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三征西蜀（1 / 2）
西蜀国就是一块上好的大厦建筑用瓦。
没人不知道蜀是四川的简称，这个地方的文明太古老了，甲骨文中就出现“蜀”字了。古蜀国几千年前就存在于巴蜀大地，后来被秦惠王所灭。秦惠王就是车裂中国第一个改革家商鞅的那个国君，他老子秦孝公支持商鞅搞改革开放，但他爹一死，他就把商鞅给五马分尸了。
李白那首尽人皆知的《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讲的就是古蜀国，蚕丛和鱼凫是古蜀国的两个国王的名字，而“蜀”字的本义，即蚕的意思。四川是个产蚕的宝地，它的省会成都别称“锦城”，就是因为这里盛产著名的蜀锦，杜甫《春夜喜雨》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句描写的就是成都美景。
蜀国是名副其实的锦绣山河，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蜀锦都是蜀国的支柱产业，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石油对海湾地区的重要性。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谈到国家军费问题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咱们北伐打仗买战马武器装备啥的全靠蜀锦贸易，就指着蜀锦呢。而蜀汉的都城正是成都，我们本章所讲的西蜀同样把成都选作了都城。
这事说来有点儿话长，简短点儿说。
本来在成都当老大的是益州刺史毛璩，因为益州的州政府就设在成都，属于东晋的地盘，但后来这块宝地丢失了。
原因和桓玄有关。
桓玄死后，桓玄的侄子桓振和堂弟桓谦又闹腾了一段时间，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江陵。这让刘裕很不爽，命令毛璩率军东出巴蜀，消灭桓振。
没想到桓振没被消灭，毛璩却被消灭了。不过消灭毛璩的不是桓振，而是毛璩自己领导的蜀军。
毛璩雄心勃勃地准备去荆州战场立功，他将三万蜀军分成三队，自己率领一队顺江而下，再命弟弟毛瑾和参谋官谯纵以及将领侯晖、阳昧等人分别率军由外江和涪江双线出击。
这支庞大的海军舰队要是开到江陵可够桓振受的，但桓振很走运，蜀军没能漂到江陵就出现军事哗变了。
哗变的军队是谯纵和侯晖、阳昧率领的这拨。
哗变原因是乡土情结。这些土生土长的巴蜀子弟不愿意跑到遥远的湖北去打仗。刚行军没多远，和谯纵同在一队的巴蜀将领侯晖、阳昧两人就密谋发动军变，决定将调他们出蜀打仗的毛璩踢开，拥立为人和气的谯纵为首领。
这是一场史上罕见的兵变。
史书上的兵变数不胜数，但像此次兵变将士那样强逼别人当首领的曲折劲却极为少见。
对于这次强逼谯纵事件，《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晖、昧共逼纵为主。纵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纵登舆。纵又投地，叩头固辞，晖缚纵于舆。”
这段记述字数虽不多，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堪比一幕舞台短剧。
侯晖、阳昧逼迫谯纵当他们的领头人，但谯纵说啥也不干，甚至以死相拒，毫不犹豫地跳河自杀。但没死成，被捞上岸后，士兵将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坐上车轿。说，你现在是首长了，不用亲自走路了，我们用轿抬着你。谯纵还是不干，又从轿上扑到地下，朝大家不停磕头，说本人才疏学浅二货一个，你们另请高明吧！
但侯晖、阳昧就认准他了，见谯纵软硬不吃，干脆霸王硬上绳，找来根绳索，将他绑在轿上抬回去了。
有意思，又一个被绑的显要人物。刘裕当年被人绑过，后来当了皇帝；谯纵被人绑过，后来做了国王。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绑其体肤。
谯纵之所以宁死不从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因为如果答应，对朝廷而言，他就成了造反的贼首，必会遭到朝廷清算，全家灭门的。他觉得自己带的这点人在大山沟里搞独立，百分百死路一条，所以他才会不顾一切地去跳河。这时的自杀，并非因为他的忠心，而是由于他的恐惧。
