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伐也疯狂（1 / 2）

在中国历史进行过程中，只要有南北方政权存在，那么毫无例外，双方都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南方对北方嗤之以鼻，北方对南方不屑一顾，互相看不起，互相拆台，连称呼上都透着股蔑视。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呼南朝为“岛夷”，极尽贬低之能事。

“索”指发辫，古代北方民族多有发辫，他们喜欢把头发剃一半，留一半，并将头发系成辫子。而南方人的头发都是盘起来，用簪子别住，女的在头上插花串金，男的则用冠帽把头发罩住，北方人那种辫子粗又长的小芳模样，在一贯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南方人眼中，简直就是俗不可耐的原始野人，所以南人觉得“索虏”很适合形容北人。

北方人也不甘示弱，发明了一个同样充满蔑视意味的“岛夷”词组回敬南方人。

北魏的拓跋焘和南朝宋的刘义隆二人也是相互鄙视、相互较劲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双方关系的一个缩影：对立、不统一，外加互相攻击。

拓跋焘和刘义隆这两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区域的皇帝，算起来其实是很有缘分的，这对冤家的人生经历有许多地方都高度相同。

两个人的执政时间相同，拓跋焘是公元423～452年在位，刘义隆是公元424～453年在位，都当了30年皇帝；两个人还都是十来岁登基，寿命也差不多，都是在四十多岁的壮年期死亡，而且死亡原因高度相同，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宫廷谋杀。

历史上同时代的南北对头拥有如此多巧合的极为罕见，罕见到竟然连政绩都相同，都在自己的皇帝任期内将帝国事业带入巅峰。就工作成绩而言，拓跋焘和刘义隆都各自超越了自己的前辈，将国家治理得繁荣富裕、兵强马壮，达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高度。

综合来说，元嘉年间，南北朝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北魏皇帝拓跋焘日益增长的治国水平和宋国皇帝刘义隆日益增长的好大喜功心态之间的矛盾。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都算得上是有作为的皇帝，但整体考量比较，北强南弱规则依然适用，北魏的拓跋焘明显胜过南朝宋的刘义隆。刘义隆一生都在和拓跋焘角力，他一门心思地踏上了北伐这条不归路，只想着如何灭掉北魏，成为北伐强人，建立不世功勋。但无奈刘义隆力有不逮，在拓跋焘面前始终处于下风却不自知，依旧蚍蜉撼树似的穷兵黩武，最终落得鼻青脸肿的下场。

除了文化素养，其他任何方面，刘义隆都不是拓跋焘的对手，只可惜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刘义隆没看清楚这点，他以为拓跋焘是个没心眼没脑子的大老粗，还跟他使过反间计。

北魏大将王慧龙在刘宋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被拓跋焘任命为四镇守将之一，担任荥阳郡太守，负责防守荥阳要地。

王慧龙是个将帅之才，他就任郡守后，亦农亦兵，双管齐下，带领本郡军兵搞大生产、大练兵，两个文明建设大放异彩，“归附者万余家”。有一万多户人家主动跑到荥阳，自愿成为魏国人，这其中包括不少刘宋居民。在那个年代，人口是立国之本，打仗交税、生产发展、养活皇室，哪一样都不能没有人口。人都移民国外了，本国还怎么实现四化奔小康？所以邻国当家人刘义隆特恨这个王慧龙，想用离间计把他搞臭搞死，灭了这个国境边上的威胁者。

离间的核心技术就是散布谣言，刘义隆派人到处造谣说：“慧龙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说王慧龙对自己功劳这么大，却只担任太守这么小的职务很是不满，打算叛变魏国，投靠宋国。

在有组织有计划地一阵密集造谣后，刘义隆那个高兴啊，躲在墙拐角里捂着嘴笑，心想王慧龙这次彻底玩儿完了，拓跋焘听到这条路边社消息，一定会逮捕法办他的。

果然，王慧龙要叛国造反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拓跋焘耳中，还真不出刘义隆所料，拓跋焘马上有了反应，迅速就此事专门下诏，并派人将诏书送到荥阳。

看来王慧龙这次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但实际情形却和刘义隆期望的恰恰相反，拓跋焘听到王慧龙要造反的小道消息后，马上就判断出这是刘义隆的借刀杀人计，所以，为了安慰王慧龙，打消他的顾虑，拓跋焘特意就此事专门给他下了一道诏书：“刘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

