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强弩之末（2 / 2）

阎锡山随即离开太原。黄绍竑走出会议厅后，却发现阎锡山指定给他使用的小汽车不见了。他吓出一头冷汗，慌忙带十几个卫士摸到大南门，狼狈出城而去。

事实上阎锡山所幻想的依城野战计划根本无法实施——正太路方面的部队均已失去控制，这些溃兵未退到太原便折向晋南，太原城东的工事里连个兵影都没有；晋北方面的部队除少数进入太原以北的既设阵地外，大部过汾河撤向晋西。那些仓皇进入阵地的部队久战疲劳，军心涣散，日军仅以少量的穿插部队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破溃已在预料之中。

据说中央军后撤，是由于有蒋介石的命令，晋绥军王靖国等部的后撤，则是他们受到中央军行动的连锁反应。岂不知，摸透了阎锡山心思的王靖国，率部后撤的心情比中央军还要急迫，对他来说，只要能为阎锡山保存了实力，阎锡山就不会亏待他。

原忻口战役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被阎锡山委派为北线副总指挥(总指挥王靖国)，在阳曲湾设立前敌指挥部。陈长捷的心眼远没有王靖国活泛，他很认真、很沉着地指挥第61军等部占领了预定阵地，自己则未见慌张地在阳曲湾指挥部坐镇。11月4日下午，第61军的两个旅被尾追的日军阻隔于15公里外，军部(即前敌指挥部)被日军的前卫部队包围于阳曲湾北端一块小高地的寨子里，十分危急。陈长捷督率警卫部队与日军交战至入夜，才掘开寨墙突围而出。陈长捷率残部退至皇后园去寻找总指挥王靖国，不料王靖国已带补充旅和第19军主力撤往汾河以西地区。王靖国临行前竞无耻地对部下说：“向第14集团军所在地集结去!”

北线各部随即闻风而散。

这样，原定的依城野战计划成了一纸空文，剩下的便是傅作义孤军守太原。

11月5日上午，傅作义将他的指挥部从平民中学搬入绥署大院内。4日夜12时之前，所有的守城部队都已入城完毕，并到达指定的位置严阵以待，傅作义对此感到满意。他下令从5日凌晨起，开始封城，除大南门因城内物资仍在向外输送，暂可通行外，其余各城门全部封闭，断绝交通。

傅作义刚把指挥所布置完毕，新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前来辞行。在忻口前线，卫立煌住忻县，傅作义住金山铺，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们彼此仰慕对方的功名和品德，每次交谈都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昨日上午，卫立煌刚从忻县赶回太原，即来到傅作义寓所拜访。当谈到城内尚有不少多余的武器弹药时，他们二人研究后决定，除了留下守城所需的军用物资以外，其余的武器都以卫立煌的名义，就近拨给八路军，作为抵抗日军之用。

这天，这两位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领，再一次从对方那里感受到了人格的力量。

卫立煌说：“阎司令长官和黄副司令长官都走了。现在敌人已占领太原外围的山地，他们是居高临下，太原城完全在人家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况且还有飞机助战，孤城岂能守住?宜生兄虽有守涿州的经验，可那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的对手是装备一般的奉军，如今的敌人是现代化坚甲利兵的日军，怎好同日而语?”

傅作义说：“卫总司令的分析作义完全赞同，但是，太原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城市，轻易放弃，则我辈军人有负国家和民众养育。作义既已答应守城，理应尽力支撑危局。至于后果，现在考虑不了那许多。”

卫立煌也许这时候想到了在忻口壮烈牺牲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他决不忍心看到傅作义会是这样的结局，于是，毫不犹豫地说：“是呵，你现在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过我看太原是无法固守下去的。从全局看问题，还是因时制宜为好，必要时，须要撤就撤。撤出太原的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傅作义极为感动：“作义永远难忘卫总司令的关怀!”

