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2 / 2）

叶向高作为东林首辅，八面玲珑，与他之前的申时行、王锡爵、李廷机，之后的阉党老大魏忠贤都相处甚欢，却把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推在死老虎身上。

尽管李大人操守极好，但清流认为他是声名狼藉的浙党领袖沈一贯的接班人，因此一再遭到炮轰。李大人禁不起再三弹劾，主动申请辞官，他先是把房子捐献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卷铺盖走人，自己独身跑到附近一所破庙住下，人称“庙祝阁老”。自古以来，宰相下榻破庙，也只有大明王朝的李廷机了。

“庙祝阁老”连连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苦苦请求卸任，超越当年的赵志皋，成为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奈，“庙祝阁老”顶着擅离职守的罪名，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自作主张跑回福建老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

然后就是他的同乡叶向高继任首辅，叶向高远比李廷机精明圆融，他大披帝宠，也深受清流喜爱。他没有张居正那样勇敢任事，却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劝万历勤政爱民。

“微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文武百官不能全部没有，言官建言不能一律不纳，封疆大吏不能不派遣。如今中央与地方离心离德，肘腋之间怨声载道，天灾人祸难以预见。陛下与臣僚隔绝，阁臣不得尽忠，六部无法尽职。全天下已没有一个可信之人，陛下却自以为是。臣恐怕自古圣明帝王，没有这样做的。（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好一句“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言外之意就是陛下您是昏君，不是圣明帝王。做臣子的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而万历依然是淡定地“宅在深宫赏佳丽，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万事不理”的甩手掌柜生涯。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虽然远祖是浙江德清人，却在京城土生土长。正因如此，皇帝对他更是放心，因为他不可能像李廷机那样突然罢工，跑到遥远的福建。他也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进士，与上述二位福建阁老有着同年之谊。

这时的帝国已不是当年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早已病入膏肓，官员们不理公务，奔波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互相打击报复。

面对这样一个“断头僵尸”政府，连官声不佳的方从哲都叫苦不迭，“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方阁老是浙党领袖，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以后唱起了独角戏，一直唱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万历老头子咽气归天，在内阁“独相”六年。

万历皇帝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万历一概不管，方从哲也只是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同败絮其中、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相比，其东北边境却是狼环虎伺。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又打下抚顺。

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冒死犯谏，慷慨陈词，自发跪在文华门外，恭请皇上批发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他们又从文华门转到思善门外跪求。

民众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打动皇帝的心。

万历帝始终与爱妃宅在偌大的皇宫里嬉戏作乐，毫不理睬外面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说：“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吏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可见当时政局之混乱。

就连出使帝国的朝鲜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

内忧外患当头，士大夫们早把礼义廉耻抛之脑后，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政以贿成，生杀予夺，不出于公道，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

邻国大臣都以为“天朝之事亦可忧”，而后继的首辅们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斗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无力。

从哪里再召唤出一个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怪乎钟惺感叹“今世颇知惜江陵”，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这是一代名贤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所感。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褫夺其官阶、谥号，群臣莫不胆战心惊，自上而下掀起一阵腥风恶雨。

怨者纷起，投机者蠢动，亲近者也为了自身名誉急忙洗脱与之关系。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也有许多深具正义感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已故首辅求情，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不少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缕。

当朝大思想家李贽振聋发聩地盛赞张居正乃千古“宰相之杰”；抚文追思，怆然泪下者有之；刊刻遗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树碑立传，歌颂其“社稷之勋”者有之。

一般论者都认为张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于天启年间。那么，万历年间是否有大臣公开为居正上疏鸣冤？

明史有论，“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故而后世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实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圣凯《楚宝》之张居正本传，“万历末年，台谏连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于国”的记载赫然入目。鉴于周圣凯生活年代更接近于传主，令人不能不质疑《明史》之论。

其实，明神宗还在位之际，就有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公开上呈《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该奏疏收录在明末博物学家董其昌编辑的《神庙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开篇开宗明义：“陛下亲政以来，一直广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学士张居正这样的大臣。居正去世将近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岂有四十年无法评论？”

