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 2）
总要有人预想末日
河南信阳，山西阳泉，北京，这是刘慈欣的人生坐标。
他1963 年出生于北京，3 岁时即随因政治原因被下放的父亲来到了山西阳泉的一家煤矿。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还一度被送回河南农村老家。童年记忆里，除了一些危险的自制玩具，“打铁砂的火枪”“石灰炸弹”以及第一次读科幻怕挨骂的忐忑，还有银河、星空、饥饿、混乱等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整体感知，剩下的实在乏善可陈。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河南农村抬头仰望“东方红一号”的某个春夜。
多年后，他在《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中写道：“童年的一个夜晚在我的记忆中深刻而清晰。我站在一个池塘边，那池塘位于河南省罗山县的一个村庄前，那是我祖辈生活的村庄。旁边还站着许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和他们一起仰望着晴朗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有一个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是1970年4月25日，那年我7岁。”
除了这件事，我们很难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使他日后成为科幻作家的“关键时刻”。
他也总是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我的政治观点温和，我既不主张革命也不特别保守，我既不左也不右，我遵守所有的游戏规则，我和我的行为准则与其他人没有两样。”
读小学，读中学，上大学，然后到一个电站当工程师，恋爱，结婚，生子，工作稳定，生活顺利，确实很平常，没有大家想要看的精彩故事。看来，只能把他的成功归因于天分了。他也确实比一般人更敏感：“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那些远超出人类感官范围的极大和极小的尺度和存在，在别人看来就是大数字而已，而在我的大脑中却是形象化的，我能够触摸和感受到它们，就像触摸树木和岩石一样。直到今天，当150 亿光年的宇宙半径和比夸克都小许多数量级的弦已经使人们麻木时，1 光年和1 纳米的概念仍能在我的心中产生栩栩如生的宏大图像，激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宗教般的震撼和敬畏。”
奇怪的是，这种细腻和敏感与多愁善感、儿女情长无关。
刘慈欣似乎只关心天上的事。他一提笔，动辄是百亿光年的尺度，随时能说出“让宇宙为之闪烁”的话来。小小的星球在他的笔下，可以瞬间被毁灭好几次。据说在一个饭局上，大家聊到如何毁灭城市的话题，刘慈欣喝了一口酒，放下杯，然后说道：“先把杭州降到二维，变成一副水墨山水画，再降到一维，变成一根细细的丝绸。”大家惊愕，欢呼，鼓掌。难怪在《三体》中，他把遭到降维打击的太阳系比作凡·高的《星空》。科学与诗意、冷酷与绚烂、至宏大与极细微就这么奇妙地被他杂糅在一起。
他在《明道》演讲中抱怨目前的太空旅行价格太高：仅仅距离地球100 千米的高度，短短5 分钟时间不到，就要花费20 万美元。
他呼吁航天领域应该向民间力量开放，这样一来，太空旅行的费用能迅速降下来。随着费用的降低，人类可以把工厂、企业甚至城市建在近地轨道上，这就是《三体》中太空城和“掩体计划”的设想。
他现在每天坚持跑步，为的是保持健康，一直等到太空旅行费用降低到他能承受的那天。
有家机构愿意为他提供一次太空旅行的机会，被他拒绝了，因为费用太高、时间太短，他看不够。
鲁豫问他：“如果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去太空空间站，你会想做什么？”
他说：“我只想在空间站上，长时间地漂浮在那里，看着地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
大神的心思，我们理解不了。
人类的技术进步并不能满足刘慈欣向茫茫太空打量的急切，他似乎一刻都不想待在地球上。如果不是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那么“走了三十亿年，我们干吗来了”？他通过计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于浩瀚的宇宙，人类出走地球的意愿，还不如那个选择“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生活模式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不无揶揄地说：“他那让现代人轻视和怜悯的低矮卑微的理想，其实比全人类的理想宏伟了100倍！”
他建议人类建立一个更远大的共同理想：走出地球，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不过，他似乎对此不抱太大希望：“这类大而空的慷慨激昂不会打动这个叫‘人类’的人，已成为地球宅男的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过得更富足更舒适，至于如何在宇宙中更有出息，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人类一贯不善于预想未来的灾难。曾有人讨论过地球不可避免的死亡问题：10 亿年之后，变成红巨星的太阳将把地球气化，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我们无法想象10 亿年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也无法承受10 亿年的焦虑不安。如果你觉得10 亿年太久，那还有更迫在眉睫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一再告诫人类：地球将在200 年内毁灭，人类必须逃出地球。
未来的灾难，除了地球生存环境的不稳定，还有地外智慧生命可能存在的恶意。
在一次科幻迷的见面活动中，一位人大代表询问刘慈欣可有什么有价值的提案，刘慈欣就给他提了一个方向：预防外星人入侵地球。
两个人都很严肃，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就提案细节进行了深入探讨。
所有人都觉得很可笑，认为两个人入戏太深。笔者第一次听说时，甚至以为这是一个段子。而刘慈欣多次证实：我是认真的。
