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衰亡（1 / 2）
在帝国的第二个百年和平时期，壮丽、豪华、宏伟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在帝国境内的许多城市里随处可见，平坦宽阔的大道遍布全帝国，四通八达。帝国的军队威震四方，帝国的版图扩大到极限，帝国政府有效地管理着全国，罗马文明主宰着地中海世界，帝国空前繁荣和鼎盛。但物极必反，鼎盛和繁荣的外貌下，从隐蔽到公开的腐败却正在腐蚀着帝国。帝国会因腐败而瘫痪，军队会因腐败而堕落，而最为致命的是农业的衰败。农业是罗马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与农业的兴衰紧密连在一起。
小农，早在罗马实行元首制之前就已经开始衰落，这改变了罗马的面貌，兵民合一制瓦解，公民兵为雇佣兵所取代，小农为大农庄所取代，由意大利再到各行省，大农庄逐渐排挤并最终摧垮了小农。尼禄时代，非洲行省的一半土地分属六个大庄园。这种大庄园被称为封地，不仅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其他行省也大量出现。
大农庄和小农庄不同，一是大农庄生产主要为了出售，是商品生产；二是劳动者是奴隶。由于奴隶毫无劳动积极性，大农庄有先天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它的生产只能是粗放的。公元1世纪科鲁麦拉在他所写的《论农业》中，针对有人认为农业衰落不能提供更多粮食是由于土地不肥沃、气候恶劣等原因造成的观点，十分尖锐地指出：“我不认为落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不幸是什么上天震怒的结果，毋宁说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作为最好的人物用最好的方法经营农业的，而我们却把农业交给奴隶中最坏的奴隶，就像交给绞刑吏去惩办一样。”
奴隶不仅没有劳动积极性，而且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同时，由于帝国对外扩张的停止，已没有足够的奴隶来源了。大庄园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耕种。这样，不少自耕农就成了有钱的封地领主的隶农。
隶农及其后代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永远待在他们劳动的土地上。土地的领主换了，隶农却仍要待在这里。隶农虽不是奴隶，不戴枷锁，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来去。隶农中除过去的自耕农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移居帝国境内的蛮族人。隶农不是自耕农，他们没有独立性，没有获得土地的希望，也没有改善生活的可能。虽然有一些有眼光的人如科鲁麦拉告诫大庄园主，要善待这些隶农，实际上无济于事。隶农仍没多少生产积极性。由奴隶耕种的大封地，变成由隶农耕种，并没能挽救农业的衰败。
大部分不愿成为隶农的农民，抛弃土地，来到城市，靠政府救济生活。因为他们既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又无力与大庄园主竞争，除了跻身城市贫民之列已无路可走。这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又使农村失去了有经验的劳动者。土地由于经营不善变得愈来愈贫瘠，大片大片土地荒芜而杂草丛生，可耕地不断减少。罗马帝国无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的居民，粮食紧缺在罗马城等人口集中的地方更为严重。
过去，从事农业劳动是崇高的，现在，体力劳动成了卑贱者干的事。罗马皇帝提出将土地赐给任何愿意耕种的人，却没能吸引多少人去种地，没能增加可耕地的数量。一些破产的农民宁愿在城里靠政府分发免费的粮食、酒和肉生活。城市里的无产者愈来愈多，他们整天泡在观看战车比赛、角斗士角斗和其他野蛮的表演里，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靠政府从农业经营者那里征收的税来养活。他们中不少人不结婚，因为他们无力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些贵族青年也不结婚，但原因和城市贫民不同，他们是为了更加自由地过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农村中昔日自耕农的那种大家庭，城市贫民中是见不到的。
小农的衰落是罗马衰败和灭亡的重要原因。
农业的衰败也严重损害了城市，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外表上城市十分辉煌。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增加了国家和城市的负担，农村市场的萎缩，使城市手工业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工业日趋萧条，失业的工人增多，又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穷人的队伍。商业也由于严重缺乏铸币用的贵金属而受到严重损害。地中海附近很多古老的金银矿已开采殆尽。购买中国和印度的丝绸、香料等商品又使金属钱币大量外流。罗马还时常送给日耳曼人大量钱币作为礼品，再加上流通过程中的自然消耗和私人收藏，造成了帝国贵金属钱币的严重缺乏。政府已无法提供足够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不得已只好在铸币中加入非贵重金属。奥古斯都时的钱币是纯银的，到奥里利乌斯时，钱币的含银量只有25%，后来又下降到只有5%。随着货币含银量的下降，货币不断贬值。银币的价值，在奥古斯都时代约值20分，到100年后的奥里利乌斯统治结束时，只值半分了。
更为严重的是，财政困难导致了军队的堕落。罗马帝国是军事帝国，完全是靠军队支撑的。罗马早期的公民兵是靠一种爱国主义激情维持的。元首制下的军队则是靠金钱维持的，没有金钱，就没有可供驱使的雇佣军。奥里利乌斯为筹集维持军队的资金就困难重重。后来，更难筹集到足够的钱来维持军队了。纳税人已无力用钱币缴纳税款，政府不得不接受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军队的费用也只好用粮食来支付。在边疆，政府连粮食也没有，只好给士兵一块土地作军饷。而士兵又不是农民，他们要参加军事行动，根本无时间去耕种土地。为了能使土地有人种，只好让士兵结婚，让他们携带家眷并和家人住在一起。这已经不像军人而像农民了，这样的军队最多也只能算是一支民兵队伍。这样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携妻带子的军队如何能抵挡蛮族的入侵！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了。政府把他们称作边疆居民是名副其实的。
为了防止行省总督叛乱，从奥里利乌斯时开始，除皇帝的近卫军外，在意大利还驻扎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由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和其他未开化的土著人组成。一支罗马军队中竟很少有罗马公民了。昔日罗马军团的组织和严明纪律已不复存在了。罗马军队开始演变成蛮族军队，并按他们的方式打仗。罗马皇帝就是靠这样的军队来保护自己和国家。
罗马军队在对外作战时虽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由于罗马皇位继承制度极其不完善，在决定皇位的继承问题时，军队却起了强有力的决定性作用。由谁继承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态度。老皇帝一死，军队就会拥立一个合他们意的新皇帝。如果发现新皇帝不合他们之意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把他赶下台，另立新皇帝。国家最有权威者已不是皇帝而是雇佣军和他们的领导。
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如此专横跋扈说明罗马在国家组织上还不完善，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威还不能和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在中国，军队干政是不常见的。
罗马公民权这一曾困扰罗马社会的问题，在公元212年被彻底解决了，这一年帝国境内的所有行省的所有自由民都获得了公民权。不过，公民权的扩大也使它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罗马公民权曾是部分人的特权，表明他们有权参与罗马政治，得到罗马保护的特殊身份，拥有罗马公民权者有一种罗马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公民权本是城邦制的产物。帝国时期公民权的普遍授予，只是使意大利和行省人都有同等的地位，扩大了帝国的基础，使外省人有更多的机会夺得罗马的领导权，行省的地位提高了。图拉真、哈德良等皇帝就都出身于外省。但对于普遍人来说，公民权已丝毫没有参与政治的公权成分了。公民权是与一定的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公民权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是专制社会，没有民主，没有人民的公民权。罗马进入元首制社会后，民主只是外衣，公民权实际上已没有了公权的含义，也就是说没有参政权的内容了，而只有作为自由民的权利。正因为公民权已没有公权的含义了，罗马统治者才可能把公民权扩大到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
