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叛逆的继承人（2 / 2）

那么乾隆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允禩、允禟等人，虽然已经犯了大罪，被我父亲弄死了，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还是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血。如果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当初之所以处理得这样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大臣们使的坏，架的火，而非我爹爹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呢，请大家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

这道谕旨是什么意思啊？是要给雍正的政敌平反。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我们知道雍正这辈子啊，最被人诟病的，就是这件事。把康熙的孙子，开除出皇族，让他们衣食无着，没地方吃饭。这确实不利于爱新觉罗家族的形象。所以，乾隆发了这道谕旨，要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那么乾隆的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允禩、允禟的后代又成了皇族，搬回了王府，过上了贵族生活。当日雍正另一个直接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乾隆不光给他放了出来，还赏了他一个公爵，给他一处很大的府第和一大笔银子，让他安度晚年。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这一枝的怨恨之情，举朝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佩服。

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乾隆又进行了第三项大的政策调整，这就是废除了雍正的“奏开垦”政策。什么叫“奏开垦”呢？原来雍正鼓励各省百姓开荒种地，增加粮食产量。他规定，以各地开荒亩数作为衡量地方官的政绩指标，就是说，哪个省开垦的荒地多，就升哪个省的官。结果可想而知，为了拼政绩，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本来只开了一千亩，他们报上去一万亩。结果他们升官发财拍拍屁股走人了，但留下的罗乱，却要老百姓负担。为什么呢？新开出了土地，就要纳税。本来有一千亩，却要纳一万亩的税，老百姓能受得了吗？乾隆当皇子的时候，就听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所以他即位后马上下诏，“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不得丝毫假饰”。就是说，对以前捏报的数字，你给我一一核实，把水分挤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传统政治强调以孝治天下。很少有人刚一登基，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和父亲对着干。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乾隆内心深处，对父亲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他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乾隆崇拜的是自己的祖父。祖父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有“人情味儿”的皇帝。康熙不光是有政治手段，而且为人比较宽厚大度。因此当初小弘历从见到爷爷的第一面，就感觉打里往外地亲。而父亲雍正呢，我们知道这个人个性与康熙那几乎截然相反：心胸狭窄，个性强悍，为人刻薄。乾隆在他面前，就像贾宝玉在贾政面前一样，只能感觉到害怕，感觉不到亲切。

另外，我们前面讲过，乾隆能当上皇帝，与祖父直接相关。所以乾隆对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感情，也特別深厚。他十分崇拜这位伟大的祖父，认为康熙皇帝不论是为人还是行政，都是自己的榜样。因此当了皇帝之后，乾隆处处刻意效法康熙：康熙为政不是崇尚宽大吗，乾隆一登基，也宣布要宽大为政；康熙一生是六次南巡，乾隆也六次南巡；康熙晚年举行“千叟（sǒu）宴”，乾隆也举行“千叟宴”；康熙办过博学鸿词科，乾隆也举办博学鸿词科……康熙年号是六十一年，乾隆则在六十年后，禅位了，不干了，说我的年号不敢超过祖父。所以我们可以说，乾隆对祖父的崇拜，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乾隆为自己身后选择的陵址，不在父亲雍正的西陵，而是康熙所在的东陵，死后与自己的祖父长眠在一起。可见祖孙二人，感情是多么深厚。

乾隆六十大寿千叟宴

而对父亲雍正，乾隆却没有太多的感情。尽管葬礼的时候，乾隆对“孝子”这个角色的扮演尽心尽力，但内心深处对父亲一直不是很佩服。

我们前面提过，乾隆即位前写过四十卷作文。这些作文中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叫《宽则得众论》。这是一篇议论文，论述怎么样才能当一位好皇帝。乾隆说，伟大的皇帝第一条标准，应该宽容大度，“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容忍臣子们的小小缺点，这样才能赢得人心。否则，你一天到晚急吼吼的，总挑別人毛病，看谁也不顺眼，大臣们哪，也不佩服你。（《乐善堂全集》）

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隐晦地批评雍正皇帝。父亲雍正对兄弟们那样残酷，对官员们那样苛刻，大家都有微词。弘历对朝政不敢直接发表评论，但是心中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隐晦地表现出来，就是这篇《宽则得众论》。他一接班就反雍正之道而行之，说明他对雍正，多年来内心已经积累了很多不满。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乾隆非常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伟大的皇帝。

我们说过，乾隆读书的时候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乾隆在作文中还曾经给他们搞了一份排行榜。乾隆心高气盛，“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认为大部分皇帝都不怎么样。在他眼中，几百个皇帝最成功是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明，却不善于挑选人才；宋仁宗虽然仁慈，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佩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个人。他说，唐太宗是“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也就是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最伟大的皇帝。他说唐太宗这个人“虚心待物，损己益人，爱民从谏，躬行仁义，君臣相得，用致贞观之盛。令德善政，不可殚述”。（《乐善堂全集》）就是说，唐太宗这个人，谦虚，克己、仁义，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大臣，所以才创造了贞观盛世。因此在登上帝位前，乾隆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唐太宗施政的特点是什么呢？宽厚，开明。所以乾隆也要做一个宽厚开明的皇帝。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现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笼络人心。新君上任，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啊？是争取大家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搞一些措施，让大家都尝到甜头，得到眼前利益。

