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张徐文痞匿身为幕 孙田弁役分典粮兵（1 / 2）
在“内相府”，刘瑾还专设了一套保管机密文件，负责起草“中旨”，密藏府内金银财宝及其账籍，统率府内外兵戈弓弩和精锐甲兵的班子。这套班子随着他的野心愈益炽烈，而愈益扩大和诡秘。
人们称刘瑾的府第为“内相府”，全称应是“内丞相府”。既然“中旨”频下，原来执掌丞相职能的内阁便被架空了，只能处理一些例行公事和收转各方面对皇上诤谏的奏疏，逐渐被皇帝视为鸡肋，用起来不顺手不顺心，但又不能完全撤销。内阁形同虚设，“内相府”却实权在握，总揽了军国大政。
说刘瑾府邸是内相府，实际上还是低估了它。从某个角度看，刘瑾本人还篡夺了部分皇权，石大人胡同的巨宅有时还起到第二宫廷的作用。当时各机关部门的章奏，都要事先以副本关白刘府，称为白本，甚或也有绕过内阁，直接将正本送交刘府的。在外地的总督、巡抚、巡按御史等官员一切举措，都一定要以揭帖的形式向刘瑾进上，然后秉承刘瑾的意图行事。甚至有揭帖未上，章奏未进之前，刘瑾授意拟好的“旨稿”已经发下来，中外传播，有关臣僚赶忙依稿上奏，批下的中旨竟然与先发的稿子一字不异。小道消息变成大道政闻，“旨稿”变成正式圣旨，其实是正德皇帝根本不知闻或者不屑知闻的。京城私下议论，说正德是坐着的“朱皇帝”，而刘瑾是站着的“刘皇帝”。
为办理十分繁重而且涉及绝对机密的事务，刘瑾在府内豢养了四个分管文、财、军等事的亲信幕僚，府内称之为“四大金刚”：张文冕、徐正、孙聪、田文义。这四大金刚各有所长，分管刀笔、谋议、理财和军务等，这些人除兼职锦衣卫指挥使、官拜正三品武职的田文义外，一般只匿居在刘府，并未挂着显要的官衔，概不出头露面，与外廷朝臣，甚至与其他“七虎”也不多联系，仅就自己分管的事务单线向刘瑾请示参议，有时也参与范围极小的阴谋密议。他们的能量很大，所管事务上干庙廊，中涉阁部，下及民生。就文职幕僚来说，是以张文冕为首，徐正为辅。
张文冕，字炎光，华亭人。此人早年中了秀才，在本乡以缙绅自居，包揽词讼，代人追债迫婚，是当地有名的劣生恶衿。十余年间，他四次参加乡试落榜，在本地却用刁计讹置了百余亩良田。华亭地狭人众，有百亩良田已是中等人家，如果他以秀才和土老财的身份过日子，也能终老故乡。但此人性好渔色，邻近几个青年媳妇都被他诱奸，早已引起乡人公愤。一日，张文冕竟乘夜将归宁亲妹强奸，其妹不甘受辱，诉之族众。张族的族长在祠堂集会，众愤难平，用乱棍将他双腿打瘸，又决定第二天绑石沉江。岂料他半夜里挣脱捆绑的绳索，拖着瘸腿逃脱。他先在松江半山一座古庙内养伤，然后投奔他乡。华亭县官闻讯后，也褫夺了他的衣冠。
多年来，张文冕隐瞒了自己被黜生员的身份，流浪江湖。他自知正途科举功名的途径已经断绝，便下力攻读权谋术数之书，研究阴谋诡道、刚柔相济之理，总想傍靠某一个强藩权门，觅取获致富贵的偏门。他外表上以占卜星相为生，实际非常关心时势的演变、政局的转移、显要人物的沉浮及其背景，伺机从中找到可资利用的空隙。此人能说善道，又擅长察言观色，因人因事论说滔滔，对不同对象，或饵以厚福巨利，或恫吓以厄运危言，有时又能为达官豪绅献策解困，竟然获得了“瘸脚神仙”的名声。他在弘治末年辗转进入京城，一眼就盯上了刘瑾，因为他早就打听到刘瑾是皇太子跟前的第一大红人，是得宠宦官们的首领。皇太子总有一天要正位九五，届时必然鸡犬俱升。张文冕看准了刘瑾的前程无可限量，便决心要走刘瑾的门路，要在皇太子尚未继位，刘瑾还未大红大紫、掌握重权之前，赶紧和他拉上关系，所谓放长线钓大鱼，江南人又叫作投机烧冷灶。他巴望能当上这位太监贴身的亲近人，便可以依靠这棵大树，取得荫庇，一雪在故乡被褫夺衣冠、革出宗族之耻。
张文冕之能攀上刘瑾，并终于和他结成如胶似漆的亲近关系，是靠善用计谋，以告密的手段达到的。事情要回溯到弘治末年。