不过，他还是被迫成为了侯晖、阳昧手下强扭的瓜，侯、阳二人拥着他攻破成都，将得知兵变后急速退军回防的毛璩处死。于是，谯纵一跃成为巴蜀地区最高领导，自称成都王，西蜀建立。
谯纵这就等于是脱离朝廷独立了。
益州的独立对刘裕主导的东晋政权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这地方处于四川盆地，物华天宝的天府之国，益州的影响力可辐射大半个四川盆地，军事和经济作用非常重要，刘备当年就是从亲戚刘璋手中夺得益州后才以此为基地开始自己事业的腾飞的，之前这位和刘裕一样的“草鞋先生”都是一直居无定所地到处漂泊。这个地方如果不控制在手中，将会严重影响东晋的国家安全，其战略重地荆州的后背侧翼都会直接暴露在西蜀的锋芒之下，而荆州是控遏后秦等北方国家沿江而下侵扰首都建康的军事屏障。如果荆州丢失，建康将毫无安全可言，所以整个东晋乃至南朝，荆州都是分量极重的军事基地，荆州刺史的担任者都是朝廷中的显赫人物。因此，保建康就必须保荆州，而保荆州就必须保益州，因为益州在荆州的侧后，只有确保益州在手，才能确保荆州在手，进而确保政权在手。
益州如此之重要，占据益州治所成都的谯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这个西蜀政权连头带尾只存在了九年，最终被刘裕所灭。但在这九年里，谯纵为了使自己免于厄运，也想尽了办法和东晋对抗，他甚至主动向后秦称臣，接受后秦皇帝姚兴赐封的蜀王称号，成为后秦属国，希望借助后秦的力量保护自己。无奈的是，他加盟的跨国连锁公司老板姚董的实力逊于另一个大老板刘董，连老板的产业最后都被刘裕给强制零资金兼并了。
为了打掉西蜀，刘裕先后三次派兵西征。第一次是义熙二年（公元406年），在谯纵称王的第二年，将军毛修之与司马荣期、时延祖等人就奉命进军剿杀，但没想到晋军发生了内乱，司马荣期在行军途中突然被自己的部下杀死。
还没到人家门口，自己就自相残杀了，这仗还怎么打？退兵。第一次西征失败。
一年后，西征再次开始。
这次派遣的将领规格很高，刘裕以自己的弟弟，荆州刺史刘道规为征蜀都督，同时命自己的爱将刘敬宣作为副帅，统兵杀向成都。
刘敬宣作为西征先锋，率领五千精兵一路向西，进入三峡以后，他对军队重新作了部署，将军队一分为二，对成都实施两路进攻。
成都东西两面分别被岷江和涪江包围，西边的岷江称为外江，东边的涪江称内江。刘敬宣想对谯纵来个内外夹击，所以分出两千人由外江向成都运动，自己则带着三千人从内江发起正面攻击。
用四川话讲，这个战法对头。刘敬宣挥军直进，在到达黄虎地界，即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附近时遇到了蜀军的强烈阻击。
绵阳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长虹电视生产地，这里距离成都很近，只有两百多公里，如果行军顺利，几天工夫就能抵达成都城下。
当然，你知道的，不顺利。
在得知晋军呼啸而来时，谯纵干了两件很正确的事情：
一件事是请外援。向宗主国后秦求救，说老大你赶快派救兵南下，我干不过刘家军。
另一件事是据险防守。他派大将谯道福率领全部主力在黄虎一线设下战场，和前来增援的两万后秦军队一起，凭借易守难攻的显要地形和晋军死磕。
不得不说晋军的战斗力很强，刘敬宣在十倍于己的秦、蜀联军阻击下，丝毫不输气势，在黄虎和对方进行了十几次交战，重创对方有生力量，使秦蜀联军伤亡惨重。但黄虎是成都的北大门，关系着成都安危，谯道福至死不退，双方在此僵持了六十多天。
但晋军毕竟是远道而来，物资供应方面比不上在国内主场作战的蜀军，长时间的消耗战使得晋军粮食用尽。而比没粮食更糟糕的是晋军内部发生了瘟疫：“军中疾疫，死者太半”，由于瘟疫传染，晋军一大半将士病死，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都个个惊恐万状，不知道哪天自己的小命就染病报销了。
跟第一次结果一样，这仗打不下去了，撤。
瘟疫差不多是和战争伴生的，哪里有大规模战争，哪里就有瘟疫传播。像鼠疫、霍乱、天花这些让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就是随战争传遍世界各地的，所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最重要的三个罪魁渠道之一（另外两个是通商和传教士的宗教活动）。