随后，卫立煌掏出笔记本，唰地撕下一页白纸——他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写下“相机撤退”的手令，郑重地递给傅作义。

时候不早了，傅作义还要去城内各处检查部队进入阵地情况，卫立煌告辞。临上汽车前，二人紧紧握别。卫立煌又一次关照说：“宜生兄，请你保重，我暂在汾河西岸指挥，请你多与我联系。”

卫立煌离开太原后，总觉得还不放心，他担心如果太原丢在傅作义手中，会引起蒋介石的恼怒和阎锡山的加害。所以，他想了想，又亲拟一份电报，将太原军事会议的情况、守太原的部署、傅部历次参加抗击日军的战绩，以及部队减员情况，还有阎锡山当初不得不处决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的经过，均如实地电呈蒋介石。这份电报，后来确实助了傅作义一臂之力。

正是11月5日这一天，华中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淞沪战场的局势顿时恶化。而太原守城战即将开始。

11月5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守城部队连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我们要守住太原城，阻止敌人前进，才能掩护大部队和太原市民及物资安全转移。”接着，他用通俗的语言比喻守城之战，他说：“现在城门已封得差不多了，我们城内的官兵，就像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棺材盖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守住太原城，就能把棺材盖子给顶开了，大家也就得救了。否则，棺材盖子就被敌人给咱钉死了。”

傅作义抬高嗓音，继续说：“困兽犹斗，我们抗日军人，为何不能和敌人决一死战呢？希望弟兄们发扬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爱国精神，努力杀敌，完成保卫太原城的光荣任务!”

最后，傅作义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坚决奋斗，尽到守土抗战的神圣职责!”

傅作义的训话给了守城将士很大鼓舞，但他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棺材盖了”——自然也吓跑了不少胆小鬼。20多年后，参加过太原守城战的绥远省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回忆道：“当天晚上，不只士兵和下级军官有越城潜逃的，就连总部里傅的亲随中校副官尹绍伊、第35军上校处长李荣骅等，也都乘黄昏封城的空子，相偕出走。”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但中共代表周恩来仍然没有出城。5日下午，周恩来和彭雪枫安排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撤退完毕，并组织群众将卫立煌和傅作义赠送的武器全部抢运出去后，他和彭雪枫来绥署大院同傅作义告别。

傅作义惊讶地说：“怎么，周先生还没走？刚才接到218旅报告，今日敌人已与我军发生前哨战，在城东十几里处，也已发现敌人骑兵侦察部队。敌人很快就要攻城，请周先生赶快出城吧!”

周恩来幽默地说：“傅将军，你还没有发给我通行证呀!”

傅作义即刻叫过机要秘书王克俊：“你马上安排周、彭二位先生从水西门走，出水西门不远就是汾河桥，那里还好走一些。”

临别，周恩来用他炯亮的目光凝视着傅作义——这位他非常喜爱和尊重的热血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傅将军守城名将，是可信赖的。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要着眼于争取最后的胜利。能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务请深思。”

傅作义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到11月5日晚上，太原城四面城门都已关闭。晚8时许，周恩来等人来到水西门。水西门的守军在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后，只好派人从预留的道路口搬开沙包，放周恩来等人出城。

随行的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风闻攻城的日军已接近太原城，关闭了城门的太原已是一座死城，如果再晚一些就难出来了。但是，刚刚出城的周恩来看到汾河桥梁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的状况混乱而凄惨，周恩来眉头紧皱，当即又转身回城，找到太原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郗莘田，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离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这时已是晚上10时许。他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放在汾河对面的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运输汽车，先过汾阳，再转至临汾。

20天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周恩来的山西之行一共两个半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山西、华北，乃至全国的形势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太原城里，该走的人都走了。傅作义送别周恩来后，到附近的阵地转了转，回来时已是深夜。他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绥署大院内自省堂前面大楼的地下室内，他坐在桌前，思绪万千。回忆一下这几天来的遭遇，他再一次领略了老长官阎锡山的为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教诲极其重要，令他顿悟；卫立煌对他的关照使他感动。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既已接受了守太原的责任，就只能坚决执行，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中途更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才符合他的性格。

眼下，太原城外那些“依城野战”的部队无影无踪了，晋北和晋东两个方向的强大日军自然会无任何顾虑地全力攻城，太原到底能守多少时间？……他有些不敢往下想，但是，他必须面对现实。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傅作义像突然想起什么，顺手从面前的笔筒里抓过一支毛笔，展开一张信笺，给大哥傅作仁写了一封遗嘱式的信件：

……我奉命在平绥线担任前敌指挥，虽经国军浴血奋战，仍未能阻止日寇的疯狂进攻。目前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我已奉命担任太原城防司令，肩负保卫太原之责。须知此次对日寇之战是一次外御顽敌和保卫祖国之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人人有责。作义身为军人，更是守土有责，责无旁贷。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作义自幼在外，很少关心家务。俗话常说，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亲尽孝，我看亦不尽然。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次保卫祖国，亦就附带保卫家乡，或可兼顾忠孝两面，此点差堪告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写罢信，傅作义感到心头轻松了许多。

