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宋朝（2 / 2）
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开封郊外的景物。远远望去，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农民在田里耕作，路上，走来了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的人们。画面上一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子，轿中坐着一位妇人，后面跟着骑马的、挑担的，还有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着炭的毛驴，正匆匆进城。
接下来是画的中段，也就是画的中心部分，描绘了汴河码头的繁忙景象。汴河上横跨一座状如彩虹的拱桥，桥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桥下船只来来往往，有的船满载货物，正在行进；有的船已经靠岸，忙着卸货。还有一只大船正要从桥洞通过，船夫们有的忙着落下风帆，有的用长篙使劲撑，有的用长竿顶住桥洞的洞顶，有的用麻绳挽住船，以便使船安全通过。邻船的人在一旁呐喊助威，桥上的人也不禁驻足观看。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汴河两岸也是人烟稠密，有卖刀、剪、杂货的摊贩，有卖茶水的，有卖扫墓祭品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进饭铺吃饭的，还有站在汴河边欣赏河中景色的。
画面的后段则描绘了热闹的市区街景。画的中心是一座高大的城楼，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街中商店林立，有卖绫罗绸缎的，有卖珠宝香料的，有卖香火纸马的，还有看病的、做美容的、修车的、看相算命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有坐轿的女人，有商人、士绅、官吏、小贩，有行脚僧人，外乡游客。街巷小儿在聚精会神地听书，豪门子弟在酒楼中饮酒作乐。城边还有正在行乞的残疾老人。画面上的人物大的不足3厘米，小的如同豆粒，但却个个形神毕备，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长卷风俗画，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它内容之丰富、人物之众多、规模之宏大，都是空前的。同时，这幅画还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不仅是一幅绘画艺术珍品，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不愧为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
张择端完成这幅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给了宋徽宗。徽宗因此成为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精通书画的徽宗对该画颇为赞赏，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后来，《清明上河图》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如今《清明上河图》被收藏在了故宫博物院中，在这幅画上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足见历代帝王和收藏家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
鉴于往事，以资治道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他自小便对历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年仅7岁的他，就能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司马光做官后，仍然没有丢弃读书的习惯，特别是对历代史书更是潜心钻研。在查阅史籍的过程中，他发现浩翰的史籍，查找起来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便萌生了编写一本通史的想法，这样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皆能尽收眼底。
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私下开始了《通鉴》的编写工作。这本书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雏形。《通鉴》共八卷，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把他写好的《通鉴》呈给了英宗皇帝，立时博得了英宗的赞赏，下诏要司马光设置书局，增加人员，专门从事史书的编纂工作。由此，《通鉴》的编写从地下转为了公开。有了皇上的支持，司马光精神抖擞，马上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由刘颁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览，并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神宗即位后，对司马光和他主持编写的《通鉴》更是格外赞赏，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同时，神宗还为司马光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条件，不仅允许他借阅“集贤”、“昭文”、“史馆”三大书库的所有书籍，而且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及秘阁”的藏书。更为难得的是，神宗还将自己私藏的二千四百余卷书献了出来，供司马光参考。司马光如获至宝，反复参阅这些珍贵的藏书，除此之外，司马光还浏览了大量的野史、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等资料，共222种，计三千多万字。
神宗的直接参与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司马光不负众望，以严谨的学风主持编写着这部煌煌巨著。为了保证编纂的进度，司马光为自己规定，每三天修改一卷。那时候，一卷史稿约有四丈长，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要修改一丈多。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了，事后也一定要补上。司马光白天抓紧一切时间工作，晚上也很少休息。每天晚上司马光总是让老仆人先睡，自己则点上蜡烛工作到深夜，小睡一会儿，天一蒙蒙亮就又起身继续工作。
