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远东硝烟（1 / 2）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内部存在着很严重的斗争。由于对政治的看法、理念不同，军队内部逐渐分成两派：“皇道派”与“统制派”。统制派主要是陆军中央机关内的军官，“皇道派”的人多为野战部队的少壮派军官。

“皇道派”认为，日本天皇已经被周围的“奸人”包围和蒙蔽，无法得知民间疾苦，所以必须起来“清君侧”。其手段就是废除内阁，让天皇成为类似希特勒的直接军事独裁者。“统制派”则完全反对这种主张。不过两派的政治主张虽迥异，目的却都是要将日本进一步转型为法西斯国家。

“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和相泽三郎等人。统制派的领袖则是宇垣一成、杉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两派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手段有很大区别。“皇道派”为实现目标不惜采用政变、暴动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统制派则主张运用合法手段，从事合法改革。统制派极力主张建立总体战体制。两派的对立还在于人员安排上的钩心斗角和争权夺利。两派并不是明确的组织，每派内部的行动也往往并不统一。

两派的斗争影响到没有实际权力的年轻军官。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城降下百年一遇的大雪。26日凌晨5时左右，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率领1400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这批“皇道派”的少壮派军官，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首都警察厅）等重要政府机关，杀死了内阁大臣、前首相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太郎，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也被打成重伤。他们试图通过在首都东京发动军事政变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

叛军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及首相官邸等一带地区，要求陆军上层对国家实行法西斯化改造。政变激怒了日本天皇，天皇敕令平叛。后来经过上层两派势力激烈斗争后，暴乱在2月底被全部平定下去。

军部对政变的处理极其严厉。参加政变的青年军官中两人自杀，其余19人被起诉，此外被起诉的还有民间人士北一辉、西田税等和士官，共123人。经过不到三个月的审理，7月5日做出了判决，政变的直接策划组织者香田清贞等17人被判处死刑，其他关联人员也分别被判刑。

“二二六兵变”之后，“统制派”借机对“皇道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排斥，从此掌握了军部内的主导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设定的目标，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他们的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愿望被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逐步实现。统制派从此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法西斯军阀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在1936年5月恢复了1900年制定，1913年一度废止的陆海军大臣、次官由大、中将现役军人担任的制度。为了缩小议会权限，消除政党政治，法西斯军阀还提出所谓改革政治制度的“计划”，从而使议会完全变成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附属品。

日本的军部法西斯独裁在“二二六兵变”后，正式宣告确立。之后，日本军部在国内推出了一连串的反动措施。对内加强“特别高等警察”；实行警察的特务统治；压制言论思想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等，加紧镇压日本人民。对外则加紧侵吞华北。继1935年8月提出“广田三原则”（对华外交方针三原则：1.中国方面要彻底取缔反日言行；2.中国要承认“满洲国”，在这之前日本和中国在华北方面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3.日本和中国合作，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区内排除共产主义。）之后，1936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实现“特殊化”，以达到“华北分治”的侵略目标，意图肢解华北，使其脱离中国，沦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由于国内长期存在军国主义反动传统，军部又在天皇制统治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所以日本不需要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组织法西斯政党来夺权。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化。依靠和利用现存的天皇制统治机构，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式来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二二六兵变”是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确立的标志。从此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战争和法西斯轨道。

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确立之后，日本向海外扩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标志之一即是“国策基准”的制定。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由首相广田弘毅主持的五相会议。所谓五相会议，就是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财政大臣五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军部提出的方案基础上，讨论通过了一个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是日本夺取亚太地区霸权的纲领性文件。它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

这是日本官方文件第一次反映出海军对“南进”的要求。日本过去多年的侵略政策都是以“北进”的大陆政策为主导，陆军是方针受益者和支持者。华盛顿体系建立后，日美矛盾日益突出，海军乘机鼓吹“南进”主张。1935年冬召开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日本国内更是掀起“南进论”的热潮。持“南进论”者扬言，日本有三条生命线，第一是中国东北，第二是“内南洋”即太平洋的委任统治地，第三是“外南洋”即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地。并说日本已握有前两条，现在应该夺取“外南洋”。

