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战争阴云（1 / 2）
20世纪被称作“流血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五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程度最深的全球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人们被它空前的残酷所震惊，开始对战争深恶痛绝。殊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恰恰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地方。
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都是德国。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来一直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松散联邦。19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发起了德意志统一战争。统一战争期间，普鲁士与欧洲大陆的霸主法国发生冲突，爆发了普法战争。战争由法国发动，但最后普鲁士大获全胜，普鲁士也将战争由自卫战争转化为侵略战争，侵入法国。法国战败后，被迫接受苛刻的条款：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而普鲁士则借势统一德国，建立起德意志第二帝国。
统一后的德国工业化进程十分迅猛，很快就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之一。20世纪初期，德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对英法等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不满，希望重新瓜分世界。这最终导致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德国政府于1914年8月宣战时，德国人民欣喜若狂，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德国士兵尤其兴奋。德皇甚至骄傲地宣称德国国内的党派斗争已经结束，“我不再认识党派，我只认识德国人民”。大多数德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鼓动，认为战争爆发后就可以愉快地告别沉闷的市民生活，他们希望战争在圣诞节前完美结束。
然而，胜利并没有像德国人想象的那样顺利到来，相反，战争变成令人绝望的拉锯式的消耗战。最终战火从欧洲战争扩展成世界大战，参战国达到33个，遍及五大洲，波及世界1/4的人口。据统计，“一战”期间各交战国总共动员了7400万人走上前线，使用了各种最新型的杀人武器，结果导致约1000万人阵亡，2000万人受伤，500万人失踪。
大战的头两年里，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互有攻守，各有胜负。但1917年，美国向德国宣战，极大地改变了局势。一战爆发后，美国一直以中立为名，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大发战争横财。在双方筋疲力尽之时，美国决定插手，于是在1917年4月6日借口德国潜艇攻击美国商船，向德国宣战。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决定了德国的战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18年11月7日晚，几辆德国汽车插着白旗越过前线阵地，开往对面的法国军营，车里面坐的是德国中央党领袖埃尔茨贝格尔为首的代表团。翌日，德国代表团到达巴黎东北50千米处的贡比涅森林——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的司令部所在地。
费尔迪南·福煦是法国的军事统帅，1851年生于法国比利牛斯省塔布市。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给福煦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战败的悲痛与耻辱使他立下誓愿：入伍当兵，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煦出任新建的法军第9军团长；因指挥出色，先后升任北方军团总司令、法军总参谋长等职；1918年又被推举为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福煦见到德国代表团时，故作惊讶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先生们？”
埃尔茨贝格尔讪讪地说：“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建议。”
福煦回答：“噢，可是我们没有提过任何停战建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
埃尔茨贝格尔顿时满脸通红，只得坦白地承认：“我们无法继续打下去了，需要您提出停战条件。”
“啊，这样来说，就不是停战，而是你们来求和。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这样，德国代表团被迫屈辱求和，他们得到的停战条件是：
1.德国应保证在15天内从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等国境内的占领区撤退，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和罗马尼亚，撤离奥匈帝国和土耳其；
2.德国应向协约国交出5000门重炮和野战炮，3万挺机枪，2000架飞机，6艘主力舰，8艘重型巡洋舰，10艘巡洋舰，300艘潜艇，5000台机车和5000辆完好无损的汽车；
3.由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占领军的给养由德国负担；
4.德国放弃《布列斯特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
5.东非的德军应当立即投降；
6.被德军俘获的人员应当遣返回国，但德军战俘要继续拘留；
7.继续保持对德国的封锁。
虽然每个条款都很苛刻，但德国代表团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事结束后，战胜国便开始磋商召开缔结对德和约会议问题。会议地点最后定在法国巴黎。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议在著名的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开幕，即为巴黎和会。
法国人将会址选在凡尔赛宫，是有深刻用意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曾包围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是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加冕典礼，即德意志皇帝位。2月26日法国接受屈辱的《德法条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偿50亿法郎），也是在凡尔赛宫。风水轮流转，这次被迫求和的是德国人。法国特意选择凡尔赛宫和1月18日作为和会的开幕地点和时间，显然是为了发泄郁积多年的仇恨。不过，法国人的报复不止于此。
巴黎和会是一战中获胜的协约国集团为缔结和约而召开的。共27国参加，苏维埃俄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但实际操纵会议的，是有“三巨头”之称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戴卫·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却是一场“分赃”会议。
英、法、美三国的利益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参加和会时各自打着小算盘。最后达成的条约则是相互妥协的产物。
法国希望严惩并尽可能地削弱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绝大部分在法国境内，所以法国的代价非常惨重——约500万军民伤亡。再加上德法两国之间的世仇，使得法国提出来的方案具有强烈的复仇情绪。
法国希望取得德国工业的控制权以补偿自身在战争中的损失，这也代表了法国民意。德国投降后，法国军队迅速占领了鲁尔工业区的重要城市，造成大批德国居民无家可归。法国还将该地出产的煤通过铁路运至本国。为对抗法国占领者，德国铁路工人组织了罢工，结果200人被法国当局处死。
克列孟梭代表法国提出了下列主张：象征性地惩罚德国军国主义，包括当众处死德国皇帝，以使德国再也不能恢复到1914年以前的政治格局；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建立莱茵非军事区，甚至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国；德国对战争中法国的损失（包括人员、财产等）进行战争赔偿，将其军力削减至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由战胜国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将德国军力削减至较低水平等等。由于这些苛刻的条件，克列孟梭获得了“老虎”的绰号。
虽然许多英国士兵也在战争中丧生，以致英国国内广泛的民意仍希望严惩德国，但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还是认为法国的主张过于严厉。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是维持一个均衡的欧洲，避免任何一个国家独大。如果法国的主张全部得到满足，就会成为欧洲大陆的超级强国，从而破坏欧陆均势。这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另外，乔治担心过于苛刻的条件会激起德国强烈的复仇心理，这不利于争取长期的和平局面。德国还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过分削弱德国的经济同样会损害英国经济。总体来讲，英国的要求是：削弱德国军力至较低水平；保证英国的海上霸权，瓜分德国海外殖民地；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不可过分，以免激起德国的复仇心理；帮助德国重建经济。
与英法两国相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建议要理想主义得多。早在停战前，威尔逊总统就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具体如下：