接着逐条介绍居正在阁十六年对国家的贡献、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

官应震声称，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夺情、专权，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认为居正功在国家、过在身家，祈求明廷为他昭雪，以此激励后来人。

由于张门冤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旧以“留中”的方式冷处理。老万历一命呜呼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张氏申冤的洪潮了。

历史的奇妙在于它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天启初年，张案的初步平反，有位关键人物参与其中，引来争议，他就是当年反对夺情被杖贬的邹元标。

当时及后世论者认为，尽管邹元标当年因激烈反对夺情而遭杖谪，可邹先生不计前嫌，是为身在地下的张居正复官复谥的第一功臣，并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经典评论，成为明清史家对张居正其人的主流评价。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发苍苍的邹元标目睹时局败坏，幡然醒悟，后悔当年的鲁莽行为，重新拜倒在这位社稷能臣脚下。他拖着残疾的双腿，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奔走呼号。

明末清初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邹元标晚年想法有变，他还专程去京师要求首辅叶向高恢复张阁老的谥号，讲其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意气用事。”

吴应箕对此颇为质疑：正是因为邹大人当年不畏权贵，誓死捍卫纲常名教，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纪怎就后悔当初所为？

吴应箕越想越郁闷，亲自找来御史方震儒问个究竟。

方御史告诉他，当时邹元标为总宪（即左都御史），要莅临都察院，诸位御史各就各位。

总宪郑重发话说，张居正当年夺情起复确有罪过，他当时出于激愤，不能不进言。现在想来，张氏于国有功，谥号亦当返还。

在座的诸御史皆佩服邹元标心胸宽广，不抱成见。

这个记载出自复社（复社号称小东林）文人笔下，主旋律莫不是为东林精神领袖歌功颂德，不可尽信。

然而，历史讲究的是史料、证据，而不是煽情、臆测，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纵观《明熹宗实录》和邹元标本人的文集，没有一篇他为张居正平冤昭雪的奏疏。倒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的邹元标本传上说，楚籍大臣陈大道为故相请求恤典，引起邹大人不悦。于是就有言官弹劾邹元标不明是非，为修旧怨而犯公论，不肯为张居正正名。

邹元标无法忍受，极力为自己辩驳，他仍然站在道德至上、宏儒硕学的至高点，批评张居正学术偏激，刚愎自用，对他的人品也颇有微词。

邹大人回忆，当年的大清算运动中，不少人是出于忠愤，当然也夹杂有投机媚上的小人。我堂堂君子在当年那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都不落井下石，现在怎么会和一个死去四十多年的朽骨为仇？总之，反张风波最终发展到让张相爷家破人亡确实过分，现在该是平反昭雪的时候了，表彰他当年的辛劳，以激励后来者奋进。

接着，东林首辅叶向高也连忙跑来说情：“张居正之恤典本楚人所求，臣等如实拟之。张居正功罪本不相掩，褒贬何妨并存。邹元标之沉默，臣更服其无成心，奈何以此罪之？”

东林老战友叶向高这番说辞充分说明，张居正之平反乃楚人的努力，邹元标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政敌咄咄质问下才站出来表态，他只是顺水推舟不反对而已。所以邹元标力主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显然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末李逊之的《三朝野记》载：“邹公年高德劭，涵养粹然。有追论江陵者，公独曰：‘江陵之过在身家，功在天下，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按照这种说法，邹元标私下相当肯定江陵相业，力阻旁人追论张相。不过细细想来，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和阉党争斗得你死我活，谁还有工夫追论四十多年前的首相？况且李逊之又是东林党领袖，吹捧同道无可厚非，这则笔记的可靠性不免令人质疑。

撇清了邹元标与平反张案的关系，我们来还原历史真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春，户部侍郎陈大道带领多名在京楚绅联合上疏，为沉冤四十年之久的故相张居正请求恤典。