不过仔细想想，该被嘲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在没有证实或证伪之前，“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可能性至少是有的，而且危机一旦发生，连个缓冲期都没有。
刘慈欣把宇宙设想成一个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像一个带枪的猎人，它们之间充满了猜忌和不信任，唯一的策略就是：藏好自己，做好清理。一旦发现对方，必须立即消灭之，否则自己就会成为枪下鬼。
在“他人即地狱”的冷酷宇宙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最低程度的善意。
这样的设想太暗黑，但也不失为“费米悖论”的一种解答：正是因为各个文明都不愿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有些事想想就让人脊背发凉：人类为了接触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不停地向外太空发送信号，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潜在的风险。可悲的是，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同类，却毫无理由地对未知生命体报以最大的善意。就像黑暗森林里的一个傻孩子，没有看到那影影绰绰的枪口都在试图对准自己，还生了一堆火，大声高喊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信与不信，都是一种可能。
刘慈欣说：“对于太阳系之外的星空，要永远睁大警惕的眼睛，也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来猜测太空中可能存在的‘他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宇宙中弱不禁风的文明，这无疑是最负责任的做法。”
古时候有一个杞国人，总是担心天地崩坠，身无所寄，以至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哲学家泰利斯走路时总是抬头望天，有一次居然不小心掉进了水坑里。
在很多人看来，陷入狂想的刘慈欣是属于这个序列的，他那无端的担忧简直荒谬至极。
刘慈欣对这样的误解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他笔下的罗辑、维德等都是忍辱负重的英雄。罗辑为了隐藏自己的威慑计划，甘愿被冷落、被嘲讽，甚至被驱逐；在面壁54 年以维持人类和平之后，他却被移交法庭进行审判。维德为了争取“执剑人”资格，不惜以身犯险，刺杀程心，最终身陷囹圄；他为了研制光速飞船，不惜与联邦政府对峙，最后被判死刑。
把目光放得无限长远的人，早就做好了被误解的准备，维德和罗辑如是，刘慈欣亦如是。
星球崩坏，文明毁灭，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么沉重的思考。如果一定要有人预想末日的话，就让刘慈欣们来吧，前提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的提醒当成笑话来听。
朝闻道，夕可死
严锋说“我毫不怀疑，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话不算夸张。优秀的科幻作家在欧美国家灿若群星，而在我们这样拥有十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拿得出手的却寥若晨星。
当叶永烈1978 年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系列的时候，一百多年前的凡尔纳已经描画出了几可乱真的科幻场景，而威尔斯也开创了“时间旅行”“异度空间”“外星人”“隐身人”等科幻题材，半个多世纪前的奥威尔和赫胥黎已经开始深思人类的另类未来，同时代的阿西莫夫也早已为人工智能设定了道德规范。
相比西方科幻文学宗师那奇妙的幻想和逼真的描写，《小灵通漫游未来》也只是入门级的科普类科幻。在我们整个年轻一代读者的印象中，所谓科幻，就是郑渊洁那种，一半童话，一半科普。
难怪刘慈欣还拿过儿童文学奖。
而《三体》确实是一部能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作品。李淼说，放眼全球，《三体》绝对是一百部最优秀科幻之一。此言当为不刊之论。
在国内，刘慈欣也为科幻文学的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三体》热”使科幻走出了狭小的科幻圈，刷新了普罗大众对科幻文学的定义。
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有人向笔者提及这部，笔者最喜欢的心理咨询师曾奇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推荐。最卖力气的义务宣传员要数互联网界。2011 年，雷军在公司战略会议上推荐大家《三体》，并进行读书分享。之后，李彦宏、马化腾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三体》的喜爱，而据说周鸿祎还在《三体》电影中客串了一个军方专家的角色。“黑暗森林”“降维攻击”等概念似乎确实能解释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的颠覆性重塑，雷军说《三体》不仅仅是科幻，本质上是本哲学书。
刘慈欣还被拉去参加过几次关于互联网经济的讨论会，不过，鉴于自己并不了解人家讨论的诸如“互联网生态”之类的名词，后来他干脆拒绝此类邀请。
想象一下这种奇怪的场景：互联网大佬们以崇拜的眼神看着刘慈欣，说这些思想都是从《三体》中看来的，而刘慈欣却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这些无心之柳并没有让刘慈欣感到高兴，相反，他兜头给IT 技术泼了一盆冷水：“目前我们很可能处在一种技术进步的假象中，IT 技术的飞速发展掩盖了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缓慢。”能点燃他兴奋点的是具有未来色彩的技术，是人类应该有的共同理想：对宇宙、太空抱有探索的欲望，不断向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相比于互联网技术的虚火，他更关切基础理论的进展。《三体》中智子就是通过锁死人类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锁死了人类的科技进步。他也借丁仪之口表达出对物理基础理论没有开创性进展的失望。