你说刘义隆惨不惨，绞尽脑汁想出的一条“妙计”，分分钟就被拓跋焘识破了，不但没达到除掉心头之患的目的，还让人家君臣更进一步融洽了关系。皇帝说，王爱卿你别担心，刘义隆那家伙是因为怕你所以才决定陷害你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言语，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工作该咋干还咋干，不要有心理负担。

刘义隆和拓跋焘的差距就在这里，前者虽重千斤，但后者却是四两，轻轻一拨就将其全部的力量化为无形。

拓跋家族皇室成员整体治国能力是很高的，这个家族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过方向性的重大影响。他们终结了北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将乱成一锅咕嘟咕嘟的热粥的北方大地全部统一，为后来的隋朝南北大一统以及唐朝的顶峰巨献奠定了早期基础。而最终一统北方大地的正是刘义隆一生火拼的对象——拓跋焘。

拓跋焘从十二岁开始就指挥千军万马沙场鏖战，短短一生，击柔然、打西秦、吞北燕、灭胡夏、并北凉，指谁打谁，打谁赢谁，好几个国家在他手中灰飞烟灭，如果写悼词的话，完全可以这么说：他是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

拓跋焘的事迹太多太突出，本书由于侧重于南朝，所以不在此拐弯叙述他的人生经历，根据北朝拓跋家族和南朝刘姓家族的整体表现，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家第一代的刘裕是龙，第二代的刘义隆是蛇，第三代那些我都懒得写出名字了，个个都是变态狂虐待狂，简直连虫都算不上，就是一些个蛆，这些刘家货色后面会一个不漏地讲到。

而拓跋家族和刘家明显不同，刘家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拓跋家则是一代胜过一代，第一代拓跋珪是龙，第二代拓跋嗣是龙，第三代拓跋焘是强龙，后面他们家虽然改姓元了，但依然以龙居多。其实他们主动将鲜卑拓跋复姓改成汉族元氏单姓，这种全盘彻底的汉化本身就是龙的行为，虫子绝对干不出这么先进又有远见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铺垫，其实只是想证明，北朝凶猛，不宜招惹；南朝温顺，挑衅北朝肯定会吃亏挨巴掌。

事实胜于雄辩。我说的观点是有事实证明和支撑的，第一次北伐凄惨收场即是明证，“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

到彦之率兵北上那会儿，刘宋的盔甲刀枪武器等军用物资十分充足，但经过北伐的残兵败将这么一糟蹋，完了，国库里的粮食、军械库里的武器损失殆尽，库房里除了老鼠屎，啥都没有。

照理说，吃了这么大的亏，刘义隆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吧，不应该好了伤疤忘了痛吧。但刘义隆却吃了堑，没长智，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痛。第一次北伐惨败十九年后，他再一次生出北伐的心思。

这十九年，是南朝宋的黄金时代，期间对外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国内政局稳定，民众安居乐业，人口增加，经济趋好向上，综合国力相比之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刘宋当时虽然国土面积比北魏小得多，但由于是中华正统，再加上软文化、硬实力俱备，在亚洲地区俨然是响当当的“亚洲一号”，当之无愧的亚洲中心。周边的师子国、扶南、高丽、倭国，乃至遥远的西域各国，都纷纷遣使来朝，给刘家王朝进贡送东西，进贡物品五花八门，美女、大象、鹦鹉、人参……今天超市买得到的、买不到的，应有尽有，这些国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大哥，您腿粗，罩着小弟点。

此时的刘义隆觉得自己很粗壮，我牛啊，我要去北方打蒙牛！

元嘉二十六年，刘义隆打算实施“屠牛计划”，得到了大部分佞臣的高度赞同和拥护，“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

当得知皇帝有北伐意向后，朝廷大臣都满脸谄媚之色地上书进言，提建议，说原因，从各个方面论证此时发动北伐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借以证明皇帝威武，具有战略眼光。当然，如果此时皇帝说不宜对外用兵，那些臣下照样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从各个方面论证此时不宜发动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一个政权到了满朝大臣时刻对皇帝观颜察色，然后想方设法迎合皇帝、投其所好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政权已经沦落，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夕阳政权了。