恰恰此时，湖广荆州的张居正墓突冒白烟，整座墓园都笼罩在白雾之中，连续三天三夜方才散去。大概是功业彪炳的张相爷沉冤太久，苍天都为之哀鸣悲号，朝廷这才复其官衔、谥号，并赐祭祀，没有变卖的房屋一并归还。

降至大明崇祯年间，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江山日非，怀念五十年前江陵柄政时期的美好岁月。

汉阳人李若愚大声疾呼：“居正辅神庙十年间，事甚确。居正死四十余年，莫敢列其功烈……其诸孙被褐负薪，令人酸楚。问其才多可录者，合查当年荫典尽还之，尤未足偿其社稷功也。居正亦可含泪入地矣。”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争相讼居正冤，全面列举其整顿吏治、丈量土地、治理河槽、振作武功等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了故相忠贞报国、不计得失的高尚品格。

年轻的崇祯皇帝看了奏疏，抚今追昔，对天长叹：“臣工皆自保名利，似居正者，以天下己任，何叹国事不兴？”接着，皇帝正式下旨：“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吏部尚书李日宣等人合奏：“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崇祯帝恢复张敬修官职，赠谥“孝烈”，表彰他捍卫家父而自杀殉家的节烈，妥善安排其孙张同敞荫承中书舍人。

至此，张居正冤案在历经数十年的曲折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有诗人王启茂在拜谒张文忠公祠堂时，心中万分感慨，挥笔写下一首堪称史诗的《谒江陵张文忠公祠》：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素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奈何这位传奇首辅生前的一切恩怨是非只有随着所有当事人都死去，才得以盖棺论定，然而这时，已到了边关危急、国是日非之际。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居正生平曾自负地说道：“国家多难之秋，皆楚人挺身而出。”他不曾想到自己身后之冤的昭雪也是由他所敬慕的荆楚人士（如官应震、梅之焕、罗喻义等）不计风险，振臂高呼而成。群山万壑赴荆门，在为张首辅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被这风景瑰丽的楚地，仗义勇敢的楚人深深折服。

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物是人非，当大明王朝国将不国之时，崇祯皇上抚髀长叹：有一百个庸相不如一个救时宰相。

可惜，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没多久，统治中华大地两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国终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而地球彼岸的西方国家正在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朝着近代社会迈进……

不得不说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部下亲到江陵，要张居正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从，留绝命诗“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自焚而死。

荫封中书舍人的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后来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做了南明兵部侍郎，总督广西各路兵马兼督抗清军，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清兵攻桂林的那天傍晚，他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面。瞿式耜劝他逃亡，他却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

翌日上午，两人被一同押往靖江王府，后软禁于桂林。最终在被囚禁四十余日之后的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闰十一月十七日，与瞿式耜在桂林英勇就义。传说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仍然向前行走三步，然后才倒下。

疾风知劲草，不论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中华文明每当发出“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的哀叹之时，总会有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君子死社稷，何憾之有！

张居正一生为国，死而后已，虽然身后有过落寞委屈，也有沉冤昭雪。这个家族传承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张氏后人的义举，正是他们血脉中这个烙印的最好注解。

与其师张居正近来不断为人啧啧不同，神宗不神，定陵不定，张门惨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始终难逃“明实亡于万历”的学术论断，他作为朱氏家族的罪人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公正即在于此。

张居正的一生留下了不可思议的传奇，也留下了擢数不尽的遗憾。他在政治中成长，在政治中成熟，在政治中成就丰功伟业，不期亦在纷繁的政局中身败破家……最终，他又在时局的召唤下洗耻雪冤。

那些曾经令人艳慕的功名富贵，终究要化作一缕青烟无情地散去。他生前固然遂行其志，然而毕生的心血精力却随着泥土被埋入九尺黄泉。正如他年轻时所作《适志吟》：

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

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

他建功立业时一定气宇轩昂，处于平和时一定深沉淡然，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一再被大富大贵、大灾大难所缠绕。是是非非伴随其生前身后，经过时间的过滤，人事纷扰、利害相争都已淡化，他的诗意也就变成一种空灵，留给后人无限的思考。

斯人已远，斯事可鉴，斯情可叹，斯业可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