帝国的衰败结束了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罗马进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充满变革、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的动乱时期，有人称其为百年革命时期。罗马这种情况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有点相似，中国的王朝由盛到衰的周期也是200来年或更长一些，然后发生动乱、起义、革命。不同的是中国是周而复始，动乱后，出现一个新王朝，一切又重新开始，中国仍是中国。而罗马动乱过后，再也回不到原样，帝国的末日不远了，往昔的强盛一去不返了。
这个动乱时期是从公元180年奥里利乌斯去世开始的。继位的科莫德斯是个暴虐的皇帝。从爱德华·吉本的记述来看，他有点像中国的秦二世胡亥，是个放荡的享乐主义者。他的后宫供养着来自各地的各种身份的300个美女和300个娈童，供他随意淫乐。他也可能有点精神病，这在罗马历史上已不是第一个。公元182年，他即位不久，他的姐姐露西拉和一批元老密谋刺杀他。事泄后，他处死了他姐姐和许多著名元老，他的性情更加乖僻、残暴、多疑，以杀人为乐，整天沉迷于马戏、斗剑、捕猎和各种体育运动中，自称是大力神赫丘利转世，他甚至穿上角斗士服装，参加角斗表演，政务则交给宠臣、近卫军长官全权处理。他把罗马称为“科莫德斯亚纳”（意即科莫德斯殖民地）。他的残暴荒诞行为引起广泛的不满，众叛亲离，他最宠爱的情妇、内侍和近卫军长官都背叛并密谋刺杀他。当他宣布他将在公元193年1月1日以角斗士打扮就任这一年执政官时，他的情妇给他喝了一杯毒酒，近卫军长官莱图斯随即派来一位摔跤冠军把这位大力神赫丘利转世的皇帝毫不费力地掐死了。
科莫德斯死后，近卫军把城市长官珀蒂纳克斯推上了帝位。珀蒂纳克斯是个傀儡，当他想有所作为，打算整顿军纪和财政时，近卫军和他们的领导人莱图斯立即派人杀死了他，他的统治前后仅持续了3个月。近卫军本来是奥古斯都创立以保护皇帝的，是皇帝权威的保证，现在，却成了皇帝权威的最严重的威胁。皇帝的立和废都取决于近卫军的愿望，这样的事已多次发生了。皇帝对近卫军的失控，是帝国衰败的表现。皇帝连近卫军都不能控制，还能控制什么！
近卫军杀了珀蒂纳克斯后，出现了怪事，竟公开宣布拍卖罗马帝国的皇位，谁出价最高谁便可占有皇位。至高无上的帝国皇帝职位竟成了近卫军手中拍卖的商品，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事，也可算是罗马人的一大创造吧！近卫军竟大胆到如此程度，人民、法律、元老院都不屑一顾。这和近卫军多由蛮族人组成有关，奇还奇在，有敢卖的，还就有敢买的。珀蒂纳克斯的岳父苏尔皮西阿努斯和另一位富有的元老迪克乌斯·朱利安努斯竞相与近卫军讨价还价。最后，迪克乌斯·朱利安努斯以近卫军满意的价钱购得了皇位，当上了皇帝。300年前朱古达就曾讽刺罗马，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下罗马，300年后竟成了事实。这开创了一个先例，帝王可以靠金钱买到，不过，这样获得的帝位是不牢靠的，朱利安努斯没有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所有的罗马公民都认为他这样登上帝位是对罗马帝国的莫大侮辱。其实，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近卫军长官莱图斯的傀儡。他虽用钱买来了皇帝宝座，却没法在皇位上长期坐下去。他的皇位是向近卫军买的，但皇位并不是近卫军的，这宗买卖是无效的。
东部行省的军队首先发难，拥立叙利亚总督奈哲尔为帝，接着，潘诺尼亚的军团拥戴他们的统帅、骑士出身的北非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为帝。塞维鲁斯立即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争夺帝位。元老院转而承认塞维鲁斯为罗马皇帝，并处死了只当了9个星期的皇帝朱利安努斯。朱利安努斯破了财又丢了命，血本全亏。塞维鲁斯随即进入罗马。他以叛国罪的罪名惩处那些杀掉皇帝又把帝位出卖的近卫军，并用自己多瑙河军团的士兵组成了一支新的人数增加了一倍的近卫军。
这时，和他争夺帝位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已经称帝的奈哲尔，另一个是虽没称帝，却有意角逐帝位的他的非洲同年、大不列颠总督阿尔拜努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已称帝的奈哲尔，塞维鲁斯宣布授予阿尔拜努斯恺撒头衔，也就是说立阿尔拜努斯为自己帝位的继承人。他这样安抚阿尔拜努斯，去了后顾之忧，便率军东征奈哲尔。公元194年他在伊苏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接合处）打垮奈哲尔。打败了奈哲尔，塞维鲁斯觉得自己帝位已巩固，立即与阿尔拜努斯决裂，背弃诺言，册立自己的大儿子卡拉卡拉为继承人。阿尔拜努斯也马上作出反应，公开宣布称帝。塞维鲁斯挥师西伐。公元197年在卢格杜努姆（里昂）的一场作战中，阿尔拜努斯兵败自杀。这样，长达四年的内战终于以塞维鲁斯的胜利而告终。这场内战给帝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塞维鲁斯返回罗马后，处决了曾支持阿尔拜努斯的30名元老，对幸存的元老，仍不放心，把他们一个个从行政职位上撤换下来，而只用受过军事训练却没有什么文化的骑士取代他们的职务。
塞维鲁斯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两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他是个粗鲁没文化却十分能干的军人。他是迦太基人，他的姐姐甚至始终都没掌握拉丁语，而只会说布匿话。这样一位外省的异族军人成了罗马皇帝，说明意大利和罗马城在帝国的地位已江河日下。罗马人毁灭了迦太基，而现在坐在罗马皇帝宝座上的却是位迦太基人。罗马已不是昔日的罗马了，不仅皇帝宝座上坐的是个外省异族人，而且不论在军队里，还是在政府里掌权的也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多数是外族的军人。不过，塞维鲁斯这位迦太基人在军事上还是为罗马取得了不少成功。公元197—199年，他率兵打败了罗马人的宿敌帕提亚人，占领了他们的东都泰西封。两年后，米索不达米亚被并入帝国版图。
塞维鲁斯的政权完全以军队为后盾，他除了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近卫军外，还把罗马军团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军团数增加到33个，其中外省人在军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了，他还增加了完全由当地人组成的军队。他最信赖的军队是由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的骑兵、弓箭手组成的。塞维鲁斯大肆扩军的目的，一是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边境危机；二是为了镇压危机四伏的内部叛乱。他用一切手段笼络军队，给士兵发高饷，让士兵都戴上金戒指，让士兵带着妻子舒适地居住在军营里，遇有危险事务和喜庆节日发给额外犒赏。在他的纵容下，军队成了无法无天的特殊群体，打起仗来不怎么样，欺压百姓却个个是能手。近卫军长官成了皇帝之下的最有权势的官吏。塞维鲁斯是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他把自奥古斯都以来一直披着的共和制外衣完全抛置一边，公开把元老院的权力完全置于自己手中，时时处处都显示他完全是个君主和征服者，毫不掩饰地行使着全部司法权和行政职权。皇权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为塞维鲁斯服务的法学家宣称皇帝已经从民法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的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也可以把帝国作为他的私有财产任意处理。
然而，随着共和制外衣的抛弃和君主政体的逐步完善，罗马的衰亡也成了无法逆转的了，有人甚至认为塞维鲁斯是招致罗马衰亡的罪魁祸首。
公元208年，塞维鲁斯以62岁的高龄率兵去征服不列颠的尚未归属罗马的地区，但没取得多大的进展。公元211年病死于埃布拉库姆（约克）。他给他儿子的最后遗训是：“愿你们兄弟和睦，愿士兵都发财致富，不要管其他人。”这个遗嘱暴露出塞维鲁斯没文化也没道德修养的真面目。一个仍保留有元老院、公民大会的国家皇帝，一个传统上把皇帝看作是人民庇护者的帝国主宰者，竟然告诫儿子除了自己的兄弟和士兵外，不要管其他人。这要么是塞维鲁斯不爱他的国家的人民，作为一个迦太基人，他不可能对罗马怀有好感；要么是这个国家的道德已堕落到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地步，以致皇帝也如此，无怪乎有人把罗马衰亡的罪名放在他头上。塞维鲁斯把帝国作为私有财产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吉塔，罗马又一次出现两帝共治。但兄弟俩并没有听父亲的最后教导而和睦相处。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人根本不可能和睦相处。不到一年，哥哥卡拉卡拉就把弟弟吉塔杀了。