为保证对外侵略扩张的顺利实施，“国策基准”还规定了“扩充国防军备”的基本方针：陆军军备以能对抗远东苏军为目标，海军以能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为目标。对于军部操纵外交工作、改革行政、统一舆论、加强军国主义教育，以及“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等，都有原则性的规定。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狂妄野心在这一“国策基准”中充分显露出来。

日本“国策基准”出台之前，军部还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等有关军事作战的文件，对军事战略目标、扩军备战和军事作战方针等问题重新作了规定。首先，苏联和美国并列成为第一目标，中国和英国属地也被列入进攻计划；其次，规定在今后10年内大力扩充陆、海、空军，做到上述目标所要求的、足以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的空前庞大的兵力。具体指标是：陆军常备师团为2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大体以50个师团为基干。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102艘、潜艇77艘。陆军航空兵力在战争初期要有140个中队，海军的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

自193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的扩军备战工作便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庞大的军事预算，1936～1937年度军费达103亿日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近46%。1936年仅为了入侵华北的军事需要就追加预算1780万，制造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重新装备野战炮兵部队。对军工生产的投资也大为增加，1936年达9.82亿日元，比1935年增加2.2亿左右，占1936年工业生产总投资的49.1%。1937年更增为22.39亿，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增长到61.7%。

这样一来，1936年和1937年，日本军队不仅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高，而且人员和武器也都增长迅猛。日本陆军常备编制从1931年的23万人，增长到1936年38万人，1937年的45万人。海军作战人员编制，1937年扩充1/4以上。1937年日本步兵师团装备的火炮数量超过了法国，几乎赶上英美，并且拥有一批新式火炮。飞机也从1931年的600架增为1936年的1500架。海军舰艇数量和海军基地建设也加紧扩充。1936年还计划建造世界最大的战舰。

日本在国内扩军备战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动作频频，主要是和德意志法西斯加紧勾结。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拉拢日本做侵略伙伴，1936年广田出任首相后，两国走得更近了。1936年春天，德日两国在东京、柏林同时举行谈判。德国法西斯外交代表和日本参谋本部人员都参加了谈判。

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外交谈判，达成协议，于同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了《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有效期为5年。同时签订附加议定书。“协定”和“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加强有关共产国际的情报交流、协调反共手段、镇压各自国内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和抵制共产主义影响，以及要求第三国采取反共措施及参加本协定。

日德双方同时签订还有《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加协定》。它规定：签字国一方受到苏联的进攻或进攻的威胁时，另一方不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缔约国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任何政治性条约。这是一个具有反苏军事条约性质的秘密协定。

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官僚们欢欣鼓舞。著名的法西斯政客松冈洋右兴奋地说：“只有大和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即德意志能同这一国际危险物（指共产国际）做斗争，日德两国应以殉情精神携手并进。”

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是一丘之貉，它们同为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侵略扩张还是反苏反共，两国都有相同的利益诉求。1936年日本陆军省发布的一份材料称：“国际上的冲突正在加剧，蕴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现在的国际形势好像有人要把它弄得和上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样子”，“纵观目前国际形势，一方面是维持现状国与打破现状国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标榜人民战线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与盛倡国家主义的全体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结局，战祸何时爆发，实不可测。”

为了应对世界大战再次迫近的局势，日本终于和德国走在了一起。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意味着“东京—柏林轴心”的正式形成。有了西方伙伴的支持，日本在东方的侵略扩张更加肆无忌惮，亚洲上空的战争阴云更加浓厚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舆论的强压之下，张学良被迫下野，只好于1933年4月赴欧洲“治病”。

