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桓玄篡晋（1 / 2）
相信大家一看到本章标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桓玄纳入反面人物一方，因为一个“篡”字似乎已将桓玄定性。
这就是汉字的奇妙之处，充满了千变万化的感情色彩。
桓玄乃东晋四大家族王、谢、庾、桓中的桓姓一族，是个大宅门里出来的公子哥，父亲桓温曾经独霸东晋朝政很多年。他当权以后，继承父亲遗志，在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即孙恩跳海自杀的次年，成功逼迫司马氏皇帝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建立楚国，成为天子。
桓玄的这一行为惹恼了所有史学家，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这姓桓的大逆不道，抢夺皇位，是个篡逆，于是送给桓某一件“篡牌”马甲，让他在史籍中只要一露脸就能看见个“篡”字。
其实这抢龙椅的桓玄不见得多么罪恶滔天。不是有“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俗语吗？皇帝谁当不是当呀，又不是人民群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凭啥子姓司马的当皇帝都正常，一到姓桓的当就是篡了呢？如果一定要说桓玄登基是“篡”的话，那后来刘裕取代司马家，怎么没几个人说他是“篡”呢？要知道，桓玄和刘裕使用的方式方法一样，都是由司马家主动禅让取得皇位的。
这只是史学家们的好恶问题。
为桓玄说了这么一大通并不代表笔者像欣赏刘裕那样地欣赏他，只是说理而已。桓玄并不具备让后人特别欣赏的品质和智慧，他除了当政期间下令废除竹简，以纸张代替竹简这项值得圈点的文化工程外，其他没啥值得说的，被刘裕追打得满世界转圈子，丢人丢大了。
桓玄对于刘裕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因为刘裕就是踩着桓玄的肩膀或者说踩着桓玄的尸体登上自己事业新高峰的，也可以将桓玄比作是刘裕的梯子，正是通过这个梯子，刘裕一步登天，爬上了东晋政坛的权力巅峰。所以，桓玄是必须交代的人物，在交代桓玄之前，先简单交代下东晋奇特的政局，这有助于了解当时历史。
晋朝是个命运多舛的朝代，西晋时，先是自家八个血亲大王红着眼睛你杀我，我杀你，好不容易两败俱伤安定下来，又被各族胡人轮番欺辱蹂躏，连堂堂全国大一统的皇帝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和刀下鬼。
东晋建立后，司马家同样摆脱不了梦魇缠身，一个世纪的寿命里，皇帝不但基本是没有实权的空架子，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连续两次被臣下夺走政权，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独此一家。
这事很有新闻价值，几千年的帝王史过程中，帝王被臣子以“禅让”名义夺走天下的，很多很多，这种“劳模”随便找找就是一大把：西汉的王莽干过、魏国的曹丕干过、隋朝的杨坚干过、唐朝的李渊干过、后梁的朱全忠干过，司马家的祖宗晋武帝司马炎也干过这事。
所以，禅让在历史上不算新闻，但一个朝代被连续禅让两次，这就是重大新闻了，因为这事在中国没出现过第二例，一定程度上符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价值观，因此，东晋是奇特的。
奇特的不仅是二次禅让问题，还有皇权问题。
谁都知道，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脚踩着地，头顶着天，没人能比皇帝高。但东晋不是这样的，东晋的皇帝都没权，权力都集中在朝廷宰辅或地方军阀手里，皇帝讲过什么话，那些手握重权的地方将领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把文件甩老远，更别谈什么学习贯彻皇帝的重要讲话精神了。
在东晋存在的一百零四年里，司马家前后十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皇帝想改革想反腐想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行，得问问那些宰辅军阀们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他们若是不高兴不答应，皇帝只能歇菜，啥事也办不成。
东晋是皇权严重衰落的社会，世家门阀力量控制着朝政，赫赫有名的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即是这样的样板。一切不是皇帝说了算，而是四大家族说了算。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在举行登基大典时，竟不敢一个人坐到龙椅上，而是在万人瞩目之下跑到人群中拉住宰相王导的手，请他和自己一起坐上龙椅！
那是龙椅，不是龙舟，能两个人一块坐吗？
皇帝对宰相竟敬畏到如此地步，可见当时流传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谚是多么真实，可见门阀势力是多么强大！
