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1 / 2）

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摩摘觖，舛午胶戾，宫府甚睽隔，小大甚疑贰，政之所以日坏也。

——陈子龙《安雅堂稿》

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

——李慈铭《读张太岳集》

万历皇帝为了倾泻十年管制之愤，更为了向臣子们树威立望，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谊清算张居正，可惜事与愿违，此举无论于张家还是大明帝国本身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王朝，境况正似驶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帝国从此陷入更为激烈的党争之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开创的勇敢任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正直耿介的陈于陛吐露出当时为官者的心态：“我曾见过受宠掌权之人，即使忠心耿耿，于国有功，而行事稍有不当，就会被严惩。也有急流勇退之人，无大功于国，却子孙世代享受其福。作为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贤者处世，固然应当戮力行志，亦不能忘记保身之道。”

作为阁老，也不得不将明哲保身之意，说得如此直白，也算是张案的最大后遗症了。

随后的年代中，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时御史龚懋贤就曾深为忧虑地直言不讳：“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

这一切，虽然只是一番壮志难酬的感慨，却也恰恰成了后张居正时代大明帝国官场现象的最佳描写。

继任的阁臣中，无论才干还是威望，均再无可与之比肩者，且摄于前任威权震主之祸的前车之鉴，无不谨慎柔弱，虽小有匡正，但无法挽明之国运于狂澜既倒。我们就从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说起，一窥政局时势之变化。

张居正一死，始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四维终于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张四维出身于山西蒲州的一个盐商巨族，他家财甚丰，既喜受贿，又善行贿，当年就是靠着金元攻势，打通张居正、李伟（李太后生父）、李太后三人，才得以入阁协助张居正参与机务。

小张与老张在阁共事最久，受气最多，遇此机会，心中积蓄的满腔怨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他当权后，先把冯保赶到南京种菜，接着收拾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后来把大火烧到已故的前首辅身上，举朝上下刮起一股反张大风，造成“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之乱局，害得张居正在去世九个月后就被削官夺谥。

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唯唯诺诺，为君子所不耻；自己掌握政权后，则一切皆反居正所为，以显自己能耐。

若有言官指责朝政的弊失，他总拿死去的张居正充当挡箭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拨乱反正”、“扶危定倾”的首功。

张四维相继废止前任首辅“不得官心”的种种举措，提拔了一批当初因与老张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压的“气节之士”，这些行为不可谓不妙，坐实前任罪过的同时，丰满自己的羽翼，更是树立起自己“改革者”的大旗，一时小张首辅人望颇高。

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四维志得意满，他老父恰在此时驾鹤仙归，前任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可没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再搞一次“夺情起复”，况且现在的万历皇帝已经成年，不再是那个时时不能离开辅臣的黄毛小孩。主动也好，无奈也罢，张四维只得回家守孝，临行前，他重加贿赂司礼监太监张诚，盘算着三年后能够得到太监鼎力相助而顺利复职。

张四维居乡守制期间，他掀起的清算老张运动达到高潮，株连蔓引，无数无辜人士遭到牵连。张居正的亲信，现已革职为民的王篆厚着脸皮出来哀求小张首辅，看在他和江陵故相共事多年的分上，就站出来为老上司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吧，也算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面对失势的王篆，张四维完全没有掩藏，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岳老（张居正号太岳）柄政日久，四方怨恨归之，他若能听取我的忠告，尹周伟业可保，何至于中途而废，落得今日之田地！”

接着，张四维话音一转，撕破脸皮、口无遮拦地讲：“稽古揆今，未尝见过骄恣如此而得善终之人，在下着实无能为力。况我现在在家守孝，悲情萦怀，不能管理外面之事。”

话里话外，张四维把自己描写得料事如神，同时暗讽张居正咎由自取，我张四维救不了他。

其实，张四维对前任的阳奉阴违，早在前任去世之时就有显露。当时张居正刚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礼仪，应由二把手、三把手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张四维虽满口答应，但就是消极怠工。

半年后，冯保已经垮台，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急着安葬父亲，向张四维索要父亲的墓铭并询问时局。

张四维做出一副友好姿态，再三推脱，说他近来政务繁忙且身体欠安，他与张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请人代等，请求张公子再给他一段时间，容他静思撰文。冯保垮台不会波及张居正，公子尽请放心。

善良的张公子完全听信了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语，但他最终也没收到张四维撰写的墓志铭，直到大难当头才幡然醒悟，认出了他的虚伪面目。