在忻口被中国军队打得几乎一蹶不振的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当面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后，重新鼓起精神。他当即命令全部日军紧追不舍，意图抢在第20师团前面占领太原，以便挽回一点忻口受挫的面子。

11月6日上午，板垣指挥下的日军先头部队直抵城北工厂区和城东杨家峪一带，与守军发生前哨战，并有一部西渡汾河南进。同日晚些时候，日军第20师团一部到达太原城南小店镇，因其主力需沿同蒲路向南压迫卫立煌的中央军，受命攻城的一个旅团只能起到配合第5师团的作用，已难以达到首先进入太原的目的。

6日整整一天，日军在城北和城东地带对当面的第218、211旅发动了数次猛烈的攻击，遗尸数百具，但进展缓慢。傍晚时分，守军为减少伤亡，主动撤离前沿阵地，向城内撤退。日军在战车和大炮的掩护下尾追而至，在大北门与小北门之间猛扑城垣，受到守军城墙上的机枪和城根炮兵火力的大量杀伤，遂停止攻击。

晚上，板垣接到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通报：

据谍报称：支那军决定以依城野战方针坚守太原，待援反攻。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官，傅作义为守城司令官。又，在上海方面，第10军已于5日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指日可下。我军必须在上海之前占领太原。

同时，日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致电板垣，规定7日一整天为攻击前的准备时间，8日对太原发动总攻。

板垣和他的参谋长西村利温研究后决定，总攻时间为8日上午8时。

7日这天，日军仍然像前一天那样，重点从北城和东城发动攻击，飞机在空中助战，板垣调集所有的炮兵主要轰击城墙，为步兵开辟道路。

大约在下午3时左右，东北角的城墙被日军密如风暴的炮弹轰开一个缺口，砖土向下倾坍，形成了斜坡，日军步兵在战车的掩护下蜂拥而至，很快冲了上来。防守在这个地段上的第211旅第419团在团长袁庆荣的率领下，拼死堵截，日军死伤累累，但仍继续冒死由豁口处向城内突进。团长袁庆荣负伤，一个营长阵亡。

这个时刻，有一个叫刘一平的见习军官清晰地看到了城墙东北角豁口处的战斗场面。

刘一平是第35军学生队的学生。战前，他和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总部见习，太原守卫战期间，他担任军官观察哨和值勤等工作。

刘一平清楚地记得，11月4日早晨8时，傅作义总司令来到学生队训话。傅从排头走到排尾，先帮助个别衣冠不整的同学整整衣帽，然后站在队前亮开他洪亮的嗓门训话：“同学们!由于我军务繁忙，顾不得看望大家。你们辛苦我知道，你们都是爱国的有志青年，是跟着我来抗日的。现在我们守城，就要不怕牺牲，坚决守住太原，狠狠阻歼日寇。我们一定要打出一个样子，给全国人民看一看。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希望你们勇敢参加战斗!”

傅作义训完话后，令随从发给每人5元钱，一件衬衣。不少同学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7日午后，刘一平来到绥署大院里面的梅山观察所。透过观察哨所的瞭望孔，能够看到第35军两个旅防守的大部分地区。数十年后，刘一平回忆说：

从战斗情况看，以东北城角为最激烈，日军的飞机、大炮仍在集中火力对东北城角轰炸，日军步兵已占据靠城墙的建筑物接近城墙，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炮兵及坦克上的火炮接近最近距离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来压制我城墙上下的立体火力点。在烟尘弥漫中，隐约看到，东北角城墙已被日军炮兵集中火力轰开一段高低不平的大缺口，使城墙缺口处形成了波状。由于城墙的阻遮还看不到有日军坦克的活动，但能听到缺口两侧密集的机枪连续射击声，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还看到城墙上的守军紧张活动，像是向城墙外和缺口处投手榴弹，或者是对突击的日军进行射击或格斗。接着比较清楚一些地看到我守城部队，由三个方向向缺口处一批又一批涌进的日军冲杀肉搏，终于把突击之敌制止在城墙外面。这种英勇壮烈的场面，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我在黄昏前回去向队长报告时，该处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向东北角城墙豁口处冲锋的日军虽一次次被打退，但他们并不甘心，仍在组织力量更加凶猛地冲击，一度占据城上阵地。而且在刚才的混战中，已有部分日军进入城内，并有数十名鬼子在太原军校的操场上空降成功。