卡拉卡拉是罗马帝国的又一个有名的暴君。他不仅杀了他的弟弟，同时也把他弟弟的许多友人也杀了。他的妻子和岳父也被他杀了。他所做的唯一为人称道的事是他在公元212年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以罗马公民权。公元213年，他在征伐帕提亚人时在卡里（哈拉恩）附近被他的近卫军长官，毛里塔尼亚人马克里努斯杀死。
马克里努斯自己即位称帝。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还不是元老而只是骑士的皇帝。他称帝后急忙在很不利于罗马的条款下结束了与帕提亚人的战争，并随即采取紧缩军费的政策。这招致了士兵的不满。塞维鲁斯的妻妹，叙利亚籍人朱莉亚·米萨组织了一场叛乱。马克里努斯由于得不到士兵的支持，皇位还没坐稳，就被米萨赶下了台并丢了性命。米萨立了她年仅14岁的外孙埃拉伽巴卢斯为帝。
埃拉伽巴卢斯这个名字源于他故乡的太阳神埃尔·伽伯尔。埃拉伽巴卢斯本是这位东方的太阳神的世袭祭司。由于年纪太小，他这个皇帝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索埃米阿斯手中，罗马开始了由女人当政的时代。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元老院无法适应他对东方诸神的崇拜。埃拉伽巴卢斯年纪稍长一些，便开始无节制的淫乱，一日三换妻，这使他声名狼藉。米萨见他扶不上墙，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便和自己的另一女儿朱莉亚·默米亚密谋，用贿赂手段诱使近卫军在公元222年杀死了埃拉伽巴卢斯和他的母亲，拥立自己的另一外孙，默米亚之子，年仅14岁的塞维鲁斯·亚历山大为帝。米萨不久就死了，权力落在了默米亚手中。默米亚和她的姐姐索埃米阿斯不同。索埃米阿斯公开揽权，甚至以自己的名字签发立法会议的文件。默米亚则不追求名声和排场，只要实权。她满足于在幕后操纵，处于幕后并不妨碍她把帝国的治理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她不允许任何人影响自己对亚历山大的控制。当亚历山大对妻子的爱和对岳父的尊重影响了亚历山大和默米亚的情感时，默米亚毫不留情地处决了她的亲家，并把儿媳赶出皇宫流放到非洲。
在默米亚统治时，帝国获得了相对的暂时稳定，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也比以前有所改善，但边境危机不断。公元231年，默米亚和亚历山大率兵离开罗马，开赴东方，反击波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随即又不得不赶回西方，对付日耳曼人对莱茵河的威胁。他们想收买侵略者。这导致了军队中一些人的不满。公元235年，军队统帅马克西密努斯被士兵拥为皇帝，像中国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士兵们把一袭只有皇帝才能穿的紫袍加在他身上。亚历山大和他的母亲默米亚随即被叛乱士兵杀死。
马克西密努斯出身低微，原是多瑙河的农民，这样的人本来是无法当上皇帝的，却被士兵拥上了皇帝宝座。但他当上皇帝后，唯恐遭到人鄙视，采取高压残暴手段对待他的臣民，想以力服人，以暴压众，结果适得其反，元老院秘密决定处死他，另选别人继承帝位。公元238年，马克西密努斯被近卫军杀死。随后，在由谁继位问题上，出现了混乱。
这一年，先后出现了不少于7个皇帝的铸币，但却没有一个是得到大家拥戴的、公认的合法皇帝。行省的军队和近卫军都纷纷各自拥立傀儡皇帝，相互混战。这些被军队拥立的皇帝，有的年迈，有的年幼，根本无能力履行皇帝职责，而只是军队手中的工具，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混乱情况进一步削弱了帝国解决边境内外各种威胁的能力。不断有皇帝遇刺或战死，又不断有新皇帝登基，你方唱罢我登台，变化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或同时出现几个皇帝，分别统治着这个混乱帝国的不同部分。
公元244年，通过士兵选举，一个叫菲利普的人被推上了皇位。他出身阿拉伯家庭，本以抢劫为生。他当上皇帝后举办了罗马建国1000年的庆祝活动，企图用壮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娱表演来讨好并转移人们的注意。菲利普在公元249年被迪西乌斯赶下了皇帝宝座，迪西乌斯却又在公元251年在哥特人的大举入侵中阵亡。继位者伽卢斯除应付外来侵略，还要对付一场持久的瘟疫。随后，瓦勒利安皇帝又在公元260年被波斯人俘虏。罗马帝国似已无力应付日益严重的内乱外患而呈崩溃之势了。
这个时期主要的内患是军队腐化导致军事篡权激战。从公元218年到268年，50年中，大约有50个篡权者在首都或帝国的其他地方僭取了皇帝称号。军事篡权愈演愈烈。在瓦勒利安的儿子伽利恩努斯统治期间（公元253—268年）就有19个篡权者。第三世纪27个“合法的”皇帝，有17个是死于自己人之手，其中除一人外，全死于非命，而且都是被军队杀害的，有两个是被迫自杀的。这种情况极大地损害了皇帝的权威，也使由元老院任命帝国统治者的传统和形式，成了可笑的滑稽戏。因为除了个别例外，皇帝们都是由这支军队或那支军队扶上去的，然后再请求元老院批准。实际上，在军队的武力威逼下，元老院除批准外别无选择。由于这时某一地区的军队多由某一地区的士兵组成，他们的地方团结精神已高于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军队撤换或拥立新帝的首要动机是贪婪，是渴望获得非分的赐予。赐予的多寡就是他们拥立新帝首先考虑的条件。以至于为了获得更多的赐予，士兵们便荒唐地、悲剧性地、频繁地拥立新皇帝，而前任几乎总是被杀死。
这种状况发展到最后，必然导致帝国防务的瘫痪和财政的崩溃。军队都忙于内战了，国家财政收入除用于打内战外，还要用于赏赐士兵。赏赐不慷慨，任何一个皇帝都保不住帝位。不止一个皇帝在财政困难时，因整顿财政紧缩开支而招致了杀身之祸。实际上，大多数被士兵拥立为皇帝的统帅都是尽量满足士兵的要求，在士兵身上花起钱来，十分慷慨大方。
罗马帝国的帝位继承这时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有些地区的军队为显示自己在帝国的重要性，置其他地区的军队和人民以及元老院的反对于不顾，自行拥立自己的统帅为皇帝，从而使帝国陷于分裂瓦解之中。公元259年，莱茵河的军队推举波斯杜穆斯为帝（公元259—268年），与“合法的”皇帝伽利恩努斯对抗。波斯杜穆斯在自己辖区摩泽尔的奥古斯塔特雷维罗伦（现在的特里尔）设立了独立的执政官和元老院，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都成了他的辖区，帝国的西欧部分实际成了一个从帝国独立出来的大国。这种分裂状况竟持续了14年。
东方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位于叙利亚和米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绿洲帕尔米拉城，在公元1世纪初被罗马兼并。帕尔米拉有充足的水源，处于沙漠的重要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从塞维鲁斯时代起，这里还为罗马提供优秀的骑兵弓箭手，他们在边防中起了重要作用。帕提亚亡于波斯人后，帕尔米拉成了罗马对抗波斯人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在伽利恩努斯统治时，帕尔米拉的首领奥迪瑟纳斯是罗马帝国整个东方防务的半独立的指挥官，在他被人暗杀后（公元266或267年），他的遗孀，富有才华的、权力欲望极强的齐诺比娅公开宣布帕尔米拉独立。她除占有叙利亚和米索不达米亚外，还进一步兼并了埃及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
随后，她宣称自己是女奥古斯都、罗马女皇。她的儿子在公元270年也被拥为奥古斯都。在罗马历史上，齐诺比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自称为罗马女皇的，尽管她统治的只是罗马的部分东方行省。
帝国这时处于分裂状态，齐诺比娅和波斯杜穆斯，一个在东边称帝宣布独立，一个在西北称帝，帝国实际已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时，外部威胁相对要小些，外部环境的暂时安宁给内部分裂提供了条件。
齐诺比娅像
外部环境的安宁只是暂时的，早在四五十年前，外部环境就恶化了。东部和北部边境都出现了比过去罗马所遭遇到的更为危险也更为强大的敌人，边境的紧张局势愈来愈严重。
东部，罗马人的宿敌帕提亚人在和罗马人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中，逐渐衰弱了。罗马虽在帕提亚衰弱时获得暂时的安宁，却给了一个更危险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公元223—226年，帕提亚的属国伊朗境内的波斯，在其君主阿尔达西尔的率领下，入侵帕提亚，推翻了帕提亚的最后一个国王，建立起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对于罗马人来说，萨珊波斯是个比帕提亚可怕得多的敌人。萨珊波斯是个权力集中、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他们自称是曾与希腊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波斯王国的继承者，有权占有罗马帝国东部的所有领土。萨珊波斯的兴起，使罗马东部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马过去在东边进行的战争，主要还是侵略性的，目的是为了扩展领土和掠夺财富，现在则主要是为抵抗萨珊波斯的侵入和掠夺了。