原来张文冕入京以后，结识了太常寺博士边贡。边贡是山东历城人，弘治九年的进士，为人慷慨倜傥，以文学知名，且性好交友，不在乎三教九流、地位高低，只要能谈得来，都愿意接待。他在偶然的场合认识了张文冕，颇赏识他的能占善卜、议论风生，其实亦不过是以门客视之，宴会时偶尔请他陪席。张文冕因而得以不时进出边府，甚至能径入书房。
弘治十八年二月，皇帝下诏求言，户部郎中李梦阳应诏陈言。李梦阳是弘治六年的进士，才华出众，思维敏锐，他虽然年纪较轻，但所作诗文已经享誉全国，被公认为未来的文坛领袖。他当时在户部担任郎中，仅是五品微员，但他锐意革新，主张清除弊政，改革政治。他读到弘治的诏书后，十分兴奋，以青年人的锐进之气，怀抱饱满的政治热情，针对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连夜撰写了一份五千余言的《上皇帝书》。他大胆坦诚地指出，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二病”“三害”“六渐”等重大祸患。所谓“二病”，一指大臣不职不廉，是为“元气之病”；二指宦官擅权，肆行不法，是为“腹心之病”。所谓“三害”，一指“兵害”，军队空额，军权为权势掌握；二指“民害”，民贫役繁，重赋伤民；三指“庄场”殃民之害，指的是京畿良田多为皇亲国戚强占，良民田产尽入其手。所谓“六渐”是指贫匮之渐，盗贼之渐，坏名器之渐，弛法令之渐，方术眩惑之渐，贵戚骄恣之渐。李梦阳甚至点名道姓地指斥弘治张皇后的弟弟张鹤龄、张延龄这两个国舅爷的种种秽行恶迹，请求弘治下大决心除病消害。这篇奏疏言人之不敢言，不但痛陈时弊，而且敢于触批皇帝的逆鳞，干犯皇威，是冒死进谏。由于李梦阳和边贡是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将连夜写成的奏稿送请边贡参详，边贡设酒款待，和他边对酌边议论，对梦阳的奏议表示完全支持。梦阳告辞后，边贡因醉午寝。恰于此时，张文冕来访，本来要在书房中稍候边贡酒醒，不意看到案头上放有李梦阳尚未奏送入内的稿子，披读之后，不觉咂舌：“这个李某提着头颅上书，敢情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不觉又灵机一转。对于李梦阳提到的什么病什么害什么渐等等，自己可以暂不理会，但对于猛烈尖刻地攻击宦官，要求立即驱斥和法办，却是一条非常有用的卖得出大价钱的讯息。特别是张文冕急于投奔刘瑾而苦于无门可进的时候，现在正好趁这份奏稿虽已拟就，但尚未递上之前，赶快向刘瑾密告，定然是一份进见大礼。
为此，他将有关段落用心默诵记忆下来，快步赶到沙井胡同刘瑾的原住宅紧急求见。
直到傍晚，刘瑾才从钟粹宫下值回家。刚入沙井胡同，便远远看到有一个人拐着腿迎着自己走来，举起右手来打招呼。细看此人头戴着皂色儒巾，身穿青绡直裰，京鞋白袜，不过是平民打扮，其体形因瘸腿而腰背佝偻，但脸面清秀，具有文人气派。刘瑾随行的小宦官看张文冕走近，一把当胸揪住，喝问：“干什么的？”
张文冕神色自若，答道：“有要紧事来禀告刘公公。”
小宦官仍不撒手，厉色质问：“什么要紧事，这样冲撞前来？”
文冕礼貌地将小宦官的手轻轻拨开，面向刘瑾作揖打躬，恭敬而道：“华亭儒士张文冕，确有关系公公等切身重大关系的机要事，急于禀告公公。”说罢，又一揖。
刘瑾皱了一下眉头，仔细端详面前这个陌生人，注意到此人虽然身已残废，其貌不扬，但眉宇间却显出机智，还看到他急于效忠和祈求的眼神，以及谦恭得体、遇变不惊的镇静态度，判断此人并非寻常，似非白撞之辈，便略带威严地说：“既然如此，就随我进内吧！”
张文冕与刘瑾的一夜深谈，奠定了他晋身为刘瑾首席幕僚和谋士的基础。
刘瑾领着张文冕进入书房，自己端坐上位。文冕侧面侍立。