从欧洲回来之后，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甚，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1935年4月，蒋介石为了削弱张学良的实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在屡遭挫折后，使张学良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乘专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作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合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遭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而蒋介石本人也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要他们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拒绝。两位爱国将领决定实行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心想：“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于是，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17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各方势力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是亲日派，他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意图炸平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南京政府在事变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则反对武力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宋美龄想到了澳籍友人端纳，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宋美龄请端纳居中调停。在端纳的全力周旋下，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飞到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这边，在事变当天就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中国共产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使事变朝着有利于抗日救国方向发展，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以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到抗日战线中来的方针。

经过两天的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了以下六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围剿”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坚持要亲自陪同。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被扣留，从此被软禁了大半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并促成了两党间的第二次合作。从此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全面侵华便成为日本的既定方针。1936年8月，日本参谋部就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1936年末，日本军事当局在京都、名古屋地方由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主持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设想日本对中国和苏联开战，而且从形势上看是先打中国，后打苏联。在这次“演习”前后，日本军事当局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作战问题已作了具体的研讨。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十多个现役和预备役将官，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全面侵华战争，担任兵团司令以上的职务。

与此同时，日本向中国东北大幅增兵，1936年的总兵力已超过1931年的4倍多，火炮增加3倍，飞机增加2倍，坦克增加9倍。这些兵力随时可抽调到华北作战。在华北，1937年春，关东军一部进驻通县及平津一带。驻华北日军兵力达1万余人。

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日军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随后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

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日军一面因“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一面部属战斗。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抗战期间，蒋介石在研究军事部署。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则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致电宋哲元等人，命令他们坚守宛平城。

日军在遭到卢沟桥守军顽强抵抗后，分别在1937年7月9日、11日、19日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所谓的“停战协议”。

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26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攻打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

驻守北平的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英勇抵抗。最后，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牺牲。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平津地区完全被日寇占领。

攻占平津后，日军的气焰十分嚣张，决定按照预订计划大规模入侵中国。他们一方面开始实行全国的战时动员，另一方面以在华北地区的30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国内地长驱直入：一路由平绥路进攻绥远省；一路由津浦路、胶济路进攻山东省；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省；一路由平绥路、同浦路进攻山西省。日军所到之处，中国遍遭蹂躏。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首先想到的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要求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交涉，提出口头抗议；要张群起草讲和条件，并密派许世英飞往东京；要孙科和宋子文分别拜访苏、美大使馆，请求他们给予帮助，立即发表对日抗议通电。

但是外交谈判毫无结果，日本态度蛮横，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要求中国政府惩办卢沟桥肇事者。被蒋介石寄予希望的英美等国，也对日本侵华实行所谓“不干涉”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利于7月16日向全世界62国发表了一纸空文的《和平原则十六条》，除了“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等空话外，只字不提日本的侵华战争。

在外援无望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对日应战。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对日态度最强硬的一次外交谈话，也是第一次表明准备抗战的谈话。

在这次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中，蒋介石阐述了国民政府对处理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要点如下：

第一，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即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蒋介石讲道：“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如果临到了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到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第二，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的谋划。蒋介石指出，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的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已临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之北平，若果变成昔日之沈阳，今日之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说，卢沟桥事变“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卢沟桥事变能否得以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对于日本的肆意侵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不得已的办法。”蒋介石在谈话中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变能否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全系于日本军队的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卢事的解决。”不过，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卢沟桥事变的立场是：“（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说，上述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并敦促日本政府“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中日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警告日本侵略者，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中日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庐山谈话”确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方针，得到全国的响应。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的这个谈话。从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高潮。

庐山谈话之后，南京政府于1937年8月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飞抵南京参加军政部谈话会，并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防会议，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应采取的作战原则的建议。

通过出席会议和进行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逐步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唐生智、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竑等将领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从接触中，周恩来等人亲身感受到，南京主战气氛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也有了进一步了解。

南京国防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不另设大本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进行独立的对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指挥，全军编制4.5万人，下辖3个师。