萨浦尔一世（约公元234—270年）在他的登基典礼上，采用了一个挑衅性的头衔“伊朗和非伊朗的诸王之王”，这显然有世界之王的意思。他这个“诸王之王”是不能容忍罗马称霸的。他每年都侵入罗马行省，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受到他铁骑的蹂躏，叙利亚的首府安蒂奥克也一度被他占领。公元261年，罗马皇帝瓦勒利安在米索不达米亚被萨浦尔俘虏。瓦勒利安就像中国宋朝的宋徽宗、宋钦宗一样，一直作为一名俘虏在波斯度过了余生。他的儿子罗马皇帝伽利恩努斯一直没能把他救出来。不过，萨浦尔却并没有支持闹独立的帕尔米拉。
北边莱茵河和多瑙河也遭遇到比过去所碰到的所有对手都危险得多的敌人——新的日耳曼人——哥特人。他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从公元3世纪30年代开始潮水般地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政府起初用给他们发放补助金来安抚他们，可是后来由于财政困难，没有钱，补助金便停发了，这一下激怒了哥特人，他们在公元248年侵入巴尔干半岛各地，被多瑙河军队统帅迪西乌斯打退。迪西乌斯便因此在公元249年被军队拥立为帝，而把阿拉伯人菲利普赶下了台。但迪西乌斯对哥特人的胜利是暂时的、非决定性的，哥特人并没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哥特人有了一位具有杰出指挥才能的领袖克尼瓦后，哥特人卷土重来，他们对罗马的威胁已不亚于东边的萨珊波斯了。萨珊波斯生擒了一位罗马皇帝，而哥特人则在克尼瓦的率领下于公元251年打败并杀死了罗马皇帝迪西乌斯。
给帝国造成严重灾难的还有瘟疫。从公元25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265年的大瘟疫，在罗马每一个行省、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个家庭里肆虐。有一段时间，仅在罗马城每天就几乎有5000人死于瘟疫，不少地方因瘟疫而人烟断绝。
帝国的防务由于叛乱和瘟疫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帝国似乎已无力对付哥特人和波斯人这样两个前所未遇的危险敌人。公元253年，哥特人联合其他部族劫掠了巴尔干半岛各地，甚至深入到小亚细亚的中央高原。他们还从希腊沿海城市获得船只，袭击主要的黑海港口，断绝了罗马的一条重要粮食供应渠道，给罗马的粮食供应造成灾难性后果。另外一些日耳曼人也联合起来，向帝国边境发动攻击，其中有强大的法兰克联盟。他们突破了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劫掠了高卢和西班牙，并一直推进到北非。
罗马为了对付来自东边和北边的强敌，在瓦勒利安和其子伽利恩努斯两帝共治时，由瓦勒利安率领一支军队负责东方，而由伽利恩努斯率领一支军队负责西方，这是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的先河。后来瓦勒利安在东方战场失利，成了波斯人的俘虏。伽利恩努斯虽仍在西方坚持战斗，却也效果甚小。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年，即公元268年，哥特人又一次蹂躏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并满载掠夺物返回。罗马帝国这时达到了混乱的顶点。
事情往往在发展到极点时会走向反面。罗马就是如此，这样一个曾盛极一时的大国，是不会一下子就垮掉的。在它混乱达于极端时，一个异乎寻常的恢复时期却正在开始。当然，这种恢复可能是回光返照。
恢复是从伽利恩努斯整编军队起步的。他强迫军官放弃元老院职务，使军官成为职业军人，军事体制更职业化了。同时，他还组建了一支以骑兵为基础的新的机动战略部队。这支部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司令部设在梅迪奥拉农（米兰）。这样，梅迪奥拉农就成了帝国的前沿首府。这支新军后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既增强了罗马的军事力量，有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又成为国家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正是这支军队的第二任司令官，后来的皇帝奥里利安策划并杀害了伽利恩努斯。
伽利恩努斯组织的新军，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年，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赢得了一场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公元268年，东哥特人劫掠希腊和小亚细亚返回时，伽利恩努斯率军成功地拦截了他们，杀死了5万哥特士兵。不久，新军的第一任司令官，他的继承人克劳狄乌斯二世（公元268—270年）又在贝内库斯湖附近打垮了一群侵入意大利的日耳曼部族阿拉曼尼人，随即又在莫西亚的纳伊西斯（今南斯拉夫的尼什）附近歼灭了一支庞大的哥特人军队，从而使他享有“哥特征服者”的称号。然而，克劳狄乌斯二世却在准备征伐汪达尔人时死于流行性瘟疫。
最终使罗马恢复统一的是奥里利安（公元270—275年），他曾是伽利恩努斯的新军第二任司令官，行伍出身，是位杰出的军人。他把入侵者赶出了潘诺尼亚，打败了哥特人并把他们限制在达西亚境内，从而结束了哥特战争。他还打退了阿拉曼尼人的入侵，前后两次在意大利北部重创他们。
奥里利安随后率军东征，讨伐帕尔米拉的齐诺比娅女皇。据吉本所述，齐诺比娅是出类拔萃、成就非凡的唯一一位女性皇帝。她的美貌不在她的祖先克列奥帕特拉之下，而贞洁和勇敢却远在那位女王之上。吉本说她的才能完全超越了亚洲的气候条件和社会习俗加之于她们女性的奴性和无能。
吉本这种观点显然是偏见。亚洲的气候条件和社会习俗并不妨碍产生杰出的女性，古今都一样。中国的女皇武则天就不比任何欧洲女皇差。齐诺比娅作为罗马东方行省的实际统治者，有效地统治了四五年，但在战场上，她却不是久经沙场的奥里利安的对手。
奥里利安很快就重新占领了小亚细亚，并把它置于罗马统治之下。他两次大败齐诺比娅在叙利亚的主帅，随后，他进而围攻并占领了帕尔米拉，俘获了齐诺比娅。齐诺比娅可没她的先人克列奥帕特拉宁死也不受辱的勇气。为了保住自己一条命，她不惜玷污自己的声名，出卖朋友，推卸责任。奥里利安回师时，帕尔米拉又重新叛乱，公元273年，奥里利安把帕尔米拉城夷为平地。
平定了帕尔米拉的叛乱后，奥里利安立即率军横穿帝国抵达高卢，势如破竹地镇压了已夺得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统治权的非法君主泰特里库斯。
四分五裂的帝国就这样又重新统一了。奥里利安在罗马城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凯旋式上最引人注目的除战利品和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高卢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战俘外，就是身戴黄金枷锁步行的齐诺比娅女皇了，另一个君主泰特里库斯也在凯旋式上被展示，走在齐诺比娅的后面。当年奥古斯都曾想在自己的凯旋式上展示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结果没能如愿。现在奥里利安却成功地在自己的凯旋式上展示一位东方女皇。重新统一帝国给奥里利安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因此赢得了“世界光复者”的称号。当然，这里的世界仅指罗马世界，按照中国的说法，奥里利安由于重新统一了罗马，可以称之为中兴之主。但这中兴仅是军事上的，而且并不牢靠，外部的威胁并没消除。
奥里利安也知道，危险仍然存在，为了加强罗马的防卫能力，他在罗马修筑了一道新的长20公里、高约6米的防御墙。这堵防御墙把罗马城扩大的所有地区都围在墙内。为了使帝国的边界短些、牢固些，他放弃了达西亚（罗马尼亚），把国境撤回到多瑙河。公元275年年初，奥里利安在出征波斯时被部下军官杀害。元老院最后一次行使了它的职权，选举克劳狄·塔西陀继任皇帝。克劳狄·塔西陀率军打败了阿兰人，但他只当了一年皇帝就被杀害。军队选举普罗布斯为皇帝（公元276—282年）。普罗布斯击退了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兵分三路的大规模进攻，并把另一支日耳曼人（汪达尔人）赶出了巴尔干地区。公元282年，他在西米乌姆被杀。他的继承人卡鲁斯（公元282—283年）向北攻击了更远的日耳曼游牧部落，然后，率兵攻讨波斯人，并一度占领了波斯人的首都泰西封。
这样，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一个近乎分崩离析的国家，一个似乎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国家，竟奇迹般地不仅恢复了统一，而且军事局势全然改观了。四周的强敌，在强大的罗马军队的压迫下，终于后退了。这种奇迹的出现是和相继出现的诸如奥里利安这样的天才统帅分不开的，他们的指挥才能是罗马军队获胜的重要保证。