1.杜绝秘密外交，签订公开的和约；
2.确保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
4.裁减军备；
5.公正地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既要顾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应考虑殖民政府的正当要求；
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保证俄国可以独立地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发展，欢迎俄国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
7.德国军队撤出比利时，恢复比利时的主权；
8.德国军队撤出法国，法国得到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
9.根据民族分布的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
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实行自治；
11.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
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在自治的基础上有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同时规定达达尼尔海峡要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
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国家，并以国际条约保证波兰的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
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家联合机构。
巴黎和会
十四点原则比英法的主张都更为宽松，也更能让德国民众接受。但是英法却并不买账，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自决”政策，让拥有大片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十分不满。美国国内一直盛行孤立主义，民众普遍不希望过分介入欧洲事务。美国民众更不想看到世界大战再次爆发。威尔逊感到过分苛刻的条款会造成德国的复仇心理，战争将无可避免。他的主张是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持国际秩序，即国际社会提供保证以避免弱国遭到强国侵略。
威尔逊对建立国际联盟非常热心，不仅因为政治理想主义，而且把它视为美国取代英法称霸世界的根本大计和必经之路。但英法两国对此没什么兴趣，他们心里的头等大事是瓜分德国领土和战争赔款问题。
除了英、法、美之外，参会的意大利、日本等国也都是怀着各自的争霸野心和掠夺计划来参会的。意大利希望取得阜姆港，以使其成为意大利在巴尔干的扩张基地。日本的主要目标则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最后意大利的要求被驳回，日本的要求却得到了满足。结果，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五四运动”因此爆发。中国最终也未在和约上签字。
各方代表为了争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反复进行着唇枪舌剑，最终经过不断地争吵、角逐、妥协，就协约草案达成了协议。（1919年6月28日，德国签署和约，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虽然法国人极端的报复情绪遭到了英美的部分反对，但最后通过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的惩罚依然相当严厉。以致《凡尔赛和约》成为“帝国主义分赃的条约”，列宁则称之为“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
根据和约规定，德国所有殖民地由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和约重新划分了德国疆界，使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1/8的领土，1/10的人口，65%的铁矿和45%的煤矿及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和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重炮等武器。另外，德国还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和约的条款传出去之后，愤怒和屈辱感迅速在德国国内蔓延。德国国民议会呼吁政府“绝不可接受这项条约”。成千上万的德国群众在各处集会，愤怒谴责协约国对德国的掠夺。德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抱着抢夺别人殖民地、争夺欧洲霸权的目的。结果由于战败，被迫陷入屈辱的境地，权利丧尽，经济破产，德国人在心理上完全无法接受。
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起初德国政府拒绝接受条约，德国海军还以自沉舰艇的方式表达对条约的不满。结果激怒了英、法、美、意等战胜国，战胜国向德国发出通牒，警告德国如在6月23日之前仍不同意签署和约，战胜国将向德国重新开战。而此时陆军总司令兴登堡称德军已无力再战。最后德国内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决定接受通牒。6月28日，德国外长米勒和司法部长贝尔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和约，德国被迫吞下战败的苦果。
德国是一个骄傲而且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大战期间，德国民众得到的宣传一直是，胜利是必然的。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德国人依然相信自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必然导致大多数德国人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更无法接受苛刻的勒索。
《凡尔赛和约》中涉及赔偿的条款是最具惩罚性的，因为和约制定者认为德国要对发动战争负完全的责任。协约国以及相关的政府确认，德国必须承担德国及其盟国对所有的损失和破坏的责任。而且，协约国和相关政府以及它们的国民所遭受的这些损失和破坏均是德国及其盟国用侵略强加给他们的结果。
这样，德国就需要对四年残酷战争造成的全部物质损失承担责任。而且凡尔赛会议并未明确一个具体的赔偿数字，而是说将组织一个专门赔偿委员会，最终确定赔偿总额。德国提出抗议，因为这相当于让德国签一张空白支票，胜利者爱填多少填多少。但抗议无效。
1921年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宣布了总账单——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当这个数字出笼时，甚至协约国的领导人都怀疑德国是否有能力担负这笔巨额赔款。先别说德国方面，协约国都有人看不过去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认为，这笔天文数字般的赔款将摧毁德国的经济生活。而且这样做也威胁着协约国自身的健康和富裕，因为德国的进口一直远远超过出口。《凡尔赛和约》还剥夺了德国的海外收入，反过来更使德国不可能支付巨额赔偿。
凯恩斯说：“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海外联系和海运商船，同时失去了10%的领土和人口，以及45%的煤矿和65%的铁矿；有200万年轻的男性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它的人民已经饱受了四年的饥饿，并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它的货币贬值到以前价值的1/7；它还面临着国内的革命和边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吞噬一切的四年战争和最终的失败给它在力量和希望上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凯恩斯指责和谈者们是伪君子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社会的虔诚只是在“编制诡辩和狡诈之网，它最终给整个条约的外表和本质都笼罩了不真诚的阴影”。
《凡尔赛和约》下的和平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战胜了德国的法国有点类似在布匿战争中战胜了迦太基并将其彻底摧毁的罗马帝国。但德国并未被真正摧毁。德国依然是个大国，它有6500万人口，而法国人口只有4000万。它还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发展程度与美国相当。
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严厉惩罚，埋下了复仇的种子。长远来看，德国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会长期容忍《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几乎从条约签署之日起，德国就下了复仇的决心。法国元帅福熙事后评论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凡尔赛体系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签署的一系列条约，除了对德条约，还有协约国同德国的盟国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和约》、同保加利亚签订的《纳依和约》、同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和约》、同土耳其签订了《色佛尔和约》。
巴黎和会后，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了暂时的抑制。在凡尔赛体系下渐渐形成一种国际“新秩序”。新秩序在调整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实质依旧是强权政治下的“武力说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国之间的争议。