到桓玄的老爸桓温控制朝政时就更霸道了，皇帝看着不顺眼他就给废了，重立个新的，换个皇帝比换件衬衫还简单。
虽然几乎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外戚或权臣当道，致使皇权旁落的现象出现，但总是有个过程的，至少在朝代建立初期，帝王的权力含金量很高，皇帝一言九鼎，说啥是啥。可东晋从建国到灭亡，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竟无一个皇帝能做国家的主，所有皇帝均无一例外地受人操控，这就像刘裕以一敌千一样，同样是个很难见到的奇迹。
好不容易等四大家族中最后一个主政人物谢安死后，司马家族才由会稽王司马道子掌控了朝政。不过，也仅仅只是掌控了属于朝廷直接管辖的位于都城建康附近的一小块地方而已。东晋虽是一个国家，但当时的局面其实是一盘散沙，全国各地呈军阀割据状态，那些军阀大佬只是名义上听从朝廷而已。在刘裕即将崛起的那会儿，这个江南小国四分五裂，都城建康以南由桓玄控制，西边被司马尚之拥有，京口重镇则被北府军首领刘牢之牢牢握在手中。属于朝廷控制的只有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堂堂东晋帝国真正的政令畅通之地实际上还比不上今天的一个行政省大。
在这么小的地盘上，等了好久才终于掌权的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一起，用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的“二为”方针，把本来就已风雨飘摇的东晋帝国彻底送上了倾覆之路。
司马道子，纨绔男一枚，东晋第九任皇帝孝武帝司马曜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因为这层关系，司马道子被皇兄重用，朝廷内外工作一把抓，既是宰相，又是“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司令官。
哥哥是皇帝，弟弟是宰相兼国防部长，这哥俩貌似很和谐。不过“哥俩好”的和谐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破裂了，司马道子咄咄逼人的抢权态势让皇帝哥哥很恼火，两个人因此交恶，你提防我我提防你，经常私下里互相拆台，要不是太后妈妈从中做劝和工作，两个人早就光着膀子干上了。
这哥俩有个共同爱好：喝酒。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徒，对他们而言，酒和美女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不过很快他们就因喝酒喝出了事，兄弟俩都出大事了。
真是兄弟呢，爱好一样，连出事都一样，都同样是栽倒在杯中物上。因为喝酒，皇帝哥哥失去了性命，宰相弟弟丢掉了权力。
孝武帝司马曜的死可用大家很熟悉的“红颜祸水”四个字来概括，“红颜”是指美女，“祸水”则指美酒。
孝武帝的酒瘾很大，貌似喝酒是主业，当皇帝只是兼职副业，每天昏醉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多，这样的情形不喝得老婆背靠背才怪！
有一天，孝武帝又在内宫喝起了花酒，眼前有美女跳舞奏乐，左右有妃嫔簇拥服务。
当时孝武帝最喜欢的女人是张贵人，二十五六七八九岁的年龄。按说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是风韵正盛的时候，尤其是被选进宫廷服侍皇帝的女人，漂亮自不用怀疑，孝武帝那么多嫔妃，单对张贵人情有独钟，足见其魅力不凡。
大概是皇帝身边的青春美女太多了，时间一长，孝武帝审美疲劳，生出想移情别恋的念头，于是几两小酒下肚后，醉醺醺地对张贵人说：“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
孝武帝的话说得很直接，大意是：女人三十豆腐渣，你今年都快三十了，已经到了该废黜的年纪，我更喜欢比你年轻貌美的女孩！
此话一出，孝武帝就等于是自己判了自己死刑。张贵人听了皇上的酒后真言，害怕将来自己被打入冷宫，当晚就叫一个宫女用被子将躺在床上醉得不省人事的孝武帝给闷死了。
这位张贵人心理素质相当好，杀死皇帝后，她还镇定自若地向朝廷报案，解释孝武帝的死因是：因魇暴崩。
这死因很特别，说是皇帝在睡梦中遇到鬼怪，不幸突然逝世，请节哀顺变。
这么个比穿越情节还离奇的皇帝驾崩原因竟然被当成事实，没人去立案调查，也不知道后来这皇帝的讣告是咋写的？太荒唐了。
看似荒唐，其实正常。因为孝武帝善后事宜是手握重权的司马道子主持的，这位和皇兄矛盾重重的皇弟见哥哥死了，惊喜都来不及，哪还可能去追查死因？指不定心里还想给张贵人颁发个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奖杯呢。哥哥不死，他哪能有机会掌控国家权力呢？
一母所生的弟兄竟是如此绝情。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没有“打虎亲兄弟”这一说，兄弟们个个都想成为武松，都想把同胞弟兄当成景阳冈的老虎。
作为皇帝，孝武帝死得很难看，也很特别。因为他是死于宫女之手的皇帝，这种情况极为特殊。中国历史上死于谋杀的皇帝很多，但被后宫宫女谋杀致死的皇帝，孝武帝是唯一一个。十一个世纪后的明朝也曾发生过一次后宫女人谋杀皇帝案，但被谋杀的皇帝并没有死亡。当时的明世宗朱厚璁，因为用性变态的方法摧残后宫妇女，差点被不堪忍受的宫女杨金英等人用布条勒死，但最终由于宫女们紧张过度而使明世宗侥幸不死。