张文冕重新施礼，作自我介绍：“晚生张文冕，浙江华亭人氏，自小读书入庠，但无志科举功名，只愿遍历江湖，饱览山川名胜，结识天下豪雄。素仰刘太监公公辅导东宫，为国家百年利益不辞劳瘁，深愿能面谒风范，亲聆教诲……”
刘瑾摆手，对这些阿谀套话并不感兴趣，他打断张文冕的话说：“这些话不必多说了，你在门前说有什么关系重大机密的事，可如实说来。”
张文冕知道已转入正题，但又卖了一下关子：“晚生刚从至好朋友处知道，户部郎中李梦阳准备应诏上书，其中最重要一事是对内臣历年伺候皇上，为国分忧的殊勋概予抹杀，反而肆行诬蔑，竟奏请尽数驱斥。晚生想方设法，得以披读到该疏文的原稿，难以捺制义愤，是以急来禀告公公，敬请预为防备。”
“你将李梦阳的奏稿拿给我看。”
“没有稿子。”
刘瑾的脸色有点儿难看，说：“这又为什么？”
张文冕婉言叙说：“公公应该知道，这是何等大事，奏章尚未送达御览，岂容随便传抄？晚生承知友过信，惠允私下披阅，才得知原委的。”
“你还记得主要内容吗？”
“不但能记得，对有关奏请锄灭内官的段落，还能一字不误地背诵下来。”
刘瑾颇感诧异：“哦？我倒想听听。”
张文冕走前一步，清了一下嗓子，抑扬顿挫地背诵：“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则难攻，不攻则亡身者也。臣切计当今事势，内官者，腹心之病也。
“内官阴性而狠贪，其地逼近，又朋比难剪……陛下以此辈为忠实可用耶？抑例不可废也。夫例诚不可废，每处置一二辈足矣，今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势无全羊，况十虎一羊哉！
“昔人有言，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肯补，言难除也。今皇城之内通名籍者几万人，亦多矣……田野小民，无故犹阉割亲儿以希进用……阴性狠贪之徒妄行于中国，不危者鲜矣，臣故曰：内官者，腹心之病也。……今诚欲腹心安，莫如铲内官之权。铲内官之权，莫要于有罪不赦，有缺不补……”
张文冕还要再背下去，只听到刘瑾一声喝止：“李梦阳算什么东西，真要赶杀净绝，要挖掉内侍的根啦！岂不知道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内侍匡君护国，忠于社稷，不少前辈公公为国舍命，为尽忠皇室捐躯，屡建扶危挽倾之功，今却要指为腹心之病，竟然要铲之再铲之，要赶尽杀绝啦！真令人寒心啊！”
张文冕故意不说话，既已激起了刘瑾的怒意，就不妨让他充分发泄，然后再看情况说话。
想不到刘瑾很快就能将激动的情绪克制下来，转为沉着的思考：“李梦阳要铲除的内官，恐怕不是指我们在钟粹宫伺候皇太子的几个人吧！我们仅是侍奉皇太子的饮食起居，陪年幼的皇太子玩儿，不当权，不管事，恐怕还不会被看上眼。现在皇帝驾前得力的是司礼监太监王岳、李荣、范亨，贴身随侍太监宁瑾等人，派往各地的镇守、监织造等内臣都是由他们奏荐的，李梦阳坚请铲除的只应该是这些人。钟粹宫的太监不在风头浪尖上，似乎不必过分紧张。”
张文冕略有迟疑，然后鼓起勇气，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公公所言虽是，但应知，李梦阳和大多数朝官是将宫廷使用内侍作为一种制度和一个整体来攻击的，并没有过细区别。更重要的是，数年以来，在《邸报》刊载的章疏中，早就充斥着什么‘请予教皇储’‘请戒鹰犬逸欲之好’‘请远佞幸、亲贤人’等等。可见朝臣的视线早已瞄准着钟粹宫诸臣，公公似应居安思危，予以戒备。诸葛有言：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还请公公卓裁。”
