翻看,只见上面画满了圈圈点点,显然读得很认真。陈诚看到校长后赶紧停下来行礼,蒋介石便询问了陈诚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对陈诚提出几个关于三民主义的问题,陈诚的回答令蒋介石很满意,蒋介石拍拍陈诚的肩说:“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这次偶然发生的一切,成为了陈诚日后追随蒋介石的开始。当时陈诚在黄埔根本排不上号,这次的偶然相遇使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脱颖而出,尤其陈诚是蒋介石的小老乡,蒋介石用人历来是非黄埔及浙江籍者不能委以重任。陈诚日后升迁发达,应该说与他的浙江籍、准黄埔系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靠他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显赫战功。
1925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任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连猛烈轰击,摧毁淡水城城墙多处,攻城敢死队乘机攻入,教导第—团、第二团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至早晨7时便攻克陈炯明部3000多人驻守的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为随后教导团乘胜攻入潮州、汕头并于3月7日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奠定了基础。陈诚和他的炮兵连受到蒋介石的好评。
3月12日,事关全局的棉湖战役打响。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陈炯明的林虎部2万多之敌。林虎部从侧翼偷袭第一团,步步逼近,东征军反击连连失利,情况十分危急。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大骂“娘希匹”,随后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大吼:“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
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瞄准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炮炮皆中,陈的大本营中连连开花。全连炮兵见状,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用猛烈的炮火阻止敌军的进攻。回到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打得狠!是个带兵的料。”陈诚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后来陈诚回忆当年作战的情形时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山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似有神助。”当别人称赞他棉湖之战立下战功时,陈诚却谦逊地说:“我当时并没有把握,也许是总理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同年10月,第二次东征打到惠州城下。惠州城是陈炯明的老巢,固若金汤,号称天险。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到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惨重,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400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成功打开攻城通道,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500元,同时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广州誓师北伐,陈诚调入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部,任第六十三团上校团长。陈诚与严重在粤军和军校时原有旧谊,严重对陈诚寄予厚望,曾在日记中写道:“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未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严重对陈诚的器重。北伐开始后,二十一师参加东路军序列,在何应钦、白崇禧的指挥下,随东路军入浙作战。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桐庐战役中,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惨重。陈诚身为团长,在战斗打得最艰苦的时候,于第一线督饬官兵奋勇作战,并亲自率特务队于深夜突袭敌军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全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占领杭州,浙江乃定。陈诚因功擢升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诚一度思想十分迷惘,他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重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陈诚考虑再三,觉得蒋介石虽高傲狂妄,目空一切,但实权在握,能破格用人,对浙籍青年军官格外看重,认为蒋介石“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蒋介石召见陈诚时,陈诚当即表示:“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与此同时,不愿跟随蒋介石倒行逆施的邓演达翩然出国,严重挂冠而去。严重临行前,推荐陈诚接任师长之职,蒋介石即任命陈诚为第二十一师师长。自北伐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诚完成了营、团、师三级跳。这是准黄埔系里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
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陈诚由一个普通的黄埔军校教育副官升至师长,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外,多得力于邓演达和严重的关照与提拔。他对二人的知遇之恩始终难忘。抗战前严重隐居庐山,躬耕自食,他曾多次前往看望,并常命部下送去食品、茶叶、烟丝等生活用品。
◇土木系的“小委员长”
正当陈诚登上师长的宝座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冷不防挨了当头一棒,意外跌了一个跟头。
1927年9月,何应钦、白崇禧指挥北伐军与孙传芳部在龙潭展开激战,战斗中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在轿子上到前线督战。由于指挥有方,又敢于负责,战斗中多次化险为夷,本应受到嘉奖升迁,没想到龙潭战役后,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二十一师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加上当时蒋介石下野,陈诚失去靠山与庇护,10月,陈诚即被何应钦免去师长之职。
对此,陈诚极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无功也就罢了,反倒受过,显然是何应钦排斥异己,并对人发牢骚说:“蒋先生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与何应钦结怨甚深。