孝武帝司马曜死后，司马道子成功夺取了权棒，因为继任皇帝司马德宗是个傻冒，国家一切都由辅政的司马道子说了算。
晋安帝司马德宗是司马曜的长子，这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傻子，史料说他“幼而不惠，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
东晋总是不缺“历史之最”，这个司马德宗皇帝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傻的皇帝，他若说他是二傻，没人敢称是大傻。司马德宗天生白痴，且是个哑巴，连春夏秋冬、冷热饱饿都分不清，吃饭睡觉必须要人帮忙，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有人问，既然他是个傻子，为什么还让他当皇帝呢？
这和古代皇权继承制度有关：立嫡以长、立长不立贤。皇后的长子是皇帝的天然继承人，只要他在世，其他皇子一律无条件靠边站。你智商比他高，你学历比他高，你功劳比他大，那也不行，他是老大，龙椅必须由他坐。所以，尽管司马德宗还有个聪明的同母弟司马德文，但一样没有当皇帝的份。
司马家还有个傻皇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即西晋的第二任皇帝晋惠帝司马衷。他也是傻到了一定境界，听到御花园里青蛙叫，他问左右侍从：“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这青蛙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呢？
在天下百姓因灾荒缺粮而纷纷饿死时，他又搞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天下第一问：“何不食肉糜？”
他们没粮食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这些话的搞笑指数不亚于相声小品里抖出的语言包袱，如果不是有史料记载，真不敢相信这是出自皇帝之口。
这一南一北、一前一后的两个皇帝是司马家众多皇帝的代表，纵观魏晋两朝，除了司马懿，司马氏几乎没有英明人物，两晋皇帝更是昏庸糊涂者相继，这个家族中普遍存在着呆傻、早夭等不良现象，很多皇族子女都活不到成年就莫名其妙地得病身亡。像孝武帝司马曜的父亲简文帝司马昱在生下司马曜、司马道子兄弟之前，先后有四个儿子夭折。所以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史作中认为司马家族血液不清洁。这可能是遗传基因问题，家族基因中先天存在的东西，无法改变。
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遗传了老爸的阴险狡猾和志大才疏。
有个傻侄子当皇帝真是一种福气，宰相兼兵马总司令的司马道子是当时的实际皇帝，东晋帝国一切事务都由他说了算，但很快他就栽倒在“祸水牌”美酒上，因为嗜酒失去了朝廷控制力。
不过这次他的失权相当于流通股内部转让，是他的儿子对他使了个“杯酒释兵权”之计，把自己正当壮年的酒鬼爹提前弄了个退居二线，权力落到司马元显手中。
事情一点也不复杂。无日不醉的司马道子照例在一次喝醉后沉沉睡去。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他那醒着的儿子干了件大事，“乃讽朝廷解道子司徒、扬州刺史”。
司马元显搞定了傻皇帝的身边人，下诏免除了老爸的司徒和扬州刺史职务，然后任命自己担任扬州刺史。这两大职务是司马道子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司徒相当于宰相，扬州刺史相当于司令。他就指着这两个职务专权呢，现在把这两个职务一去，等于是他的军政权力被全部没收，大老虎成了没牙的蔫老虎。
司马道子一觉睡醒后才发现自己被拔牙了，气得差点没在地上打滚：“道子醒后而知之，大怒，无如之何。”
但再生气也没用，最后只能接受这个“坑爹”的事实，一句“无如之何”点出了问题要害所在。以前，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现在，儿子成老子的墓志铭了。你手上没权力了，咆哮声音再大能顶啥用？对司马道子而言，这顿酒的成本太大，买单费用过高，宰相和司令被一喝了之。不过，想想他哥以命换酒的结局，弟弟还是赚了。
老爸内退后，司马元显接着执掌东晋大权。别看他那么用尽心机地坑爹，其实他年龄很小，不满十八周岁，一个高中生而已。
这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纪正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思想泛滥最严重的时期，在学校当个班长都能激动两星期，何况是猛然跃升为国家首长，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是免不了的。
当时东晋帝国有两大强人，一个是荆州刺史桓玄，另一个是北府军司令刘牢之。这两个人都是军方实力派人物，桓玄驻军荆州，刘牢之布防京口，两个人分居都城建康一西一东，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明显影响东晋政局，因为他们手里有兵权。当时东晋有十八个州，他们俩包揽了十五个州的军事指挥权。桓玄八州，控制的地盘超过东晋国土的三分之二。刘牢之七州，地盘虽比不上桓玄，但他靠近京都，战略地理优势突出，北府军王牌更是天下无人能及，整体军事实力强过桓玄。