元嘉末期，虽然刘宋才成立三十来年，但国运已像滑落的夕阳，龙钟老态已现。当皇帝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有无数臣下哼哼哈嘿无观点地附和拍马时，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黑夜即将来临了。四年后，随着大蛇刘义隆的死亡，刘宋便坠入到茫茫黑夜之中。不过，这种暗无天日的黑夜前奏，其实早在刘义隆时代已经开始，具体时间就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而和刘宋倚河对峙的北魏此时却是如日中天的另一番景象，朝廷上谄媚溜须的大臣极少，反而触犯龙须逆鳞的铮臣很多。有个叫古弼的魏国大臣为了给皇帝提建议，正儿八经敢舍得一身剐。

古弼当时认为皇家园林太大，占地太多太浪费，应该把这些只供皇家休憩游玩的园林土地分出一半，赏赐给没有土地的贫民种庄稼。

这事大家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的确，汉初的萧何也向刘邦提过类似的议案，说皇家那个专供打猎游玩的上林苑占地面积太大，闲着太浪费，不如分点给人民群众种点粮食多好！结果正在生病的刘邦见到这份提案，气得差点把中药罐都摔了，即刻下令把这位功高盖世的大丞相给抓起来丢进监狱。

古弼敢提这个建议，可见其胆子多大。但他胆子大却比不上皇帝的棋瘾大。当古弼进宫反映这个问题时，拓跋焘正在和大臣刘树下棋，没理睬他，把他当作棋盘上一个可有可无的兵卒一样撂那儿半天不搭理他。

古弼在旁边坐了好一会儿，突然出离愤怒地当场发飙了，他冲到刘树跟前，拽着刘树的头发，将其拖离胡床，然后对着倒在地上的刘树练了一通跆拳道、柔道、中华武术一锅炖啥的，劈头盖脸对着他一顿猛打，边打边说：“朝廷不治，实尔之罪！”

这其实是在指桑骂槐，说，朝廷现在之所以不上正轨，都是你刘树的罪过！

拓跋焘看到古弼当着自己的面对刘树使用迷踪拳，第一反应是大惊失色，怎么可能会有人在我面前使用暴力？但很快他就由大惊失色转变为大声道歉：“不听奏事，朕之过也，树何罪！置之！”

拓跋焘这时候表现真不错，他没有高喊“来人啦，有刺客”，而是高声说，不听你的奏报，是我的错，跟刘树没关系，你快放了他，别再打他了。

事后，拓跋焘不仅没有治古弼之罪，反而痛快地答应了他的所请，准奏，提高土地利用率，划拨一些给百姓耕种。比那个乡村干部出身的刘邦觉悟高多了。末了，拓跋焘还劝慰古弼不必担心以后会因此事而被穿小鞋：“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为之，勿顾虑也。”

这话说得有点像教科书上的名人名言，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皇帝居然说出了几十年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气。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就继续竭尽全力去做，不要有任何顾虑。

拓跋焘这么说，这个古弼还真是这么做的。

过了不久，拓跋焘带着人马外出打猎，“获麋鹿数千头”。麋鹿在民间俗称“四不像”，头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这种动物最早是中国特产，但现在野生的麋鹿早绝迹了，全世界圈养的麋鹿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头，拓跋焘一次打猎就抓到几千头，足见那时候遍地是麋鹿。

要把这么多麋鹿运回去难度很大，于是拓跋焘写了个条子，叫人送给朝廷尚书古弼，让他“发牛车五百乘以运之”。

加急电报：速派五百辆牛车来装运麋鹿！

可是电报送走后不久，拓跋焘就不自信了，他对左右随猎人员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自以马运之。”

“笔公”是对古弼的尊称，也是拓跋焘给古弼取的外号，因为古弼的头形状尖削，拓跋焘便给他取了“笔头”外号，生气的时候，就骂古弼是“笔头奴”，不生气时就尊称“笔公”。

拓跋焘对大伙讲，笔公一定不会派车来的，你们还是自己老老实实趁早用马把麋鹿驮回去吧！

果然，在向前走了百来里之后，那个送加急电报的使者回来了，并带来了古弼的回信，信中说，现在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谷粒、大豆遍布田野，山猪野鹿、鸟雀飞雁日夜偷食，为了减少损失，大家都在抢收庄稼，牛车全在运输粮食，暂时没有多余的牛车来帮你运载麋鹿，等我把粮食运完了就派车来。