政治的复杂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无奈与遗憾。

张四维机关算尽，奈何运气欠佳，丁忧尚未结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张四维的是状元宰相申时行，如果评选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之无愧；但要是评选最成功的官僚，则非申时行莫属。

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性情温和，善做文章，凭这两点，受知于张居正，被提携进了内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过了张四维的班，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还乡。

申时行的首辅之位经历了与张四维的明争暗斗、与新进言官的唇枪舌战，几番周折后才得以巩固下来，可谓来之不易，因此申时行也极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则是内外俱柔，为保富贵，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万历皇帝的偷懒怠政，此公责任最大。申时行以为前任首辅综核名实的做法属“操切束湿”之政，扬言“肃杀之后，必有阳春”，整顿吏治的考成法从此被束之高阁。

与张居正生前严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辅积极帮助皇帝逃学。万历后来每遇讲读，总以身体不舒服等原因传免，申时行对此不但欣然接受，还替万历发明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代替讲授，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这个办法遗毒甚广，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堕落厌学的恶果。

他的最大发明是教皇帝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在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即为“留中”，揭开了万历怠政的序幕。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使得万历时代的许多紧急政务，无法得到及时处置，不仅危害百姓苍生，更使得年幼励精图治的皇帝中晚年变得惰性十足。

长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积如山，后来的董其昌从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细选，编撰出一部多达四十卷的《神庙留中奏疏》。

申时行任首辅九年间，目睹过八次龙颜，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以后的首辅在任期内见皇帝的次数就更少了。

申相公这种捣糨糊混日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头讨好的行为，看似息事宁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运的是，申时行执政期间，张居正余荫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劳下，稳坐首辅长达九年，大明王朝这段时间总体上歌舞升平，四海宁谧。这位太平宰相循规蹈矩，虽于国家无所作为，但于个人却是名利双收，福禄寿三全。

相传他寿登八十那年，海内名流纷纷前往申府庆贺，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风采。嘉定名士娄子柔为他作的寿文，谓申相公执政不如前人任劳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当时年轻人对其赞誉者虽众，也不乏有人指责他废弃前任综核名实之政，导致国家日益朝纲不振，法纪陵夷。无论如何，申时行作为一个守成宰相，正如时人叶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面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他只笑笑说：“国有国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惟委屈调剂，维持政体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尔等以后自会明白老夫愚见。”

这回答深深体现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条本色，也多少有些讽刺老师张居正为政就是无国体也无政体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一针见血地痛批张四维、申时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张四维）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惇大之名，阴行排挤。吴县（申时行）亦踵其故智，使纪纲凌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堕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彼蒲州者，诚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对其公允论道：“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诚哉斯言！

张四维、申时行等继任者为取悦一时，尽反张居正所为，博得宽大忠厚的虚名，背地里排挤异己。长此已久，国家纲纪不振，官员贪污纳贿，将士贪生怕死，后患无穷。张、申二人对于张居正诚乃罪人。

万历在这群无辅君之术的庸相小人纵容下，逐渐开始纵情声色，饮酒使气。他信任的太监，早已不是幼时的“大伴”冯保，而是坏过冯保数倍的张诚；他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这一切不得不说跟张申及其后之相有很大关系。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我们这就来瞧瞧他们各自的“表现”。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张居正生前颇爱重此人，延接汲引甚厚，临终前还特意推荐他为可大用的人才。许国曾平定云南叛乱，被皇帝赐予海内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牌坊现在已成为安徽省的国家重点文物。

许阁老为人倔强，与言官不合，多次痛骂言官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除了对任事大臣指手画脚外别无建白，这点颇似他的前辈张居正。最终因力争册立太子之事，申时行、许国纷纷罢相而去，内阁留下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之短。

王家屏为人正直，他当初能够被遴选入翰林院也仰赖张居正慧眼识英才。王家屏德才兼备，上进心强，可惜家境贫寒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张居正不失为良师益友，赠予他很多珍贵图书和银币，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王阁老对此深深感恩在心，却也不曾曲迎权相。

张居正生病时，大臣小臣纷纷前往张府看望元老，甚至为他斋醮祈祷，唯独王家屏退而不前。张居正去世后，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在这墙倒众人推的严峻时刻，王家屏又能主动站出来，写信给自己学生为张家求救，上护国体，下泽朽骨。

王家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考中进士，仅经历十六年的官场风雨就顺利入阁。他为人厚道，特别维护言官利益，深受清流喜爱，可谓是万历年间官声最佳的首辅。

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皇帝勤政，此外，他也和前辈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此举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却遭到皇帝的忌恨，万历骂他沽名钓誉，一纸诏令让他告老还乡。