不过，这个奇迹使罗马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奇迹主要是军事上的，是靠一支庞大的、待遇优厚的军队取得的。要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和其他各种战争费用，罗马人民，特别是罗马城以外的普通居民的负担加重了，赋税增加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经济形势并没有像军事局势那样得到改善，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战乱和瘟疫，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在这个动乱、分裂和恢复的百年，文化上是衰败的、荒芜的。古代文明几乎被毁灭殆尽。这时的建筑十分粗糙，和罗马和平时期的精美宏伟建筑有天壤之别。文化不可能像军事那样，短时期就可改观的。一批颇具天赋的罗马统帅，可以改变军事面貌，却无法使经济、文化复兴，而且情况可能更坏了。毁掉一个文明容易，兴建或复兴一种文明则十分困难，罗马文明再也无法达到罗马和平时期的高度。
百年动乱结束了，帝国又重新统一了，但帝国的经济状况仍在恶化，社会矛盾依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这种情况下统一只能是暂时的。百年动乱显示，帝国已不能照原样统治了，从思想文化、宗教观念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从经济到军事，从内部状况到外部环境，和奥古斯都时代相比，已面目全非了。变革早已在帝国内部逐渐进行，而最终完成这一变革的是戴克里先。
盖乌斯·奥列里乌斯·瓦列里乌斯·戴克里先（公元245—313年）和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皇帝一样，没有显贵的家世。他父亲是个被释放的奴隶。一个奴隶的儿子竟能当上皇帝，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罗马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爬上了高级军官的职位，成了皇帝卡里努斯（公元283—285年）的警卫队长。
公元284年卡里努斯的哥哥，共治皇帝卡鲁斯在和波斯人的战争中神秘死去，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一次士兵集会上，指责近卫军长官，也是皇帝的岳父阿培尔为凶手，并亲手将他杀死。戴克里先因此紫袍加身，被士兵拥为皇帝，但他的权力仅限在他军队所控制的地区，帝国大部分地区仍在卡里努斯的统治下。
卡里努斯率兵东进，征讨自立为帝的戴克里先。戴克里先也挥师西向迎击，两军在距今贝尔格莱德不远的马尔古斯河和多瑙河的汇合处，展开了一场大战。激战中，卡里努斯被士兵刺杀，戴克里先这才打败了失去主帅的敌军，并最终成了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戴克里先的统治比其先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更为显赫，而他的出身却比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更为贫贱、低下。”（吉本语）在罗马历史上，在某些方面，戴克里先可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奥古斯都建立了元首制，开始了罗马历史的新阶段——帝国时期，戴克里先建立了不同于元首制的完全东方式的君主制，也开创了罗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一般都称其为后期帝国阶段。戴克里先虽出身行伍，却并不是杰出的统帅，而和奥古斯都一样，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行政管理才能远在他的军事才能之上。当然，两人在地位和作用上是不同的，一个是罗马兴盛时之君，一个是罗马衰败时之主。
戴克里先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不久，就选择了他的一位老伙伴、伊利里亚农民的儿子马克西米安同坐江山，共理国政。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帝国疆域过于辽阔，国事又过于繁杂，他一人无法应付。他当皇帝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奔波于帝国各地，不是在阿非利加，就是在从不列颠到波斯湾的某个地区，沿着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和幼发拉底河的边界作战，为镇压叛乱、起义和防止侵略而疲于奔命。因此，他需要马克西米安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来为他分担责任，对付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和外族侵略威胁。不过，他这样做，肯定也受传统的影响，罗马共和制时，执政官是两个，帝国时期也有多次两帝共治。
戴克里先选择马克西米安作为共治皇帝，反映了他的知人善任和老谋深算。马克西米安大字不识一个，什么规章制度一概不放在眼里，唯一擅长的就是打仗，虽不是卓越的统帅，却能靠勇敢、坚毅和经验完成最艰巨的军事行动。戴克里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骁勇善战的将才，而不是运筹帷幄的帅才。这样的人颇能分担繁重的军务工作，又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甚至马克西米安的粗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性格也对戴克里先的统治大有好处。马克西米安的这些邪恶品性正好突出了戴克里先所着力显示的温和和仁慈的美德。而戴克里先又可假手马克西米安去采取一些他不愿出头露面的残酷的血腥行动，达到目的后，戴克里先再出面调停制止，并轻描淡写地对马克西米安的严厉做法批评几句，救下几个他本来就无心惩处的人，从而更加突出自己的仁慈。在这方面，马克西米安成了他再顺手不过的工具。当然，他选择马克西米安还由于他们俩在发迹前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马克西米安对他的才能的崇拜和尊重。戴克里先的选择事实证明是对的。他们两人始终维持着非同寻常的友谊，配合默契，而戴克里先也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两人都先后享有奥古斯都称号，但有所分工，马克西米安统治西部，驻跸意大利北部的米兰，以阻止日耳曼人的侵略，负责镇压巴高达起义和非洲人民起义。戴克里先把他的皇宫安置在马尔马拉海岸的尼科墨迪亚，紧靠波斯边界，以保持对东方的戒备状态。戴克里先把皇宫放在这里反映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重要性正与日俱增。两帝共治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分裂，但结果却导致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
公元293年，戴克里先又把两帝共治变成了四帝共治，所增加的两皇帝充作自己和马克西米安的助手。一个是塞尔迪卡（索菲亚）人伽列里乌斯，一个是内索斯（尼什）人君士坦提乌斯，两人都被授予略低于奥古斯都的恺撒称号。戴克里先认伽列里乌斯为养子，并让他和原妻离婚而和自己的女儿结婚。马克西米安认君士坦提乌斯为养子，也让他抛弃妻子，娶自己的女儿。戴克里先希望以这种婚姻纽带来强化政治上的联系。四帝分治帝国的不同部分，戴克里先统治色雷斯、亚该亚和埃及；伽列里乌斯治理伊利里亚、多瑙河诸行省和亚细亚，他的皇宫在马其顿的塞萨塔尼基（萨洛尼卡）；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君士坦提乌斯治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他的总部设在特里尔，他在这里修建的巨大王宫、浴室和城门现在仍可看到。
四帝共治并不是把帝国分成四块，帝国仍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立法以四人的名义签发，这个奥古斯都的法律，也是另一个奥古斯都的法律。两个恺撒必须服从两个奥古斯都。戴克里先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吸取了帝国分裂的教训，四帝共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杜绝分裂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罗马皇帝继承人问题上的无序状态，为了能顺利地交接政权。戴克里先规定，奥古斯都满20年任期后，必须交卸权力，他的继承人恺撒继任奥古斯都，同时任命新的恺撒，即新的继承人。这是罗马历史上皇位继承的第一个明确规定。这种规定是不成熟的，对于大权在握的皇帝不可能有什么约束力。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两个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都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养子。这是罗马独有的皇位继承制度，这里有点共和制的痕迹，在罗马帝国，养子继承比亲子继承更多，也似乎更合传统，但这将会引起亲子和养子之间的皇位争夺。
四帝共治