可以说，“一战”结束时就埋下了“二战”爆发的种子，地点就在巴黎凡尔赛宫。种子的萌发还需要空气、水、土壤等外部条件。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就为“二战种子”提供了恰逢其时的生长条件。
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历时最长的一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3年。除了时间久之外，这次危机还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地域广。危机从美国爆发之后，很快蔓延到加拿大、日本和欧洲诸国。随后又波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一幸免。二是多病齐发。工业危机、农业危机、贸易危机和货币信贷危机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难以治愈；三是破坏性大。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4%以上，失业人数达4000余万，各国失业率在30%～50%，国际贸易总额下降65.9%。造成的物质损失达2500多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1700亿美元的损失还要多出800亿美元。
为了转嫁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甚至不惜以邻为壑。各国纷纷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以阻止外国货物进入本国。先是美国在1930年提高关税，再是英国分别于1931和1932年通过一系列法案，大幅增加关税。其他国家也照葫芦画瓢，从此关税壁垒高筑，国际贸易陷入困境。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从己方的狭隘利益出发，采取损人利己的经济措施，而没有顾及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这就导致1929～1933这四年的大萧条成了两次大战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历史时期。世界政局和思潮因之发生大的转向，经济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步发展为政治对抗乃至军事冲突，最终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各国进行贸易战的手段是利用廉价商品对他国进行倾销，在金融领域，则纷纷采取放弃“金本位”，让本国货币贬值。带头的是英国，1931年9月英国银行停止英镑的金本位制，英镑大幅贬值。接着瑞典、挪威、日本等50多个国家争相效仿。整个国际信贷市场一片混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以某国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金融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组成了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封闭的货币集团。最终形成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局面。
经济危机对法西斯上台有很大的“帮助”。德国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危机高峰时的1932年，德国工业产量比1929年下降近一半，失业者到处都是。而统治阶层为把危机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又实行了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削减救济金和养老金等政策，致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情势下，法西斯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最终为希特勒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
对日本来说，1929年“大萧条”蔓延过来的时候，使本就动荡的日本政局愈加混乱，经济亦随之恶化。外出逃荒、倒毙路旁、全家自杀、卖儿卖女的事件层出不穷。面对困局，日本财阀产生了建立“强力政权”的冲动，致使以陆军为主力的法西斯势力乘机抬头，利用英美经济危机、中国内乱，加大了入侵中国的步伐。
总之，许多国家的面貌因经济危机而改变。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矛盾的空前尖锐化，这就给军事冲突造成了条件。从此，帝国主义列强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看家本事”——战争又被提上了日程。
当全世界都在经济危机中挣扎时，黑暗也在意大利的上空蔓延。这时，一个人正悄悄浮出历史的水面，开始掀起血雨腥风，那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瓦拉诺·迪科斯塔，属意大利东北部普雷达皮奥省。这个地方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名了，文艺复兴时期这里曾诞生了许多知名的人物。1883年7月29日，一声啼哭划破了这个古老村庄的宁静，铁匠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是早期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他的妻子是一个正直、勤劳、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当时在意大利，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仅工资低微，而且不受社会重视，但她总是以“贫可育人”和“自古雄才多磨难”的思想教导学生。
年轻的墨索里尼夫妇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也像他们一样，正直地生活，正直地做人，于是给儿子起名贝尼托，表示对墨西哥的民族英雄贝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胡亚雷斯1806年出生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农民家庭，1858～1872年任墨西哥联邦总统。在任期间，胡亚雷斯曾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教士与军官武士的特权，没收用于教堂建筑以外的一切教会地产，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利。1862～1867年，他领导人民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军并获得了胜利，从而推翻了以麦克西米连为傀儡的帝国。他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镇压退伍军人暴动与迪亚斯叛乱。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对胡亚雷斯的英雄事迹十分崇拜，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要像胡亚雷斯一样，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然而，美好的愿望被历史扭曲，贝尼托·墨索里尼，却逐渐成为一战以后黑暗意大利的始作俑者。
名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出名之后，人们都喜欢探究其成长历程，试图探究出一些成为名人的“规律”，墨索里尼也不例外。
墨索里尼完全出乎父母对他的期待，秉性骄野。他小时候不但淘气，而且霸道，在全村都出了名。同别的孩子玩耍时，他总是充当指挥的角色，而且说一不二。假若有谁不服从他的命令，轻者一顿臭骂，重者一通恶打，就连他的弟弟妹妹也不例外。
1890年，墨索里尼被送到一所离家较远但较有名气的学校，但他野蛮与暴戾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随意破坏学校纪律，不听教诲，屡教不改，更不懂得尊敬老师，班里许多同学都挨过他的打。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把邻座同学拧得嗷嗷惨叫。老师批评他，他却和老师顶撞起来。老师一气之下，打了他的手板。他认为受了委屈，气呼呼地回到座位上，抄起桌上的墨水瓶就向老师扔去，差一点打中老师的脑袋。还有一次，他同班里一位同学为件小事发生争论，由于辩论不过那个同学，便用铅笔刀把那位同学的手割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学校为严明纪律，最终决定将其开除。
墨索里尼的父母对他虽然非常失望，但仍然设法将他送进了另一所小学继续读书。在新学校里，墨索里尼仍然是个出名的闹事者，老师和同学都对他头疼不已。不过，他的聪明的确是出众的。老师夸奖他是“栋梁之材”，这更助长了他的狂妄。一天，市政府开音乐会，因为不让他进入，他便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在父母的道歉声中，墨索里尼勉强完成了小学学业。
墨索里尼的青少年时代，真是像疾风骤雨，变化莫测。当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帝国主义、封建极权主义，各种思潮竞相泛滥。在墨索里尼头脑中充斥着种种幻想。他非常向往罗马，希望到罗马一游。不久，他同母亲到拉文纳旅行，瞻仰了大诗人但丁的坟墓，深为但丁的文采所折服。
墨索里尼在政治方面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在与父亲一起劳动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一些穷朋友所讨论的政治社会问题。他那幼稚简单的头脑开始领悟到：警察局为什么要那样地小心防备，立了那么多法规。他看到和他父亲来往的朋友们，多半生活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充满着愤怒和不满之情。
到了十三四岁，墨索里尼的父母希望他将来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便将他送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去学习。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培养教师的学校，学制六年。进入中学的墨索里尼，似乎变了一个人。他爱好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尤其是他的口才，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但是称赞他的口才好。他利用课余时间大量书籍，特别是文学著作，如但丁的《神曲》、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他文笔犀利，有时写些短文向报刊投稿。他常常替多病的母亲在本村小学代课，或帮父亲抄写社会党的宣传材料，一有空闲还练习演说，问及原因，他说：“长大后，我一定要意大利听我指挥。”