这两大军事寡头各有算盘，虽对朝廷阳奉阴违，但互相制衡，和朝廷正好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关系，以当时的形势，谁也离不开谁，因为只要缺了一方角，稳固的局势就会失去平衡，引发连锁反应。
但看不透形势且妄自尊大的司马元显决心要打破这个铁三角，他想体会一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美妙感觉。
这位司马公子心里有点不服气，天下是我们司马家的，凭嘛我这个宰相兼司令说话不响、命令不畅？所以他要改变，他要抓权，他要把地盘最大的荆州刺史桓玄拿下，树立皇家权威。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那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名言已经产生，天下确系司马家所有。如果把东晋帝国比作是一座房间众多的“司马大厦”，这座大厦的产权确实属于司马家族，房产证上的房屋所有人一栏一定写的是司马某某。
但问题是，桓玄、刘牢之这些人都是大厦里的老住户，时间长了，他们就说自己住的房子是他们家自己的，小产权房，行不行？所有权归你，居住权给我。
司马元显说：不行！我要开着铲车、推土机，带着城管去你桓玄的荆州搞强拆！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司马元显自任征讨大都督，命刘牢之为前锋，向桓玄发起进攻。
这是一步很臭的棋，司马元显这个纨绔习气很重的官宦子弟，看不透当时扑朔迷离的政局，迎接他的只能是无丝毫回旋余地的败局。
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在东晋时期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个地方外抵强敌，内遏咽喉。在当时可以说，谁拥有荆州宝地，谁就有可能制胜东晋帝国。
东晋属于偏安政权，国土很小，只有江浙至两广这一小块地方，今天的重庆、四川都不是它的可控国土，湖北荆州属于国境线，西防巴蜀，北堵北朝各国，所以这是一个大军区，屯有大量军队。对国内而言，荆州地处长江最上游，军事、经济地位尤其突出，这个地方若是派兵封锁长江航运，下游的都城建康立马就会发生各种物资供应荒。因此，这个地方自东晋建国后，历来都是权阀之家必占的首选之地。四大家族中，除了谢安当政时风格姿态很高，有意没占据这个要地之外，其他三大家族核心权臣王敦、庾亮、桓温都担任过荆州刺史，统治过这片风水宝地。
所以，在东晋一朝，荆州刺史是千万招惹不得的，他在西边的长江上游掀起一个波浪，东边下游的建康城就好似遭遇了一次海啸。长江这条天然水系为东晋的立国提供了屏障，但也给这个政权带来了很多麻烦。那时候，实权派地方将领只要一不满意，就带着人马坐着战船顺水而下或逆江而上杀向建康，比在陆地上攻城越障方便千百倍，哥哥你坐船头，不用在岸上走，呼啦一下就千里江陵一日还，来到天子脚下，挥刀舞枪向皇帝要帽子、要票子、要位子。因为这个因素，东晋时期，皇城建康多次被不同的地方将领攻破，朝政被搅得一塌糊涂。
这回司马元显招惹荆州刺史桓玄，后果比一塌糊涂还严重。
桓玄刚开始听说朝廷派刘牢之来攻打他，吓了一小跳。虽说他这个荆州刺史惹不起，但那个手握数万精兵的北府军司令更伤不起。刘牢之的悍猛天下皆知，跟他交锋的对手，基本都逃脱不掉被打趴下再踩上几脚的命运。这位刘将军是东晋最著名的勇将，但这里他不是主角，对他不作详细介绍，唯一想告诉大家的是，此人在战场上智勇双全，但在政坛上却头脑简单，最终被桓玄算计死了。
司马元显命令城管大队长刘牢之率军西进到荆州去执行强拆任务，但刘大队长对桓玄这个钉子户有顾虑，根本不想去执行任务，所以故意拖拖拉拉，磨蹭着不出兵。
刘牢之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他不愿打破自己和桓玄、朝廷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因为他担心桓玄被灭以后，司马元显会借皇帝的名义对自己下手，自己会成为第二个桓玄；另一方面他还有坐山观虎斗的心思：“欲假玄以除执政，复伺玄之隙而自取之。”
刘大队长大概是学财会出身的，算盘打得那是哗哗啦啦、噼噼啪啪，别人还听不见响声。他想让司马元显和桓玄两个人先玩一阵子拳击，自己坐在观众席上看他们在擂台上左勾拳右勾拳外加双截棍打得哼哼哈嘿，末了自己再趁胜方选手桓玄不备，把桓玄打趴下，取桓玄而代之，主宰天下。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出手，兵力单薄的司马元显必败无疑。
在这种心态下，对于司马元显进攻荆州的命令，刘牢之当然是消极怠工，他拖拖拉拉，慢慢腾腾，今天说在运子弹，明天讲在造地雷，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率部西征。
结果这事弄得倒了个儿，朝廷军队还没西行，桓玄倒带着队伍顺江东下打上门来了。
不过这种境外决战、反客为主的高明招数不是桓玄能想出来的，是他的谋士给他出的主意，谋士说绝不能把朝廷军队引到家门口决战，而应该主动杀向建康，以士气战胜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