两帝共治或四帝共治并不是什么创造，但四帝的首府没一个设在罗马，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元首制成为君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皇帝不在罗马，罗马就失去了其在帝国的中心地位。罗马元老院并没有被取消，但这个没有皇帝参加的元老院事实上已被降格为罗马的城市议会了，它原有的立法权被剥夺了，法律由皇帝签署，皇帝的敕令成了最重要的法律。皇帝东方化了。称呼也变了。从奥古斯都以来，皇帝都称元首。元首在人们的心目中，和元老或行政长官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礼仪上也没有多少区别。元首的唯一特殊标志是身穿御用的紫袍，元老则佩戴些色绶带，一般市民可与元首随便交谈。元首的权力也是集执政官、保民官、最高统帅、祭司长等多种职务而成的，而这些职务形式上还要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或批准。
戴克里先用一个新的称呼“多米努斯”（Dominus）取代元首，“多米努斯”的意思是主子，原来只表示对自己家养奴隶握有绝对权力的主人。戴克里先选用这一称号，表示他是对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拥有绝对权力的一国之主，也就是一国之君主。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号的变换，而是表明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元首制转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君主制了。戴克里先以“多米努斯”这一头衔握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他和马克西米安都戴上了王冠，这本是罗马人十分厌恶的代表皇权的装饰品，戴克里先不顾人民的厌恶而戴上它就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还穿上了用真丝和金线织成的豪华袍子，甚至鞋上也嵌满了最贵重的宝石。礼仪也愈来愈繁琐，要一睹圣颜变得十分困难了。皇帝的寝宫也和东方君主的宫廷一样，由阉人（中国称太监）看守。中国皇宫用太监，是为了防止宫中的后妃失贞，不知罗马宫廷用阉人是何意。臣民现在要见皇帝，不论地位如何，都必须俯伏在地，按东方的礼仪，向皇帝行跪拜吻袍之礼。把戴克里先和奥古斯都比较一下是十分有趣的，他们两人都富有表演才能，奥古斯都是尽力装出谦卑的样子以赢得人们的赞誉和爱戴。戴克里先则尽力摆出豪华高贵的气派，来使人们畏惧，不敢生非分之想。应当说，奥古斯都的表演更精彩更成功。
戴克里先不只是在穿着上、礼仪上尽量显示皇帝的高贵，而且进一步把自己神化。戴克里先自称是朱庇特，神王；马克西米安自称是赫尔枯勒乌斯，希腊神话里的无敌于天下的英雄。按照他们御用宣传家的说法，世界是在智慧的无所不见的朱庇特的监视下运行，赫尔枯勒乌斯的无敌于天下的铁臂则从地球上消灭掉一切妖魔和暴君。戴克里先的地位要高于马克西米安，前者是智慧的化身，后者是武力的象征。官方还称皇帝为“万能之日”，这是把皇帝作为太阳神来崇拜，是东方式的。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无疑是学自东方的，但也有罗马传统的因素，自比朱庇特就是传统的，奥古斯都也曾自认是阿波罗神的化身。四帝共治和其继承规则都是传统的。东方的君主制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传统犹太人的遗传因子，无论今天如何发展变化，完全去掉是不可能的。
四帝共治在平定人民起义和防止侵略方面取得了成功，从而得到了贵族和大地主们的支持。君士坦提乌斯平定了不列颠（公元257—296年）和埃及（公元293—294年和公元297—298年）的人民起义。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也取得了胜利，并成功地渡过多瑙河与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地区作战。和波斯人的战争，虽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但最终伽列里乌斯还是赢得了罗马历史上少有的、结果圆满的胜利。
军事上、行政管理上的成功是和戴克里先的军事行政改革分不开的。他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和巡防军。巡防军用于镇压各地人民起义和进行远征。巡防军有一支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卫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帕拉丁门徒”。帕拉丁是他们集中等待皇帝命令时所在地的门廊的名称。这是支野战部队，分成4个编队，四帝一人统率一个编队。边防军驻守在边境，用于对付外族入侵。边防军后来被称为边境或河岸士兵。戴克里先把军团的数目增多，而把每个军团的人数减少，以便更方便地调度和控制。整个帝国的兵力增加到50万。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适应了皇帝统治的需要，却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行省的数目由50个增加为100个，每个行省的区域缩小了，同时，在行省实行军政分治，这样一来，行省总督反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行省军政分治是罗马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每10个或12个行省再组成一个大管区。管区的长官由近卫军副指挥兼任，近卫军副指挥的上司是四个分别隶属于四个皇帝的近卫军长官。近卫军长官成了行政的最重要的角色。
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是靠军队支撑的，而庞大的军队和增大的政府机构又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因此，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了。繁重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人民难以忍受的灾难。这种灾难一直延续到帝国灭亡。公民拥有的家什都很少有不要交税的。由于不堪重负，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经济面临崩溃。
为了复兴经济，戴克里先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荒废土地，放弃职业。过去各行各业自行组织的社团、行会，逐渐成了强制性的，不加入某个团体，就不能从事某些职业，一旦成为某团体中的一员，就不能再离开这个团体，就得干这行业一辈子。
曾经享有一定自由的罗马公民处在这种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下，已没独立生活可言了，最下层的公民都处于政府官员的监视下。粮食交易商、屠夫和面包师等在政府官员的控制和监视下，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永远都不准放弃自己的职业，有时，国家甚至强迫子承父业。
公元304年，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20年，来到罗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祝捷大会——凯旋式，来庆祝他和马克西米安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两位恺撒虽也战功卓著，却因根据古训，他们的功绩都应归于两位父亲和皇帝的教导。戴克里先这次凯旋式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展示的来自非洲、不列颠、莱茵河和尼罗河的战利品，也不在于显示战胜波斯，征服了一些重要地区的赫赫战果，而在于它是在罗马城举行的最后一次这样的盛典。在这之后，罗马的皇帝再也不曾攻城略地，罗马城也不再是罗马的首都了，尽管名义上它仍是首都。
戴克里先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罗马城失去了其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虽然罗马的特殊地位早已随着征服地区的日益扩大，随着行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都获得罗马公民权逐渐消失了，但由于古代制度的残余和习俗，罗马皇帝，不管他出生在非洲，还是出生在伊利里亚，全都对罗马城表示一种特殊的尊重，把它看成是他们的权力依据和帝国中心，只有戴克里先统治时，才完全毁掉了罗马城作为帝国中心、帝国首都的地位。他和马克西米安不仅战时不在罗马，和平时期也不在罗马。马克西米安在米兰，而且米兰很快就成了并不比罗马逊色的帝国都城。这里也修建了马戏场、戏院、铸币厂、公共浴池、柱廊、王宫的双层围墙。戴克里先也尽力修建和美化他的王宫所在地——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墨迪亚，使这里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蒂奥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除忙于军务或外出巡视外，都待在各自的王宫里。戴克里先几乎从不去罗马，他统治满20年在罗马举行凯旋式可能是他第一次去罗马，而且只在罗马待了13天便由于对罗马的厌恶而离开了，原计划在元老院发表讲话和接受勋章的活动也放弃了。
戴克里先疏远罗马是为了建立君主制，不削弱罗马的崇高地位，就无法毫无阻碍地实行毫不掩饰的君主制。罗马城的一些贵族和元老总抱着他们的特权不放，罗马城的人有根深蒂固的共和传统。戴克里先不仅把罗马撇在一边，而且利用马克西米安对心怀不满的罗马元老大肆迫害，纵容马克西米安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和处死那些不满的元老，占有一座高级别墅或一片良田都成为其犯罪的有力证据，而表面上戴克里先却仍装出对元老十分尊敬的样子。