8月20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是冀省及鲁北，是主战场的正面；第二战区是晋绥察，是主战场之侧背；第三战区是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是闽粤；第五战区是华北（长江以北）及鲁南。此时，“八一三事变”已经爆发。

经过庐山会议和南京国防会议，中国的抗战体制正式形成，抗战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

日本在华北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同时，开始将战略战略重点南移华东，从上海向中国横插一刀。企图通过南北两面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南京政府屈膝投降，达到“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狂妄目标。

对中国来讲，无论是经济意义还是政治军事意义，上海的地位都十分重要。上海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江浙财阀的基地，也是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集中地，而且还是南京的屏障。上海一旦失守将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统治。所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下决心保卫上海，并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官，负责上海和南京的军事防卫。

1937年8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四相会议，根据陆海军的协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在“大陆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和上海。”根据这一决定，日本军事当局开始在上海寻衅发难。8月9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官兵二人，企图驾驶军用卡车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机场卫兵不得不开枪制止，两个日本兵中弹毙命。

当夜10时，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赴日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事件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件扩大。日本方面却声称日本全国对于虹桥击毙二日兵事极为震动，外交解决可以，但中国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将保安队撤退；（二）将保安队已筑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遭到中国拒绝。日本还借口此事件在8月10日运送增援部队到上海，撕毁了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

针对日军的行动，蒋介石也在8月11日开始调动中国军队进入上海地区，继日本之后背弃了《淞沪停战协定》，决意对抗日军的进侵。第二天，日本要求列强迫使中国解散进入上海的部队，但市长俞鸿钧声明日本7月7日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违背了协定。上海市民狂热地欢迎重新在上海出现的中国部队。

中日双方频频调动军队，战事已经一触即发。

当时负责上海防卫的张治中将军，对军事指挥及军事理论有着很深的研究，他还有指挥第一次淞沪战役的作战经验。七七事变爆发时，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卢沟桥的炮声使他无法再安心养病，他毅然返回南京，担负起保卫京沪的重担。

张治中总结九一八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教训，认为九一八和淞沪“一·二八”战役，中国军队要么是“敌人打我，我不还手”，要么是“敌人打我，我才还手”，每次都让敌人占了先机。所以这次一定要改变作战方针，争取主动出击。总体的作战精神便是：一旦战争无法避免，我军即以优势兵力出敌不意，一举全歼上海之敌，并要使以后日军登陆和增援失去凭借。

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在“八一三”之前，张治中就在上海做好了应战准备。他在淞沪外围各要点密筑工事，构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和后方阵地带，并加速了铁路、公路和江防交通、通讯设施的调整和建设。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第9集团军第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部德国武器装备，是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张治中字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上海活动日趋频繁，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也调到上海，日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封锁了海口。张治中根据这些情况判断，大战将不可避免，于是他在1937年7月30日向南京最高统帅部提出了他的作战报告。报告说，在断定日军发动战争无疑的情况下，“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但是来自南京的回复却是：“卅来电悉，应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张治中接电后，于8月1日分别发布了激励京沪区将士的文告和《告京沪区民众书》，讲明了战争形势和保卫上海的意义与决心。以使将士和民众有所准备，并动员全军将士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之后，中日开战已经迫在眉睫。在此紧张时刻，张治中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对虹口、杨树浦两翼日军据点发动突然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以一个扫荡态势，一举消灭为数尚少的驻沪日军，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来。

然而，当作战部队准备攻击时，南京统帅部突然打来电话：“不得进攻。”张治中回电说：“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请求继续进攻。但南京复电仍然是“不得进攻”。

原来当时上海外交使团因怕上海打仗，建议南京政府将上海改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该建议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因此导致南京政府犹豫不决，命令军队停止进攻，结果坐失良机。

