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抗日寇，拒利诱（1 / 2）

——就算死，也绝不做亡国奴

第一节 结识孔祥熙，帮助宋子文

随着“一·二八”事变的硝烟渐渐散去，杜月笙又开始在上海滩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1934年，一家名为“七星”的神秘公司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一进入上海市场就凭借着强大的资金实力接连吃掉好几家本地大公司，其咄咄逼人的势头大有将本地商人的公司都吞并为止。一时间，上海的本地商人都对七星公司十分忌惮，于是许多本地商人纷纷联合起来和七星公司“搏斗”。

然而，七星公司对于上海本地商人组成的“商业联盟军”并不惧怕，其又凭借着强大的资金实力继续在上海市场上“横冲直撞”。不久之后，七星公司直接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内掀起了惊涛骇浪——上海的金价一日数跌，跌势之凶，为金交易所有史以来罕见，连金融市场都为之震动。

面对来势汹汹的七星公司，上海商人齐心协力，不为所动，看着金价惨跌，就是不肯抛出手中的黄金，而是一直坚持，并且趁机抓住时机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最终，七星公司因为完全没有料到上海本地商人会如此强悍，由于空头做得太多，老本蚀光，只能落得一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而就在杜月笙冷眼旁观着上海黄金交易所内发生的剧烈波动之时，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却找上门来了。

“老杜，上海黄金市场的情况你知道吧？”吴铁城一进门就问道，一脸的焦急之色。

“知道啊，怎么了，看你这样子是被套进去了吧？”杜月笙微笑着说道。

“要是把我套进去还好说，孔先生被套进去了！”

“谁，那个孔先生？你这么着急？”

“孔祥熙！”

“孔祥熙？不可能吧？”

一听见孔祥熙三个字，杜月笙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七星公司的后台老板竟然是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

原来，七星公司是以孔祥熙为首的几个官员办的公司，他们以雄厚的官僚资本准备在上海市场上大捞一笔，没有想到却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在吴铁城来找杜月笙的时候，上海商人们正逼着七星公司如数结账，孔祥熙等几位高官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转，因为这种事情除了乖乖赔钱以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办法。一心想着赖账的孔祥熙在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为何不将赖账之事交给上海的黑帮去解决呢？于是，他马上联系吴铁城让他来找杜月笙。

当吴铁城将这件事情的内幕全部讲完之后，杜月笙犹豫了几分钟后还是答应了，道：“既然是孔先生的事情，那我杜某人又怎好推辞呢？吴兄，你回去直接告诉孔先生，这件事情三天之内保准给他办妥。”

得到了肯定答复后，吴铁城满面笑容地走出了杜公馆。而接手这桩棘手事的杜月笙却忙了起来，他赶忙派人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约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开会。

“黄金交易市场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不过，我的一个好朋友套在了里面，本人一向很重义气，怎么又能坐视不管呢？各位，别说我杜某人，就是你们的好朋友遇到了这种事情，你们会无动于衷？我想你们肯定会像我一样讲义气。”

杜月笙这一番话把债主们说得面面相觑，但是几个舍不得钱的商人还是高声嚷道：“笑话！没有这样的事，别人掉了枪花（玩了花头），硬要叫杜先生出来解决，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

“是的，这怎么可能？”

“这样一来，谁还敢在上海滩上做生意？”

到手的钱被硬生生挖去，哪个不心疼？可这些商人都不愿得罪杜月笙，当然更重要的是也不敢得罪杜月笙，现在既然有人提议，也只好跟着响应。

“让人割肉谁都不愿意，看来我只能采取另外一些办法了，我听说黄浦江里有一种鱼，最喜欢吃肉，尤其是人肉，而我又是一个十分喜欢喂鱼的人，嘿嘿，你们说说，我该去哪里找些人肉呢？”