司马光在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据说，书法家黄庭坚曾看过其中的几百卷，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稿竟然全部是用工笔楷书写成的，其中一个草字也没有。司马光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19年的岁月悄然流过，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终于脱稿修成。此时的司马光也已是66岁的老人了。19年间，长期过度地伏案工作，使他心血耗尽，视力衰退，牙齿脱落，面容憔悴，过早地衰老了。更为遗憾的是，司马光未及等到《资治通鉴》出版，便与世长辞了。司马光死后，哲宗下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他的家乡为他立了一块高达9米的巨大墓碑。碑额刻有哲宗的亲笔题写的“忠清粹德之碑”字样，大文学家苏东坡为其撰写了碑文。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公元959年），共记载了12代，贯穿了1362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司马光把这1362年的史实，按照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依次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全书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同时还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来警示后人。特别是对君主如何为仁、作了具体的解说。故而，《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都争相。《资治通鉴》与司马迁著的《史记》共同成为两部辉煌的历史巨著。
南宋建立
在靖康之变这一场浩劫中，北宋皇室的人只有两个幸免于难，一个是被废的哲宗皇帝的皇后元祐皇后，一个就是康王赵构。赵构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本来赵构是作为议和使去真定（今河北正定），结果行至中途被百姓们挡驾，留在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开封被金兵围困时，赵构奉诏率众起兵，渡过黄河后，各地勤王部队也纷纷赶来与赵构会合。而此时徽、钦二帝已被金人掳走，金人北撤。伪帝张邦昌知道自己不受拥戴，于是他把元祐皇后接进宫垂帘听政，自己当了宰相，仅存三十二天的伪楚政权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元祐皇后派人请赵构继位。于是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当皇帝，是为高宗。一个宋朝新政府重新建立了起来，史称南宋。
然而，高宗和他的父兄一样苟且求安，他刚即位时，虽起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却无心抗金，在一些求和派的怂恿下，执政仅75天的李纲就被罢相，随后主战将领纷纷遭贬。南宋建炎元年（1127）十月，金军又一次南侵，高宗仓皇逃往扬州，这一南撤的举动，把中原地区拱手送给了金人。虽有宗泽苦守开封，红巾军、五马山寨等人民自发组织的抗金义军，但由于南宋朝廷的一再求和，而对抗金斗争毫不支持，致使宗泽抱憾而终，各地起义归于失败，淮河以北几乎全线崩溃。转年，金军攻占了扬州，高宗逃往杭州，此时，他还不忘去向金人求和，甚至表示要去掉“尊号”。高宗一味地屈辱求和，反倒使金人气焰更盛，大有不灭南宋誓不归之势。金将兀术率军渡江，高宗被迫一路出逃，最后竟被逼到了温州的沿海，在海上漂泊了三四个月才逃过此劫。与此同时，南方军民奋起抗金。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对金军围追堵截，岳飞领兵收复了建康，长江沿岸人民也不断袭击金军，迫使金军撤回了江北。
正是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把金军拦截在了长江以北，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高宗也终于结束了逃来逃去的日子，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苟安于江南。
宗泽三呼“过河”
宗泽生来性格豪爽，志向远大，做地方官时就颇有政绩。北宋末年，金军南侵，宗泽被钦宗派到黄河以北的磁州任知州。这是一个经常被金兵侵扰的地方，很多官员都不愿到这种地方上任。而宗泽却说：“吃国家俸禄怎么可以避难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到了抗金前线。高宗即位后，宗泽向高宗力陈兴国大计，并表示要亲自冲锋陷阵，不惜捐躯报国。主战派李纲担任宰相后，力荐宗泽为开封府尹，以匡复旧都。于是，宗泽被任命为开封知府兼东京留守。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这里曾是一个繁华富饶的城市，但当宗泽进入开封城时，却是满目凄凉。城内建筑被毁，街道狼藉，士卒与百姓杂居在一起，混乱不堪。特别是盗贼猖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宗泽到任后，杀盗贼，安民心，整顿京城。当时，宗泽所在的地方与金军只隔了一条黄河，金兵常常过河骚扰，宗泽一次次出兵击退了金兵。很快，在宗泽的治理下，开封的社会秩序又走上了正轨。这时，宗泽上疏高宗，恳请高宗还都开封。然而高宗那时正处于举棋不定之时，朝中主战派力主高宗还都开封，而主和派则怂恿高宗偏安江南，高宗不知如何是好。宗泽见高宗对他的提议不理会，又继续不断地上表，希望高宗能够顺应民心，不要到江南去，而置两河于度外。他甚至上疏大声疾呼：“祖宗创下的二百年基业，陛下为什么要留给敌人呢？如果陛下回到京城，国家一定能中兴，请您不要听信一两个大臣的意见，问问左右将士吧，否则那将是天下的不幸！”宗泽连番上疏，始终得不到回应，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奏折都被高宗的宠臣黄潜善、汪伯彦扣留了，在他们看来，宗泽简直就是一个狂人。
宗泽不仅紧守开封，而且他还渡过黄河，联络黄河以北的宋将，以图收复失地。他造战车，修筑防御工事，以加强防守的力量，同时，他又开五丈河，疏通濑河，保证运输畅通。最重要的是，宗泽以他的威望，把陕西、京东、京西的人马都团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抗金队伍。那时，宰相李纲力主抗战，与宗泽遥相呼应。
假如高宗能够推行李纲的政策，假如高宗能够依宗泽所请还都开封，或许真的会收复失地，使国家中兴。然而，历史没有假如，执政仅77天的李纲被罢相，主和派再度控制了朝政。此时的高宗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逃往江南，不要说还都开封了，连宗泽的抗战请求都无人理睬了。
面对不利的形势，宗泽毫不气馁，仍然不断地上疏高宗。高宗无奈，只得安慰他说：“等到四方稍稍安定一些，我就回开封。”忠厚的宗泽相信了高宗的话，更加积极地加紧备战，他期待着高宗来到开封，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从而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帝。可他哪里知道贪生怕死的高宗根本没有北归之意，而是不断地向南逃，最后竟然都逃到海上去了。
金军并不甘心久居黄河以北，他们此来是要灭掉南宋的。开封便是金军首先要攻克的地方。于是金派出了统帅兀术出兵，但由于宗泽防守严密，兀术无功而返。第二年，兀术又从郑州出发，屯兵在离开封几十里的白沙镇。一时间，开封城内人心惶惶，唯有宗泽在悠闲地下棋，他的镇定自若令部下们十分不解，部下们只得各自分头去作防御准备。士兵们披挂整齐，在城墙上走来走去，这一来使本就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百姓们愈加惊恐不安。宗泽听说后，立刻命令士兵们回营，使城中恢复平时的样子。宗泽胸有成竹地说：“有刘衍等人在外，一定能够阻止敌军的，你们不用担心！”随后宗泽又派了数千精兵，悄悄地绕到了敌军的后面，这样一来，他们和刘衍的兵将前后夹击，金军焉能不败！宗泽一次次打败来犯的金军，令金人闻风丧胆，使得金军再不敢进犯开封。