等粮食运完了，麋鹿大概也早就死光烂光了，这其实就是拒绝派车的托词。不过拓跋焘并没有对抗命不遵的古弼动怒，反而感慨万千地夸奖他：“果如吾言，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看看拓跋焘的容人之量，看看北魏朝臣的刚直不阿，我们就能知道南北政府之间的差距。它们之间并不只是横亘着黄河，还有君臣之间心与心的距离，而心灵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实则遥远。看得见的黄河，可以天涯咫尺；看不见的心灵，其实咫尺天涯。

刘义隆和他的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臣下虽然面对着面，但实际上就是咫尺天涯，君臣的心根本不在一块，皇帝说什么，臣下都违心地跟着附和赞同，这次北伐计划便是明证。

在刘义隆头脑发热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古弼那样站在国家立场专为皇帝挑刺、泼冷水的硬脑袋大臣，那这次北伐兴许能够避免，而如果没有这次臭不可闻的直接动摇了朝廷统治基础的北伐，刘宋不会在六十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彻底崩溃。

当时支持刘义隆北伐的几个主要吹鼓手分别是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以及御史中丞袁淑言等人。这几个人投皇帝所好，整天在刘义隆面前嗡嗡嗡地说，北伐是个好主意。

王玄谟表现得尤其积极，他给刘义隆上书，长篇大论陈述北伐的可行性，看得刘义隆血脉偾张，激动万分地说：“闻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狼居胥是山名，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封狼居胥”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说的是汉武帝舅老爷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赫赫战功。西汉名将霍去病孤军北进追杀匈奴，深入茫茫大漠两千余里，终于在狼居胥重创匈奴主力。大获全胜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设坛祭天，并勒石纪念，在山上立了一块战胜碑。此后，“封狼居胥”便成了军戎人士的最高追求，拥有了封狼居胥资格，就代表着达到了事业的最高成就。

刘义隆之所以矢志不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就是想体会一把“封狼居胥”的快感，他也想效法霍去病，把北魏打得像匈奴那样跑得脚不沾地，这样自己不就成为一代伟帝了吗！只可惜他只有雄心壮志，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是关云长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打仗这事得靠实力，光空想，光嘴巴狠有什么用？刘宋那时候的军事力量比起刘裕在世时，差得不是一点两点，最重要的是缺少将帅，士兵有好几十万，但能统率士兵的良将严重稀缺，有本事的都被刘义隆给杀了。谢晦，被干掉了；檀道济这时候坟头上的草长得比坟头都高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没有指挥得力的将领，战场上不可能打得赢。对于这点，拓跋焘曾直接写信鄙夷刘义隆：“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助我邪！”

刘宋的国家机密被拓跋焘泄露出来了，拓跋焘很瞧不起地揶揄刘义隆说，你老爸时代的老臣虽然不少人年事已高，但他们都是智谋出众的人才，现在都被你杀光了，真是天助我也。

南北之间的这种悬殊的军力差距，刘宋并不是没人知道，朝廷也有洞若观火者，唯一的北伐反对者，时任太子步兵校尉的沈庆之就看得非常透彻。

沈庆之大概算得上是当时唯一的名将了，檀道济曾对他非常欣赏，第一次北伐结束后，檀道济亲自向刘义隆推荐沈庆之，夸他“忠谨晓兵”。因为这个原因，刘义隆将他调入禁军担任贴身警卫长。这人虽是“手不知书，眼不识字”的文盲武夫，但脑子很灵活，带兵打仗很有一套，有常胜将军的风范。他强烈反对对北魏用兵，说攻打北魏不可能取胜，只会“重辱王师”，结果一定跟上次一样，全军败北，狼狈逃回。

沈庆之反对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六军之盛，不过往时”。

沈庆之说得非常在理。当时宋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严重偏低，和刘裕时代的猛虎之师相去甚远，即便是与第一次北伐那时相比，军力也只有后退，没有前进。而北魏由于频频扩张，将卒个个久经战阵，无论是单兵素质还是整体战斗力都远超宋军。一个二十年没有打仗的军队跟一个一年打二百场仗的军队叫板，最好是抬着棺材板同行。

沈庆之反对北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二个：“我步彼骑，其势不敌”。

他认为南方步兵无论如何都干不过北方骑兵，不能无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天然差距而盲目以弱挑强，否则必遭惨败。

