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惊天大案（1 / 2）

乾隆皇帝晚年，官场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粧自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贪污大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地处西北腹地的甘肃省向乾隆皇帝请示，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衣食无着，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款赈灾运动，准备给那些捐得多的富户，每人奖励一个“监生”的资格。

什么叫“监生”呢？原来清代国家的最高学府，叫国子监。它相当于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因此能取得它的毕业证是很光荣的事情。有的时候，朝廷缺钱，为了鼓励老百姓捐款，往往就奖励给捐款者一个监生，也就是国子监毕业生的资格。

我们说过，乾隆对救灾历来很重视，于是就批复说，这是件好事，你们去办吧！

乾隆没想到，就是这个批复，后来竟然成了一起史上最大贪污案的通行证。

当时甘肃省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叫王亶望。就是那个爱吃驴肉丝、爱吃活驴肉的那个人。这个人是通过捐纳——也就是买官——当上的官，所以特别会钻营，也特别会想歪点子。通过捐“监生”来救灾这个事就是他来主办。他办这个事，可不是真的为了灾民考虑，而是要收回买官的成本，而且还要获取暴利。

所以乾隆皇帝一批复，王亶望就热火朝天干了起来。他规定，五十两银子一个监生文凭。因为价格不高，手续简便，所以很快筹集到了一大批银子。不过银子到了手，他可没有拿来买粮食赈灾。干什么了呢？他跟其他地方官员一起，瓜分了。不到三年时间，甘肃省一共收到捐监银两六百多万两。王亶望自己留了一半，三百万。剩下的三百万，参与这个事的其他官员们分了。

当然，王亶望他们不是直接把银子拿回家了事。清代财政制度，对于捐款的收支，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王亶望要求当时的甘肃全省各府各县，每年都要上报灾情。甘肃地处西部，王亶望就让各县都报旱灾，还专门给各县列了个表，你这个县，说今年报大旱，要花二十万赈灾。他那个县，今年报中度旱情，要花十万两。就这样，通过全省知府知县各级官员的配合，编造了连续几年的灾情，编造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账本，细到了我这个县十万两银子，都花到哪些人身上，这些人的名字，每家几两，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后面还有这些人的签名画押，所以上报到户部，大家包括乾隆皇帝都没起疑心。

那么这个包装得如此严密的事情后来是怎么败露的呢？是王亶望这个人自己折腾出来的。

怎么回事呢？王亶望这个人非常精明，他是一鸡二吃，假赈灾这个事，不光成了他捞钱的手段，还成了他升官的阶梯。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包装成了他的一大政绩。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这样的奏折哄得乾隆是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因王亶望办理捐监救灾“有功”，乾隆一道谕旨把他从甘肃调到了浙江，升任巡抚。从荒凉的西北边陲调到东部最繁华的省份做一把手，王亶望心花怒放，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真聪明，太有办法了，太是个当官的材料了，按我这个势头、这个打法，几年后进京，当大学士、做军机大臣，那都指日可待。

所以他马不停蹄开始琢磨下一步的事。为了快些升官，他拼命花钱铺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第五次南巡中发布指示，要进一步把浙江海塘修好修结实，防止海水倒灌。原来浙江沿海，很多地方地势低洼，经常引起海水倒灌。所以朝廷在海边兴修石塘，造福百姓。为了在乾隆面前表现自己，快点把海塘修起来，王亶望一次性捐款五十万两用做工程费用。

结果，这一次捐款，引起了号称“精明天子”的乾隆的注意。要知道，虽然此时乾隆皇帝已经称不上励精图治，但也不是说他就像历史上其他的昏君一样万事不管了。所以王亶望的这个举动让乾隆起了疑心。

乾隆想，一个巡抚，一年的工资，加上养廉银，不过两万多两白银。你到浙江才三年，怎么就一下子能拿出五十万两？这里头可能有问题。于是派大臣阿桂调查。

一调查，事情很快水落石出。阿桂汇报说，不光是王亶望贪污，关键是甘肃省全省，上到总督巡抚下到知府知县与这个事都有牵连。比如陕甘总督勒尔谨，是王亶望的直接上司，王亶望办的这些事，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也收了王亶望的钱。至于甘肃各府各县，更是积极配合王亶望做了假账，一个县也没落下。所以这是团伙作案。