1901年2月2日，意大利天才作曲家威尔第逝世。在学校举行的纪念会上，墨索里尼崭露头角，发表了非常感人的歌颂威尔第的长篇演说，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特意报道了这次纪念会，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社会党的报纸上。
毕业之后，墨索里尼在哥尔替瑞地方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的位子。但是，他经常幻想有个“光辉灿烂”的前程，一年之后，他决心到社会上去闯荡。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临行前写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意志乃是成功之母》的文章。从此墨索里尼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开始自己的另一番“事业”。
1902～1908年，墨索里尼背井离乡，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两度不成功的教学经历中，他在瑞士待了两年（1902～1904），当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但都不能持久。有时找不到活儿还得饿肚子。据说他当时曾以行乞和抢劫为生。幸亏侨居瑞士的意大利工人经常给他一些接济，帮他渡过难关。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墨索里尼同意大利社会党人在洛桑主办的《劳动者前途报》拉上了关系，成为该报记者，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根据社会党的要求，墨索里尼经常向侨居瑞士的意大利工人宣讲社会党的主张，并介绍国内形势，很受工人欢迎，却引起瑞士当局的注意。后两年（1904～1906）墨索里尼则回到意大利参军，由此显现了其爱国激情。其后，他先去了瑞士，又因公开攻击教会势力而被驱逐出境。他被迫移居奥地利，并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巴蒂斯蒂。他在巴蒂斯蒂创办的《人民报》做助理编辑，一再发表文章，鼓吹特伦托地区脱离奥地利回归意大利，因而被奥地利逮捕入狱，最后驱逐出境。
1908年，墨索里尼从奥地利回乡之后，正式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不久又被选为社会党弗利省委书记，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创办了一份名为《阶级斗争》的周刊，开始在弗利的社会党内建立个人影响。墨索里尼对办报十分重视。他说：“报纸不是拿文字堆积起来的。报纸是党的灵魂，党的标记。”“现在的社会党，实在是尸居余气，没有什么好的理想。”“现在的社会主义，变成做官的捷径，为政客奸人所利用，不能谋物质上、精神上的进步了。社会主义，注重人类的合作，非努力工作、洗涤个人的身心是不能实现的。”可见此时，他还是忠实的社会主义者。他四处树敌，既攻击共和党，又攻击社会党的“保守派”，由他随心所欲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文字尖锐泼辣，富有煽动性。不久之后就因在《阶级斗争》周刊发表文章反对政府侵略利比亚和鼓动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判处5个月徒刑。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1912年3月，他刑满获释，7月便被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11月又被任命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社长，经过他的经营，《前进报》销量猛增，使得社会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扩大。29岁的墨索里尼控制《前进报》后，如虎添翼，更加野心勃勃，从而开始了新的个人“奋斗”。
在墨索里尼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意大利的时局更加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越来越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实力薄弱的意大利帝国主义，力图在力量相匹敌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集团之间随机应变，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实现本国的侵略、扩张目的。意大利早在三国同盟（德、意、奥）期间，便采取了同英、法、俄接近的方针。1911年，意大利同土耳其开战，并侵占了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多得坎尼群岛。
为了巩固意大利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并加强国内实力投入世界再分割的斗争，意大利总理饶里蒂改变了对内政策方针。他企图用微不足道的让步来分化工人运动，并吸引社会党和总工会的改良派领袖同资产阶级合作。为了这个目的，他给予工人一定程度的集会、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实行了某些社会保险的措施，对工人合作社提供了某些优待。1912年，为了减缓意土战争的政治危机，饶里蒂对选举法进行了改革，选举人数从321.9万人增加到856.2万人。这种政策促进了社会党内部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发展，并促进了改良派的领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关系的建立。政府的“自由主义”方针是和对工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有利的高关税壁垒保护政策相结合的，而且是和残酷剥削南部地区的劳动人民的政策相结合的。那些被压迫和破产的农民群众、农业工人的运动，则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意大利统治集团进行连年战争和对劳动人民的盘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1901～1910年，意大利约有300万人参加了罢工运动。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及由于1908年开始的工业危机，和1911～1912年的意土战争，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群众革命情绪越来越高涨。面对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到处在发生暴动，到处在举行起义，社会党内部反改良派占据了优势，掠夺战争的最公开的拥护者和主张同政府合作的毕索拉蒂和波诺米等人在1912年被开除出党。1914年6月8日，根据社会党和总工会的号召，开始了抗议安科纳警察击毙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三个工人的总罢工。以“红色周”而著名的这次罢工，有的地方带有疾风骤雨的性质，起义者已经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社会党1910～1914年左倾路线创始人之一的墨索里尼，最初是忠实地坚持党的官方路线，反对意大利参加欧洲战争。然而到了1914年10月，他看到德国社会党极力帮助德皇，协约国的力量在扩大，形势对德、奥不利，便转到“积极的中立”立场上，并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宣扬自己的主张。10月18日，墨索里尼擅自以社会党的名义在《前进报》发表自己撰写的长篇社论，鼓吹“意大利参战的必要性和战争将给意大利带来的好处”。社论发表后，意大利社会党领导机构谴责了墨索里尼独断专行的恶劣做法，决定免去其《前进报》社长职务。随后，社会党米兰支部又通过决议，将墨索里尼开除出党。
从此，墨索里尼同社会党分道扬镳，走向了创建法西斯党的道路，也为世界人民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墨索里尼惆怅地离开社会党后，并没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914年11月15日，他受到一些主战的垄断资本的赞助，很快便在米兰创办了一份能同《前进报》媲美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
该报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报纸”，实际上却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鼓吹参战。其创刊时引用的两句格言：“谁有铁，谁就有面包——布朗基。”“革命是一种理想，需要刀枪维持—拿破仑。”正是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
墨索里尼曾说：“我所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新闻学家，一个主战派，一个法西斯党的领袖，都与这张报纸有关。”《意大利人民报》就是在墨索里尼的悉心呵护下，成了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工具和他的喉舌。
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墨索里尼立即借此机会利用《意大利人民报》大造舆论，迎合政府的决定。他大声疾呼：“意大利，我的祖国！我决心为你献出生命。我既不悲伤，也不害怕。”
1915年8月31日，墨索里尼带着他的承诺奔赴战争的前线。他的勇猛与顽强助他很快当上了排长。
1917年2月22日，在一次战斗中，墨索里尼不幸因为手榴弹的走火而身负重伤，伤愈之后无法继续作战，因此退役。他又回到了米兰，回到了《意大利人民报》。
这次的回归，墨索里尼抛弃了大战之前新闻记者的角色，他不再是简单的利用办报纸从政，而是披着更为虚伪的外套——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登上了意大利的政治舞台。
