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君臣歧见交锋殿陛 中旨频下架空内阁（2 / 2）
谢迁的答话比李东阳加了一点热度，他表明了态度，一板一眼而且庄重缓慢地说：“臣等以为，各部、院、寺、监大小臣仆之所以纷纷给皇上奏疏劝谏，其实都是有感而发，是出自对皇上的忠爱，愿为直臣以事上。内阁之所以将这些奏章摘要汇奏，无非是为转达他们的忠忱，或有可供圣虑之处。若有逆耳之言，还望皇上念其初衷，谅其憨愚，曲赐保全……”
谢迁话未说完，皇帝已经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手指向刘健：“刘先生，说说你的看法。”
历来以刚正倔强，被称为“木强阁老”的刘健，从殿上的气氛中明显看到，已不存在委婉陈言可以奏效的可能，经精选汇编入奏的诸臣奏议也绝不可能起到感化的作用。为了做最后的努力，他鼓起勇气直率陈言：“皇上刚即位的时候，全国军民盼望太平，对皇上寄予极大的期待。但是大半年来，大明祖制和先帝立下的规章，几乎被篡改净尽。有关国计政令，皇上并不关注，往往朝令夕改，难有安宁的一日。特别是，对于忠心进言的人，竟指为生事；对于尽职负责、主张整顿的人，竟斥为多言。坚持正见，累章执奏，则曰再扰；查革弊政，则曰纷更。案件涉及宦官近侍和贵戚的，则概不受理……
“皇上常常以中旨方式颁发指示，根本不知会内阁。内阁对政事的拟议，中旨有时竟全部予以废除更改，臣等明知照这样下去，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不能不再次申明意见，但皇上概不采纳，却以宦官的主张转为御意。这样排斥忠良正直之臣，视为仇雠；重用奸佞宦官之辈，亲如骨肉。臣等无力挽回，实在不敢再恋栈职务……”
刘健以顾命老臣和当朝宰辅的身份，倾诉出积蕴在心的忧虑和苦恼，说到动情处，热泪盈眶。说到最后一段话时，不自觉地再次跪倒，俯伏在阶陛之下，连连叩首。李东阳和谢迁看见首辅如此，也抢步过去，跪伏在刘健身后。
正德皇帝对于刘健的长篇奏语根本听不进去，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额头青筋毕露，薄嘴唇微微颤抖，似乎在龙椅上如坐针毡，几度转侧，最后将右腿架放在左膝上，才算安稳下来。他极力按捺着盛怒：“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李东阳尽力用平常语气说：“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于内官擅权不法。”
这句话像是触及了皇帝的痛处，他几乎跳将起来，提高嗓门喝道：“天下的事难道都是内官故意弄坏的吗？十个内官，好的也有三四个吧？朝臣难道都是好人？我看十有六七的事情还是坏在他们手上。三位先生久居显位，恐怕对此也应有自知之明吧！”
说完，正德从御座中站起来，在案前来回踱了几步，本来还想发作，但又勉强止住，他怒目瞪视一遍还跪伏在阶陛下的三位顾命大臣，不再理会他们，转身对随侍的内臣们厉声吩咐：“退朝！”
刘健在奏对中所说的“中旨”，是指未经内阁票拟和主管部、院陈奏的重大事件，或已经票拟或陈奏的事件，因意见不同，皇帝置之不理，直接在宫中下旨宣布另外的决定，强令执行的诏旨。
这样的中旨，违背了朝政正常运行的常规，只能是完全体现皇帝的专制独断。在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对它一直采取批评和抵制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体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对君权和对各级各部门官府职权制约的原则，明代也不例外。例如，对中央重要行政部门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专设同名的六科对口检查监督它们的工作；对于皇帝的不当言行，监察御史和广大朝臣有权以劝谏的形式来进行批评，吁请改正。从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以来，内阁学士或大学士对全国送来的奏疏负责票拟，也就是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皇帝发出的诏旨，一般应通过内阁下达，实际上也就是取得同意，内阁对皇帝处理的政事认为不合适，还可以“封还”御旨，请求再议。甚至还出现过连续“封还”的先例。明代前期，凡在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都是这样执行的。现在，正德皇帝大量采用中旨的形式来决定重要政务，强制推行谬误的主张，既不容内阁事先参详，又不许事后驳议，更不听群臣谏阻，一意孤行，自然会引起臣下强烈的反弹，将政局推向动乱。
频繁颁发中旨，强制推行不当不法之事，几乎是与正德登极同时出现的。
弘治十八年五月，命太监苗逵监督军务，保国公朱晖为征虏将军、总兵官，统领大军御寇于宣府。在战争中，仅斩获了对方八十余首级，而苗、朱却虚报大捷，上报有功将士应受奖赏的竟达二万余人。像这样荒谬绝伦之事，已成为朝野笑料，但因刘瑾坚持，还是颁发中旨给这二万多人各予升官重赏。
六月，兵部依照遗诏，请求罢免全国各地镇守太监及沿边监枪守备太监，中旨不许，一概依旧。
七月，经中旨命户部调拨白银二十万两入内库，供皇帝御用，户部请免，中旨不许。
八月，监察御史高良弼，提供大量确凿证据，弹劾监军太监苗逵“奏功欺妄，乞枭之边廷”，但中旨全不理会实际情况，硬说苗逵“有大军功”，不但升官和重赏金银，还命写进国史。
九月，兵部尚书刘大夏奏请甄别淘汰冗余武官六百八十五人，其中包括充任大汉将军薛福敬等四十八人。薛福敬等故意在应值班时缺席，以激正德之怒，正德即命立刻停止甄汰，并以中旨责斥刘大夏，要加治罪。
如此等等。
这样的中旨当然是违背众意、不得人心的。事实上，内阁已被架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看守内阁，顺同皇意的事可以继续转达，悖于皇命的事，均要依中旨行事。九月间，御史刘蒲即针对这样极不正常的状况，慷慨陈言：“今梓宫未葬，德音犹存，而政事多乖，号令不信……户部奏汰冗员，兵部奏革传奉，疏皆报罢。夫先帝留（刘）健等辅陛下，乃近日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阁臣不得与闻，而左右近习阴有干予矣……”
几乎与此同时，户科都给事中张文等也上奏，务请“谨内批”，意即不要滥发中旨制造混乱，正德概不理会。同一天又以中旨任命太监郑广、王欣前往甘肃和宁夏为监枪守备，兵科给事中杨一漠坦率指出：“似此中旨任官，（兵）部（兵）科不予闻，真伪何辨？”
皇帝对中旨的滥用和百官的激烈反弹，其焦点都在于皇权是否可以绝对不受制约，是否可以由宦官掌权代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中旨的内容，当然是受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所左右，不少中旨，实际上是“刘旨”。
刘瑾等人已经摸清这位少年天子的特殊秉性和癖好，能够有效地加以控驭和利用。每当正德正在耍枪弄棍，或在击球听乐，或已备好鞍马准备出游，或正在倾听番僧咒念梵经的时刻，刘瑾就故意拿出一些有重大机密或存在重要争议的章奏进来请批。正德正在游玩听乐的兴头上，便会不假思索地叫道：“为什么现在来烦扰朕，你拿去办理就是了。”
于是，刘瑾就取得了奉旨做主的权力，将这些章奏带回内宅，命他豢养的文士张文冕、徐正二人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旨意，以中旨的形式下达。“刘旨”便等同中旨，刘府就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内相府”。就这样，刘瑾逐步剥夺了内阁大学士的实权，将这几个老头儿变成了装点朝廷门面的活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