王家屏走后，本该是申时行的老乡王锡爵出任首辅。但王锡爵言行一致，他早年反对张居正夺情，现在自己家里遇有丧事，毫不犹豫地辞官守制。这样，赵志皋做了九个月的代理首辅。

次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腾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任首辅，到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九月其病故之时为止。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探花。

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榜眼，与申时行既是同年又是同乡，他在阁中总是无条件维护申时行，难怪言官责骂申王二相“同恶相济”。

王锡爵建议万历“三王并封”，不料因此大损声名，被东林名流高攀龙骂得狗血喷头而郁闷回乡。

赵志皋起初也是热血澎湃，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亲自跑到张府，对比他还年轻四岁的张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警告他如果执迷不悟，会付诸青史遭万世唾骂。

张居正一气之下把这个不听话的老学生贬到遥远的广东。赵大人荣辱不惊，格外淡定，在荒蛮之地饮酒赋诗，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官复原职。

但这位赵大人做了首辅以后却变得异常胆小怕事，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连一件实事也不曾办到。他任职期间恰逢日本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明廷抗倭援朝，赵阁老为求自保，竟把明廷在战争中的错误推在兵部尚书石星头上，害得石星死于狱中。

之后赵阁老更是消极怠工，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大概是他这种性情得到了万历青睐，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辞职奏疏，万历偏不遂他愿，直到死在任上。

赵志皋以后的宁波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他文采飞扬，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沈一贯早年也和张相爷不合，张居正儿子参加科考，沈翰林担任分房考官。别的考官认为张相公功在社稷，建议他优先录取功臣之子，沈一贯硬是不肯向权臣低头。

沈翰林给皇帝讲唐史，含沙射影地借古讽今，说如果顾命大臣不能忠心耿耿，无如小皇帝亲掌朝政。这话传到张相爷耳中，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编修更为恼恨，在自己任内始终没有提拔过风华正茂的沈一贯。

沈一贯的首辅之路与前任一样，也是一事无成。当时司礼监田义冒着生命危险强谏万历撤回祸国殃民的矿监、税使，沈阁老却噤若寒蝉，连太监都看不起他。不过在他手上，帝国轰轰烈烈闹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搞定，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前往洛阳。

沈一贯为官操守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接受楚王朱华奎重额贿赂；他还炮制“妖书案”，企图把自己内阁同僚沈鲤和他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置之死地而后快。

沈鲤和郭正域都是万历年间的贤良忠臣，官声颇佳。沈一贯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在举国一片非议声中黯然下台。沈一贯回家后闭门不出，一味写诗自娱自乐，亦自嘲：

写真自咏

浪说图真岂有真，鬓丝何夜忽成银？

可怜落拓青藜子，独睹揶揄白眼人。

筹国无成疑燕雀，画师终不到麒麟。

从来后辈轻前辈，况我今先厌此身。

晚年沈一贯晓得自己“筹国无成”，实在颇为不易，此说是谦虚之词还是诚心悔过已无从考证，但他终究算有自知之明。

明人沈德符看得透彻，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人早年都敢于和权势煊赫的张相公唱反调，忤逆权相被贬谪而赢得士林的啧啧称赞，尔后由此“光辉事迹”而入主文渊阁，结果自己掌权以后也没跳出勾心斗角的怪圈，于国于民无所补救，人气骤然跌落谷底。

正如意大利经典名著《君主论》所讲：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他从前做了什么，而要看他掌权后的作为。

此时，群臣都结党相攻。在江南重镇无锡，被皇帝罢黜回乡的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形成著名的东林党。东林之外，还有齐、楚、昆、浙等地方党。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

沈一贯退休以后，由朱赓继任。朱赓是浙江山阴人，这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皇帝的种种恶习。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为人敦厚老实，没有功劳也算有苦劳，最后死在任上。

接着，两个福建籍首辅——李廷机和叶向高依次登场。

李廷机为人正直，才华横溢。张居正做次辅期间就很钦佩刚考取举人的李廷机，请他给儿子当老师，李廷机谢而拒绝。张居正柄政后，李廷机写信给张家公子，表示自己很敬爱令尊，然其晚年一些举措令其不敢苟同。

待李氏执掌政权，他和叶向高在内阁中私下交谈过眼前政局。叶向高认为，如今的混乱不堪都归结为当年张居正“擅权市恩”留下的后遗症，即便他现在尚健在也一样无计可施。李廷机不以为然地表示，当年主少国疑，张居正可谓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