四年的战争给世界留下了伤口，也挫伤了本就贫穷落后的意大利帝国，国内一片萧条与凄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入了意大利，促使无产阶级觉醒，工人罢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曾自诩为中立派类型的意大利社会党却奉行着反工人、反革命的右派路线，他们藐视退伍军人，指责主战派。
国内外的形势正好满足了墨索里尼的胃口，为他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好时机，他开始在《意大利人民报》上不断发表文章，公开为退伍军人和失业青年叫屈，并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寻找出路，这为法西斯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1919年3月23日，在米兰的圣·塞波尔克罗广场，墨索里尼主持了一个主要由退伍军人参与的新政治运动团体——“战斗的法西斯”。
探究法西斯这个词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文“Fasces”。法西斯党的标志是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由红布条紧系着的棒束。早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它代表着长官的权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同时，它也标志着意大利的光荣，认为其中的斧头是领袖的象征，棒束则是人民的象征。
在后来的意大利文中，法西斯又有了“联盟”或“协会”的意思，19世纪末，受到“劳动者法西斯”组织（即劳动者联盟或劳动者协会）曾提出的一个改善矿工劳动条件和反对资产阶级霸占耕地的纲领的影响，法西斯一度被赋予“革命”的含义，在意大利广为流传。墨索里尼在建立“战斗的法西斯”之初，本意就是想借助“劳动者法西斯”对工农群众的影响，以获取人心。
这一新的运动团体同社会党的思想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它的纲领是共和的、反教会的和民主的，它主张分权、妇女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将剩余战争收益充公，让工人参加各种工业管理并管理公共设施，使军工厂国有化，实行最低工资和时工作制以及取消帝国主义。然而，这一纲领最终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法西斯成员们的士气极为低落，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因此泄气。
1920年，法西斯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又重要的复生发展阶段。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法西斯队伍的逐步扩大，其暴力活动也得以升级，“战斗的法西斯”便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旋风，法西斯的讨伐也成了家常便饭。
疯狂的法西斯们或许是为了填补战后的枯燥无味来寻求刺激，或许是为了反抗社会党人，又或许是为了推翻腐朽的统治，抵制一切的压迫，他们最终想从法西斯主义中获取些什么，没有确切统一的说法，也很难用片言只语解释清楚，但随着1921年11月“战斗的法西斯”改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法西斯”名副其实地背上了“战斗”的名号，残暴与侵略也尾随而来。
秉性骄野的墨索里尼为了夺取政权，发展法西斯的队伍，他用欺骗宣传的伎俩得心应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就如他曾对其心腹们所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左右逢源，既讨好贵族，又讨好平民，既反动，又革命。”
受尽战后挫伤的意大利充满了喋喋不休的不满与愤怒，墨索里尼除趁此机会利用《意大利人民报》大造舆论，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种种好处，拉拢广大劳苦大众之外，他对金融财团、工业资本家等资产阶级亦是信誓旦旦地宣称，“法西斯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然而这样的两面政策并没有给墨索里尼带来多少惊喜，1919年9月，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邓南遮为了扩张意大利的领土，率领一批支持者进军阜姆。墨索里尼热情高涨，给予大力支持，但还是以失败告终。随后11月16日的大选中，法西斯的选票惨不忍睹。墨索里尼故作镇定地安抚法西斯党徒们，为了转移人民对于法西斯的注意力，他把矛头指向了当局的尼蒂政府，且大肆宣扬民族沙文主义。
意大利的上空飘起了群众的怒吼，法西斯党徒们的仇恨，暴力成了人们得以宣泄的途径，就像墨索里尼所说“法西斯所需要的是暴力、流血与牺牲”。
墨索里尼不仅仅宣扬暴力，组织暴力活动，他自身对于暴力手段亦是身体力行，这在他从小的残暴行为中便能看出些端倪，就连他的妻子拉凯莱都是通过暴力的途径得到的。
1904年，墨索里尼认识了小他9岁的拉凯莱，后因常年在外的奔波谋生，两人很少见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拉凯莱越发貌美脱俗。1908年，墨索里尼返乡，看到受人喜爱的拉凯莱，他顿感受到威胁，便用手枪威胁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即拉凯莱的母亲）同意他与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结婚。
残忍成性的墨索里尼在生活中习惯使用暴力，甚至在同别人进行政治辩论时，也总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1914年11月墨索里尼被开除出社会党之后，继续利用《意大利人民报》鼓吹参战。一位名叫麦里诺的律师，在《前进报》上同墨索里尼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墨索里尼觉得在报刊上的辩论过于憋屈，于是向麦里诺提出了挑战进行决斗。决斗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双方都邀请了证人，1915年2月5日，墨索里尼拿着利剑，杀气腾腾地出现在这个带着政治气息的决斗现场，经过几个激烈的来回，并没有分出谁胜谁负，最终也只是以一个平局落幕。
墨索里尼（居中）与意大利国王在一起。
虽然这次决斗并没有为墨索里尼带来荣誉，但后来他又以类似的方式先后与政敌西科蒂·斯克日斯和巴斯吉奥等对阵厮杀，在这些决斗过程中，墨索里尼利用其擅长的剑术狠狠地将对方击败。为了鼓舞决斗的精神能够在法西斯党徒中盛行起来，墨索里尼不惜将奥格斯塔的坟场变为罗马的音乐会场，借以发扬武士精神，并以“决战决胜，视死如归”来要求党徒们。
伤痕累累的意大利再加上法西斯分子们狂暴的破坏、搅拌，其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全国陷入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境况，人们面面相觑，纷纷议论，不知前面是更为深重的灾难还是猛然的觉醒。1922年1月，墨索里尼作为《意大利人民报》总编辑出席了正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会上，他对于意大利货币的比值少于法国的一半这一事实感到极为耻辱，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打击，这是意大利帝国危亡的征兆。随后他在《戛纳会议以后》一文中声称：“在目前精神与经济恐慌的情形之下，必须往前进，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了。”
前进的方式便是反抗，狂躁不安的法西斯党徒们夺权的欲望在这种前进声中愈加浓厚，为了壮大反革命武装力量，全面夺权，墨索里尼专门组织了一个广招军官和旧军人的军事参议会，主要采取武装训练，并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团体进行残酷镇压，制造恐怖气氛。
这群信奉法西斯的人们对其领袖实行无条件地服从，他们以颇具古罗马帝国军人的姿态招摇于意大利街头，就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张狂着。1922年，墨索里尼以威胁的口吻对当局的法克达政府说道：“现在法西斯党要自行其是了，或者做一个执政党，或者做一个乱党，何去何从，要看局势的发展了！”
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党徒们要行动了！夺权的声响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入阴云密布的意大利。
1919年大选的失败，墨索里尼放弃了通过议会道路夺权的方式，改而借助建立和发展法西斯组织来夺取国家政权。
黑衫党是对法西斯党的另一称呼，因都穿黑色衬衫而得名，它在法西斯运动之前就已存在，本是由意大利退伍士兵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利用社会的混乱和政府的无能，趁机胡作非为。墨索里尼从为所欲为的黑衫党中得到了启示，发现武装力量是镇压反动派和人民大众的有效手段，很快墨索里尼便通过黑衫党的首领费鲁乔·韦基收编了黑衫党，第一支法西斯武装力量就此成立。
由于法西斯的暴力淫威、青年的懵懂无知，再加上当时一些军政团体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黑衫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准军事组织。
1921年春季大选中，法西斯党一雪前耻，35名法西斯成员成为国会议员，组成了议院最右翼的势力。墨索里尼本人亦成为法西斯党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
1922年墨索里尼向政府提出：要么解散政府，要么组建包括法西斯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都遭到了拒绝。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猛增，加之政界、农民和商人的支持，法西斯的热情膨胀到了极点，其首脑们策划的最终夺权、进军罗马迫在眉睫。
墨索里尼先在克雷莫纳、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地检查了政变的准备情况，并于10月16日，潜伏于罗马，同支持法西斯夺权的军政要员秘密策划进军的编队、行动路线和纲领。同时他还试探了梵蒂冈教皇和意大利国王对他的态度，并对邓南遮等民族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争取。
10月20日，法西斯总部下令全国总动员，最高司令部发文宣布“进军罗马”，文中强调其目的只是为了推翻腐朽的统治，改善人民的生活，劝告军警不要和他们作战，声明会保护工农的正当权益，安抚有产阶级不要害怕。他们为了拉拢意大利的保皇党，减少其在夺权过程的阻碍，还宣称会效忠于皇室。