罗马城的近卫军也是他打击的对象，削减他们的人数，取消他们的特权，最后干脆用伊利里亚的两个被命名为朱庇特团和赫尔枯勒乌斯团的忠诚军团来取代近卫军，担负皇帝的警卫任务。
当然，对罗马城和元老院打击最大的还是皇帝根本不住在罗马城，不在元老院露面。正如吉本所分析的：“只要皇帝还住在罗马，元老院虽可能受到压制，但它却极少可能被全然弃之不顾。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行使着他们觉得怎么好，或他们愿意怎么便怎么制定他们的法令的权力，但那些法令却都得得到元老院批准。这样在对它的研究和最后颁布的过程中还保存了古代自由的模式，而一些尊重罗马人民偏见的明智皇帝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适合于共和国总行政官或第一执政官的语言或行动。……而当他们定居在距首都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永远抛开了奥古斯都告诫他的后继者的伪装。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时，君主只是和大臣们商量商量，而不必听取全国性的议会的意见……与皇帝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上已成为卡皮托林山丘上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
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正是在摆脱罗马城和罗马元老院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一个像罗马这样被公认的传统的政治中心，这也是后期帝国的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政治中心的帝国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吉本对戴克里先的君主政体不无嘲讽地评论说，它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第二条原则是分割。分割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
公元305年，可能是由于年老多病，也可能是履行他所规定的每一位奥古斯都统治20年就应卸任的原则，戴克里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退位措施。苏拉曾退隐，但他不是皇帝。自动退位的皇帝戴克里先是第一个，退位时年仅59岁。他主动退位说明传统对他仍有很大影响，他并不完全是个东方式的君主。他的原意可能想让他的退位成为一种榜样，成为一种制度，但实际上后来没有人效法。他退位时，让马克西米安也在米兰辞去皇帝职务，他们两人分别退隐到萨路纳（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和卢卡尼亚（意大利南部）生活。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伽列里乌斯取代他们成了奥古斯都。
戴克里先退隐后还活了好几年，公元313年，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感到忧虑而自杀身亡。他的自杀也说明，在君主制下，失去了权势就失去了一切，即使像戴克里先这样一个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的皇帝，退位后也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戴克里先在几任军人皇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制是军事专制。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四个皇帝都是军事统帅，皇帝的统治其实是把军队的管理推向全国。戴克里先虽在地方上实行军政分治，但最重要的职务仍由军人担任，近卫军长官成了最重要的行政长官。这种军事专制，不仅剥夺了元老院的一切权力，也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但由于成功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和镇压了各地人民的起义，国家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因而得到了贵族和大地主的欢迎。
戴克里先的军事专制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无法和同时代的汉帝国相比，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戴克里先的一些改革措施，取得的效果是暂时的，留下的后遗症却不少。四帝共治和皇位的继承就是这样，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皇位继承的无序状态，又加深了分裂的趋向。
几代的军人皇帝和长达百年的动乱，不仅使经济衰退，也使文化一片凋零。罗马人在艺术和文学上的创造力完全被摧毁了。罗马文明的历史随着戴克里先的统治而结束。百年动乱时期，是罗马文明的黑暗时代。
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他退位后便寿终正寝了。他所规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无人执行。帝国又陷入混乱中，各个宫廷的统治者之间又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战争。西方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继位仅15个月便在不列颠的约克去世。军队随即拥立他的儿子弗拉维乌斯·瓦列里乌斯·奥列利乌斯·君士坦丁（约公元274—337年）为奥古斯都。东方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被迫授予他恺撒称号。但这时，君士坦丁只占有不列颠和高卢，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都处于自称恺撒的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的控制下。为了增强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公元307年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法乌斯塔为妻。公元312年，他率军攻入意大利，击败了马克森提乌斯，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奥古斯都。他用以打败马克森提乌斯的主力是他的大批蛮族雇佣军。蛮族雇佣军的战斗力已远在罗马人组成的部队之上。公元313年，他与接替公元311年去世的伽列里乌斯任奥古斯都的李基尼乌斯在米兰会晤，两人结盟，李基尼乌斯娶君士坦丁的姐姐君士坦提娅为妻。两人还共同签署了一个著名的宗教宽容敕令“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异教徒都有信仰自由的同等权利。就在这一年，李基尼乌斯在色雷斯击败了占有埃及和帝国亚洲部分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达扎。李基尼乌斯成为东部的毫无异议的统治者。罗马帝国形成了东西两奥古斯都并立的局面。
君士坦丁和李基尼乌斯两雄并立很快就被破坏了。公元314年，有姻亲关系的两人打起来了。打了几仗，没分出胜负，不打了，缔结了和约。和平局面维持了8年，公元323年战火又起，这一次，君士坦丁打赢了，占领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李基尼乌斯兵败投降，公元324年被君士坦丁以阴谋叛乱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处死。这样，君士坦丁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直到他公元337年去世。
不过，罗马帝国只有君士坦丁这唯一的统治者，并不意味着罗马分裂的因素已被克服了。实际上，分裂已成必然之势，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罗马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统一是必然趋势，分裂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中国统一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罗马是靠军事力量建立和维持的，内部并没有如同中国那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甚至地理环境等诸方面的一致性、统一性。单靠军事力量是无法长期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每次分裂最后必然重归统一，而罗马帝国一分裂就再也合不起来的原因。