上海前线的中国军队，没有等到南京的作战指示，却等来了日本的进攻。8月13日，日军凭借停泊于黄浦江上的军舰，炮轰闸北一带，日军飞机也对闸北狂轰滥炸。从上午到下午三点，日军在海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和在坦克掩护下几次向宝山路、八仙桥和天通庵发起进攻，企图切断我大场与闸北的联系，围歼守卫北站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87、88师奋力迎战。淞沪血战拉开序幕。

应日本方面要求，8月12日下午，《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召开。出席者除中日双方，还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会上，日方代表冈本声称：今晨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此种行动，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采有效办法，加以制止。

上海市市长俞鸿钧随即驳斥：“共同委员会设置之目的，在维持上海之和平与治安，并非协助日本政府实施侵略政策。”“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曾一再表示静候调查事实真相，以外交方式解决，但一面竟军舰云集，军队大增，军用品亦大量补充，此外尚有大批军舰正在途中，源源而来。此种措施，不独妨碍各国侨民之安全，且对中国为一种威胁，且足发生危害之行为。中国在本国领土内，当然有权采取自卫之行动……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对侨居上海之各国侨民，仍当加以保护。”

各代表提议是否可将保安队稍稍后撤以免发生冲突。俞鸿钧义正词严地回答道：“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方破坏，故本日实无召集共同委员会之必要。”“我国军队，在本国土地行动，有绝对自由之权，此则未容他人之置议。”“为维持上海之和平治安计，如日本将增加之军舰与军队调回，则我方对撤退保安队一点，亦愿加以考虑。”会议无果而终。

在会上日本做出一种竭力避免战争的姿态，在行动上却一直进行积极准备。最后挑起“八一三事变”的恰恰是日本。

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负责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江山码头；空军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担任重要地段的防空。

淞沪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据了绝对优势。驻沪军队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而且还有坦克、空军助战。而当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重武器也不足。按理中国军队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

为抢得战争主动权，第9集团军于8月14日对上海市区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攻击重点最初为虹口，后转向公大纱厂。

经过数日苦战，第87师占领沪江大学，第88师占领五洲公墓、宝山桥、八字桥各要点。日军在16日退守江湾以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中心的据点。但是这次围攻日军并不顺利。为数只有几千人的日军，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中国军队往往屡攻不克，无功而返，而且造成自身很大伤亡。8月14日，负责指挥进攻日军的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阵亡，为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最高级别之军官。其旅伤亡1000余人，连排军官几乎损失大半。

除地面进攻外，中国还出动了海空军。8月14、17和19日，中国飞机多次出动轰炸日军目标，并与日机爆发激烈空战。8月14日，第4驱逐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所部飞机于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击落敌机6架、击伤多架，创下中日战争史上击落日机的纪录。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一天定为空军节。海军则奉命以商船沉于十六铺，封锁黄浦江，以防止日舰溯江而上进攻上游。

这次上海围攻未竟，陈诚日后回忆时总结说：“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这是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各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各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相互的协同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烈战况。之所以发生这种混乱状况，是因为“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出击并发起凶猛的进攻，让日军大吃一惊。但是中国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仍然无法取得优势，特别是没有足以攻坚的重型武器，单靠部队英勇攻击，无法攻破日军在上海坚固的据点。所以虽然取得攻击的先机，而且表现勇猛，但是却没有达到赶日军下黄浦江的目的。

中日两军在上海正式开火之后，国际列强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利益受到重大影响，于是装模作样地提出停战调停的要求。而蒋介石一直想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对列强的要求有所敷衍。日本正可以利用机会喘息以固守待援，这也增加了中国军队早期攻势的困扰因素。

为解救在上海困守待援的日军，日本大本营在8月15日决议，立即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并召回退役的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觉得部队少了，辞行时向米内海相和杉山元陆相表示，给他五个师团，他一定能打到南京去。

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蒋介石就成立了大本营，自认大元帅，编定全国战斗序列，将江苏长江以南（包括南京、上海）及浙江地区划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顾祝同为副司令。蒋介石虽任命冯玉祥为司令，却特地交代“以顾副长官之命令为命令”。顾是他的心腹干将。这样冯玉祥只不过是个空头元帅。