局势顿时变得恶化。如果不能彻底堵住城墙豁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突进城内的日军如不加以消灭，弄不好要祸及全城。旋即，小东门附近发现日军。在小东门内掩蔽部指挥战斗的第211旅第422团团长王雷震向旅长孙兰峰报告了这一情况。孙兰峰立即命令王雷震指挥第421团1营、第422团3营、第419团残部，收复城墙豁口，并进击突入城内之敌。

正要行动时，第73师代师长王思田前来传达傅作义的命令：“收复东北城角城上阵地，赏洋5万元!”王思田随即将5万元赏洋交给孙兰峰。

孙兰峰重新指示王雷震：“第421、422、419各选一个奋勇连，每连先给赏洋1000元，着即出动，如逆袭成功，收复东北城角后，再将赏洋5万元如数发给。”

各团奋勇队在小东门附近集结，王雷震把领到的3000元赏洋分给各奋勇连官兵。官兵们将叮当作响的银洋揣进怀里，即开始发动攻击。

第422团3营营长安春山指挥该营7连率先冲上城墙豁口，排长曹学成带领全排与敌肉搏，毙伤日军数十名，拔掉了插在城墙角上的日本太阳旗，收复了城上阵地。但排长曹学成头部中弹牺牲。曹学成是典型的山西人——极喜欢吃醋，平时腰间就挂一个锡制的醋瓶，经常当众拧开瓶塞美滋滋地抿一口。在平绥路作战时，他负伤与部队失散，一位好心的大娘救起了他，并给他包了一碗莜麦面的水饺。他激动得难以下咽。老大娘说：“孩子，别客气，快趁热吃。”他仍是不吃，吭吭唧唧想说什么。老大娘再三劝，他才忍不住问：“大娘，有醋吗?”

与此同时，其他奋勇队员们消灭了进入城内的大部分日军。局势暂趋稳定。

后来王雷震却抱怨说，傅作义所悬赏的5万元大洋他并未从旅部领到。

7日夜间，日军虽停止了攻城，但城内并不平静，到处有人放冷枪，估计是汉奸、日本特务和突进城内未被消灭的漏网日军所为。

8日黎明，傅作义召戒严司令、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到绥署大院地下室总指挥部谈话，要求他督率戒严部队维持城内治安，以免动摇军心。傅、曾二人是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平素关系密切，属患难之交。1928年傅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委任曾为市公安局局长。尽管傅多次告诫部属不得贪污腐化，但是，既贪财又好色的曾延毅当上公安局长不久，便成为百万富翁。傅作义有所感觉，他常对左右说：“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贪生怕死。”傅到绥远担任第35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时，调升第218旅旅长曾延毅为第35军副军长，所遗一职由董其武接任。傅作义表面上擢升曾延毅，实际上是很体面地收回了曾的带兵权，不让他具体指挥作战。

曾延毅神色慌张地从总指挥部出来，没有回设在绥署大院东院的戒严司令部，径直向大门走去，同时命亲信卫士去叫戒严司令部参谋长郗莘田快来——曾延毅决定和郗莘田一起逃走。两天前，曾延毅曾对第422团团长王雷震说：“总司令不许人说太原城不能守，要说太原城不能守者，就杀头。我当时对总司令说，太原城是不能守，你守，我不守。”曾延毅早就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8日8时整，日军发动总攻击。昨日好不容易恢复的东北城墙豁口很快又被强敌突破，日军源源不断进入城内。巷战就此开始。

太原城混乱了，满街都是散兵游勇，不少商店的门窗被打开，酒瓶子、罐头筒子遍地都是。

曾延毅和郗莘田带三四十名戒严司令部的人员，骑马火速赶到大南门。日军没从此处攻城，这里相对平静。但城门已被沙袋牢牢堵塞，有人大声喝令城上守军：“快快搬开沙袋，副军长有紧急公务要出城!”

守卫大南门的第213旅第425团团长李在溪马上给旅长杨维垣打电话报告。杨维垣说：“没有傅总司令的命令，任何人均不准出城!”同时向傅作义请示。傅作义在电话里说：“不能开城门放他们出去。请你劝告曾副军长，让他即速返回总司令部共商大计!”