所以乾隆实际上是有计划地针对每一个社会阶层，都给了一些好处。

第一个，是针对皇族。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乾隆把那些被押的皇族都放了出来，让那些受到打击的皇族获得新生。这个举动很容易地赢得了皇族的一致支持。

第二个，要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民为邦本，所以赢得他们的好感当然非常重要。除了上面我们讲的“罢开垦”外，乾隆还采取了更有力的一项普惠措施，那就是减免税赋。即位之后乾隆一查账本儿，发现国库存银不少，所以《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就下了一道命令，天下老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所有赋税，都一概免单了，一风吹，不用交了。这是一项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交不起赋税的都是什么人？都是穷苦的人，所以这一下子就减轻了底层贫闲百姓的生活负担。所以“罢开垦”和“免欠税”，就很轻易地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争取完皇族和老百姓，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层需要争取，那就是官僚阶层。当皇帝当然离不开官员。所以乾隆又用宽仁政策，来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什么关系？猫鼠关系。雍正见到大臣，总是板着个脸，好像大家都欠他几百吊钱。大臣们一见到雍正皇帝就害怕。而新皇帝乾隆，看上去却是温文尔雅，总是笑眯眯的，对人非常有礼貌。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的老臣，见到他们总是叫他们“先生”，或者叫“爱卿”，从来不直呼其名。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总是向老臣虚心请教。他效仿祖父，宽大待人，愿意帮官员解决困难。雍正时期，反贪扩大化，把许多只贪污了几瓶墨水几张信纸的官员也抓起来，很多官员被他罚得倾家荡产，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父亲曹頫（fǔ），就是因为任上有亏空，被抄家人狱。乾隆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下令甄别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凡情有可原的，都宽大处理，放出去。罚款交不上的，也一律不要了，房子被没收的，还把房子发回去。曹頫就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底乾隆上任后，给放出来的，还没赔完的三百零二两银子，也不要了，乾隆还给他拨了一个院子给他一家子住。乾隆即位头几年，从轻处理的官员两千一百多名。（《清高宗实录》）

如来一来，乾隆这些措施，就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统治时期，官员们上班时成天提心吊胆。这下，紧张了十三年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如果说雍正统治时期如同一个严酷的冬天，乾隆即位，大家都感觉春风拂面，春天来了。《啸亭杂录》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就是说，乾隆一举一动，都以宽大为原则。因此天下万民都很欢迎他，对他颂声不绝，江南还出现了一首歌谣，叫“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是什么意思啊，希望乾隆永远统治下去。

乾隆的天下，就这样初步坐稳了。所以我们说，赢得人心，是乾隆实行新政的主要原因。

那么肯定有人说，乾隆这样一上任，就全面否定自己的父亲，太不孝了，不厚道。确实，如果我们仅从父子关系的角度来讲，这些措施确实让雍正的在天之灵很难堪。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乾隆的这些做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甚至我们可以从这里引申出一个政治规律，就是大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出现康雍乾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中前期统治者敢于大幅度地否定前人，调整前代的统治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一个皇帝，不管他多么英明伟大，统治时间久了，肯定都会积累很多弊端。中国有句俗话，叫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一个人很难彻底发现和改正自己造成的问题。所以就需要别人来纠正。

我们先来看雍正皇帝。我们说过康熙为人宽大，但是凡事都有两面，任何优点再前进一步，就成了缺点，康熙晚年，宽大成了宽纵。再加上老皇帝因为太子的事耗尽了心血，所以没心思严格要求官员，因此官僚队伍就开始大面积地贪污腐败，朝廷政治纪律废弛，社会乱象层出不穷，大清王朝迅速进入下行曲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一代皇帝是一个性格软弱，没什么主意的人，那么大清必然就要进入乱世，这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这么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刚强的人。雍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厉行惩办贪污腐败，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弊端，让盛世得以持续。

然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优点前进一步，就是缺点。雍正的缺点，就是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雍正惩贪过于严厉，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他又过于追求政绩，有些措施比如奏开垦，就给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可以说，社会各阶层，对雍正政策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所以雍正死后，乾隆明智地选择了宽仁政策。乾隆认为，父亲已经严了十三年了，把大清社会的各种弊端清除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这个时候采取宽仁之治，既不必担心政治失控，又可享受百姓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在乾隆之后呢，也曾经一度出现了康熙晚年同样的情况。就是说乾隆晚年又一次陷入宽纵，导致腐败横行。乾隆的接班人嘉庆在老皇帝死后仅仅三天，就把他的宠臣和珅抓了起来，一度使大清朝政出现了一点起色。不过历史从来不会简单的重复。嘉庆的失败就在于他抓了和珅之后，却没有勇气继续纠正乾隆的其他错误，对乾隆反叛得不够彻底，大部分政策还是延续老办法，结果大清走上了中衰之路。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到。

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不可能笔直地走在正路上。向左偏一下，向右偏一下，这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偏得太厉害了，就得有机会把它纠正过来。清朝中期的政治能够平稳发展，就得益于这种不断的纠偏。这就需要统治者有勇气，有魄力。其实西方的选举政治，也是这么个理，通过政党轮替来对错误政策进行纠正。

那么，除了翻父亲的案，乾隆还有什么新的统治策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