调查结果汇报上来，乾隆皇帝是大吃一惊。他说：“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全省官员上下勾结，团伙贪污，总数六百万两，这样的大案，大清王朝建立一百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乾隆皇帝下令，将王亶望立即正法。除了王亶望，相关人员都处理。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参与这个事的县级以上官员，一共一百零二人。这些人的罪名，要按大清律，都应该杀掉。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那样办，那么一下子就把甘肃全省官员基本全杀光了。这震动也太大了。所以乾隆皇帝最后长叹一声，杀了一半，把五十六名贪得相对更多的知府知县砍了头。

这个案子后来被称为“甘肃捐监冒赈案”，它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众，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那么，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详细地说这一个具体的案子呢？这是因为，这个案子，在乾隆朝晚年，非常有代表性。它的发生，与乾隆本人作风变化直接相关。

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想要杜绝贪污现象，可以说，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涨潮落潮一样，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财政制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没有严格的审计监督机制，可以钻的空子到处都是，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难事。第二是大部分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官员的薪水都非常低，有的时候低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比如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严守朝廷的规定，工资之外的钱，一分也不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必须在官衙中，自己开了一块菜地，才能不至于被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只能或多或少贪污一点，所以明清两朝的贪污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不过这种贪污，也是会受到一些力量的制约，所以通常不会发展到太严重的程度。哪些力量呢？第一是儒学的价值观。传统时代的官员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对官员们的人格操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约束。第二个力量，就是皇帝的警惕性，让官员们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贪污犯罪。

我们说，乾隆中前期，贪污腐败并不严重，正是因为这两条在发挥作用。然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两条基本上都失效了。第一，乾隆这个人，不断压制臣权，致力于把大臣变成只会办事的奴才，于是乾隆朝的官员们渐渐放弃了对人格理想的追求。第二，乾隆晚年，凡事务从宽厚，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宽。这样，贪腐就失去了约束。

乾隆朝晚年的贪腐创了历史纪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乾隆中前期，清朝经济一直高速成长，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GDP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第一位。蛋糕做大了，那么可以搜刮的基数也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地方官员手里的钱多了，贪污起来，手笔也就大了。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就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仅仅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乾隆三十多年，到乾隆四十多年，乾隆王朝就完成了从前期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遍地的转变。“甘肃捐监冒赈案”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

“甘肃冒赈案”反映出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出现了几个新特点。

一是腐败的全面化。以前乾隆朝处理的贪污官员，大部分都是中低层官员。但是到了乾隆朝晚年，腐败官员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三品以上大员，不过三五个人。而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三品以上地方高官被处理的，达到二十多人。乾隆皇帝在退位的前一年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气话，他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也就是说，各省的总督和巡抚，能真正保持廉洁的，十个里不过两三个。高级官员队伍中居然出现王亶望这样毫无底线的人物，就说明当时乾隆朝的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最高层。这是第一个新特点。

第二个新特点，是窝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的趋势。

乾隆早期，官员们贪一点钱，也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到了乾隆晚年，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习以为常了。办一件事，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大家都有心照不宣的价码。

而且为了自保，这些贪官结成了利益同盟，出现了很多“窝案”“串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除了这个案子，朝廷还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比如山东巡抚国泰亏空案、闽浙总督富勒浑勒索钱财案等，和甘肃冒赈案一起，在历史上统称为乾隆后期六大案。这几起案子，都和“甘肃冒赈案”一样，“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个人犯事，会挖出几十名上百名同犯。

所以“甘肃捐监案”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朝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本来，有清一代，放赈的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为了防止有人冒领赈灾款项，朝廷规定，在给灾民们发放粮米的时候，主管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完毕后，要亲自在账单上签字画押。同时，整个赈灾完事后，要把发放了多少钱多少米，具体多少人领取，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写到一张大榜上公布，让老百姓来一起监督。然而在“甘肃冒赈案”当中，朝廷所有的这些规定都如同一纸虚文，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王亶望这个贪官的大名，早已经是尽人皆知，却从来没有人敢于向上反映。当时甘肃省民间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你要是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他一面；要是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可能会留你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就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健健身，以表示关系更近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