这条提醒非常中肯，你站在地上向上仰攻的步兵怎么可能打得过骑在马上朝下俯冲的骑兵？人家骑兵借着强大的冲击力，用马刀在你脖颈上轻轻一挥，你脑袋还没掉到地上时，挥刀者就连人带马已经飞奔出好远了，落在地上的脑袋就是能当地雷使也炸不着人家。

步兵和骑兵对阵，除非有天才统帅指挥，不然万难取胜。如果步兵在战场上相当于手枪与步枪的话，那么骑兵就是机枪和冲锋枪，你手枪步枪才打出一发子弹，别人一梭子都突突突完了，这仗还能打吗？当时的北魏军队，骑兵是绝对主力，人手一马，多少战士就多少骑兵。不像刘宋军队，由于缺少战马，勉勉强强能凑齐一两万骑兵，军队的绝对主力是步兵。

尽管沈庆之脸红脖子粗地阻止北伐，但刘义隆不仅根本不听他的劝告，还派主战派代表徐湛之、江湛二人去给他洗脑，跟他辩论，历陈北伐的好处。沈庆之被这个糊里糊涂的皇帝搞得喟然长叹：“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沈庆之很会打比方，说，治理国家好比治理一个大家庭，耕田种地，应当问专司田地生产的男性农奴；而织布纺纱这类手工细活，则应该去问擅长女红的婢女。现在陛下作出要去攻击一个强大帝国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决定，却只跟丝毫不懂谋兵布阵的白面书生商量定夺，事情怎能成功！

这种抱怨近乎是批评刘义隆有眼无珠了，但已被假想胜利填满了头脑的刘义隆一点也没生气，对于沈庆之有条有理的责问，他一笑置之，“上大笑”。

在刘义隆大笑的时候，拓跋焘也在大笑，甚至是狂笑，他比刘义隆笑得更厉害。

刘义隆大笑是因为沈庆之，拓跋焘大笑则是因为刘义隆。

拓跋焘听说刘义隆要大举进攻魏国，就哈哈哈笑了。因为他觉得太可笑了，他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岛夷南军竟敢不知天高地厚地以卵击石，想跑到他的地盘上来做他的主，这叫什么事儿呀！

笑完了，拓跋焘还觉得不过瘾，又给刘义隆写了封亲笔信，信中对自己的这个老对手极尽嘲笑：“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

看这文风，拓跋焘还是个文笔犀利的杂文家，简短几句话就把南朝皇帝鄙视得一无是处：你一个快五十岁的老家伙，其实自理能力也就等同于一个足不出户的三岁小屁孩。我们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勇敢的鲜卑人都懒得拿正眼瞧你！

嘲笑了刘义隆一通后，拓跋焘貌似友好地给刘义隆送了两件礼物，“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

这下杂文家变成慈善家了，拓跋焘大为慷慨地给刘义隆送去了十二匹上等猎马，外加北方的毛毡、药材等土特产。这些东西的使用说明，拓跋焘都在信上写得清楚明白：你到我们这来打仗，水迢迢路长长的，你们南方那娇滴滴的马儿脚力不行，还是我送你十几匹骏马吧，你乘我们的战马来找我；考虑到你从未出过远门，骑马跑长途肯定会水土不服晕马生病，所以特另附特效药若干，你要是胸闷胃疼脑袋抽筋啥的，赶紧服用速效救心丸。

我想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信损得不能再损了，以关心的名义，行贬损之事。谁收到这礼物，脸上都火辣辣地难受，其行为就跟《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送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差不多，可以起诉对方对自己进行人格侮辱了。

刘义隆收到这封信和礼物，心里那叫一个气呀，他前面看完信，后面就下诏向北魏宣战！

于是，刘宋再一次全国总动员，集全民之力北上攻魏。

为弥补军费不足，刘义隆发动全国人民大捐款，“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

甭管是亲王公爵、王妃公主、京官州长还是有钱的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必须捐献金银绸缎和其他杂物，以充实国库。其实这不叫捐款，是带有强制性质的索要，没人敢不捐的，就像学校叫学生家长“自愿”交赞助费一样，没人说强制要你交钱，但没人敢不交钱。说白了，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钱也要捧个钱场，必须的。