10月24日，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召开了法西斯头目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法西斯四路大军将由米提斑琪、德邦诺、意大罗巴波和朱里亚迪分别率领沿第勒尼安海进军罗马，沿路要占领城市、邮电局、政府部门、警察总部、火车站、兵营及其他重要设施等具体事项，决定墨索里尼为最高统帅，进军指挥总部设在交通发达、易于进退的中部城市佩鲁贾。
墨索里尼深知法西斯的暴动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因为真正参加行动的人数并没有吹嘘的多，再加上其简陋的装备，一旦政府抵抗，军队听从皇家的差遣，暴动便会轻而易举地被压制下去。但意大利国王和其他保守派集团则希望通过支持法西斯来驯服法西斯主义，这倒为夺权扫清了道路。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革命宣言》，宣布法西斯向罗马进军正式开始！
黑衫党进军取得节节胜利，沿途政府军和警察都采取中立立场，没有什么阻力，只遇到了部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的反抗，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当天，一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议员曾求见墨索里尼，想用改组内阁的办法试图说服墨索里尼休战或者停战，但墨索里尼的一句：“这次我决不放下屠刀，非要获取全部胜利不可。”使得议员们灰头土脸地跑回了罗马城。
10月29日，墨索里尼接到从罗马国王办公处打来的电话，说请墨索里尼速到罗马，国王将委派重要职务给他。然而诡计多端的墨索里尼表示要将这一消息以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他，以得到白纸黑字的确认。
很快，一封“米兰墨索里尼阁下：国王陛下请您立即前来罗马，因为他想委任您组建内阁”的电报以号外的形式出现在《意大利人民报》上。
31日，墨索里尼辞去了《意大利人民报》总编辑的职务。随后在黑衫党和其支持者们的欢送下，驱车前往罗马，到达罗马后，墨索里尼便去皇宫会见国王，并陪同国王检阅了进入罗马的10万法西斯大军，以显示法西斯不可战胜的力量。
11月6日，墨索里尼正式宣誓就职，意大利开始进入法西斯统治时代。
法西斯运动，墨索里尼的上台，对于德意志的纳粹运动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他们也加速了夺权的步伐。
1919年9月16日，一位年约30的男子走进了德国慕尼黑绅士街48号，在这里他被推选为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的第7名委员，专门负责宣传工作。从此这位男子带动着德国工人党走向了疯狂发展的道路，德国和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他们的身上，这位男子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在奥地利勃劳瑙镇的一家小客栈里，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了。其父阿洛伊斯是个私生子，是奥地利的一个海关小职员，他一生结过三次婚，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
1895年，年满6岁的希特勒被送进公立学校去读书。11岁时，阿洛伊斯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做一名公务员，于是花费了一笔钱把他送到了林茨州立中学，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并不想做公务员，而是要当一名艺术家，正如其后来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当时我才11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他反抗的方式是不再好好学习。
1903年1月3日，希特勒的父亲因肺出血去世。他的母亲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遗愿来继续要求儿子上学，希特勒仍然以荒废学业来同母亲进行对抗。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得了肺病，母亲不得不让步，因为医生说，像希特勒这样的身体，将来不宜坐办公室。在他养病的两三年里，希特勒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整天逍遥在美丽的多瑙河畔，沉醉在做艺术家的美梦里。
1907年9月，希特勒病愈之后，便来到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然而几次考试都因为绘画成绩不够理想而名落孙山。1908年12月，希特勒的母亲因病去世。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希特勒离开了家乡，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若不干成一番事业，决不回乡。
重返维也纳的希特勒开始了一段辛酸和贫困的生活。为了生存他打过小工，在街头画过画，当过流浪汉，进过收容所……同样他也在感受着维也纳那份独特的文化，他随着人们进剧院、逛公园、看书籍。
在维也纳的经历，促使了希特勒世界观的形成，如他在这段时间里看的大量反犹书籍激化了他的反犹情绪，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反犹主义者。
1913年春天，24岁的希特勒为了逃避服兵役，移居到了德国。在慕尼黑，希特勒同在维也纳时一样，过着孤单、贫苦的流浪生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久积心头的抑郁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很快便获准。
1918年11月10日，正在医院养伤的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之后，悲痛不已，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同许多德国人一样，他坚信战争的失败是国内出现了卖国贼。愤怒的希特勒被仇恨熏红了双眼，他决心放弃艺术，投身政治，为德国报仇雪恨。
伤好之后的希特勒又回到慕尼黑，开始在一个战俘营中担任警卫，随后被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吸收为情报员。
1919年秋天，希特勒接到了一项要他调查德国工人党的任务。
德国工人党是1919年1月由慕尼黑机车工厂钳工安东·德莱克斯勒和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共同创建的。
9月12日晚，希特勒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集会，一共有25个人参加。一开始，希特勒并没有觉得这个党和别的新组织有什么不同之处。正当他要起身离开之时，一位自称“教授”的人站了起来，建议巴伐利亚邦脱离德国，同奥地利组成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种观点触怒了希特勒，他用尖锐、刻薄的言语痛斥了这位“教授”，使得听众目瞪口呆，甚至在会后这个党的副主席安东·德莱克斯勒还追上已走出啤酒馆的希特勒，并递给他一本宣传小册子。
第二天，希特勒惊讶地接到一张说他已被接受为德国工人党的明信片，并邀请他于9月16日到绅士街48号参加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会议。感到好气又好笑的希特勒却在这个荒唐的小党身上看到了自己投身政界的欲望，再三思考过后，希特勒决定应德国工人党之邀赴会。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德文的缩写译音为“纳粹”（Nazi），因而简称纳粹党。
希特勒刚进入德国工人党时，该党穷得只有7马克50芬尼。
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希特勒想尽各种办法来筹钱。他常常通过到群众当中去演讲进行募捐，他认为在群众中演说不仅能为党集资，还能争取到更多的群众；他打通资本家的渠道，向他们伸手要钱，不管是中小资本家，或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外国资本家，都对纳粹党伸出过援手；希特勒还向军方筹资，他的上级迈尔上尉就曾答应每周给他20马克作为活动经费。
1920年12月希特勒买下了《人民观察家报》，此报作为纳粹党的机关报，为纳粹党的发展和希特勒的上台都立下过“汗马功劳”。
希特勒早年于维也纳的流浪，使得他对资产阶级政党所惯用的那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有了深刻的认识，再加上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冲击，纳粹这个当初穷得只有7马克50芬尼的党在希特勒加入后变得活跃起来。
1920年2月24日，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里，不时传来人们的喊叫、欢呼声，德国工人党正在举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会。
阿道夫·希特勒醉心于这样澎湃的场景，他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发表着演讲，附和和调动着人们高涨的情绪。在这次演讲中第一次公开阐明了由他和德莱克斯勒、弗德尔三人拟定的德国工人党的25条纲领。
会上，除了支持者的喝彩声之外，也有反对者的唏嘘声，但在大会结束之时，纲领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这个纲领从未修改过，一直保留到1945年纳粹党灭亡，它在1920年4月成为纳粹党的正式纲领。
纲领内容由25条组成，其首要提出的是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立国方针，纲领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德意志人为大德意志帝国”、“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殖我们的过剩人口”。后来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占领苏台德区等侵略行为正是这一方针的实践。