杜月笙的话音一落，刚才还唧唧喳喳个不停的商人们马上一个个闭上了嘴，好像自己一张口说话便会被绑出去喂鱼。

“杜先生，你能不能让七星公司以后不乱来。只要他们不再乱来，能恢复上海市场的经营秩序，那么一切都好说。”一个年纪较大的商人说道。

“是的，只要杜先生愿意做个保证人，不许七星公司再卷土重来，那么就有商量的余地。”一名中年商人接口说道。

“嗯，是的。”

“就应该这样干！”

听见众位商人都纷纷附和这个提议，懂得见好就收的杜月笙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杜月笙不但向孔祥熙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又讨好了孔祥熙，提高了他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事后，孔祥熙直接亲自打电话给杜月笙，向其表示感谢，同时也将“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赠送给了杜月笙。

帮助孔祥熙解决七星公司的棘手之事后，杜月笙又帮其坐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宝座。同时，他还帮助孔祥熙和“国舅爷”宋子文成功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爿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当时，孔祥熙和宋子文早就想控制该银行，但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矗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就在大楼竣工没有多长时间之际，孔祥熙掌控的中央银行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强行对通商银行注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立刻抓住他的一条小辫子——当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傅筱庵还在为孙传芳大帅到处筹措军费，并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北洋军阀全面失败后，若干年来还在秘密集会，企图东山再起，而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帮助北洋军阀图谋东山再起。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

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但国民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缉令，怎好再把他请回来？

中国通商银行发生的这一巨变，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家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杜月笙先派人去跟宋子文接触，暗示宋子文这件事情由杜月笙出面即可解决。当时，宋子文正为此事愁得寝食难安，一听杜月笙愿意出来解决此事，马上喜笑颜开，直接对着杜月笙派去的人说道：“这事情交给杜月笙去做最合适不过，只要他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有了台阶下，傅筱庵自然会回来。”

得到了宋子文的亲口回复之后，杜月笙马上去找上海市政府商议，由他杜月笙出面做担保人，直接撤销对傅筱庵的通缉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起初很为难，但是一听说是宋子文发的话，马上便同意了杜月笙的意见。

很快，上海市政府便对外宣布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远在大连的傅筱庵听说杜月笙出面帮他脱掉“汉奸”罪名后，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家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便急忙赶回了上海。

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无奈之下，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以300万元的贱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虽然全部了结，但是也难以支撑下去了。

此时，一直暗中关注着中国通商银行的孔祥熙和宋子文见火候已到，马上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懒，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与杜月笙设下的圈套，但是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事到如今，杜先生你就看着办吧。只要能救活通商，怎么都可以啦。”

有傅筱庵这句话，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注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是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宋子文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这样一来，中国通商银行保全下来，傅筱庵却大权旁落，心中难免憋气，却也无可奈何。

这一时期，杜月笙已在工商金融界全面开花，他所有的中汇银行也已经搬进爱多亚路143号新建的银行大厦。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

如今，中国通商这一家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戴在了头上，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超级大人物。

第二节 再一次站在募捐第一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之心一直不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犯，当时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的杜月笙，马上联系著名社会人士黄炎培、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等人，开始为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募集所需物资而奔走，再一次站在了募捐第一线。

７月２２日，杜月笙等人就联合上海市政府重新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当天，到会各界代表几百人，现场选出抗敌后援会委员120名，常务委员35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为秘书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科长汪曼云兼任主席团秘书，杜月笙也被选入常务委员。

然而，抗敌后援会成立之后，便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上海市政府经济紧张一时间拨出来的办公经费非常有限，一开始连抗敌后援会每天的开支都应付不过来。

当办公经费不够的问题传到杜月笙的耳朵里之后，杜月笙直接给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们好好忙手头的事情，不要为经费的问题发愁，抗敌后援会前期的所有经费都由杜公馆垫付！”

经费落实之后，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迅速展开。上海各界民众积极支援抗日，为支援前线捐款捐物，不惜倾家荡产。抗日浪涛一浪高过一浪。杜月笙主持的筹募委员会，很快收到大批的钱款和救援物资。