宗泽治军严整，赏罚分明，在他看来，将士战败情有可原，但逃跑、叛变决不可恕。对于逃兵、叛徒，他毫不手软，一律斩首。而他对待活捉来的敌将，特别是降金的辽将，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归附宋朝。宗泽对待四方招抚来的义士，包括曾经的盗贼，都能以诚相待，毫不猜疑，使这些燕赵豪杰都死心踏地为其效力。宗泽在黄河两岸的声威日隆，各地义军纷纷向京城聚拢，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拥兵百余万，粮草也已储备充足，在此期间，宗泽仍不断地上疏高宗，希望他早还京城，但仍然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宗泽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在开封整顿防务，积极备战，联合各路抗金义军，一次一次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他曾二十余次上疏高宗，恳请还都开封，但终究未被高宗采纳，后来，黄潜善等人又怀疑宗泽要发动政变，遂派人监视他。南宋建炎二年（1128）七月，宗泽忧愤成疾，抱憾而逝，临终前那三声“过河”，喊出了他一生的遗憾。
宗泽终究没能打过黄河，收复失地，而随着他的逝去，他苦心经营的恢复大业也终成泡影。他死后，各地抗金义军纷纷离去，金人再度大举进攻，开封最终落入了金人之手，中原沦陷。
梁红玉擂鼓战金山
在苏州灵岩山有一座“宋韩蕲王墓”，在墓的不远处有一高约二丈五尺的神道碑，碑额刻有宋孝宗手书的“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字样，碑上还刻有一万余字的碑文。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
故事要从北宋说起。一天，童贯率领众军平定方腊后，班师回朝，走到京口时，召来营伎，也就是军中的艺人，喝酒取乐。一时间，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子走了出来，其中的一个女子飒爽英姿，卓然不群，她就是梁红玉。梁红玉以舞剑、弹唱吸引了众多将领，但梁红玉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在席上将领们争相吹嘘自己的经历，只有健壮、老实的韩世忠默默不语。梁红玉上下打量着韩世忠，只见他身材魁伟，虎背熊腰，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味道，尤其是他不喜张扬的性格更使梁红玉佩服之至。而梁红玉不为权贵所动的态度也深深地吸引了韩世忠。二人惺惺相惜，英雄美人终成眷属。
此后梁红玉随同韩世忠转战各地。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定都临安。金兵不断入侵，韩世忠带兵出征。由于韩世忠手握兵权，为不使朝廷见疑，梁红玉主动留在了临安。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另立幼主为帝。前方的将士听到京城发生变故的消息，纷纷要求回兵，大元帅张浚派韩世忠回京平叛。而苗刘二人一听说韩世忠前来讨伐，便要梁红玉去秀州劝说韩世忠，不要向京城进兵，与此同时，他们将韩世忠的儿子韩亮扣押起来做了人质。梁红玉快马赶到秀州与韩世忠会合。此时，梁红玉处在了两难之中。作为一个母亲，怎能不顾念扣押在叛军手中的儿子，而作为一个将领，又怎能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呢？梁红玉在痛苦中作出了抉择。夫妇二人调动兵马，里应外合，一举平定了苗、刘叛乱，维护了高宗的统治。
内乱刚平，外患又生，金军主帅兀术率领金兵再度南侵，直指南宋都城临安。高宗慌忙出逃，避难海上。金军一路穷追不舍，攻城陷州。此时，屯兵在长江沿线的韩世忠听到消息后急忙整顿兵马，沿运河水陆两岸齐头并进，抢先占领金山（在镇江西北）、焦山（在镇江东北），以截断金兀术的归路。果然不出所料，金兀术害怕在南方深入太久，于己不利，决定率兵北撤。行至金山，与韩世忠的军队遭遇。金兀术遥望江面，看见战船上的士兵阵容严整、士气高涨、旌旗飞扬，与别的军队大不相同，知道是个劲敌。又望见对方坐船上面，树着一面大旗，上绣一硕大的“韩”字，金兀术点了点头，对部下说：“原来是韩世忠！此人可是个劲敌！”金兀术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第二天开战。
晚上，韩世忠与梁红玉相商破敌之策，梁红玉对韩世忠说：“目前的状况是敌众我寡，如果与他们正面战斗是难以取胜的。不过，他们是北方人，不熟悉水性，这是他们的弱点。明天交战时我们分为两队，一对用弓箭、火炮狙击他，另一队设下埋伏从两翼杀敌，重点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中路由我统领，用枪炮矢石射住他，不让他前进得太快，并且战且退，引他入黄天荡（今江苏南京市东北）。黄天荡看上去十分开阔，却是一条死港，金兀术必定带他的部队向左右冲击，谋求脱身。这时你就带军马，看我中军的旗号行事，我坐在船楼上面，击鼓挥旗，鼓起则进，鼓住则守。我以举旗为号，旗往东，你就往东杀，旗往西，你就向西杀。如果能杀了金兀术，那就是特大的胜利；如果杀不了他，也可挫其锐气。”韩世忠十分赞同夫人的计策，二人遂分头去作准备。
第二天早晨，梁红玉全副武装坐在中军的楼船上面。敌军见一女子出战，顿生轻敌之心。不料却被梁红玉专门训练出的女兵队伍打得丢盔卸甲，宋军将士士气高昂。战场上战旗猎猎，鼓声震天，韩世忠率军与金兵在宽阔的长江江面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金兵虽然高大蛮勇，但不识水性，更不习惯于水战，他们在小船上东摇西晃，战斗力因此而大大减少。而宋军士兵个个水生水长，身体灵巧，打得金兵心惊胆战。又有一些力大无穷的勇士把铁链大钩飞抛到金兵的小船上，然后用力一拽，船就翻了。一只只船接连被拽翻，金兵纷纷落水，无力抵抗。梁红玉擂动战鼓，宋兵听到急急如雨的鼓点，士气更加高涨，越战越勇。金兀术眼见得兵败如山倒，急忙收拾残兵败将向黄天荡逃去，可他哪里知道，黄天荡是个死港，有进无出。当他发现前面没有出路时，已经后退无门了。金兀术返身向来路攻击试图打开缺口，但他来到荡口时，只见韩世忠的战船一字排列在荡口，他数次欲冲出重围，却一次次被击退，致使损兵折将，而韩世忠把守荡口岿然不动。金兀术只得又退入黄天荡内，此时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粮草几乎用尽，很多士兵又因水土不服，接连死亡，战斗力直线下降。金兀术思来想去，只得以重赏寻找出路，他派出侦察兵，到各处侦察地形。而此时韩世忠却认为金兵粮草已断，只要再围困一些日子，金兵不投降，也得饿死，所以便停止了进攻。梁红玉虽屡劝韩世忠加紧进攻，一举消灭金兵，免得节外生枝。但韩世忠却不以为然。果不出梁红玉所料，韩世忠的懈怠，恰恰给了金兀术喘息的机会。在被围困48天后，金兀术在夜间用金蝉脱壳的计策指挥军队偷偷地挖开日久淤塞、早已废弃的老鹳河故道，溜出了韩世忠的包围圈。随后金兀术又在牛头山遇到援军“岳家军”，遭到岳飞的伏击。次日，韩世忠率船队追来，金兀术采用火攻，突袭宋军的战船，宋军败退，金兀术带着数骑兵马趁机渡江返回了江北。
黄天荡一仗，金兀术大兵有十万之多，而韩世忠、梁红玉的兵马只有八千人，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分之一的兵力包围敌军达四十八天之久，令金军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易过长江南侵。
