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和珅的崛起（2 / 2）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和珅作为我的秘书，处理文件，出了大力。特别是他精通满语，所以处理军事文件，十分迅速。
所以“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兼通满汉，而且对事情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只有和坤一人了。
所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另一场战争，平定廓尔喀战争后，乾隆又下旨奖励和珅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去年用兵的时候，我下的指示，有的是汉文，有的是满文。而颁给达赖喇嘛等地方首领的诏书，用的是藏文和蒙古文。汉满藏蒙这四种文字都精通的人，实在太难找了。只有和珅一个人，四种兼通，所以帮我把这些事办得都很好。
所以说，和珅是有真才实学的，不是光靠钻营功夫上去的。
以上，我们说的是和珅的智商，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是第一点。那么除了智商外，和珅的情商还特别突出。和珅这个人，性格很活泛，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所以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是诗写得特别好。
当时的大诗人袁枚曾经这样夸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冯佐哲《和坤评传》）就是说他文武双全，特别是诗歌写得好，这样和乾隆能够唱和。
更让乾隆感觉舒服的，是和珅特别善于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记载，和珅“行止轻儇（xun），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秦鬟楼谈录》）。就是说，他身上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书呆子气，性格外向活泼，还特别爱开玩笑。
第三呢，和珅办事干练，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比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他办得非常好，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迅速地查出李侍尧的罪证，把他定了罪，又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保持了当地稳定。所以这种处理方法非常符合乾隆的心意。
所以和珅这个人很不简单。我们现在一提到他，就只说他是大贪官。事实上，和珅也做过很多正面的事，比如在乾隆后期，他参与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也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说和珅“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所以历史上一些野史把和珅描述成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应该说是不合情理。和珅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点深度的。和珅后来被赐死那天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和珅见到皇帝赐的白练之后，一点也没紧张，索要一支毛笔，在上面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冯佐哲《和坤评传》）
就是说，五十年的生命，如果一场梦幻，如今，我就要告别这万丈红尘了。以后当太阳照在河水上的时候，那河上升起的雾霭，就是我的化身。
你看，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和珅经国理政的才能。仅只有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老皇帝乾隆离不开他了。更何况除此之外，和珅还有另一项天赋，那就是理财。
我们说过，乾隆晚年面临的两个矛盾之一，就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他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给老百姓留下什么话把儿。
而和珅恰恰就是一个理财的天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理财家。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甚至耻于谈钱，但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不这样，他知道要让现金流动起来，现金流动起来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对现金更感兴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冯佐哲《和坤评传》）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冯佐哲《和珅评传》）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冯佐哲《和坤评传》）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他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拥有当铺十二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栓了八十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可以说在当时，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北京的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郎潜纪闻》）。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中记载，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这种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内务府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相看，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财富。所以乾隆把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和珅的正面品质。如此正面，为什么他最后还一败涂地呢？这是因为和珅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人。如果说他的一生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现世的享受，要做最大的官，要享受最好的生活。这是他的追求。他身上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请命的精神，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追求。
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和珅这个人自幼对钱比较看重。为什么呢，我们说过，和珅早年丧父，十岁的时候，父亲常保就在福建都统的任上去世了。父亲一去世，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所以《清史稿》说和珅“少贫”，就是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这样，和珅小小年纪，就充分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所以走上仕途之后，对钱看得也比一般人要重。
除了和珅自身的人性弱点之外，他做官不讲操守，这还与乾隆皇帝本身的统治政策有关。我们说过，乾隆中期，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乾隆刻意制造了许多冤案，限制当时人们的思想，防止人们乱说乱动。结果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一时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可以说，乾隆打断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脊骨。他告诉大臣们，你们不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什么个人尊严，你们只需要给我做好奴才，对我百依百顺就行了。所以从乾隆中期起，乾隆朝的大臣就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操守，越来越没有骨气。和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和珅的所作所为，就不考虑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只顾满足皇帝的眼前需要，有很多措施，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议罪银”的制度化，这是和珅制造财富的一个出奇手段，是他的一个天才发明，但却也是加快清王朝毁灭的一个加速器。
那么究竟什么是“议罪银”呢？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到了乾隆中期，乾隆觉得只罚这么点工资，意义不大，起不到惩罚作用。所以又法外加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应该说，乾隆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大臣们“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可是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力荐下，乾隆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他们知道，交议罪银可以讨得皇帝的欢心。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乾隆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所以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乾隆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乾隆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
这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应该说，乾隆晚年虽然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但是却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就像对于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这一制度让乾隆朝的大臣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正是和珅力荐的“议罪银”，最终催生出乾隆朝一桩又一桩惊天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