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严峻的新挑战（2 / 2）

我们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左右，大清登上了盛世极峰。然而，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极盛中，酝酿着衰落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人口压力。人口迅速增长，是清朝盛世的最主要表现，但也是后来衰落的最直接的原因。人口的增长是几何式的，乾隆朝人口，后期比初期翻了一倍，达到将近三个亿，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但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是有极限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粮食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我们在前面讲过一个数据，乾隆朝的粮食总产量，创了历史之最，达到二千多亿斤，这个数字是汉朝的五倍，唐朝的三倍，非常厉害。但是与此同时，清代的人均粮食产量，却滑到了历史最低值。历代人均粮食产量是多少呢，秦汉是985斤，隋唐是988斤，宋代是1457斤，明代是1192斤，而乾隆年间是多少呢，780斤。（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口太多了，再高的总产量一平均就没了。

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大清王朝出现的主要矛盾，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因为人多地少，地主就不断提高地租。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耕地，每年向地主交租是多少呢？八石五斗。仅仅过了四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二十四石，四年翻了将近三倍。湖北黄冈的一块耕地，原本收租三石，两年后，租价就上升到了六石，两年翻了两倍。（郭成康《乾隆皇帝全传》）

这样，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地租太高，佃户交不起，怎么办？就拒绝交租。那地主也不干啊，于是就不可避免出现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民间就出现了什么铁尺会、乌龙会等等会，佃户们加入这些会，联合起来跟地主斗争。比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的佃农杜正祈等人“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构难。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他们几十个人，组成了一个铁尺会，入会的人，每人发一把铁尺，表示一起行动，不交地租。各地这些会，越来越多。

事情还不止于此。因为底层农民越来越穷，所以虽然乾隆经常减免租税，普免钱粮，我们说乾隆一朝一共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但事实上，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交不起国家的赋税。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刁徒七八百人挟有草束，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郭成康《乾隆皇帝全传》）。就是说，这个县里七八百个穷人一起，一人手拿一束干草，跑到县衙里，把草扔在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你们收皇粮收得太多，我们交不上，我们不种地了，让地里长草吧！这种事，很多省都出现过。

这些现象，在乾隆中期是越来越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因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当然是坏事，从另一方面看，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的契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很多国家的近代化，就是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冲突中这样发展起来的。比如1381年，英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英国也是因为人多地少，大量的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是雇主拼命压低工资，打工农民的收入多年不能增长，就起来闹事，英国国会就颁布了一个《劳工立法》，禁止劳动者通过闹事的方式涨工资。这下农民不干了，所以1381年，农民在泥瓦匠瓦特·泰勒的带领下开始起义，他们拿着砍刀、木棍，到处袭击庄园和官邸。虽然起义最后被镇压，但是这次起义却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国王理查二世向农民们低头，取消了《劳工立法》，打工农民的工资水平大幅增长。这就推动了更多农民离开土地，从而推动了英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所以事实上，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导致的社会冲突，正是推动欧洲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主要动力。

因此，人多地少，对乾隆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第一，从经济上，开放采矿业、工商业、外贸业、发展服务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促进经济升级换代。第二，在社会上，允许农民通过一定方式组织起来，与地主协商租价，让地主不能过度剥削，这样，既促进了社会自治的发展，又可以限制贫富分化，稳定清朝的统治。

但是，乾隆皇帝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说过，乾隆这个人，特别聪明，在中国皇帝里算得上特别雄才大略。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虽然身处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折期，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传统的，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我们说过，乾隆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完全来自传统史书。他采取的所有治理手段，都是古已有之。就是说，他的思维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所以面对社会动荡的苗头，乾隆采取了两手措施。第一手，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乾隆想尽了一切办法，减免税赋、推广良种，大量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开荒。把传统农业的生产潜力挖掘到最大。第二手，传统型政治思维，决定了乾隆对民间社会的动荡，只能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强力压制的方式，从严控制。我们说乾隆爱民，爱的是“良民”，对于那些所谓不守本分敢于闹事的“刁民”，乾隆是视如仇敌的。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动荡事件，乾隆的态度就是一个，坚决压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聚众闹事，如果闹事的人多至四十人以上，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所有的人，一律处死。为什么呢？这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止事情变得更不可收拾，变成对王朝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一再告诫地方官员，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清高宗实录》）就是在事情一露头的时候，就狠狠打击，绝不能手软。这是乾隆的一贯思维。

比如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宝泉就是铜钱，宝泉局也就相当于今天国家印钞厂——出了一件事。当时厂内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剋扣他们工资，一起停炉罢工，不再铸钱了。乾隆一听，马上要求大臣们严厉镇压。他怕大臣们不敢动手，下旨说：“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对这样的刁民，可以打死一两个，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发生了一次灾荒，米商们把大米囤起来卖高价，粮价大涨，老百姓买不起。于是，有一个叫顾尧年的读书人，就率领着很多老百姓，来到官府请愿，请求地方官采取措施来控制粮价。为了表示自己对朝廷的恭顺，顾尧年还特意“自缚双臂”，让人用绳子把自己的双臂捆起来，跪到大堂上为百姓请愿，说明自己完全是朝廷的顺民，没有他意。乾隆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因为参与这件事的老百姓很多，乾隆非常害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立即正法。”（《清高宗实录》）也就是说，最近，聚众之案很多，这个苗头不好，一定要严厉镇压。因此他命令苏州的地方官，把顾尧年等几个为首的人，杖毙于大堂之上，就是在公堂之上活活打死。乾隆处理这类事情的一贯方针，就是枪打出头鸟，带头闹事的人，不管有理没理，一定要从严处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南巡路上有人指使灾民拦御轿这件事，在乾隆眼中，就成了对大清统治的严重威胁。有组织地试图扳倒朝廷命官，这样的事绝不能鼓励。但是河南夏邑确实有大灾，地方官确实隐瞒灾情，救灾不力，必须得到应有的处理。怎么把握这个度呢？乾隆为了难了。