刘瑾一时缄默，张文冕的话显然引起了他的进一步思考。朝臣对于钟粹宫存在的问题，三番五次专门上奏，早已引起了刘瑾的不安。眼前这个拐子还真是见多识广，一语中的，考虑问题比较周密，特别是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自己的关爱和效忠，真是交浅言深啊！
稍过一会儿，刘瑾示意张文冕坐在自己的右侧，似乎自言自语，又似想倾听一下这个唐突来客的意见，说：“当今朝臣势力强盛，内阁和各部以及言官等都抱起团来攻击内官，皇上又比较信任他们，内臣是难以和他们对抗的。今后局势发展实难预料。”
张文冕察言观色，知道刘瑾对自己的话还听得进去，窥测到了他内心的一些顾虑，便援攀而上，进一步发挥：“当今局势确实如公公所言，内官左右上下备受攻讦，确实处于重围之中。幸而皇上柔和宽容，对朝臣们的猛烈攻击仅作敷衍，小加裁抑而止，眼前绝不会发生大破裂，似可放心。但应看到，时机定会演变，盛衰之势必然要转移，成败之局必有颠倒。当前，正是大反复大裂变的前夜，唯在识时因势顺应之而已。”
刘瑾的脸庞转向张文冕，双眼紧盯着他：“详细说，详细说！”
张文冕成竹在胸，侃侃而道：“事态是明摆着的。皇上自去冬以来经常因病辍朝，进入今春更是频频告病。晚生向太医院的医士打听，他们都蹙眉不语，显而易见是病态严重，他们实在不敢透露而已。我朝自仁宗洪熙皇帝、宣宗宣德皇帝、英宗（正统）天顺皇帝、宪宗成化皇帝，一连四代都是英年崩逝，三十多岁便弃绝臣民，大行不返，都是由几岁或十几岁的稚年太子继位的，算是气数使然吧！晚生为祈求当今皇上圣寿绵长，曾私下占算，可惜天命难违，大限恐在今年春夏之间了。”
刘瑾虽然也知道，私习天文，暗底下为皇帝卜占寿限，犯的是“大不敬”死罪，但他并不顾忌这些，因为他也急于知道在位的弘治皇帝还能活多久。便让张文冕继续说下去。
“大丧之后，不论内廷外朝必有大变，此正是公公腾飞、事业不朽的绝好时机。但也是出现性命交关危殆的关头。”
刘瑾招呼张文冕将座椅移近，张文冕郑重地耳语说：“皇太子聪明天授，睿智识人，他最信任公公，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皇太子一旦继承大位，当然要依靠公公襄理国政……”
刘瑾并不讳言这点，又问：“即使如此，当以何者为先？”
“必应先抓兵权。兵者危道，但制胜不可无兵。制裁异议，扑灭颠覆，摆脱危殆，都赖兵权在手。”张文冕不假思索地回答。
但刘瑾又另有顾虑，说：“内臣掌兵，必会受到朝臣激烈反对的……”
“何止对兵权，对内臣掌握的不论什么用人权、理财权和厂卫缉捕权，都是必然要受到反对的。这些方面的对垒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但决定斗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是否得君，是否取得继位皇帝坚定的信任。只要能保有皇帝的支持，任何激烈的反对都不过是纸上的空言，笔墨官司、口沫争论而已。故此，公公必须毫不松懈地不惜任何代价，要更取悦于今日的皇太子，即得到不日登基的皇帝的特殊器重……”
刘瑾虽然感觉张文冕口无遮拦，但却说出了自己久埋在心而不敢明说的话，便不加阻止。
“至于朝臣们的言行作用，似应重视，但又不必过分重视。新君继统，时移势改，他们的根基便已发生动摇，自然有人会转而迎合新皇帝的意图，配合内官掌权执政。对这样的人，应该怀柔之，笼络之，升拔之，陆续收为我用。至于对那些仍然顽固忤君犯上的人，则必须削株掘根，应免官者免官，应驱斥者驱斥，应谴戍者谴戍，应诛戮者诛戮，作一大清洗大扫荡。立威宜早，用权宜尽，锄患于萌芽出土之先，形兆初现之时。古语有云，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切不可有不忍之心，切不可与祸患为邻……”