8月下旬，中国军队继续围攻盘踞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杨树浦等据点的日军，新抵达战场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第36师迅速投入战斗。但我军终因装备低劣、火力不够威猛，面对钢筋混凝土筑造的工事而一筹莫展。中国仅有的装甲部队——南京装甲团配属第36师的两个连战车反被日军舰炮悉数摧毁，两连官兵全军覆没，壮烈殉国。

8月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援军抵达上海。8月23日拂晓，增援日军在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方面登陆，企图从侧翼包围攻击上海日军基地的中国军队，战况骤然吃紧。蒋介石闻讯，急忙命军政部次长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98师、第11师和刚刚抵达嘉定的第67师、第14师火速分赴各处阻击敌人登陆。

日军增援部队登陆之后，中日双方的上海之战主轴，开始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淞沪会战的主战场，就在上海西北的郊区展开，整个战场的方圆半径，不过几十千米，但是中日两军在此血战长达两个多月，死伤的人数超过30万人以上。战斗最为激烈的罗店与大场，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这时蒋介石已经决定将主力决战的地点，放在上海地区。于是立刻重新部署在上海作战的兵力，成立第三战区，派出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防守浦东到杭州湾阵地，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防守上海市区，而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负责上海市郊到长江的防线。日军最初只是希望能够解上海之围，但面对源源涌到的国军主力，日本被迫一再增兵。

这次日军吸取了“一·二八”事变的教训，大量抽调各个师团的工兵单位参加上海派遣军中，特别增加各种搭筑桥梁的设施装备，以增加日军在河道之间的运动能力，并且避免在上海的市区作战。松井石根先将主力放在攻占上海西北郊区的宝山到罗店一线，以扩大日军登陆的滩头阵地。陈诚第十五集团军的主要作战任务则是“反登陆作战”，于是中日两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地区进行非常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日军的海军炮舰的火力更是全球第一。日本海空军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了近乎摧毁性的密集射击。国军在天摇地动的炮弹轰击下，艰难抵抗。我方仅有的轻炮兵，根本没有还手的力道，于是在长江沿岸阵地，国军死伤无数，其中以守宝山的姚子菁营血战七昼夜，全营战死无一生还最为壮烈。

8月23日起，日军第3、第11师团在舰炮密集火力掩护下，向吴淞口铁路码头、狮子林、川沙口登陆，进攻宝山、月浦、罗店、藻浜我军阵地。刚组建的第15集团军在罗卓英指挥下，向宝山、川沙口登陆之敌发起反击，第98师于8月24日击退攻占狮子林的日军，歼敌数千人。

第11师冒着飞机猛烈轰炸，经艰苦战斗，收复罗店。不甘失败的日军，调集坦克、飞机和重炮大举反扑。双方围绕罗店展开拉锯战。第11师与原先防守此地的第67师并肩战斗，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感天动地精神与日寇厮杀，战况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仅有。守军阵地几经易手，往往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阵地前尸积如山，血流成渠。第67师师长身负重伤，第201旅旅长蔡炳炎及两个团长阵亡，两个师的营连长大半牺牲。血战至29日，罗店再度陷入敌手，刚刚从德国回国奔赴前线的黄维率第67师奋力突入，旋被击退。

松井石根虽然攻占了罗店，但是没有足够兵力继续进攻，以切断上海到南京的交通线，而完成对上海的大包围。因为在上海市区以及东区的中国军队，仍然在对受到围困的日军阵地，进行猛烈攻击，松井石根必须要抽调兵力，支援这些地区的战斗。

在罗店争夺战中，中国军队几乎到了全部队牺牲有死无回的程度。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才打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减员半数以上，到了9月10日，才放弃反登陆的滩头决战，退到河道密布的内陆，防守马路河到蕴藻滨，以及潘泾到杨泾的地区。

