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如子（2 / 2）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好皇帝比一比，哪个更好呢？

这个问题我就不来回答了，在刘病已去世几十年后，汉朝有人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可能比我推测的更准确。

当时，汉成帝刘骜（刘病已孙子）问中垒校尉刘向：“汉文帝和汉宣帝两个人，在治国理政方面谁更出色呢？”（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

刘向很精通当代史，他回答说：“宣帝在位时，政令和法令通畅，教化清明，边境安宁，四夷亲附，单于臣服，天下殷富，百姓康乐，汉朝在他的治下好过文帝时代。当然，这和宣帝时代匈奴宾服、四夷和亲有很大关系。”

刘骜有些不解，接着问道：“可是，后人都称颂汉文帝，说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几乎和理想中的太平盛世差不多了，说文帝的德行也和周成王相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向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帝对待言论的态度。文帝很尊重上书言事者，他不会诋毁上书者的观点，君臣之间能平等交流。臣子见到天子，就可以直接上前说话，而文帝也会停下来，认真听取意见。臣子说得对了，文帝会夸奖他；说得不对，文帝也只是一笑而过。因此，那些曾给文帝上书的人都称赞文帝，后人见到这些人留下来的文字尽是对文帝的夸赞，自然就认为文帝非常好了。可是陛下，这世人之毁誉，往往和真实情况不同。很少有人仔细了解事实真相，大都在随波逐流，有些事情甚至都是无中生有的。（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

“所以说，尧、舜没有人们说得那么好，桀、纣也没有那么坏。桀、纣并没有杀过父亲和君主，可世上如果有杀害父亲和君主的人，人们都将他们比作桀、纣，而实际上桀、纣没那么坏。就像文帝虽然仁义贤能，可也没有人说得那么好，之所以如此，乃因为世人褒扬文帝，才说他的德行可以比肩周成王，其治几近太平之世。

“文帝在勤俭节约、自我约束、为天下做表率、容忍言论、包容臣子过失等方面，是平常人做不到的，在这些方面，文帝似乎要强于孝宣皇帝。

“不过，在聪慧善断、明辨是非、远见卓识等方面，以及考虑到数十年来日理万机却没出大的差错，在治国天赋方面，文帝似乎比不上孝宣皇帝。”

我觉得，刘向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认为宣帝时代优于文帝时代，同时也说了主要原因是宣帝时代匈奴臣服、四夷和亲。

不过刘向这是在评价当朝皇帝，所以话都说得很委婉。他敢说一个皇帝在某些方面比不上另一个皇帝，言外之意其实是因为该皇帝在这些方面有做得不好之处，他不方便说罢了。

他说和宣帝相比，文帝更勤俭节约，更懂得自我约束、为天下做表率，其实是宣帝在当了几年皇帝后，听说了一些汉武帝的气派往事，也效法武帝，变得奢侈、迷信起来，全然不像刚继位时的那个朴素少年。京兆尹张敞有一次就上书劝谏：“希望陛下少接触车马等玩物，少听那些方士的虚妄之语，潜心研究帝王之道，那样太平之世很快就能实现了。”不但张敞，谏大夫王吉也劝过刘病已节俭。

刘病已对天降祥瑞有很深的兴趣，他在位期间的7个年号，后面的4个年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都是所谓的祥瑞，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些东西，刘病已觉得这是吉祥物，就以之作为年号了。在《汉书·宣帝纪》中，一共有12次天降祥瑞的记载，在他执政的第11年（前63）六月，他甚至颁布了一道诏书，诏书的内容是禁止三辅地区的人打鸟，原因是当年春天，有一大批五色鸟飞过，翱翔起舞，想要落下来聚集最终却没有。他在位期间，有很多大赦天下和给百姓赐爵等施惠于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因为天降祥瑞后刘病已高兴才颁布的。

刘向说和宣帝相比，文帝更愿意包容臣子过失，文帝时代言论更加自由，是因为和宣帝相较，文帝更和善，而宣帝在执政时多了一些威严和霸道。在宣帝时代，杨恽、严延年是因为说话被杀，盖宽饶因言获罪后自杀。黄霸提了建议后刘病已觉得不好，就会把黄霸骂一顿，而不像文帝那样一笑置之。在汉宣帝九年时（前65），有凤凰降于彭城，少府宋畴认为凤凰未至京城，不值得赞美，这引起了刘病已的不满，宋畴被贬了官。总的来说，文帝比宣帝看起来更没有皇帝的架子，臣子在文帝面前更敢说心里话。文帝时代的官员更敢说话，说的话可能比宣帝臣子更出格，可文帝愿意包容（比如张释之、袁盎、冯唐和周亚夫都“顶撞”过文帝，那季布甚至当着文帝的面表达过不满），我们在史书上看不到一个关于文帝时代官员因言获罪的例子。

而刘向说宣帝聪慧善断、明辨是非、有远见卓识，其实是文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文帝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他都信、都听，人家说周勃想造反，他就把周勃抓起来；人家说季布好，他就准备给季布升官，之后又听说季布不好，他又把季布打发回去；人家说魏尚贤能，他不详细调查就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这些优柔寡断的行为，在汉宣帝身上很难看到。

在治国天赋方面，汉宣帝的确比汉文帝强。汉文帝执政，是无为而治，社会安定、清静，但有了问题朝廷也不作为，所以谈不上繁荣；汉宣帝执政是积极作为，发现问题了朝廷就想办法解决，整个社会依然安定，但有一股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气质。可以这样讲，汉宣帝是汉文帝和汉武帝的合体。他没有像文帝那般过于无为，也没有似武帝般折腾过头；他身上有文帝的亲和与仁慈，也有武帝的刚强和威严。能将这两种风格集于一身，做到宽严相济、恩威并施，避免“不作为、乱作为”，让整个社会安定又有活力，这就是治国天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