当时严重尚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随即代为周旋,向何应钦解释误会,并保荐陈诚任军政厅副厅长,旋任代厅长。但陈诚自觉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不久,即任陈诚为总司令部中将警备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二、三团,宪兵第一、二团,炮兵第一、二团,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同年秋,张学良易帜后,实现初步“统一”。蒋介石为削弱白崇禧、李宗仁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新军阀的势力,开始“编遣”全国军队。何应钦任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编遣区主任,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同时要求撤销警备司令部。为响应蒋介石的“编遣”主张,陈诚无话可说,并将万元结余全部上缴。这对当时贪污和侵吞军饷成风的旧军队来说,确属罕见,蒋介石对此极为赞赏。
不久,蒋介石将投诚过来的福建周荫人残部曹万顺部编为4个团,加上原南京警备司令部所辖的3个警卫团,编为第十一师。初拟陈诚任师长,何应钦认为陈诚资历太浅,与顾祝同、蒋鼎文等师长同起同坐不够资格,坚持陈诚任副师长。
陈诚接连受何应钦排挤,一气之下出走上海。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人到上海请回陈诚,当面与陈诚交底,讲明真实用意,即以陈控制曹万顺,然后取而代之,副师长实为过渡。同时蒋介石已有意栽培陈诚,将其培养为心腹干将,在黄埔系内部以少壮派与何应钦相对抗。此后从抗战中后期开始,陈诚即成为与何应钦争权夺利的军事强人。
由于十一师大部分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中军官大多为陈诚的熟人,如师参谋长罗卓英、旅长林蔚是陈诚保定军校同学,旅团级军官如肖乾、关麟征与陈诚有师生关系。陈诚一到十一师便开始整顿军纪,严禁嫖赌,以期改变旧军阀风气。师长曹万顺自知非嫡系不会得重用,不过过渡人物,因而对陈诚所为听之任之。
1929年春,蒋介石找借口将曹万顺调入新编第一师任师长,同时任命陈诚为第十一师师长。陈诚的真正登龙发祥,正是从第十一师开始的。一登上十一师师长之位,陈诚即大刀阔斧整肃,将曹万顺旧部官员全部换为黄埔学生。他公开提出的用人标准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总裁,服从命令。”在此后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对唐生智的战争以及由冯、阎及桂系军阀等联合发起的中原大战中,十一师都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为蒋介石屡立战功。被蒋介石誉为“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
陈诚虽身材矮小,但作战之英勇,玩命拼命的精神深得蒋介石赞赏。1930年1月陈部于冰天雪地中开到驻马店,恰逢唐部两个师反扑,前线危急,告急电话打到师部,陈诚立刻说:“不能退,我马上来,要死咱们死在一起!”陈诚身先士卒大大鼓舞了士气,最后于确山一线彻底击败唐部,陈诚因此获三等宝鼎勋章一枚。这是他一生中所得47枚中外勋章奖章中的第一枚。
1930年初,陈诚兼并了一些杂牌部队,将两旅六团制的丙种师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了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
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因战功赫赫,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34岁,得以与顾祝同、蒋鼎文等战将平起平坐,成为后起的少壮派军人领袖,人以“童子军”相称。
当时的十八军只是一个架子,只有十一师一个师,陈诚任军长兼师长,后收编钱大钧的教导第三师,改编为十八军所属第十四师,又以武汉要塞攻城营和工兵营改编为一个攻城旅,所辖两师一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然后又以各种借口和手段收编杂牌部队,扩充实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十八军扩充为六个师。陈诚治军仿效邓演达、严重,标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注重部队军事训练,每战敢打敢拼,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为此,人们称陈诚系为“土木系”“土木军”。“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为陈诚军事集团日后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1932年1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成为翁婿关系后,蒋介石对陈诚更加宠信,以至于陈诚打了败仗也不予追究,反而更加重用。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陈诚奉命出任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鉴于十八军过于庞大,提出组建第五军,以罗卓英为军长,所辖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被蒋介石采纳。而临战易帅,乃兵家之大忌,结果罗卓英的指挥机构尚未建起,两师便已前进在黄陂的险峻山路上,而且相互游离,又是大雾天气,难以分辨方向,被埋伏在此的红军一举歼灭。师长李明自杀、陈时骥被活捉。陈诚得到第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当他随后得到空军报告的消息——红军正向广昌进发时,于焦急之中做出错误判断,立即指挥十八军进行追击,而十一师最先到达黄坡附近的草台岗,结果被红军包围,其三分之二被歼灭,三分之一突围逃生,师长肖乾负伤。陈诚听到命根子十一师死伤惨重,心痛得几乎晕倒。
第五军和第十一师的被歼,导致第四次“围剿”的惨败。陈诚遭到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是饭桶,指责其指挥不力,骄兵必败,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直接电告蒋介石,建议撤销其本兼各职。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介石为避免国民党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
陈诚遭此重创,羞愧至极,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辞,不待回电即躲回南昌寓所不再露面。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采纳了“战略上以守为攻,战术上以攻为守,碉堡推进,经济封锁”的战略计划。但环顾手下大将,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等等,不是优柔寡断,便是暮气沉沉,都不足以担当此次“围剿”重任,唯独陈诚干练泼辣,敢于拼死作战,于是邀请陈诚于私邸相见。一见面蒋介石便说:“几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虑了。”遂表示要扩充十八军,增强其实力,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开始第五次“围剿”。原有怨气的陈诚一听要扩充十八军,立刻欣然从命,开始积极献计献策,谋划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陈诚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纵队总指挥。由于当时失败主义弥漫全军,陈诚深知此次战役非同一般,成败事关重大。他首先下令全军官兵习读戚继光的《风雨同舟篇》,以鼓舞士气,增强斗志。同时深入基层,穿草鞋,打腰带,与部属一起背着干粮袋,吃大锅饭,借以维系军心。即使连续作战,昼夜无眠,也绝不在部下面前露出疲惫之态。当洵口遭遇战失利,而六师翁国华团拼命守住了阵地时,陈诚当即给翁国华提升一级,该团营以下军官均有升迁,并发奖金5000元,对鼓舞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诚奉行蒋介石的“新战术”,提出一套“封锁围进,配合迫进稳进,乘虚实进”的战法,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此时红军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错误地采用了阵地战。陈诚相继占领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瑞金等地,为蒋介石立了大功。