中日两国在上海血战，这时已经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所有的国际军事专家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中国军队竟然能在上海力战日军。军事专家预测中国军队最多可坚守一个星期，结果战争竟然打了一个月以上。中国军队猛攻张华浜车站，攻势之猛烈，更是令中外记者目瞪口呆，日军只有全力投入部队稳住战线。在黄浦江中的日本舰队，向沿岸阵地疯狂倾泻炸弹，整个上海租界全被炮声与火光笼罩。然而日本拼死反击的结果，也仅仅得以勉强守住阵地，北站、八字桥等关键据点仍牢固地守在中国第9集团军的手中。

淞沪会战打了一个多月，战事久拖不决大出日军意料。虽然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优势，将中国军队的进攻一一击退，但是中国军队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也给自诩不可战胜的日军带来很大震慑。

日本的大本营这才意识到上海战事正在发展成一场超级大会战，而日军原先规划的上海派遣军兵力，根本不足以胜任。日本最高层决定将侵华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并要求加快战争进程，“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之形势”。

为了尽快结束上海战事，避免“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成为国际笑柄，日本统帅部再次做出增兵决定，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将华北方面军所属第9、第13、第101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另外还从台湾调来了步兵旅团、重藤支队、第1后备步兵团等部队。加上原来的几个师团，9月下旬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光步兵就达到了5个师团。算上空军和海军的兵力，日军在沪总兵力达到20万人。日本决心要在淞沪会战中，与中国军队一争高下。

日军轰炸后的上海

面对敌人调兵遣将的态势，国民政府也决定迅速增派各省及中央军部队至淞沪参战。蒋介石在9月21日，下令改组第三战区，亲自兼任战区司令，将上海的作战部队分成左翼作战军（陈诚），中央作战军（朱绍良），同时将所掌控的中央军，悉数投入战场。与此同时，华南、华中，甚至西南的各路部队，也毫无保留陆续赶往上海战场增援。

为打赢这场恶仗，蒋介石可谓不惜血本，他把自己手中的精兵良将几乎全派到了淞沪前线。集团军中，除了原有的第8、第9、第15集团军外，又增加了薛岳的第19集团军、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稍后，廖磊的第21集团军也被调来。加上不久后赶赴上海参战的第21集团军及川军刘湘部5个师，国民党军总兵力已达70个师、70余万人。

日本上海派遣军统帅松井石根得到增援之后，将主力继续放在上海西北部的郊区，以准备对中国军队的侧翼进行包围作战。不过随着日军深入内陆，渐渐失去了威力强大之海军舰炮为火力支援。40天里，日军只前进了5千米，从潘泾打到杨泾。多处阵地双方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每次都是拼到弹尽援绝，才被迫撤退。松井石根用尽种种手段，终于在10月7日，攻到上海西方郊区的交通枢纽大场。如果日军攻陷大场，在上海市区以及浦东的中国部队，就只能退出阵地，才能避免陷入日军的包围圈。

为了守住大场，蒋介石手边可以调动的兵力全数用上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说，在上海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个师的部队调到火线，只能维持半天。最后，蒋介石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宋子文所掌握的税警团，都调出应战，以防堵前方战线的崩溃。税警团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在防线争夺战中，奋不顾身地反复冲杀，几度夺回阵地，自己也身负重伤，因而使得税警团声名大噪，孙立人也因此役成为中国军队的新星。

由于日军掌握着长江下游地区的绝对制空优势，中国军队要历经艰险才能开到前方战线。许多军队往往还未到达前线，就已遭到日机攻击而损失惨重，后勤支持与伤员救护更是困难，经常处在时断时续状态。

10月17日，李宗仁的桂系王牌部队，第21集团军增援到前线。蒋介石认为淞沪会战已到了最后关头。于是把21集团军当成决战预备队，立刻投入战场，企图反击日军攻势。但这次出击由于时间仓促，计划又不够周详，结果攻势受挫。反而让日军抓住机会，发动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