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也曾明君也曾雄（2 / 2）

在听取民意方面，萧衍也是不避敏感话题，大胆听取百姓意见和建议。天监元年，在改元刚四个月时，萧衍就下令在皇宫大门口的“谤木”和“肺石”旁边再设立两个木函，也就是木箱子。今天很多单位门口的意见箱、举报箱就是根据这个演化来的。两个箱子各有用途规定：“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才器冤沉莫达，投肺石函。”

谤木和肺石都是古代皇宫门口的标配物品。前者是一根竖立的木头，民众要是对朝廷有什么不满和批评，可以将批评言论写在木头上；肺石是一块颜色暗红如肺的石头，百姓若是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冤情，别投河上吊跳楼自杀，只要往肺石上这么一站，就有专门人员帮着把冤情反映到朝廷处理，绝对不必担心会被无视。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着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华表，就是从谤木演变而来。肺石后来也渐渐远隐，唐宋以后就被登闻鼓所取代，所以才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击鼓鸣冤一说。

梁武帝萧衍广开言路，开门纳谏，两个大箱子，随便往里塞意见信和举报件。如果对朝廷有批评意见，在职官员又不肯接受批评，可以将批评稿塞进谤木箱；如果功劳被掩盖，才能被压制，或者沉冤得不到昭雪，就将申诉书投进肺石木箱。这些意见和建议，最后都能上报到皇帝那里，并得到最终的处理结果反馈。

官员升迁提拔以及人才的选拔问题历来关乎朝政稳定。萧衍即位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方面的改革改良措施，重新制定文武百官等级，将官员等级定为九品，后又改为十八班，增设了不少官职，用来吸纳安排士族和寒门中的各类人才，缓和了当时不同阶层之间由于通往上层的途径淤堵而引发的越来越突出尖锐的阶级矛盾。

同时，他还加大了民间人才的选拔力度和公平公正度，抛弃了魏晋以来存在的中正制，在全国各地设置州望、郡宗、乡豪，专门负责发掘搜罗贤能人才，并及时推荐给中央。

那个时候由于教育不普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不多，朝廷思贤若渴，各级官员每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朝廷推荐各种人才。跟现在各级政府给官员规定招商引资任务一样，那时的朝廷也按照级别要求官员推荐上报人才，你一年推优三个，他一年推优五个，完不成指标就说明工作没做好。

萧衍特别重视人才发掘，他曾专门下诏求才：“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官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他要求抛弃门第观念，不问出身，只要通晓一种儒家经典并学而不倦者，经考试合格就可录用为官。即使是牛倌羊贩、寒门贱民，也都可以根据才干大小试用为吏。这种彻底打破世俗、抛弃门第观念的做法极其勇敢大胆，比宋、齐两朝开放得更为彻底。只要你有才，不管你贵贱。

这在九品中正制盛行的年代简直大逆不道，难以想象。那时候，即使是科长级别的官位，也是被有门第的士族垄断着。官员的后代永远当官，农民的子孙永远做农民，工匠的儿子继续世代当工匠。你再有才，顶多也就是个有才的种田能手，有才的雕刻匠人，有才的织布能手，连文艺协会、纺织协会都没资格加入。无他，只因为身份低贱。即使你苦苦奋斗了十八年，成年时也没机会跟膏腴门第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种变态现象在梁武帝朝代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皇帝萧衍重才华轻门第制度的普及推广，再加上后期侯景之乱的发生，南方士族受到了不可逆的毁灭性打击，到隋朝大一统时，寒门、高族已经没有了巨大的地位悬殊，两种势力彼消此长，逐渐融合，渐趋平等。虽然不少高门大姓直到唐初时仍然坚持自己的高傲，但此时的形势已是连强弩之末都算不上了。唐朝以后，什么士族呀，寒门呀，大姓呀，门阀呀，这些词汇统统成为烟云，归入历史的旧文档。南梁的萧衍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说明他的思维和眼光超越同时代的大多数人。

萧衍的眼光和思维体现在多个方面，他明确提出，官员要有真才实学，也必须要清正廉洁，并将清廉作为干部考察考核的重要手段。

为净化官员队伍，整肃贪贿歪风，萧衍在称帝的第一周就向全国各地派遣内侍，巡察四方，纠弹不法，打老虎，捉苍蝇。为配合反腐，稳定治安，他还下令起草《梁律》，这在南朝是一个创举。之前的宋、齐两朝都没有起草自己的法律，而是一直沿用流传下来的《晋律》，萧衍要求结合本朝实际，重修法律体系，制定了属于自己朝代的《梁律》。

《梁律》虽然在中国法制史上算不上伟大律法，但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开创了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中，妇女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倒霉的。在男权至上的社会，女人被要求完全附属于男人，她们存在的最大功能是娱乐男人，让男人获得身体和官能上的快感，为男人生育孩子，为男人劳动服务一生，到死了连个姓名都难得留下，只以某某氏替代之。