韩世忠、梁红玉功不可没，朝廷也给予他们极高的封赏。但梁红玉却亲自上疏弹劾韩世忠失职，致使金兵突破江防逃脱，请求给予处罚。宋高宗看了梁红玉的奏章后，当廷宣读，君臣都为梁红玉的举动所震惊。高宗也深为梁红玉的举动所感动，不仅没有追究韩世忠在此战中应负的责任，而且此后还不断地重用和提拔韩世忠。韩世忠的低调做人和梁红玉的聪明睿智，使得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高宗的猜忌和秦桧的陷害，得以终老天年。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他19岁那年，投军从戎，随军伐辽。4年后，也就是金兵大举入侵北宋那年，康王赵构建立大元帅府，岳飞加入了抗金的队伍，在军中当了一个小军官。赵构即位后，岳飞力主抗金，不断上书斥责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议和行为。岳飞在长期的战争中，建立起了一支训练有素、作战骁勇、纪律严明的岳家军，这支军队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岳飞率领岳家军取得了新乡之捷、太行山之捷、黑龙潭之捷、汜水关之捷以及牛头山大捷等，使高宗得以定都临安，保住了半壁江山。
岳飞由于屡立战功，被升为了制置使，率兵进攻伪齐。所谓“伪齐”，又是金朝的一个傀儡政权。建炎四年（1130）九月，南宋叛臣刘豫被金朝册立为帝，国号大齐。金朝这一举动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以此来蚕食和颠覆南宋政权。岳飞奉命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发，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六州，岳飞也因此被晋升为清远军节度使，又被封为武昌开国侯，与韩世忠、张俊并称为南宋初年的三大名将。这一年岳飞只有32岁。那时高宗对岳飞十分信任，甚至对他说：“中兴大业，我就全都托付给你了！”高宗对岳飞的信任，使岳飞更加放开手脚御兵迎敌，一次又一次击退了金和伪齐的联军。岳飞再度升迁。从军只有15年的他，已从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了官位显赫的太尉。
身居高位的岳飞并不知高处不胜寒。他的快速升迁引起了大将张俊的不满，而他又不懂要低调做人，促使二人的矛盾逐渐加深。同时，他的愚忠使得他不自觉地犯了皇家的大忌，竟然去向高宗建议立皇子的事。虽说他是为社稷着想，但他却忘了自己是手握重兵的一员大将，这分明是有拥兵废立的嫌疑吗？高宗自然是很不高兴了。接着岳飞又犯了一个为将者的大忌。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引咎辞职后，淮西军无人统领，岳飞觉得淮西军中的旧将都没有能力统领淮西军，因而主动要求由他兼领淮西兵。高宗当然不能同意，而且宰相张浚也坚决反对。为此，岳飞和张浚翻了脸，一怒之下，岳飞竟以与宰相政见不和为理由，提出解除兵权。当时正值他的母亲去世，岳飞也没等朝廷批复，就挂印回乡了。岳飞的擅自离职惹恼了高宗，亏着他身边的大臣为岳飞说好话，替岳飞暂管军队的人也夸赞岳飞军中的将士个个心怀忠孝，高宗这才平息了怒气，让岳飞复职。而岳飞呢，竟然坚决不肯复职，他的部下以死相请，僵持数日，岳飞才又重新领兵。
岳飞又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北伐，但此时金人内部起了变化，伪齐王刘豫被废。岳飞感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欲兴兵北上。而此时恰恰金人遣使和谈，答应归还徽宗的灵柩，并放回高宗生母。这诱惑可太大了，高宗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岳飞的请战当然不会有结果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高宗沉浸在和谈的美梦中。岳飞则在积极备战，他根本不相信金人会真心议和。而此时秦桧升为宰相，他的投降举动迎合了高宗议和的心理，投降派势力在朝廷中占据了上风。然而，高宗的美梦很快就被打破了，金人内部再起争端，主和派被杀，金兀术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
当时，经主战派数年经营，南宋的兵力已十分强大了，这四路金兵纷纷受阻。岳飞率军在郾城（今河南郾城）与兀术展开决战，岳飞之子岳云挥舞双锤一马当先，猛将杨再兴单人独骑直奔兀术，金军大败。转天，兀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拐子马”。所谓“拐子马”就是每三匹马用绳索连成一排，数十排一起前进。拐子马厉害之处在于士兵和马都身穿铁甲，刀箭无法伤害到他们。兀术面对岳家军这样的强敌，竟然派出了一万五千骑拐子马。但他没想到，岳飞更是棋高一着，他让步兵手持长把的大砍刀专砍马腿，只要砍倒一匹，其余的两匹也就无法移动了，而那些穿着笨重的士兵更是寸步难行，结果拐子马全部被斩杀。接着，岳飞又率兵偷袭敌营，金军惨败，岳家军声威大振。
兀术接连败在岳飞手下，只得退回开封。此时，金兵只要一见岳家军大旗，便吓得士气全无，不少金将也准备投降岳家军，兀术不由得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一边岳飞豪情满怀，欲直捣金人都城黄龙府；那一边兀术灰心丧志，欲放弃开封，撤回黄河以北。就在此时，形势出现了逆转。
秦桧害怕岳飞北伐成功，使他的投降计划落空，便唆使高宗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岳飞无奈撤兵，他仰天长叹：“十年心血，一日之间，全部落空。”将士们浴血奋战夺来的大片江山再度落入了金人之手。岳飞回朝后，即被解除了兵权。接着秦桧又与他的同伙万俟离及贪功嫉贤的张俊谋划，伪造口供，给岳飞定了个谋反的罪名，但最终难寻证据，竟以“莫须有”定了罪，也就是“说不定有”的意思。岳飞被关进了大牢，虽有众多的人为岳飞诉冤，但秦桧终不肯放过岳飞，将岳飞杀死在狱中，时年39岁。年仅23岁的岳云也被斩首。
卖国求荣的秦桧
当人们提起民族英雄岳飞时，马上就会想到杀害岳飞的元凶大奸臣秦桧，数百年来，秦桧一直为历朝历代的人民所唾骂，所不齿。的确，秦桧不仅是杀害岳飞的凶手，而且也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徽、钦二帝等三千多人被金人掳走，秦桧作为北宋的大臣也在其中。不过，秦桧一到金朝，很快就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摇身一变成了金太宗的弟弟挞懒的亲信。
建炎四年（1130），金军大举兴兵攻南宋，这一年的十月，秦桧携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秦桧声称自己是杀掉了监视他的金人后逃回来的。朝中大臣对他这种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唯独高宗对此丝毫不想深究。因为秦桧的到来使他忽然觉得与金议和的可能性加大了。高宗一直主张议和，实际上是担心国土一旦收复，钦宗被迎回，他将置于何地，因此对于抗金他总不能全力支持。秦桧一眼就看破了高宗的心思，呈上了他事先写好的《与挞懒求和书》，并担保此书一送，定能议和成功。当时，高宗一直在战与和之间徘徊，秦桧的到来令高宗如遇知音，下定决心与金议和。
有了高宗的宠信，秦桧步步高升，很快就升为了宰相，但他秉承金朝之意给高宗出的安邦之策，却令高宗十分不快。秦桧说：“要想停止战争，就要把河北人还给金朝，中原人还给刘豫。”这秦桧实在是太急于为金朝立功了，竟然忘了高宗也是北方人，难道要把高宗也交给金朝吗？朝中反对议和的大臣本来就对秦桧不满，于是便借此机会弹劾他。高宗这会儿也正对秦桧没好感，遂罢免了秦桧，甚至还在朝堂张榜，表示永不复用。
不过一心想要议和的高宗离不了秦桧，特别是挞懒掌握金朝大权后，更是不断给高宗施加压力，让他重新起用秦桧。于是高宗改变了主意，再次起用了秦桧，而且很快又升为了宰相。挞懒是金朝中的主和派，金朝废了伪齐王刘豫后，挞懒提出了把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地区还给南宋，同时归还已死在金朝的徽宗的灵柩和高宗的生母，条件是南宋要向金朝称臣，当然还有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高宗闻讯，自是欣喜若狂，而群臣则对这种屈辱的条约强烈反对。秦桧担心群臣从中阻拦，遂对高宗说：“臣僚们难成大事，议和的事只要陛下和我一人商议就行了，其他人就不要让他们干预了！”高宗十分赞成秦桧的观点，结果朝中反对议和的大臣都被罢免了。在外统兵的韩世忠等将帅也纷纷上疏反对议和，但大都被秦桧扣押，即使高宗看到了对此也毫不理睬。