说到这里，张文冕目露狰狞，似乎要将他前半生受杖遭黜、断绝仕途的一切仇恨，都指向现存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架构上。他知道，刘瑾性格刚狠，以上的话，正合乎刘瑾的心意。在他本人而言，如果不投奔刘瑾，不走宦官的偏门，就绝无其他出路，只能四处流浪，沉沦于江湖。
刘瑾对张文冕的放言高论并无反感，而且觉得这些说法与自己的意见如出一辙。他十分佩服眼前这个人的博闻强记、思深虑远，正是自己图建大业不可缺的班底人才，不觉放下架子说道：“今天幸会，实在有缘，以后还要多请张先生指教。”
文冕连称“不敢”，告辞而出。
刘瑾为示亲近，挽着张文冕的手臂，同步走出堂屋：“幸而我在钟粹宫还有着张永、马永成、谷大用等几位兄弟，都是相知时深、肝胆相照的。”
张文冕突然停下脚步，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表示对这话不尽认可。眼光虔诚地望着刘瑾，用掏出心窝进言的语气说：“公公宽厚信人，晚生由衷感动。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公公在钟粹宫诸人中更特别受宠用，同伴中不一定都心悦诚服的。须知人类天生有嫉妒心理。同类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共患难易而共富贵难，古今同理。恩仇中变的往事数不胜数。对于近身伙伴，知情契友，更宜戒备，防止祸起萧墙啊！”
这几句话恰好扎到了刘瑾心中最痛处，不觉扑的一跳。宦官们一般都心地狭隘，小器量，敏感多疑。近日以来，刘瑾对于其他“七虎”，特别是其中的张永早有怀疑，不满张永在底下过多亲近和求宠于皇太子，又背着自己拉拢其他“六虎”，不能不有所警惕。他觉得张文冕说得确有道理，虽然没有答话，却将张文冕的手臂紧握了一下，以示会意。
刘瑾怀着一种亲近的心情，将张文冕送到门外，目送他一瘸一拐地走出沙井胡同东口。果然，几个月后，刘瑾刚掌权，便将张文冕迎入府邸，引为自己的首席幕僚。
徐正入幕的情况，与张文冕大有不同。
徐正，字丰凡，福建福清人，天顺八年进士，和谢迁是同科同年。他原分发在刑部任主事，其后升任郎中之职，可以说是官场老资格，因此熟谙律例，擅长刀笔。但此人素不安分，过于躁进，不择手段，总以为在部里当司官，循序升迁过于缓慢。成化年间，他极力巴结当权的大宦官汪直，上书称颂汪直功德。当时汪直倡议置西厂，作为另一特种缉捕衙门，滥捕无辜，除了已屈死在西厂狱的人以外，又要将另一些犯人在刑讯逼供后，移送到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部门组成的所谓三法司，由三法司或判刑期，或予处决。无非是按照西厂的意见定案，算是了却法律手续，其实是为西厂分谤。有些司法官员遇到催办这一类的重大冤案时，往往执卷徘徊，难免有不忍之心，个别人甚至掷笔辞官，不愿畏势屈法，充当杀手。徐正则不然，他总是竭尽心思摸透汪直的意图，不惜曲解法律，滥引例案，为西厂迫害官民找到根据。其执笔的案牍，对犯人或囚或杀，无不符合汪直的心意。徐正手上实分沾了不少血渍，汪直对他的狠心刁笔也极为欣赏，认为是配合西厂协调称意的干员，多次邀宴于府，拍肩誉为“好徐郎！”还明确许愿，不日当提升他为刑部侍郎。
可惜好梦不长。正当徐正浮想联翩，想象步入刑部大堂的荣耀时，忽然传来罢西厂的消息，汪直被贬斥到南京待罪，并穷治其党羽。徐正一方面惊惶畏惧，另一方面又迅速改换脸谱，赶快检出奉汪直意图由西厂历年发来的办案帖子，积极揭发汪直“胁迫”三法司制造冤狱的罪恶，将自己装扮成一贯抵制汪直和西厂、一向受压抑迫害的正派法官。他日夜伺候于另一派得宠宦官、新任东厂太监尚铭的门前，哀恳尚铭为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