1935年春,蒋介石开始分期整顿全国陆军,培训各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如7月陈诚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而蒋介石亲任团长。蒋介石对陈诚的着意培养已逐渐明显,以至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陈诚与蒋介石同时被囚。陈诚当即表示将与蒋介石共生死,他对张学良说:“如果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吧。”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更感到陈诚对他的一片耿耿忠心。
陈诚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因个子矮小,被外国记者称为“大元帅袖珍本”。又因他在各种场合对蒋介石推崇备至,甚至连一些生活习惯也模仿蒋介石,被人称为“小委员长”。
◇主战派功过相间
全面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奉蒋介石之召,于1937年8月15日飞回南京,在用两天时间对淞沪战事进行考察后,对蒋介石提出不能不战,并自告奋勇愿负指挥淞沪之战责任。由于上海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到达上海时,日军已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张华滨附近强行登陆,正向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犯。陈诚与朱绍良、张发奎兵分三路,分左中右与敌人展开激战。但日军增援不绝,9月中旬,中国军队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而日军增兵已达20万人,火力异常凶猛,中国军队被迫陆续撤退,11月初日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是命令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淞沪抗战坚持了3个月之久,使日军主力转移到了东战场,避免了日军由平津南下,出洛阳以塞潼关之口,趋武汉以断国民党军队后路的危局,使狂妄的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产。此役蒋介石出动了相当数量的嫡系部队,初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抗战态度。陈诚的嫡系部队也在此战役中作出了重大牺牲,其嫡系六师黄维部在苏州一带经过惨烈血战,有的团已丧失殆尽,后又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再遭巨大牺牲。这一做法颇得各部淞沪守军的好评。陈诚本人在历时3个月之久的沪战期间,每晚都是和衣而眠,而且至多睡三四个小时,头发长得像山里野人。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淞沪抗战陈诚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国民党片面抗战方针和消极防御思想影响下,陈诚的指挥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对淞沪抗战失利负有一定责任。
抗战期间,陈诚指挥的第二重大战役是武汉会战。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枢纽,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已宣布迁都重庆,但军政要人、在野各党派以及各社会名流大多到了武汉,武汉成为了抗战临时的军政中心,也成为了日军进攻目标。此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工作。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按军政合一原则,陈诚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时,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以35万兵力分五路向西入侵,日本海军同时溯江而上,直逼武汉。陈诚率中国军队约一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展开保卫战。在九宫山、幕府山、大别山等地区构筑阵地,根据蒋介石“战而不失”的指导方针,以消耗战术阻击敌人。在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大沽等地,先后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经过4个月节节阻击抵抗后,同年10月日军侵占信阳、大冶、鄂城、黄陂等地后,陈诚奉命按原计划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
在此期间,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象征,陈诚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方面,在政治部的人员构成上表现出了较为开明与进步的姿态,首先请共产党人周恩来,第三党黄琪翔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并三次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下属第三厅厅长。由于有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参加政治部工作,在发动全民族抗战,保卫武汉的过程中,政治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能及时如实宣传国民党将士和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使武汉成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在台儿庄大捷传来之时,武汉三镇约5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使抗日声威大震;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郭沫若等人又组织了抗日献金活动,募得捐款100多万元,全部购买了药品和食物送到前线,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工作的开展与陈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陈诚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声望也由此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