希特勒的反犹情绪在25条纲领中亦得以体现，它规定：在德国，具有德意志血脉的人才称得上是国民，犹太人不是国民，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规定自1914年8月2日以来迁入德国的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在党纲中出现了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和民族军队的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迫使人们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公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
纲领还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条约》。
为了争取中下阶层群众，党纲中还不乏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取消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分享大企业利益”“将托拉斯收归国有”“造就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取缔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等。然而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为了收买人心，获得他们的肯定，真正付诸实践的没有几样，到最后都成了纯粹的骗人把戏。
这个看似面面俱到、考虑周全的纲领，其实质却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幌子，对内实行专制、对外进行扩张的纲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满怀激情的希特勒和德国工人党的宣传，煽情的演讲、“合理”的纲领不仅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还打破了党以往小俱乐部聚会形式的羁绊。
成功地迈出这一步，对于希特勒和整个德国工人党而言都是尤为重要的，但是希特勒也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完善整个工人党，真正影响到群众，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颁布出25条纲领之后，他立即着手于党的标志和象征的问题上。
1920年5月，一面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卐’字的旗帜成为纳粹党的党旗。
希特勒和纳粹党，除了疯狂地反对犹太人之外，对马克思主义斗争亦心怀恐惧，他认为这些人会威胁到德国人民的生活，扰乱德国的正常秩序。
前面我们提到，在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纳粹党带着社会主义的帽子，骨子里却是极端野蛮残酷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全相悖。
1920年2月制定的25条党纲中也有不少带社会主义性质的条例，希特勒正是打着这面染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旗帜为纳粹党铺平了道路，把自己推上了舞台。
纳粹党在慕尼黑宣传造势，支持希特勒。
当时的德意志正处于动乱不安中。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来说更是个致命的打击，它割走了本属于德国的领土，以战败赔款的名义被剥夺了大量的金钱，还有意地减弱了德国的武装力量，排除其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顿时，举国上下充斥着愤怒，人们纷纷起来抗议、游行，以此表达对这个条约的抗拒。
尽管拒绝的声音响彻整个德意志上空，1919年6月28日，魏玛临时政府还是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签订了条约。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得德国炸开了锅，本就存在争议的各党派之间出现了更为纷乱的不合。掌握着经济实权的德国保守派本就不支持魏玛共和国，更别提是接受条约的限制与规定；陆军作为国家的军队，却并不属于内阁和议会掌管，它更像是一个国中之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这个限制性条约。
群众的反抗，党派的挤兑，使得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年轻的希特勒察觉到时局对他而言颇为有利，当国内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共和国时，他知道，他有机会趁乱崛起。
深信未来必将刮起日耳曼热潮的阿道夫·希特勒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又十分佩服这些人对于信仰的坚定与激情，他常常想，若是把这样一群人收归于自己的旗下，那将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为了赢取更多工人、群众的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同伴们又不能打着种族主义的标志公开招募，他需要一块面纱作为掩饰。
1920年，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贴上“社会主义”的名字，是为了表明这个政党是属于工人的，是对工人负责的，他们好披着这块面纱招引更多的工人，为之进行起义、罢工和革命。
对于共产党员的争取也得到了党内一些成员的反对，虽然反犹是首要的目的，但是共产党带来的威胁不可小看，这为希特勒敲响了警钟，也为纳粹党注了醒酒药，社会主义在纳粹党手中永远都只是个棋子，一面前进的幌子。
因此，1920年25条纲领的颁布，“分享大企业利益”“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取缔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取缔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等社会主义色彩的条例为纳粹和希特勒招揽了不少的支持与喝彩，但是这些条例最终都没有真正得以实施，成了纳粹骗人的把戏。
可见“社会主义”只是披在纳粹身上一件虚假的外套，主要是为了掩藏那副凶残而又丑陋的贪婪嘴脸！
阿道夫·希特勒认为，纳粹运动要迅速发展，就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1921年8月，希特勒招募了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这是一支具有严密组织，手段又极为凶狠的队伍，建立之初，为了躲避柏林政府的镇压，称为“体育运动队”，这支队伍的建立美其名曰是维持纳粹党的秩序，实际上却是希特勒握在手上的一个供他指挥、颇具进攻力量的政治工具。
1921年10月5日，体育运动队改名为冲锋队。
11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皇家啤酒馆举行演讲，到会的800多人当中挤满了前来捣乱的社会民主党人，演讲开始时，希特勒下令关闭了所有的门，并对冲锋队员们说：“除非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一声一声的“万岁”使得这样的追随多少带有些朦胧的浪漫色彩，他们觉得希特勒能够带着他们回到往日的光辉岁月里。
随着演讲的进行，反对者们也开始有了行动，吵闹、讥笑等行为演变为激烈的肢体冲突。50名冲锋队员们大打出手，仅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便打退了社会民主党派来的数百人。
身着褐色制服的冲锋队，高歌“头戴‘卐’字盔，臂戴黑白红袖章，希特勒冲锋队，我们的名字多响亮！”在街头巷尾，他们有意无意地挑起一系列的公开暴动。仅仅维持纳粹党集会的秩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冲锋队队员们的欲望，他们开始去别的党的集会上捣乱，制造事端。
早在1921年9月14日，冲锋队在希特勒的带领下破坏了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主张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反对集权主义）在罗文布劳酒店举行的集会。当时，其领导人巴勒斯特，一个被希特勒称作“最危险的反动派”的工程师，正要发表演讲时，希特勒走了进来，早已混在听众席中的冲锋队队员们开始起哄。喊叫声、助威声、口哨声，在一句“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之后达到了沸点，人们纷纷要求巴勒斯特把发言权让给希特勒，混乱之中，冲锋队员冲上了演讲台，并痛打了巴勒斯特。而因此受到牢狱之苦的希特勒并没有丝毫悔意，反而更具斗志，他曾对调查此事的警察吹嘘道：“那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斯特没有能讲成话。”
1922年1月12日，冲锋队主动出击，由希特勒带领破坏了社会民主党的集会。
凶狠的冲锋队员除了起到保卫纠察的作用之外，还负责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张贴广告，以此来为纳粹党进宣传。激情、狂热还带着些许神秘色彩的活动，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人起到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冲锋队由最初的旧军人组成的队伍，扩展到了大批社会青年的加入，到希特勒上台前夕，冲锋队已发展到200多万人。
随着队伍的急剧膨胀，其组成成分就如多彩的调色盘，复杂多样，整个队伍也越来越难控制。于是，在1925年11月，希特勒在冲锋队中挑选了一批可靠的精英队员，组成了党卫军，他们主要围绕在希特勒等纳粹头目身边，专门负责他们的安全。
党卫军原意为近卫军，又称黑衫军，因为他们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样都穿黑色制服。希特勒的司机施雷克是第一任党卫军的领袖。1929年，海因里希·希姆莱接管后，党卫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一支保卫纳粹的秘密警察队伍。1931年6月情报机关党卫军安全处建立，次年1月设党卫军种族局，1933年初，其成员已发展至5万余人。1936年7月，冲锋队的头儿罗姆被处死以后，党卫军在纳粹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由希特勒直接掌管。
一个善于煽动人心的领袖，一个具有欺骗性的纲领，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一面灵魂似的旗帜，各色各样的人撞入了纳粹这张蛛网中，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费，纳粹运动随着人数的增加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1919年德国工人党在希特勒加入之时，仅有55名党员。1922年初，纳粹党员达到3000多人，1923年发展到5万人，1928年发展到18万人，1932年这支队伍已经直逼百万。