曾延毅遭到拒绝后，遂改向水西门，令部下强行搬开沙袋出城。在他之后，总部总稽查处处长马秉仁乘装甲汽车到达大南门，企图出城，遭拒后索性弃车，从城墙中间的炮筒口钻出去逃之夭夭。

据说曾延毅后来经晋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香港，到达天津，过起了安逸的生活。

曾延毅的逃走是一个契机。“副”、“傅”同音，“副军长逃走了!”——三传两传，便成了“傅军长逃走了!”。这个传闻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于是军心大哗。除北城、东城与敌胶着的部队仍在支撑外，其他城段的守军，官不管兵，兵不顾官，纷纷丢下武器越城逃走。有些防守地段已无军队的踪影。

上午10时许，有人对着绥署大院的大门放了一阵枪，院内顿时哗然。总部副官长黄士桐仓皇跑进地下室，大喊大叫向傅作义报告：“敌人在总部门外打枪，快打进总部来了!”

已经急红了眼睛的傅作义抬头看见黄士桐的神色，勃然大怒，厉声斥骂：“谁说的!简直是汉奸造谣。你惑乱军心，我砍你的脑袋!”

黄士桐呆若木鸡。参谋长陈炳谦暗中推他一把，悄声道：“还不赶快出去。”

黄士桐退出地下室，瘫靠在墙上，惊慌未定。许久才回过神来，羞愤地自言自语：“人家几千里跑来帮你抗战来了，骂人家是汉奸，要砍人家的头，咱是不能干了……”黄士桐是江苏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已跟随傅作义很多年。

当敌特在绥署大门口放枪，院内发生骚乱时，原绥远省政府秘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侄子林亚萍和第35军特务连的30多名官兵跑到西便门，意图挪开沙袋外逃。原绥远省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发现后赶来劝阻。林亚萍红着脸，带头喊道：“走!咱们回去保卫总司令部去!”

这天晚上，在撤退时，林亚萍于混乱中被冷枪误杀。

8日下午，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命令师团预备队加入战斗，第211、218旅伤亡重大，已无力阻截入城的日军，日军攻击部队逐渐延伸至精营、坝陵桥、粮食局及绥署后门外的东缉虎营。总指挥部与各部队失去正常联系。

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傅作义仍在苦撑危局。没人能说清他已几天未睡觉，他的眼里布满血丝，往日红润的脸膛罩上一层铅灰色。他嘶哑着嗓子，不停地说：“打！”连半个“走”字都不露。

包括秘书长曾厚载在内，总部的很多人都已悄悄逃走，傅作义的身边只剩下参谋长陈炳谦、总参议袁庆曾、中将高参叶启杰、张濯清、侍从参谋刘春方、副官张景涛、卫士郝德振等少数人员。

气氛极其压抑、紧张。每一分钟都显得如此漫长。挨到下午5点多钟，幕僚们暗中怂恿参谋长陈炳谦和总参议袁庆曾，劝傅作义赶快撤走，不然就来不及了。陈、袁二人婉转地对傅作义说：“对敌人一定要打，对窜入的日军一定要消灭，但需要筹划一种有利的打法。现在局势已恶化到对我军极端不利，我们最好先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转进到西山里，反转来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当前万全之策。”

傅作义脸上出现痛苦、复杂的表情，许久不语。这种压抑而紧张的气氛几乎使在场的每一个人行将崩溃。不知过了多久，傅作义翕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反复想过了，抗战是长期的，今晚就撤走……”

所有的人都舒了一口长气，抬头看——傅作义已是泪眼蒙蒙。

夜幕笼罩了太原。因发电厂已被炮火摧毁，入夜之后，全城一片黑暗，几乎见不到一点亮光。

这天夜里，守军是在极度混乱中撤出城外的。

傅作义在卫士的簇拥下摸黑朝大南门走，他身后是第35军特务连、宪兵第10队、保安第3队，拉成了一个长长的队列。他们到了大南门才发现，门洞里外、城墙上下，到处都是争着出城的溃散官兵，黑压压的人你挤我拥，喧嚷之声，震耳欲聋，有人哭喊叫骂，有人开枪瞎打，秩序异常混乱，简直成了一锅粥。堆在城门口的大量沙袋根本无法挪移，日军不时地往这边打几炮，更增加了人们的惊恐情绪。遍地是遗弃的沙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马匹、骆驼，踩死的百姓和军人……