不光是捐款，刘义隆还向民众借款，对扬州、江州等富裕地区的大户人家借钱，“富民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

这是名副其实的吃大户了，凡是财产达到五十万的家庭和存款超过二十万的和尚、尼姑，朝廷强行借贷四分之一，待战争结束后立即归还。

其实呀，还个屁。事息即还？拿什么还？被北魏打得丢盔弃甲，所有军用物资都支援了北魏经济建设，两手空空地逃回来，还指望着还钱？那么一大笔现金巨款，哪弄去？

由于兵员不足，在捐款和强借之后，朝廷又来了个大征兵，命令京城附近人口稠密的六个州的家庭必须无条件支持北伐，把适龄男青年送到部队。家里有三个男丁的，抽一个去当兵参军；五个男丁的，抽两个。这个是硬杠杠，不能讨价还价的。不过当时的兵役法不像现在对号入座，那时候只算人头，如果你很有钱，不想去战场冒险送死，可以拿钱找别人代替自己去参军。甩一张支票给贫困户家庭：你家替我去个儿子，这支票就归你了。

从以上几个事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文帝刘义隆完完全全是个不懂战争的糊涂蛋！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竟然各方面都在仓促之中临时抱佛脚，临开战时才发现兵员不够、军费不够、物资不够，脑子不是相当不做主的人怕是干不出这种荒唐事。倘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脑子做主的人，必当会提前很多年有针对性地增训军队、储备物资、筹措军费，哪里会出现今天向全国人民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命令，明天后天还因打仗的钱没着落而向民众强制借钱的昏招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军队，不战已败。

但刘义隆认为他自己是个军事奇才帝王，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一定会秋风扫落叶般扫荡黄河北岸，光复中原。

元嘉二十七年，在秋风阵起的七月，刘宋军队浩浩荡荡开赴前线，一路北上，大举攻魏。

这次北伐攻魏的战略布阵可概括为“3+X”模式。

“3”是指兵分三路：东路军主力由萧斌指挥，王玄谟为先锋，出长江，过淮河，经泗水后，笔直北上，主攻碻磝、滑台两个目标点；中路军臧质、王方从寿阳出发，剑指许昌、洛阳；西路军刘诞重点攻击潼关，威胁北魏战略重镇长安，以迫使魏军在长安周围屯兵，牵制其主力部队东移，策应东部战场的军事进攻。

而“X”则是江夏王刘义恭。这位刘家王爷被任命为此次北伐的总指挥，他带着刘义隆的儿子刘骏进驻彭城，呼应三路攻击纵队，节制全军。

最后的结果表明，这次的“3+X”模式虽然遭到彻底惨败，但刘义恭这个“X”在重要关头，对后来的战局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南朝宋和北魏打仗特有意思，每次的战斗模式都一样，先是震动模式：宋军大部队呼啸着冲向河南魏军，那气势震天动地；紧接着是呼叫模式：魏国老大拓跋焘朝黄河南岸士兵呼叫，不要恋战，退回河北。

跟第一次北伐一样，这次也不例外，听说宋军打过来了，拓跋焘马上进入呼叫模式：“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

看见没？你从河边来，咱往山上走。拓跋焘告诉他的部队，如果宋军连续不断地大规模进攻，不要反击，先后撤到阴山一带避其锋芒。

以骑兵为主的北魏打仗有个特点，冬打夏不打。夏天马瘦毛长的，不适合奔驰冲锋，战斗力会大打折扣。冬天他们最喜欢，战马秋膘刚起，马力强劲，寒燥的气候也让一直在北方超冷环境中生活的魏人特别适应，再加上冬天土地被冻得结实坚硬，更适合高速运动的骑兵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北魏的大战基本都是在秋冬季进行的。在狗都热得舌头吐老长的炎夏，你就是冲上去狠狠扇北魏人的耳光，北魏人也绝不会狠狠地朝你瞪眼吐口水，而是会狠狠地吞下口水，转过屁股一溜了之。

宋军旗开得胜，战果辉煌，三路大军全线告捷。东路宋军进占碻磝，中路军攻克洛阳，西路军夺下潼关，紧逼长安。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只有滑台还控制在魏军手上，这是拓跋焘特意在河南留下的一颗革命火种，他命令坚守滑台，以备稍后的军事反攻。