在另一篇《朝闻道》中，刘慈欣把丁仪（与《三体》人物同名）塑造成了一个愿意为终极真理殉道的科学家。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刘慈欣的精神内核：朝闻道，夕死可矣。
中，一心想获得宇宙终极真理、建立宇宙大统一模型的丁仪对妻女说道：“我心中的位置大部分都被物理学占据了，只是努力挤出了一个小角落给你们，对此我心里很痛苦，但也实在是没办法。”他妻子却说：“这话你对我说过两百遍了，只要它的性别不是女就行。”
丁仪所造的粒子加速器即将成功之际，“排险者”突然出现，他把这个加速器销毁了，原因是它能够产生创世级能量，可能会给宇宙带来灾难。
原来“排险者”所在的世界是唯一通过安全方式获得宇宙大统一模型的文明，为安全起见，他们必须及时销毁宇宙中所有能接近终极真理的科研设备，且必须遵守“知识密封准则”（高级文明不能向低级文明传递知识）。
为了了解终极真理而不破坏知识密封准则，丁仪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把宇宙的终极奥秘告诉我，然后毁灭我。”
于是，“排险者”建造了一个真理祭坛，科学家们鱼贯而入，提出终极一问并得到回复后，随即被毁灭。
祭坛下的围观者表示不理解，认为他们的生命什么都换不到，因为他们获得那些知识后，只有十分钟的存活时间，对人类毫无用处，“他们对终极真理的欲望已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变态”。
“排险者”说：“当宇宙的和谐之美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你面前时，生命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就是没有这十分钟，仅仅经历看到那终极之美的过程，也是值得的。”
在庞大的终极真理面前，生命渺小如尘埃，上下求索，死不足惜。这种极端的理想主义有没有让你不寒而栗？
刘慈欣讨厌人类“躺在技术的安乐窝里不思进取，不打算向外太空移民，就打算在地球上过下去的想法”，他借“排险者”之口说道：“当生存问题完全解决，当爱情因个体的异化和融和而消失，当艺术因过分的精致和晦涩而最终死亡，对宇宙终极美的追求便成为文明存在的唯一寄托。”
不过，这跟他本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内心冲动，也不会为了形上追求而搭进去身家性命。
他说：“我特别不‘文如其人’。”看他的日常生活，好像他确实更关心现实利益。
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大城市，他说当然想过，只是老婆的工作不好调动，老人和孩子都要照顾。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京，他说当然想过，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
而提到走上科幻创作之路的“那个时刻”，他回忆说，一次打麻将时输掉了800 块钱（当时是他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决定搞点创作，一则填满空闲时间，一则赚点小钱。
不过，这话不能当真的。要知道，他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投稿，刚开始的时候，百分之百会被退稿，但他依然乐此不疲。直到1999年，才在《科幻世界》发表了《鲸歌》和《微观尽头》。在单位里，他的科幻创作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直到他名扬天下之后，才有同事跟他说“有个写科幻的跟你同名”。
有人问他，写了20 多年科幻，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写科幻不需要坚持，不写才需要坚持。
你很难想象，这种执着仅仅是为了赚点小钱。填补输钱的亏空只是一个很表面的动因，科幻的种子在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时就已埋下，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蠢蠢欲动，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
就像他日后说起的，他不缺换啤酒的小钱。不过，他不在乎以此赚钱，并不代表他不在乎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的反应。他说，科幻作家眼里要有“铜钱”，“铜钱”不是指创作要以商业性为导向，而是指外圆内方。对外，讲的故事要让读者喜欢；对内，要坚持自己的核心创作理念。
他经常说所展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只是为故事本身服务的，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想法，而他本人的价值观，他也尽量让它“飘忽不定”。但作者本人怎么可能完全超脱于作品之外呢？比如黑暗森林理论，他虽然强调只是为了故事好看，但还是在多个场合提及预防超级灾难的必要性；比如“朝闻道”的精神，他虽然强调自己没有此类冲动，但还是不停鼓吹人类应该有不断开拓地外世界的进取精神。凡是能拿来打动别人的东西，一定曾经打动过自己。
他因为没有去到雨果奖颁奖现场而后悔不已，因为那是由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通过视频连线宣布的。
他说他会因为没有灵感而焦虑得睡不着觉，也会因为某个创意被别人先写了出来而痛心疾首，他说他下一部写了两三年，但因为觉得不够新鲜而全部作废了。唯愿自己的创意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家的激情所在，反之，就是作家的噩梦：午夜梦回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故事完全没有吸引力。
这显然不是挣个酒钱那么简单，也不是打麻将输钱的“那个时刻”所能解释的。
其实，这并不矛盾。我们往往是因为太爱一个东西而生怕损害它的品质，所以千方百计不想让它跟金钱挂钩，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三体》中，前去购买星星的云天明跟接待他的天文学博士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很幸运，和你赠予星星的那个女孩一样幸运。”
“我不幸运，我快死了。”
“真那样的话，你仍然很幸运，大多数人，到死都没向尘世之外瞥一眼。”
为了吸引大家向尘世之外瞥一眼，刘慈欣坚持着自己的科幻梦，因为“好的科幻，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