君士坦丁开始时不得不终年在全国各地巡视，疲于奔命。他自知靠他一人之力已无法统治这危机四伏的大帝国，又恢复了戴克里先的分而治之的办法，不过稍加改变。他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恺撒，授权他们治理帝国的不同地方。君士坦丁二世掌管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掌管亚洲行省和埃及；君士坦斯掌管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非洲；君士坦丁本人只直接统治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此外，君士坦丁还让他的侄子治理较小的一部分地区。君士坦丁是用自己的子侄来取代戴克里先的不同姓的四帝，用封同姓王来取代封异姓王。这除了表明君士坦丁的君主意识和把帝国当成他个人所有物的意识强化了外，并不能避免帝国的分裂。中国汉代的刘邦就是用封同姓王来取代异姓王，结果贻害无穷，造成了七国之乱。君士坦丁用子侄分治帝国，造成他死后家族内骨肉相残，加速了社会的崩溃过程。中外历史都证明，君主制权力是不能分割或分散的。
君士坦丁继续了戴克里先开始的一些改革，他进一步实行官僚政治，他扩大税收，并把愈来愈多的人束缚在以世袭为基础的劳作上。农民世代为农，工人世代为工。他颁布法令，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定在土地上，逃亡隶农要戴上枷锁送回原主。
君士坦丁大帝雕像
他继续整编军队。他干脆废除了原有的近卫军卫队，而以戴克里先创建的日耳曼骑兵卫队来替代。他增大军队中日耳曼人的比例，作为移民进入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和萨马提亚人，也都被选入精锐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大量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军队，既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不过，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快成了蛮族军队了。边防军也得到扩充和整顿。君士坦丁用令人惊恐的惩罚办法强行征召新兵，拒绝当兵的，要受到丧失财产甚至丢掉性命的惩罚。就是这样，仍有人用自残身体等办法来逃避兵役。
君士坦丁决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一座新城，取代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其实罗马早已不适合做帝国首都了。这不仅因为罗马已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意大利的地位也因行省的发展而和行省没什么两样，而且因为居住在罗马的皇帝无法同时对北边和东边的边界军队和边界事务进行控制，这对于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戴克里先彻底毁掉了罗马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和地位。但戴克里先没有一个可取而代之的新的中心城市。没有一个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是不行的。这个首都必须是皇宫所在地，没有皇帝的首都决不可能是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在选择新的首都和他的居住地时，曾考虑了好几个地方，米兰曾是个可选择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这里距罗马城也不远，但最后出于控制驻有重兵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界线和幼发拉底河边界线的考虑，他决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所在地，在古城拜占庭的旧址上，建立一座新城，作为帝国的首都。
新城也被命名为罗马城，世人为纪念它的创建者而称它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之城。新城按照罗马的模式，设立它自己的元老院，它的居民可享受粮船队运送来的免费配给的粮食。开始，罗马仍享有原有的特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地位也低于罗马元老院，但由于皇帝在新城，新城迟早会成为帝国的真正政治经济中心。
君士坦丁为了把他的新都城建设得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样辉煌，大兴土木，从全国很多城市搜刮大量的珍贵物品来装饰他的王宫。在他的命令下，希腊和亚洲许多城市的珍宝都被洗劫一空，帝国用在修建君士坦丁堡的费用，光是建筑城墙、门廊和渡槽就花去了大约250万英镑。君士坦丁似乎要竭尽全国的所有财富、劳力和智慧来建筑他的都城，经过6年（公元324—330年）新城才初具规模。
新城具有非常优越的战略位置和地理环境，正如吉本所评述的：“它仿佛正是大自然专为一个庞大的君主国家设计的中心点和都城。这座位于北纬41°线上的皇都正好可以从它的七座小山丘上（巧合的是罗马最初也是建筑在七座小山丘上）俯视着欧、亚两大洲的海岸；这里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海港宽阔而安全，要往欧洲大陆距离也不远，而且易于防守。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海峡可以被视为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占有这两条水上重要通道的君主随时都可以在敌人海军来犯时将它关闭起来，而为前来贸易的商船敞开……即使在赫勒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道大门都关闭起来的时候，这都城依靠它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进行各种生产，满足它的众多居民的生活必需和高级享受……而在这两个通道为了对外贸易而完全敞开时，它们则可以更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来自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产物和人工制作的财富。”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使这里成为古代的重要政治和贸易中心，而且使它成为一座无法攻破的城市，在后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这里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还维持了上千年，重要的一点，就是君士坦丁堡是蛮族入侵无法克服的障碍。
罗马帝国的都城转移到巴尔干半岛的东端，意味着帝国的重心向东倾斜，又意味着帝国的东西分裂。分裂是逐渐发生的，而且有很深厚的历史根源。早在恺撒和庞培、屋大维和安东尼时，他们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东西两部分的对抗。过去，这样的对抗，往往是西部战胜东部，戴克里先时，东方的势力已超过西方。君士坦丁是以西部的奥古斯都进而成为全帝国的唯一君主的，却选择在君士坦丁堡建新都，可见东部的重要。罗马帝国的正式分裂是在君士坦丁堡建成后经一代人才完成的。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和罗马城相匹敌的君士坦丁堡，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统一，其实已分裂了，而且是永久性的分裂了，君士坦丁堡也从来没有像帝国前期的罗马那样成为全国毫无疑义的政治中心。
君士坦丁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君士坦丁大帝。他之所以获得这样一个尊荣的称号，除了他成功地统治了帝国13年外，还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罗马帝国从传统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变，是意义深远的变更，说明帝国统治者最终抛弃了原有的传统观念而选择了基督教作为其精神支柱。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转变，比共和制转变成元首制，元首制转变成君主制意义更深远，影响更大，因观念上的、精神上的变化，比政治上的变化更困难，可能也更加重要。基督教也由于得到皇帝的认同和支持，而得到更大的、更迅速的发展。
如前所述，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是受统治者迫害的历史。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所包含的反对富人和统治者的反叛性和不承认世俗统治者的权威而只承认上帝权威的反现实性，引起了统治者的仇视。它的创始者耶稣和它早期最成功的传教者保罗都是被帝国当局处死的。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有数不清的基督教信徒被历代罗马皇帝迫害而死。罗马统治者在发现罗马原有的宗教已不能适应其统治的需要时，也宁愿选择东方的其他宗教，而不要基督教。如弥特拉教（太阳神教）、摩尼教等都广泛流传于罗马，甚至得到皇帝的赞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