高宗在朝臣、百姓的反对声中迎来了金使，但傲慢的金使竟要求高宗跪拜接受诏书，令高宗十分为难。倒是秦桧善解人意，说高宗正在居丧守灵，不能行礼，于是便由他代高宗行了跪拜礼，接受了诏书。
军民反对议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高宗和秦桧则沉浸在了议和成功的喜悦之中。可惜，他们的好梦很快就变成了噩梦，还未等金朝兑现承诺，金廷就发生了政变。挞懒被杀，兀术掌权，他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岳飞率领岳家军重创金军，使兀术一度想撤回黄河以北。就在岳家军节节胜利之时，秦桧却在想方设法地阻挠岳飞等人继续北伐。他怂恿高宗乘胜议和，以12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岳飞的主战严重影响了高宗、秦桧的议和活动，最终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扫除了议和的障碍。
与此同时，高宗、秦桧仍在积极地争取议和，此时兀术兵败，遂主动提出议和，高宗、秦桧自然是求之不得。就这样，宋金签定了“绍兴和议”。约定：南宋向金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两国以东起淮河中游，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的一半给金。南宋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之时，竟然称臣、割地、赔款，正是“得益于”高宗的贪生怕死和秦桧的卖国求荣。
此后，秦桧掌握国家大权长达15年，他不断陷害主战的朝臣，又在高宗面前粉饰太平，使高宗沉浸在虚幻的太平盛世中，对军事不再过问。
秦桧虽有高宗做靠山，但仍然有一些正直侠义之人欲刺杀他。尽管没有成功，然而秦桧却是整日胆战心惊，重兵把守府门，轻易不敢走出家门。即使出门，也要带上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亲兵前呼后拥地保护他。不过，秦桧直到死也没有放弃对反对议和的旧臣的迫害，他临死前还制造了一个牵连53人的所谓谋反冤狱。
秦桧病死后，南宋的议和活动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尽管孝宗即位后力主抗金，但迫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的压力，又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和议中改金宋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银、绢都减为了20万两、匹。后来，宁宗在位时，又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金宋两国关系又被改为伯侄，银、绢又都被增为了30万两、匹。此后，金朝政权逐渐衰落，已无力南侵，由秦桧引发的议和活动终于告一段落。但南宋也已经走向了全面衰败。
秦桧卖国求荣的行径把南宋一步步推向了衰亡，然而宋高宗的贪生怕死为秦桧提供了卖国的可能，如果高宗不是一心求和，秦桧的伎俩岂能得逞。如果高宗能够重用主战派，对秦桧真的永不复用，秦桧或许也就成不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高宗同样难辞其咎。
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末年，昏庸荒淫的理宗重用奸臣，甚至把朝中大权全部都转移到了权臣之手，他在位40年，持续不断地重用奸佞之臣，祸乱国家。先是史弥远，继而是郑清之、史嵩之，随后便是“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这四人全无治国之策，但却是无恶不作，朝野人人愤慨。在这种情况下，贾贵妃的弟弟贾似道趁机接掌了大权，此后，贾似道执政达16年之久。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军攻宋，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昌），贾似道领兵救援。其实贾似道对军事一窍不通，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兵，惊慌失措的他竟偷偷地与忽必烈达成了南宋向蒙古称臣纳币的议和密约。忽必烈因此退兵，而贾似道则恬不知耻地上表称，在他的指挥下大败蒙古军，使国家转危为安。这一来，贾似道反倒对社稷有了“再造之功”，从此权倾天下。
贾似道大肆排除异己，无论对方官位高低，也不管是忠是奸，反正不听他命令的，一律铲除，有的被免职，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害死。左丞相吴潜曾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调贾似道防守黄州（今湖北黄州），但贾似道却以为吴潜是有意要置他于死地，于是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正巧理宗要立忠王为皇太子，而吴潜不同意，贾似道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做文章，致使吴潜被罢相。按理说，贾似道取代吴潜为相应该心满意足了，可他竟仍不肯放过吴潜，一定要置吴潜于死地，最终还是派人毒死了吴潜。
贾似道铲除了一切令他不满的人，在朝廷内外独揽大权，接下来他又把心思转向疯狂聚敛天下财富。贾似道制定了“公田法”，即按官品高低规定占田限额，实际上就是以官方名义对土地进行掠夺。结果高官地主田连阡陌，而贫苦农民却落得家破人亡。公田法已使天怒人怨，而贾似道又大量印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更把百姓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贾似道执政仅一年多，便激起了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强烈不满、唯独理宗对他宠信有加，致使贾似道变本加厉。理宗死后，太子即位，是为度宗，贾似道因有拥立之功，被度宗授为太师，朝臣都称其为“周公”。贾似道虽然一如既往地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但他却并不知足，他要完全控制度宗，于是便玩起了假辞官的把戏。他一面装模作样地弃官而去，一面派人假报蒙古兵入侵，朝中一片恐慌。度宗几番恳请贾似道入朝，贾似道这才答应，而他—入朝，入侵的蒙古兵自然也悄无踪影了。这种假辞官的把戏贾似道一连玩了好几次，什么回家养老啊，什么病退啊，反正不断地变换名目，弄得度宗无计可施，除了哀求，就是不断地封官赐地，有一次度宗急得差点儿给贾似道下跪。贾似道就这样把度宗玩于股掌之中，一时间，朝廷内外只知有贾似道，却不知有度宗。
有一次度宗出宫后遇雨，贾似道让度宗等雨停了再坐车回宫，可雨非但不停，反而越下越大。胡贵嫔的哥哥胡显祖一见，便请度宗坐逍遥辇回宫。度宗虽想回宫，但害怕贾似道不允许，胡显祖只得骗度宗说贾似道已经答应了，度宗这才起程回宫。贾似道得知后，立时大怒，气势汹汹地对度宗说：“陛下的行动不让我知道，我还干什么呢！”说完扬长而去，吓得度宗只得又低声下气地挽留一番。