从冲锋队到党卫军，从地方小党到全国性的组织，行动起来的纳粹党即将要席卷全国。
纳粹队伍的不断壮大，墨索里尼率领黑衫党进军罗马夺权的成功激发了希特勒的夺权欲望。1923年德国境内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使得人民大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加上巴伐利亚发生叛乱，激化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政治局势一片混乱。希特勒深感夺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领导这次运动，于是他产生了团结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想法，希望借助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来完成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一样的进攻，推翻魏玛共和国的统治。
1923年11月8日，邦长官卡尔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有关巴伐利亚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演说，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与卡尔并称为主宰巴伐利亚政权的三大巨头）以及其他的政要们都将参加此次聚会。
正当卡尔对着三千名听众发表深情的演说时，冲锋队冲了进来，包围了整个啤酒馆，希特勒挤开人群，走进了大厅，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朝着天花板开了一枪，混乱的人群停止了骚动，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吓得屁滚尿流的卡尔看到希特勒走上讲台，便乖乖地退了下去。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希特勒站在讲台上大声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由600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保持肃静，否则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柏林政府已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正在‘卐’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混乱中，人们对于事实的真相已经失去了判断力，尽管在实际上希特勒的这些言语中存在着虚假的恫吓，纳粹队伍只是在罗姆率领下占领了当地的陆军司令部，连火车站、电报局和政府大厦都没有控制。但是会场上的冲锋队，还有架起的机关枪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三大巨头在武力的威逼下，乖乖地听从希特勒的差遣，跟随着希特勒到后台的一间私室里去了，留下了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的群众。
希特勒要求三人同他一起组织新的政府，并且答应只要他们合作，愿意在新的政府中给他们保留重要的职位。然而，三人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高官，对于希特勒的要求他们都不答应，即使希特勒拿出手枪威胁，三个人还是不肯就范。
无可奈何之际，希特勒把赫赫有名的原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请来帮忙，卡尔三人才表示愿意合作。
会议过后冲锋队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解决冲突，把政变之事交鲁登道夫处理，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极为致命的策略性错误。
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要求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这个要求没什么不合理的，便允许他走出啤酒馆，其余二人也乘机离开。
希特勒回到啤酒馆，发现本是囊中之物的三巨头竟溜走了，大受打击。而他的同伴们亦没有像他构想的那样在为进军准备计划，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回到第9师师部的洛索夫立即把政变的消息报告了柏林的中央政府，巴伐利亚军队按照命令准备镇压这次政变。卡尔也发表声明，宣布取缔纳粹党，严惩政变首犯。
心有不甘的希特勒无法接受即将到手的胜利就这样化为乌有，他同鲁登道夫商量后决定，要率领冲锋队员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希望这样能够唤起民众的支持。
11月9日中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开始向市中心挺进。一开始游行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还有部分民众自愿加入到行列中来。但是当队伍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和警察发生了摩擦，引发了枪战。在极为短暂的冲突中，十几名冲锋队员当场毙命，包括希特勒在内多人受伤。
枪战一发生，希特勒立即登上附近的汽车，抛下死伤的同伴，还有勇往直前的鲁登道夫，逃往乡间。纳粹党徒遭到军方的驱散，鲁登道夫当场被抓，希特勒也在两天之后被捕，其余的纳粹领袖不是被捕就是逃亡，甚至叛变。
啤酒馆政变就这样以闹剧的形式结束，纳粹党被勒令解散，纳粹运动跌入低谷，希特勒这位独裁领袖亦由他那飞奔逃命的举动名誉扫地。
希特勒那看似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政治生涯在后来证明只不过是其间的一个小小的中断。纳粹党虽然被解散，但是依旧在暗中活动，那些仍然忠心于希特勒的盟友们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支持，在经历过短暂的绝望之后，希特勒很快便“回来”了。
1924年2月26日，特别法庭在慕尼黑开始对希特勒进行审判。清醒的希特勒明白，此次审判不会是他的终结，很有可能还会是他反败为胜、走向更远的一个转折点。
在指控中，鲁登道夫当然是所有被告中最有名的，也是第一个被点名的，但是希特勒很快便把所有的焦点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带着他那颇具吸引力的声音站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着，他解释着起义的原因，谈到了游行的过程，血腥的对抗，他的出逃，他的入狱，他承担起了这次起义的全部责任，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罪人，一个被告，而是自诩为一个原告，一个重振德国、拯救群众的革命者。他的满腔热情，他的民族主义精神深深打动了德国人民，他的大名随着报纸飞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他不仅在巴伐利亚出了名，在整个德国甚至世界，人们都开始知道“阿道夫·希特勒”。
人民法庭座席上的法官们也开始被能说会道的希特勒所影响，再加上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是希特勒的老友和保护者，他做足工作，尽量做让在场的法官们保持满不在乎和宽大为怀的情绪。包庇使得希特勒在法庭上不受时间限制的发言，可以任意打断证人的话，随时为自己进行辩护，这种行为引起了一群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这样的放纵根本就不是一场审判。
尽管遭到了不少官方和非官方的反对，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希特勒把审判的法庭当作演说的讲台，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随后的审判中，希特勒逐渐把矛头指向了背叛了他的三大政治巨头。他说：“如果说我叛国的话，那么同我一起共谋反对全国政府的另外3个人也一样有罪，他们也应该同我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
本来就同当局政府矛盾重重的三巨头被希特勒狡猾地带入到一个不利的处境当中，形势猛然地得到了逆转。法庭上，希特勒犹如对待犯人似的大声提问三巨头，使得本就做贼心虚的他们惴惴不安。
虽然希特勒站在被告席上，并且按照当时德国的法律，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抱着极大的信心，甚至在同法官、证人唇枪舌剑时，他还不忘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考虑怎样重振纳粹党，如何建立一个纳粹国家。这种狂热的气氛在这个后来被认为极为畸形的审判中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他说：“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做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判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希特勒的滔滔雄辩最终取得了胜利，1924年4月1日，法庭内外挤满了同情和追随希特勒的观众，有的妇女还争先恐后地要为他们的偶像献花。判决书宣读了几乎一个小时，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他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由于在审判前已拘留了6个月，再减刑半年，并允许在刑期满半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法庭拒绝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驱逐出境，他们认为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
12月20日，不到9个月的时间希特勒就获释出狱。啤酒馆政变虽然失败了，希特勒也被送进了牢笼，可是他却成了全国无人不晓的人物，那次审判也使得希特勒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志士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