古代战争由于是人海战术，加上限于医疗技术，伤兵得不到很好的救治，阵亡将士的尸体无法得到有效处理，再加上各种极端天气，这些条件码在一起，瘟疫流行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黄巢、李自成以及蒙古大汗蒙哥的部队都曾在战役期间因瘟疫流行而被迫改变战斗进程与计划，无坚不摧的蒙哥后来也是在刘敬宣激战的这一地区被瘟疫折磨致死的。蒙哥在拿下四川重镇成都一年后还无法拿下成都东边的小城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于是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屯大军于合州城下，急风暴雨般地攻打了合州五个多月，最终因军队传染病暴发被迫退兵，自己也死于疟疾或霍乱（一说中箭死亡）。
刘敬宣的部队虽然也发生了瘟疫，但他从容地全身而退，蜀军忌惮他的勇猛，不敢趁他退兵时乘胜追击，否则几万人追千把人，还真不能肯定他能安然活着回到建康。
回来接受处分吧！
当时还真是有名副其实的官员失职问责制，那会儿问责是实打实的，这次吃败仗虽说有天灾因素，但刘裕不管这些，只要没有实现战役目标就是失败，必须接受处罚。
先锋官刘敬宣被撤职，同时削封三分之一。刘敬宣的老爸是当年呼风唤雨的刘牢之，他继承了老爸的封爵，是有封地的地主。这回问责挺重，一家伙削减掉三分之一封地，以前三个村的封地，现在朝廷收回一个，就剩俩了。
刘道规作为西征军一把手，自然得负领导责任，拿掉征蜀都督职务，降职使用。
刘裕自己也向朝廷请求处分，说这次失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皇帝提出引咎辞职申请，请求皇帝批准他辞去所有的职务。
这哥们儿当时有一溜职务：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每一个职务都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
刘裕说，我辞了，全辞了，皇上你就答应小臣了吧！求你了。
你说皇上他能答应吗？皇上就指着刘裕养活他和他家人呢。他能批准吗？他敢批准吗？
这个确实是刘裕故意做出的姿态，意思一下，演戏给朝臣看的。他知道皇帝不可能批准他的辞职报告的。但皇帝不批是皇帝的事，到时候刘裕就可以说，你看，我一心想引咎辞职，可皇上他不在报告上签字，我也没办法。
皇上懂这个，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诏将他的车骑将军职务降为中军将军，其他职务原封不动。车骑将军级别仅次于骠骑将军，属于顶级武衔，中军将军稍差点，上将和少将的差别。
从这件事的善后处理看，刘裕是很有情商的，处事八面玲珑，让别人说不出一句闲话，这也是他能成就帝王伟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次西征失败后，谯纵过了四年多舒心的日子，因为此后四年，刘裕忙于攻打南燕以及和率军北上的卢循厮杀搏斗，暂时放下了西蜀的事情。
但西蜀一直是刘裕的一块心病，不想被慢性病缠身的刘裕在慕容超、卢循败亡，并相继处死了刘毅、诸葛长民等暗地跟他较劲抗衡的割据大佬后，第三次将伐蜀之事提上日程。
义熙八年底，刘裕的战争罗盘再次指向西蜀。
这一次为选谁当西征元帅的事情，刘裕很是费了一番脑筋，“高祖之伐蜀也，将谋元帅而难其人”。
因为前两次的失败，刘裕有点头大，不知道该选谁来担任西征军总司令。权衡一番之后，他选择了一个非著名将领：朱龄石。
这可是爆了冷门了。此决定一公布，朝廷中炸锅了，大家纷纷反对，均表示不看好该人，“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
大家说，蜀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非名将高人不能克敌，而朱龄石仅是三十岁出头且没立过重大战功的年轻人，决不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他，会误大事的。
但刘裕力排众议，说，朱龄石，我看行，就他了。