城门打不开，人们只好四散开来，自寻出城之路，有人从大炮和机枪掩体的射击孔往外钻，有人从三丈多高的城墙上抓住绳子往下滑，甚至有人干脆往下跳，摔死摔伤的难以计数。

傅作义是从城墙上的射击孔里钻出去的，卫士架着他，打算通过汾河桥西去，但还没有到达桥边，前面便传来阵阵机枪射击声，走在前头的人慌忙往回跑，傅作义在黑暗中与随行的陈炳谦、袁庆曾等人失散，身边仅剩下特务排长薛文等几个人。他们搀扶着他随人群向南走了一段，然后在汾河的宽阔、浅显处渡河。上岸后，又遇到日军的装甲巡逻车，他们赶忙躲进公路边的草丛中。日军经过后，他们不敢再走大路，沿着乡间小路急行。薛文发现傅作义行走困难，低头一看，才发现他赤着双脚——刚才涉水过河时，傅作义的布鞋陷进了淤泥。

幸亏一个卫士身上背着一双新布鞋，那卫士拿过鞋子让傅作义穿，无奈脚大鞋小，穿不进去。薛文用小刀将鞋口划开一些，傅作义才勉强穿上。他们继续赶路。

这天夜里，在大南门下，第35军见习军官刘一平亲眼看到他身边有四五个人被踩死。许多年后，那些遇难者的惨叫声仍在他耳边回响，令他毛骨悚然。他还算幸运，居然挤进城门洞得以钻入瓮城。堵塞的城门一直打不开，钻进瓮城内的人进出不得，既怕日军追来向这打枪打炮，又想到瓮中捉鳖，因此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人大骂：“傅军长早上就出城逃跑了，为什么给他开门，到现在还不给我们开门?”刘一平说：“总司令天黑时还在指挥部，大家别急，赶快开门要紧。”有的大喊：“不能再挤了，再挤不能搬沙袋，怎么开城门?”有人掏枪乱打，大家骂他是汉奸，开枪给日军报信，要抓住他，枪声才停止。

过了好久，城门终于打开一扇，人们如潮水般地往外拥，有人边跑边大声喊：“冲啊!”其实并没有日军。从城门往外涌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被挤死、踩死。刘一平随众人跑向汾河桥，哪知大桥已被日军占领，一阵机枪打来，前面的人纷纷中弹倒下。侥幸活下来的，赶紧调头散开，涉水渡河。渡河过程中，刘一平看到很多人被淹死，其状惨不忍睹……

也是这天夜里，率部在小东门以北、国民师范以东地区与敌巷战的第218旅旅长董其武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通信联络下午即已中断，黑夜来临之后，他派参谋王步云去总指挥部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多时不见回来。再派人去，回来说，总指挥部已经没有人，估计可能撤走了。

旅部的人催促董其武赶快下令撤退。董其武说：“没有接到傅总的正式命令，不能撤。”周围的人急不可耐，但董其武态度很坚决：“没有撤退命令，就不走!”这时，陆续有人送来消息：“总部确乎没人了!”“其他部队已涉过汾河向西撤走，只剩218旅了!”“快走吧，不然咱们都没命了!”……

董其武当时的心情很沉重：没有接到正式命令撤退，等于临阵脱逃。同时他感到这一仗打得太窝囊，不把窜进城内的日军消灭，他不甘心。然而，接二连三有人来报告，总部和各部队的确已撤离。董其武只得咬咬牙：“撤!”

夜10时许，他们来到大南门，那里仍然乱成一团。他们另寻出路，转身登上城墙。有人发现脚下有一条较粗的黑被覆电线，一端拴在城墙垛口上，一端垂到城下，看来已经有人从此处顺电线下滑出城。

董其武就是按这个办法出的城。

1937年11月8日夜晚，华北重镇太原沦陷。11月11日，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沦陷。12月13日，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自9月中旬日军攻陷大同和攻击平型关开始，至11月8日太原沦陷为止，坚持了近两个月的中日太原会战宣告结束。太原会战是中国抗战初期抵抗最坚决、最持久、战绩显著的四大会战之一，它打破了日军企图进行华北平原会战的计划，又为我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署新的作战，争取了时间。在这次悲壮的会战中，八路军于平型关一战扬威名；而惨烈的忻口战役，消耗日军兵力2万余人，创下了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纪录；会战之后，八路军初步在华北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又是国共合作的典型战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高潮的标志，因此，它的意义自当更为深远。1937年秋天的三晋大地，是血和火的海洋……

1937年11月11日，在山西古交镇，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面对刚刚集结起来的1000余名从太原突围的官兵，用悲凉的语调说：“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不怕死的跟着我傅作义来继续抗战！”

1937年11月15日，在山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会见了几个远道而来的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详细回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他们：“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在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作家。几天之后，周立波用他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此时，在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宣布：“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