此时的贾似道已无所顾忌，任意妄为，过着十分奢靡的生活。他在西湖边建起了精美的“半闲堂”，造起了珍奇的“多宝阁”。搜罗天下美女尽收堂内，无论青楼舞女、庵院女尼，只要有几分姿色的，没有能逃脱魔掌的，就连宫女他也敢藏匿。天下的奇珍异宝也是他囊中之物，为了得到一条玉带，他竟派人挖坟掘墓。正当贾似道悠悠然享受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之时，元军一路破关斩将直逼都城临安。35岁的度宗亡故，贾似道立了一个只有4岁的小皇帝，是为恭帝。此时的贾似道还妄想着与元军和谈，但忽必烈哪里肯应。在众人的谴责下，贾似道不得已发兵抵抗元军，结果连遭惨败，虽有文天祥等将领拼死抵抗，但终究回天无力。元军来势汹汹，朝廷人心惶惶。众人连上本奏，请求太皇太后诛杀贾似道，继而又有人上疏论贾似道十大罪状，太皇太后担心众怒难犯，迫不得已对贾似道一贬再贬，最后将他革职流放循州，在流放途中，恶贯满盈的贾似道被众人杀死。
贾似道横行了三朝，他虽然死了，但南宋王朝也已经被他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元军攻入临安，宋帝、太后等人被掳往上都。就在此时，南方的一些宋臣又先后奉度宗的长子赵昰和三子赵昺为帝，转战岭海，希图宋室复兴，但贾似道等人误国至此，宋室亡局已定。颠沛流离中，11岁的赵昰夭亡，年仅9岁的赵昺也在元军的猛烈攻击下，被大臣陆秀夫背起，跳海殉国，随着赵昺沉入海中，南宋王朝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历时320年的宋王朝最终被元朝所取代。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1236—1283），出生在江西庐陵的一个乡村。他从小就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他的书斋中贴满了格言警句，终日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20岁那年，文天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提出了革新方案，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受到主考官的赏识，由理宗钦定为状元。然而不幸的是，刚刚状元及第，父亲就病故了，于是文天祥归家守丧三年。
1256年，蒙古军两路攻宋。宦官董宋臣提出放弃临安，迁都四明（今宁波），这样，一旦蒙古军攻来，理宗便可以随时往海上逃。文天祥以进士身份马上上了一道奏章，劝理宗守住国土，护卫百姓，并强烈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但他的奏章却无人理睬。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做了一些地方官，但任职时间都非常短暂，不过一年半载而已。后来终因为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发兵直逼都城临安。而此时南宋政权却处在一片混乱之中，35岁的度宗亡故，仅四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文天祥闻讯，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变卖，用来招兵买马，组织起了三万义军准备赶往临安。有人劝他说：“元兵入侵如狼似虎，您带着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人马去抵抗，如同羊群和虎斗，肯定是要失败的！”文天祥回答说：“这个道理我很清楚。但是如今国家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肯效命，岂不叫人痛心啊！我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但我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的人，能够闻风而起，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啊！”文天祥心怀报国之志，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
文天祥奉命到平江（今江苏苏州）防守，后来又被派去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但他刚离开平江，平江城就被元军占领了。文天祥只得急返临安，准备与元军决一死战，但不料满朝文武不仅无一人响应，而且纷纷弃官而逃。惊惶失措的谢太后决定投降。可没想到，投降也不那么容易，元将伯颜要求必须由丞相出面谈判，而丞相陈宜中竟吓得连夜逃跑了。无奈，谢太后便任命文天祥为丞相前去议和。文天祥到了元营，根本就不是去投降的，他痛斥伯颜，表示一定要和元军打到底，拼一死也要报效国家。伯颜一怒之下扣留了文天祥，文天祥以绝食抗议，但他毕竟无力回天，谢太后执意投降，帝、后都成了俘虏，和文天祥一起被押往元的都城大都。行至镇江虎口时，文天祥侥幸逃脱。但由于元军谎称文天祥已降元，使得他屡屡遭人猜疑，几番辗转，难寻容身之处。
这时，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昰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得知后，心中又萌发了复兴的希望，他来到福州，在这个南宋小朝廷里当了枢密使，他派人到各地招兵买马，准备反攻。转年，文天祥挺进江西，在各地起义军的配合下，大败元军，攻占了兴国，收复了两州十四县。然而文天祥毕竟寡不敌众，元军集中主力攻打文天祥兴国大营，致使宋军损失惨重，文天祥的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不久，赵昰病死，陆秀夫等又拥立年幼的赵昺为帝。文天祥驻守潮州，遭到元军突袭，在海丰北五坡岭兵败被俘。随之南宋小朝廷也灭亡了。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今北京）。
到大都后，文天祥被带到了一个很高级的处所，这里是元朝专为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美酒佳肴摆好后，劝降的人就接二连三地来了。有南宋当年的丞相、如今元朝的礼部尚书留梦炎，还有南宋的亡国之君恭帝，文天祥全然不为所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厉声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什么还不跪下？”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我凭什么要跪？”阿合马无言以对，恨恨地说；“这个人生死由我……”还没等他说完，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道：“亡国之人，要杀就杀，说什么由不由你！”文天祥一心求死，阿合马也是无可奈何。而后，文天祥又被带到枢密院审问，依然毫不屈服，元人只得把他关押了起来。
文天祥被关的那间土牢，又矮又窄，阴暗潮湿。到了夏天，更是闷热难耐，臭气熏天。文天祥在这间黑牢中，度过了长达3年的岁月。在此期间，他已降元的弟弟曾来狱中探望，带来了他妻女的信。文天祥得知妻女被俘后都在元宫中当了女仆，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不禁心如刀割，但他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就在这间牢房里，文天祥忍受着恶劣的环境对他身体的折磨，忍受着骨肉亲情尽被割舍的痛楚，怀着爱国爱民族的浩然正气，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
一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但文天祥却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元世祖又问：“那你到底愿意怎么样？”文天祥泰然回答：“除了一死，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下令处死文天祥。
