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0章 丹心照（2 / 2）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淩哲送走了三十二寨的族長們，只覺得渾身冰冷，心也冰冷。
他提筆寫下這首於謙的詩，正巧楊木掀開門簾進了帳篷，看到淩哲冷著臉寫下詩，隨手拿過來一看，有些不理解。
“鑿開混沌之地層，獲得煤炭是烏金。蘊藏無盡之熱力，心藏情義最深沉。融融燃起之炬火，猶如浩浩之春風。熊熊洪爐之烈焰，照破灰沉之夜空。鐘鼎彝器之製作，全靠原力之生成。鐵石雖然已死去，仍然保留最忠心。只是希望天下人，都能吃飽又穿暖。不辭辛勞與艱苦，走出荒僻之山林。”
淩哲垂眸洗筆，清澈的水逐漸被暈染的一點點烏黑，慢慢擴散，不規則卻有一種奇怪的美感。
“這是明朝詩人於謙的《詠煤炭》，你可能沒聽過，但他另一首很有名的詩，你一定聽過，《石灰吟》。”
“聽說過，我還記得大概內容。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楊木想了想，又拿起一張紙無聊地折了起來。
“沒錯，你還記不記得，我曾教過你的《大學》。”
“今天那些老傢伙又來為難你了嗎？你又來欺負我解氣……”
楊木抓了抓頭髮，旋即毫不客氣地坐在淩哲之前坐的位置上。寒冷的盔甲和淩哲文弱的書生打扮對比鮮明。
楊木看著淩哲洗筆，思緒慢慢飄回到淩哲教他《大學》篇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淩哲，還住在楊木的家裏，身體極弱，性格又極其倔強，生了病還不肯低頭。若不是楊木實在是不放心，大半夜也要去探望，淩哲可能就永遠停留了。
那是淩哲高燒病痊癒後的半個月，楊木每天都在自責中，晨昏定省，日日不忘。淩哲說東，楊木不說西。
這一天，很好的陽光，淩哲攜帶著《大學》的講義將剛剛在校場練習結束的楊木請回了書房。
“《大學》是一篇論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相傳為春秋戰國時期曾子所作，實為秦漢時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著作。
這裏曾子是很有名氣的人，你一定要記住。
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名參，字子輿，春秋末戰國初魯國武城人。孔子弟子，儒家主要學派—“曾子子思孟子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後世尊其為“宗聖”，與孔子、孟子、顏子合稱“四聖”。
接著之前的講。
經北宋程顥、程頤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學章句》，最終和《中庸》《論語》《孟子》並稱“四書”。宋、元以後，《大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中國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大學》提出的“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說明治國平天下和個人道德修養的一致性。
《大學》全文文辭簡約，內涵深刻，影響深遠，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於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做人、處事、治國等有深刻的啟迪性。
宋代以前，《大學》一直從屬於《禮記》。儘管《大學》沒有從《禮記》中獨立出來，但是，西漢的董仲舒、東漢的鄭玄、唐代的孔穎達和韓愈，他們對《大學》的傳承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影響了《大學》的學術地位。
董仲舒對《大學》的貢獻主要在於將儒家經學由民間思想提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高度，開啟了儒學成為官學、顯學和國學的始點。
鄭玄將西漢後期流傳的各種《禮記》抄本，相互校對，並作注解，使得《禮記》大行於世，並流傳至今。他的著作《三禮注》中《禮記·大學》是現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學》研究著述。
孔穎達解讀《大學》，重點強調“誠意”的關鍵性作用。他將《大學》文本分為兩大段，為朱熹將《大學》分為經、傳兩部分做好了鋪墊。
韓愈把“仁義”定為“道”的根本，並以《大學》為依據，提出了“正心一誠意一修身一齊家一治國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煉路徑。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來證明和張揚儒家道統，並把《大學》《孟子》《易經》視做同等重要的“經書”，提高了《大學》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
程顥、程頤將《詩》《書》《禮》《易》《春秋》稱作“大經”，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作“小經”，並繼續尊崇儒家經學的正統地位，認為“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朱熹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取出來，為《大學》《中庸》做章句，為《論語》《孟子》做集注，把它們編在一起，做《四書章句集注》，經此，《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並被確立“四書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後，《大學》成為科舉考試科目的欽定科目。
元仁宗於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頒佈“考試程式”，明確規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科舉用書。
明代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規定鄉試、會試頭場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書五經中的經文做題目，故大多讀書人往往傾注一生，研讀四書五經和八股文，使《大學》在儒家學說中的地位更加顯赫。
清代鼓吹復興漢學，《大學》地位依然重要。
《大學》出自《禮記》，原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禮記》原名《小戴禮記》，又名《小戴記》，由漢宣帝時人戴聖根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而成。據斷代史學家班固在“《記》百三十一篇”下自注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他認為《禮記》各篇的成書年代主要分佈在戰國初期至西漢初期這段時間。
清代人崔述認為：“凡文之體，因乎其時……《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洙泗考信錄·全錄》）綜合而論，《大學》的成書時代大體在孔子、曾子之後，孟子、荀子之前的戰國前期，即西元前5世紀左右，系出於曾氏之儒一派的純儒家作品。即《大學》的成書年代應是在戰國初期，其作者應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現在學術界比較認可的戰國初期曾參所作。
但是，並不是它的全部都是有好處的，有些負面的影響。我已經把它分成正面和負面兩種，我們先來談談正面的。
《大學》作為《禮記》中的一篇，它對於漢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啟發。特別是到宋代理學勃興後，借助科舉的力量，又使它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宋以後幾乎每一個讀書人都受到《大學》的影響。《大學》強調了學習者自身道德修養的提高，還強調了對社會的關心和參與精神，對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與促進社會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大學》所提出的“修、齊、治、平”思想，幾乎成為讀書人的唯一標準理想。這種思想主張積極入世，注重自身修養，關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安定，擁護統一，對社會的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接下來，我們談談負面的，這是需要我們拋棄的，但需要警戒，作為教訓的一部分。
《大學》把人的思想束縛在儒家的思維範圍之中，給古代文人帶來思想僵化的缺點。在中國古代，一個人如不按照“修、齊、治、平”這條線路來走，輕則斥之為不成才，重則認為離經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輕易不敢背離。從這個思維模式教育出來的人，雖然有“達則兼濟天下”的信念，但他們的最終目標是為最高統治者服務的，讓百姓過上好日子並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只是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如果百姓與統治者利益發生衝突，只能是犧牲百姓的利益。因此儒家思想上帶有一些奴性。”
淩哲並沒有開門見山直接給他講原文和解釋，而是先是鋪墊，一點點的介紹背景，包括作者的，還有發展脈絡。楊木更是對淩哲的博學多才崇拜多了一分。
楊木偶爾也會思考，淩哲的腦袋怎麼長的？裏面是不是除了智慧就是知識，除了知識就是智慧。不像他，可能晃一晃，還有水聲……
可當初在水牢裏泡著的，可不是它楊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