事实最终证明，刘裕是识人的，朱龄石没有让他失望，率军直捣黄龙，摧枯拉朽地解决了西蜀这个心腹之患。
这可能就是领袖人物与众不同之处，在别人一致唱衰的时候，他却仍旧毅然决然地坚持到底。
刘裕的这种对事情的坚定与超有主见的特质，贯穿在他的整个革命过程之中，为他最终掌控大局、夺取江山增分不少。如果没有这种一眼就能看透事情本质的才能，他绝对没有机会君临天下，可能在卢循北伐的时候，就被卢循干趴下了。
义熙六年二月，也就是在刚灭掉南燕的当月，刘裕遭受了一次重大军事危机，一直待在广州的卢循在妹夫兼军师徐道覆的策划下，趁刘裕北伐，国内兵力空虚的当儿，也搞起了北伐，率领十几万大军沿江而上，一路势如破竹，杀死大将何无忌，大败北府名将刘毅，浩浩荡荡地抵达建康城下。
刘裕这次真没想到卢循会在背后撸自己屁股，因为当时卢循被赶到广州后一直很乖，本分地接受了朝廷领导，被任命为广州刺史。
在受封刺史后，卢循为了表示对刘裕的感谢，特意派人大老远从南方给刘裕送去粽子以示谢意。
不过粽子好吃名字不好听，这种粽子叫“益智粽”。很显然，这粽子名是骂人话，卢循在暗讽刘裕脑子不好使，智商不够。
刘裕见手下败将骂自己脑残，也客气地回敬了他一罐汤羹，亮点当然不是汤，而是名字，叫“续命汤”。
你小子老老实实搁那待着，好好保命吧。
卢循是很忌惮刘裕的，在南方老实了好几年，要不是刘裕北伐，他还会老实下去的，所以刘裕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出兵南燕后会发生这出戏。
不过也不能怪刘裕大意。他了解卢循，知道他不敢轻举妄动。可是他不了解徐道覆，这个人是很有头脑的，正是他多次游说卢循北上的。卢循在广州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从没想过这时候去北上挑衅刘裕。但徐道覆说这次是天赐良机，说此时建康防务单薄，咱们正好去端掉刘裕的老窝，不然等他收拾了南燕后，一定会腾出手来收拾你的。
好说歹说总算把卢先生给说动了。
当时建康城那叫一个乱套呀！
朝廷一片慌乱，因为主心骨刘裕不在，所有朝臣都吓得六神无主，说咱们赶紧护着皇上往北方撤吧，跑到刘裕军中去。
刘裕在得知消息后，也吓得不轻，啥都顾不上了，带着一小队骑兵星夜兼程地赶回建康。
刘裕回朝后，大臣们都围着他说，咱赶快撤出建康，过江避开敌人锋芒，卢贼势力太强大了。
史书记载，当时双方力量确实悬殊，卢循那边“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而建康城内“战士不盈数千”。
这样的实力对比也不怪朝臣慌乱，连此前在满朝反对声中极力支持刘裕北伐南燕的孟昶也觉得建康必失无疑，他强烈要求刘裕放弃建康渡江广陵避难，保持朝廷存在，以图将来。
在被刘裕拒绝后，孟昶竟喝毒药自杀而死。他的最后遗言是一封检讨书：“臣裕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
这位老兄太性急了。他说他非常后悔当初在文武百官都不赞成刘裕北伐决定时，自己却强力支持刘裕。正因为北伐事件使得国内兵力空虚，给了贼寇可乘之机，将国家带入灭亡危境。我犯了大罪，我死了吧，以死谢天下。
他把毒药当后悔药吃了，命归黄泉。
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死得太冤枉了，白死了，建康城不但安全无虞，他最担心的卢循还被晋军给逼死了。
刘裕这次在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沉着淡定，力挽狂澜，坚持自己的军事思想，拒绝一切弃城北走的建议。他的理由非常充分，说现在兵力薄弱，人心恐惧，皇驾一旦动身，必将引发全城连锁式溃逃，局面会无可收拾，直至土崩瓦解。只有坚守城池，稳定人心，拼死力战，方能有生机出现。
幸亏没跑，如果按照大家的意思，一起出城搞长跑，东晋就彻底玩完了。因为东晋境内长江以北没有任何可以长期驻守的坚固城市，建康被卢循占领后，他只要顺着晋军脚印将皇帝所在的城市来个包围就OK了，十几万大军来个手牵手一围，都死翘翘吧你们。
正因为刘裕的坚持不撤，使得怕刘裕怕到骨子里的卢循害怕了，他的大军开到了离建康城墙只有咫尺之遥的新亭（今南京市南）后，因担心不能战胜刘裕而找借口停止了进军，最终因失去战机被刘裕打得落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