元至元二十年（1283）一月，这位年仅47岁的民族英雄从容就义，他的一身浩然正气将永存人间。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理学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哲学思潮，又称为“道学”，它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它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兼容佛、道思想，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新儒学。人们经常提到的程朱理学就是指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
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这就是“无极而太极”的学说，他用“太极”的动静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生成。周敦颐性情朴实，为官清廉，而又乐善好施。他尤其酷爱清幽玉洁的莲花，他曾经挖池种莲，并取名为“爱莲池”。著名的《爱莲说》便是他有感于池中的莲花所作。“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周敦颐为人的真实写照。周敦颐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很高，直到理宗时，周敦颐在理学上的开山地位才正式被确定。
周敦颐首创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而理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张载则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张载的父亲是做官的，不过，在张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张载一家就侨居在现在的陕西省眉县横渠乡。张载后来也因此被称为“横渠先生”。
张载的哲学思想是气学，也就是“气”本体论，这是与佛教、道教的唯心论相对立的一个学派。他认为，世界中无论有形的万物，还是虚无的太虚，都是“气”。在他看来，理是从属于气的，同时气还是运动变化的。实际上，他提出的正是哲学中关于世界是物质性的观点，并指出了物质与运动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张载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张载的哲学体系为宋明理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倡导文人士大夫要入世、经世，肩负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和振兴文化、造福后代的历史责任，他的这种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成为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标。
张载长期在关中地区讲学，因此他创立的学派也被称做“关学”。与张载的“气一元论”相对立的是提倡“理一元论”的洛学学派。洛学学派的创立者是稍晚于张载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二人因是洛阳人，故而其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在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们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因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应该遵循“理”的规范，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只要修身养性，就能使人性存善去恶。
关学与洛学尽管在自然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伦理学说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这两大学派都成为了朱熹思想的先驱。
南宋时期，朱熹接过了理学的大旗。
朱熹出生在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19岁时考中了进士，做了九年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曾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绩显著。他也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然而南宋王朝政治腐败，官场堕落，性格刚直的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促使他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把平生精力用来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曾建立白鹿洞书院，修复岳麓书院，讲学授徒。在白鹿洞书院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规》，确立了“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和“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个教规是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它不仅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瞩目。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在他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理学分为哲学义理和伦理道德两部分。朱熹和二程一样，也是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朱熹又称理为太极，他认为太极包括万物之理，万物可体现整个太极。故而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还提出了仅次于理的“气”。他认为理和气同存于天地之间，但理生气，气则依理而存在，所以，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这是朱熹提出的理气论。