滑台是东路军的攻击目标，王玄谟率军将滑台绕粽子似的包围了好几圈，准备通过强攻占领魏军在河南的这最后一个堡垒。

当时宋军人数众多，兵力优势非常明显，滑台作为一座孤城，如果在占领碻磝后就一鼓作气地紧跟着攻打滑台，滑台是很难守住的。但这个王玄谟是个不懂兵法的蠢材，著名的“井”牌将军——横竖都是二，二到思维迂腐的地步。

王玄谟把滑台围住之后，并没有马上攻城，在这个重要的据点前，他的心思并没有考虑军事工作，并没有以军事工作为中心，而是思想严重跑偏，搞起了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患得患失地考虑起了经济工作。

王玄谟部下将领见滑台已成瓮中之鳖，纷纷建议他采用火攻。

那会儿房子大家都知道，没有水泥钢筋混凝土，多是茅草土坯搭盖的，东路军将领建议把火种绑在箭上射入城中，来个火烧滑台，让滑台的守军在烈火中永生。

抛开现代战争的人道主义立场，单从古代军事手法上看，这的确是个好建议。趁对方还没任何准备的时候，突然万箭齐发，滑台城内必将一片火海，然后趁他们伤亡惨重时再指挥军队发起冲锋，滑台城一定会从魏军手中滑落的。

但王玄谟拒绝实施火攻，不过他的拒绝无关人道，而是关乎财道：“彼吾财也，何遽烧之！”这个回答太有创意了，没受过脑筋急转弯的训练，简直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王将军说，城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要放火烧掉？

这位将军在军界任职太可惜了，他应该去国资委上班，管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合适。刚到人家门口瞟了一眼，就拍着胸脯对部下说，他们家的冰箱、彩电、汽车、咸菜缸都是咱们的了。

王玄谟觉得，这滑台城分分钟就攻下来了，现在放火烧房子不等于是烧自己家的房子吗？等咱们进城后，那些房子就是我们的财富，咱可以炒一把房地产赚钱。

但是丰满的理想遭遇了骨感的现实。火攻计划传出后，滑台城内守军“即撤屋穴住”。魏军一听，哎哟妈呀，太危险了，咱们差点省了火化费。赶紧的，都把茅屋拆了，挖地窖，当地下工作者。

王玄谟这下亏大了，炒房是没希望了，真要是打进去，只能炒地下室了。

这位王将军打仗不行，但商品经济意识特别好，有成为著名企业家的潜质，他在战场上随时随地都能把经济工作融入到军事工作之中。在城内房产泡汤后，他又把经济的目光投向了城外。

城外形势一片大好。滑台附近地区的民众对刘宋军队有着非常高的情感认同，因为二十年前，他们属于刘宋，同根同脉、回归故土的思想心理很是强烈，他们不愿意接受北魏的野蛮统治，所以这一地区的很多民众都投奔刘宋军营，“时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

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居住在黄河、洛水一带的居民带着粮食、拿着武器，成群结队地加入北伐军。

这种情形，我们看到的是宋军军力大增，而王玄谟却不，他看到的是赚钱机会。他把这些投军的民众以家为单位，每家每户都发了一匹布。

别以为王玄谟是红十字会的，他可不是慈善家，发东西是有所图的：“家付匹布，责大梨八百”。一家只给一匹布，却要求每个得布的家庭上交八百个大梨子。梨子是当地的特产，王玄谟想干一票北梨南运，利用军队的物流运输把北方的大甜梨倒腾到南方去贩卖，狠狠地赚上一笔。

你瞧瞧这位积极主张北伐的先锋官，他没想着怎样才能打败敌人，想着的都是怎样发战争财，魏军钻地窖里，这位钻钱眼里去了。

那些满怀希望前来投军的民众见宋军主帅如此卑鄙贪财，都失望得不得了。刚开始他们以为可算找着亲人了，不曾想这亲人只亲梨子不亲人。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在胡骑凶猛的北方，这些南国故人好不容易盼来了王师，谁知这些王师来了啥安慰话也不说，直接用数字说话——1∶800。

干这么不厚道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得到当地民众的真心支持呢？很快，民众便用脚投票，相继逃离宋军军营，他们弄不齐梨，只有离。