这样还不算最倒霉，最倒霉的是犯罪连坐制度对女人的牵连。夫家出事，她们会跟着被追究，你老公犯罪了，老公公犯罪了，你也有罪；父家出事，即使女儿出嫁在外，也得连坐，你老爸犯罪了，你也有罪，该坐牢的坐牢，该斩首的斩首。这种坏事成双让很多女人比窦娥还冤地死了，罪了。

《梁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人性化地取消了妇女连坐处死的制度，即使老公和老公公谋反，他们的妇女家眷也不会被杀死，去劳动改造就可以了。萧衍签发的这一司法制度后世多有继承，拯救了无数妇女的性命。

萧衍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皇帝，历史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般集勤奋、节俭、聪明、糊涂、信仰至上于一身的皇帝。

作为皇帝，他的勤奋和节俭，让许多普通人都望尘莫及。他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批阅公文奏章，不管酷暑严冬，都是如此。南方冬天的清晨是很冷的，长时间握笔写字，使得萧衍的手部皮肤被冻得大面积皴裂。这真是一个低碳生活的皇帝，连烧炭取暖都舍不得，手上冻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也毫不在乎，仍秉烛早起，继续勤奋工作。

至于他的生活节俭程度，在古代帝王中更是极为少见，“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穿的衣服也是寒酸破旧。别的皇帝服装都是顶级的绫罗绸缎裁制而成，穿一次就脱下来丢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穿新衣服。萧衍的衣服不是华美的丝绸，而是老百姓才穿的普通麻布，皇宫里的一切用具全部从简，没有豪华高端的精装修宫室，嫔妃个个穿着朴素，为了节省布料，她们都不穿曳地长裙。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乃至难以接受的是萧衍每天只吃一顿饭，所吃的食物简单清淡，都是蔬菜，没有鱼肉。不吃荤这点倒好理解，谁都知道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一天只吃一餐，能节省多少伙食费呢？这种所谓的节俭似乎太离谱了。

其实南朝的时候，饮食习惯跟今天不同，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以一天吃两餐为主，只有富贵人家才有一天吃三顿饭的实力。秦汉以来一直是这样。晁错《论贵粟疏》里那句“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便是汉朝一天两餐制的明证。吃了一餐，如果不再吃一餐就会感到饥饿。之所以不吃三餐吃两餐，原因很明了，粮食不够吃。上午九十点吃一餐，下午四五点吃一餐，保持着不饿死的程度就行。五点过后，基本就是大夜班睡觉时间了，睡着了便不知道饿了。

你别问为什么古代人不去夜生活，吃完晚饭后为什么不出去遛遛，这倒不是他们怕把肚子逛瘪了费粮食，而是因为古代的宵禁政策，晚上是不许出门的，被巡逻警察抓住可是让人吃不消的大罪。

整个皇帝社会时代，只有开明开放的宋朝不宵禁，所以才出现了开封、杭州这样的古代著名大都市，才会出现繁荣的消夜市场。可惜后来的明清两代又开倒车退回到宵禁时代，只有元宵、中秋等特定日子的晚上，百姓才可以出来透透气。

南朝时期也是实行宵禁的，日食两餐是普遍主流。不过皇宫里是三餐制的。萧衍作为一个皇帝，每天省下两顿饭，有必要、有意思吗？领导有节约意识是好的，但得看在什么地方吧，这样的节俭，无论出发点如何，都不值得支持。要是饿坏了身体，浪费的医疗资源会更多。

不过也真是奇怪，萧衍如此不注重食物的均衡营养，却奇迹般地健健康康活到了耄耋之年，让人不由感叹他的神奇。

但不管如何，萧衍拥有挥霍铺张的条件，却选择节俭珍惜的生活的做法，博得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喝彩。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这样赞扬萧衍：“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钱穆说萧衍是一个比汉文帝刘恒还节俭，跟新朝的王莽一样孜孜勤奋的南朝贤德君王。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夸奖萧衍：“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当下社会，“小康”是个很时髦的词汇，可三百多年前就有人用这个词来评价萧衍当政的时代了，尽管有溢美倾向，但也多少显示出了萧衍被人首肯的业绩。

萧衍在位期间，稳定的社会政治给南方人民带来了平安，给了南方社会飞速发展的机遇，这点连他的北方政敌，主宰东魏的大权臣高欢也不得不佩服：“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在高欢的潜意识里，长江以南的梁国其实比自己的国家和西魏有气质有文化，是华夏衣冠正朔所在地。

一个连对手都由衷发出赞叹的人，他的成就，他的能力，他的本领，他的雄才大略，一定是突出而过人的。萧衍能在乱世之中抢得头彩，能在劲敌环伺的境地下，执政半个世纪而不倒，其过人之处自不待言。

然而，这位当皇帝当到腻的老头，却并不是一个全始全终，有着圆满结局的最高统治者。在位晚年，他犯下了严重的决策错误，把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复又拖向黑暗深渊。如果客观地评价，萧衍只能算是半世英雄，一生英雄兼狗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