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乾隆身后事（2 / 2）
皇帝说，现在的大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祖宗的办法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办法执行得不好。“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把列祖列宗关于“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在贯彻规章制度时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变了样，走了形。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嘉庆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先朝《实录》一卷，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他写了很多提倡清廉反对腐败的文章，让大臣们学习。
面对财政问题，嘉庆给出的办法是提倡节约。他说，钱不够用，是因为我们花得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少花点，钱不就够用了吗？
面对人口压力、粮食问题，嘉庆给出的办法，是把那些流向工商业、采矿业的人口赶回到农村，让大家都去种地。人多力量大，大家都去种地，粮食不就能多打一些吗？
应该说，这些思路，这些办法，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首先，嘉庆朝的腐败，不是因为教育的不够。腐败的背后，是僵化的财政制度和失灵的监督体系，这是根本原因。如前所述，从乾隆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上涨三倍。然而乾隆和嘉庆都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因为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熟读历史，知道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要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那么要解决人口问题，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在当时人口压力下，有大量人口涌入工商业、采矿业。很多地方，出现了许多矿山，应该说，这是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他下旨说，开矿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开矿需要聚集众人，跑到穷山大川里面去。那么这些游民，聚到一起，很容易破坏社会秩序，闹不好还会起义。历史上好多起义，就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听任老百姓自行开采矿山，是非常危险的。我皇帝坐天下，要提倡好义不好利的风气，怎么可以纵容不安分的老百姓穷搜山泽之利呢？所以嘉庆帝的这个决定，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所以我们说，嘉庆皇帝他不了解历史大势，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事实上，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嘉庆帝这个人，性格上有弱点。
我们知道，嘉庆皇帝十三岁就被秘密立为太子，三十五岁才登基。他当了二十二年太子。嘉庆熟读中国历史，知道太子不好当。当太子，最主要的，是不能犯任何错误，因为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非常少，大部分太子都是下场不好。我们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所以做太子太危险了，可以说一失足就粉身碎骨。所以二十二年的太子生涯中，嘉庆皇帝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诛和珅，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这是他采取“守成”办法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他知识结构不行。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老师们教导他，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只有在青少年时期是学习能力最强的，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刻板的儒学教育塑造了嘉庆，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只会按着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传统式的教育让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家政治中的所有问题，先祖们都已经给出了成功的答案。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那么，这种守成式治理，成果如何呢？
我们看，嘉庆皇帝的守成，进行得是非常认真的。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终其一生，我们看嘉庆皇帝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早起。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别的皇帝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朝鲜李朝实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国家是越治越乱。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嘉庆皇帝正遵守祖训，在夏天结束后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就在他刚抵达北京城外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才把起义军歼灭。
嘉庆皇帝大吃一惊。起义军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奇事”。这其实只是嘉庆朝种种离奇之事中的一件而已。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嘉庆大惊失色，兵部大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他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原来早在三年前就已经丢了，兵部的小官们不敢汇报，一直隐瞒了三年，直到这次兵部尚书偶然问到，才暴露了。嘉庆皇帝亲自主审此案，审了一溜八开，最后也没查出来大印到底跑哪去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要为武进士举行传胪（lú）大典。这一天嘉庆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一直等到中午，这两位也没来，大典只好取消了。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这一天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虽然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过起义军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3年）四月，又有一个叫成德的普通老百姓，没事遛弯，走到紫禁城里了，一直走到内右门，就是走到皇帝住的养心殿边上，才被太监发现。
还有一次在圆明园的时候，嘉庆皇帝没事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在那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吃着“御草”。宫门口台阶之上，有人光着膀子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嘉庆皇帝一追査，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这些事一再发生，搞得嘉庆皇帝弄不明白，怎么他越励精图治，国家就越乱。他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嘉庆二十四年（1813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和他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通过这份史料，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嘉庆皇帝一见面就说，因为洪水泛滥，所以他想去山东祭礼，一直去不了：
“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衍圣公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孔府档案》）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嘉庆皇帝晚年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实际上啊，当皇帝这个事，对晚年的嘉庆皇帝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想，嘉庆皇帝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获得解脱后的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这个以英明、仁圣开头的皇帝，后来却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所以，讲完了嘉庆朝的政治得失，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乾隆皇帝一生的功与过。通过我们对乾隆皇帝一生政治功过的讲述，通过对乾隆盛世建立和崩坍的回顾，我想我们也许会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中国传统“盛世”，难以保持，结局往往都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的唐代盛世，汉朝从文景到汉武的汉代盛世，清朝的康雍乾三代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一下子衰败下去，陷入藩镇割据的乱局之中，再也没能强盛起来。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汉武帝晚年，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康雍乾盛世也是这样。这个盛世本来是何等辉煌，但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落后挨打的窘境，再也没能恢复昔日之荣光。
第二，人治的盛世不可能持久。
三大盛世，从盛到衰，如此迅速，究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是个人素质，而非制度创新。中国历史上的这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虽然盛世君主都或多或少地推进过专制政治的制度微调，但是需要在制度上更大的突破之时，这些盛世之君就故步自封，难以为继了。一个王朝在到达盛世阶段后，统治阶层都不可避免地进取精神消退，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忽视那些潜在的问题。盛世出现后，往往会出现制度僵化和制度衰败，各种问题逐渐滋生，从而导致下一个衰世的来临。乾隆晚年的僵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