王玄谟的愚蠢让宋军士气受到了影响，也失去了本可以作为根据地性质的当地民众的强力支持，在败亡的泥潭里，他又向前滑落了一步。

失去了最初的大好战机后，滑台攻围战陷入了僵局，宋军连续猛攻了好几个月都战而无功。

时间不等人。随着冬季的到来，刘宋军队频频进攻的上半场结束了，由北魏军完全主宰形势的下半场开始了。

当年闰十月，时序进入冷冬，一身皮草打扮的魏军骑兵开启了南下救援滑台的军事行动。这次南下行动由拓跋焘亲自指挥，六十万北魏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黄河。

六十万人，真是了不得，行军起来，铺天盖地、遮天蔽日。但拓跋焘还嫌威力不够，对外号称百万大军。姓刘的，你等着，我带着一百万军队来跨国抓捕你。

明明只有六十万，却硬说自己是百万富翁，这是纯吹牛，也可以美其名曰心理战。吹牛撒谎是古代战场的行业潜规则，曹操、苻坚这些个枭雄率军南下时也都狮子大开口地吹牛撒谎，一万人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吹嘘成好几万，反正吹牛不上税，也没统计局来找麻烦，只管往大里吹，吹到能直接把对方军队吓得自动缴枪不杀最好。

有时候吹牛也是一种战斗力。滑台城外的王玄谟听说拓跋焘带着百万大军御驾亲征，吓得魂都不在身上了，在拓跋焘刚渡过黄河时，他一枪一弹都没放就颠着屁股往碻磝逃跑。

他这一跑又给北魏军送来了“马踏飞燕”的机会，你步兵跟骑兵比田径，不折不扣的找死。拓跋焘下令军队全力尾随追杀，宋军死伤惨重，“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这一战就有一万多名宋军死亡。一万多条生命，在草包将军的指挥下白白牺牲。这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最好例证，如果换成一个不贪生怕死的将军，不可能出现这么多人死亡的灾难结果。士兵在战场上打仗，很多时候性命不是取决于自己的勇敢，而是取决于部队将官的才智。你走运了，跟对人了，跟在刘裕、萧承之这样有脑子的人后面，你就命大，即使几十几百个人碰到几千几万个敌人，也能免遭惨死结局。将官大开城门，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就把敌人吓跑了。而跟在王玄谟这样的草包将军后面，只能是运气不好自认倒霉了。

王玄谟是刘宋第二次北伐期间的最大罪人，他的不抵抗逃跑主义给宋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次的滑台奔逃，不但军士死亡散佚殆尽，而且丢弃了数不清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的粮草、战舰、武器，这些在国内千辛万苦半买半抢筹集的军资，全部成了魏军的战利品。

可惜北魏没有水军，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所缴获战舰的价值。他们只会骑马，不会开船，不然开着这些战舰进入长江，直接杀向建康城，刘义隆可就麻烦大了。就在此战的两个月后，拓跋焘率军打到建康对面的瓜步城，扬言要横渡长江进攻刘宋都城。可是，他们没有渡江工具，只是在附近砍伐竹子芦苇扎竹筏，说大军要乘坐竹筏过江。

这事真是太笑话了，竟然想玩小小竹筏江中游，以为自己是闪闪红星玩漂流呀，咆哮的江水淹不死你！水军是强大的北魏军团一个致命的短板，他们把缴获到的先进的东路军战舰用出了树桩的功能，将战舰一艘一艘锁在一起横在江面上，阻挡从江上撤退的宋国水军。你说这种小小障碍怎能挡得住训练有素的南方水军？结果人家以特制利斧开路，几下就砍开绞在一起的舰船铁链，把不会水的魏军在岸上看得呆掉了。魏人不知道，他们拿这么好的战舰当挡板，就相当于拿着苹果手机却只会玩短信收发，太浪费功能了，最后到了隔江而望的建康，不得不搞起了手工扎竹筏比赛，这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幽默。

不过要说幽默，宋军里比魏军更幽默的人多得很，王玄谟和宋文帝刘义隆都很幽默，幽默度冷到零下水平。

王玄谟多幽默啊，他在北伐前两片嘴唇就没停过，整天对皇帝嘚啵嘚啵快点北伐呀，封狼居胥呀；可到了战场上，他两条腿就没停过，整天噼啪噼啪拼命逃跑，和魏军主力还没照面，就差点屁股跑到脑袋前面去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句话拿来形容王玄谟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