一段时间后，抗敌后援会秘书长陶百川检查账目，结果这一查令其大吃一惊，杜月笙垫付的资金已近十万之巨。于是，陶宝川便按照抗敌后援会的规定，从捐款中抽出一大笔资金交还给杜月笙。

“你这是什么意思？觉得我杜某人不配出这个钱是吗？”杜月笙一收到这笔钱，马上就给陶百川打电话。

“这是你垫付的经费，说好了要还的嘛！”

“那只是一说而已。”杜月笙电话里的声音颇为严肃，“这是市民捐来抗敌劳军的钱，我杜某人就算揭不开锅、饿肚皮了也不能要这个钱！”

“市民捐的钱不能用，市党部又没有这项开支，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陶百川办事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他想尽快了结这笔账，“现在这个钱付，账上不好处理。杜先生你说怎么办？”

“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直接捐出去，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官兵们。另外，你还得记住一条，那就是不能写我的名字！”

“不写名字？那我在捐款人下面写上谁的名字呢？”

“我想一想……那，那就直接写上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会捐助！”

事后，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于是蒋介石特地拨出10万元现款补偿杜月笙。同样，这笔钱杜月笙也捐了出去。

在上海滩积极募捐的同时，杜月笙也帮助南京政府在上海发行“救国公债”。

早在1935年之时，国民党政府曾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发行过一亿元“金融公债”。结果以其中3000万元加强了中央银行，使其资本达到一亿元；又以1500万元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以1000万元“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从而占有了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再度发行５亿元“公债”，但是因其信誉低，数额巨大，即便打着“救国”的招牌，一开始也没有人理会。

为了帮助南京政府募集抗日资金，杜月笙联手上海政商界人士成立了两个劝募总队，一个是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总队长由杜月笙自家担任；一个是上海商界劝募总队，总队长由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担任。两支劝募总队成立之后，杜月笙和王晓籁亲自带队走上街头进行劝募。

后来，上海商界劝募总队由于劝募业绩进展缓慢，王晓籁辞去了总队长一职，杜月笙索性连这个总队长也一肩担了起来。最后在全国总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仅上海一地便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折合美元（当时汇率）高达2300余万元。

在淞沪会战进入最激烈的时期后，杜月笙为了激励前方将士们的士气，直接捐赠了一辆装甲车。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在淞沪会战期间还支持过八路军，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函曰：

“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杜月笙接到潘汉年的来信之后，立刻驱车前往抗敌后援会的仓库，调集相关物资准备支援八路军。然而，就在杜月笙走进仓库的时候，却遭到了当时正在仓库中查货的几名常务委员的阻拦，其中一名常务委员问道：

“这些物资都是准备给国军的，你拿给那些泥腿子赤匪岂不是白白浪费？和赤匪们有瓜葛，以后政府肯定会怪罪下来的！”

“一派胡言，抗日不分你我，八路军那是蒋委员长给的番号，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军队，你为什么要说给他们物资是白白浪费呢？难道说八路军打死的小日本就不作数？”

杜月笙的这一番斥责直接使那几名本来还想阻止他的常务委员不再吭声，最后杜月笙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北上慰劳金里拨出1.6万元，购买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然后回函潘汉年：“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1000只，请即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

潘汉年接手这批防毒面具后，马上运送到了八路军抗战前线，有效地减少了日军的毒气弹对于八路军将士的生命威胁。

第三节 誓死不做汉奸

除过积极为抗日前线的将士们筹募物资之外，杜月笙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局的掌管者戴笠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上海驻军进行防卫，同时也肩负一些特别行动，比如刺杀汉奸、日本间谍等任务。

就这样，为抗战忙得废寝忘食的杜月笙，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不过，日本人并不想立即除掉杜月笙，准备攻陷上海后建立傀儡政权的日本人觉得杜月笙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他们建立傀儡政权首选的人物之一。所以，日本人决定诱降杜月笙，让他成为一名不顾民族与国家的狗汉奸。

事实上，诱降杜月笙的计划早在日军发动淞沪会战之前就已经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