经过左思右想，乾隆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和知县孙默都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以儆戒其他敢于隐瞒灾情的官员。

第二，反映情况的人也得到处分。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干预公务。拦御轿的刘元德以及背后资助他的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给山东巡抚从严审办，继续审查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对他们要严肃处理。

乾隆这么做，是对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谁都不放过。完事，乾隆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

传谕各百姓等，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致增长刁风，挟制官长，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要告诉天下老百姓，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为了整顿官纪主动派人暗访发现的，并不是因为彭家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来拦轿反映情况。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随便告官，那么必然要受到朝廷的严惩。

这道谕旨再次反映了乾隆一生坚持的政治原则，是权操于上，不可下移。绝对不能以下犯上。所以乾隆在谕旨中接下来又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jié）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辟如祖父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州县官员是民之父母，过去都说父母官嘛，那么这样一比，皇帝自然是老百姓的祖父了。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也不能溺爱，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果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做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培养孙子以下犯上的恶习。所以，孙子跑到祖父面前来告发自己的父母，即使有理，祖父也不能明确表态支持。

因此，普通老百姓作为孙子辈，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相信英明的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

所以，乾隆决定要把“孙子”就是这几个老百姓，交给自己的“儿子”处理。因此他才把跑到山东拦轿的刘元德以及背后主使的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地方官审办。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这几个“孙子”，才能使他们记住下次不要再以下犯上。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却十分能干。刘元德被乾隆交给山东巡抚之后，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命夏邑县立刻把出钱资助刘元德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递解到山东。

这个时候，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孙默还是夏邑县令，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掉了，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办理这个案子，才能挽回自己的命运。山东巡抚命他抓人，但是他不光是抓了人，还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对段家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抄家。他命令属下把段家所有带字的东西，所有书籍和文章，片纸不留，一律带回来让他细细检查。

为什么抓了人还要抄家呢？因为孙默非常清楚，乾隆皇帝对于批评朝廷的言论非常重视。这些秀才们爱舞文弄墨，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而这些文章之内保不齐会有一两句对朝廷的牢骚怨望之语。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朝廷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的性质就变了，皇帝的注意力也会被转移，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很不寻常的文书，什么文书呢？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我们知道，吴三桂是清初的三藩之一，在八十年前的康熙年间，起兵造反，发布了反清的檄文，这篇檄文内容当然是痛骂清朝的统治，在当时广为流传。那么，这么多年后，你段家仍然保留这样的文章，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孙默如获至宝，飞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图勒炳阿。图勒炳阿一看也大喜过望，又添油加醋了一番，说这事涉嫌谋反，十分严重，然后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报给乾隆皇帝。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些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已经感觉十分不妥。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说普通百姓扳倒巡抚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已经传遍了大清各省，成了全国各地街谈巷议的头条新闻，甚至有不少地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准备要进京告状。

乾隆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立了大功，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图勒炳阿彻查这个大案，特别是要查清这个檄文到底从哪里抄来，背后有没有其他情由。乾隆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说了这么一句：“命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查抄，以查彭家是否亦藏此道伪檄。”显然，乾隆皇帝仍然怀疑彭家屏与此案有关，即使无关，他也一定要将他特别讨厌的那个已经还乡又干预公事的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进这个案子中，狠狠处理一下，才算罢休。果然，审查结果证明，彭家屏虽然没有吴三桂伪檄，但是却存着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等等。这些野史都是什么内容呢？记载的都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各地反清斗争的情况。在乾隆看来，这些内容对清朝统治都是非常有害的。

乾隆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认为证据已经够了，可以定案了，于是决定，把私藏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段昌绪“从宽”斩立决。对于彭家屏，乾隆以其私藏逆书之罪，“从宽赐令自尽”，让他自杀了。

不光让彭家屏自尽了，对于彭家屏的财产，乾隆也不放过。彭家屏家里有几千亩土地，对这些土地，乾隆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他命令地方官，把这几千亩土地全部分给夏邑的贫民。乾隆的意思显然是，既然你愿为贫民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他们，了了你的心愿吧！估计这样一处理，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向彭家屏学习，随便扰乱社会秩序了。

那么，通过以上处理，乾隆对底层百姓闹事展示了自己强硬的一手。如果仅此一手，我们说，乾隆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皇帝。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他还有另外一手。不久之后，乾隆又使出了他柔软的一手。他命令，夏邑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乾隆还派人深入这个县，调查此地连续多年遭遇水灾，到底是什么原因，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的方式加以根治。在整个事情处理完后，他又把图勒炳阿调进北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夏邑县令孙默最后仍然被革职了，以为其他官员之诫。

这就是乾隆皇帝处理地方矛盾的一贯方式，那就是，既处理带头闹事者，最后又会全力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以防百姓造反。

那么彭家屏的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一般都被归为“文字狱”，称为“彭家屏私藏野史案”。确实，乾隆皇帝处理他以及段昌绪等秀才，表面上的理由，都是他们收藏“反清”文件和书籍。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乾隆制造这起大案的主要动机。乾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主要动机，是打击敢于带头闹事的人，对日益动荡的底层社会，不断强化控制。这其实是他的危机意识的一个表现。在乾隆中期，还有很多人像彭家屏那样，受到乾隆相当离奇的处理，由此形成了乾隆中期的许多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