朱熹发展了程颢、程颐“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比如“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而且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对立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关系，它们可以向着相反的方向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极限，就相互转化了。这表现了朱熹思想中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提出了格物致知论，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从知识来源上说，应知先行后；从社会效果上看，则应行重知轻。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继承了北宋张载的元气本体说和程颢、程颐的思想，提出了人性二元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之理，也就是说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这就是“天命之性”。而由于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善恶、贤愚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这就是“气质之性”。由此，朱熹又探讨了天理人欲的问题，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不过朱熹并不是倡导无欲，对于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他还是认可的。
同时，程朱理学之所以能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关键在于朱熹把“理”运用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之中。具体的体现便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要为臣、子、妻做出表率。这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在封建社会纲常伦理被奉为永存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朱熹提出的人性说对维护封建统治、强化封建礼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学术思想，在南宋，乃至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当然，他对“三纲五常”的强化，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显露出来。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教，乃至自然科学，都有所研究。他的著作颇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朱熹的哲学观点不仅影响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而且迄今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辉煌的科技
提起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它们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不过，有一点你可能不清楚，在这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发明都产生于宋代或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古代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磁石引铁的性质和磁石的指向性逐步认识和了解，进而发明了指南针。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北宋时，指南针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了，人们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方法：用薄铁叶剪成长二寸、宽五分的鱼型，放在炭火中烧至通红，然后用铁钳夹出鱼头，把鱼尾对准子位，留在水盆中，用容器密封好。用的时候，把一个水碗平放在没有风的地方，让鱼在水面漂浮，鱼头对着的就是午位了。这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是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的。此方法的发明，不仅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贡献，而且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提到了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即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从而使针带上磁性。这种摩擦法比地磁法更为简单、实用。另外，《梦溪笔谈》中还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四种装置磁针的方法以及使用指南针的经验。南宋时，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为保证航船安全，早在北宋末年指南针就已在航海上应用了，行船的人在白天无太阳、夜晚无星月的时候，则凭借指南针正确航行。
火药是由硫磺、硝石、木炭混合而成的。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的炼丹术，秦汉以后，炼丹家在用硫磺、硝石、木炭等物炼丹制药的过程中，无意间找到了火药的配方。那时他们发现这种药容易爆炸、着火，因此将其称做“着火的药”，这就是火药名称的由来。不过火药在炼丹家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到了军事家手里就成了一种进攻的武器了。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发明了最原始的火炮。到了宋代，与辽、夏、金战争的频繁，促进了火药、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宋代成为兵器大改革的重要时期。那时，在开封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当时研究出来的火药配方已经和后世的黑火药配方相当接近。北宋时制造的火器，主要是利用火药燃烧性能。在箭杆前端绑上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使箭射出，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接着，人们又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者守城。靖康元年（1126），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这种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击退了金兵的围攻。《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由此可见，火药威力是何等的强大。到了南宋，又出现了管状火器。绍兴二年（1132），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守德安时发明了火枪，把火药装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筒里的火药便会迅速燃烧，产生一股向前的推力，使其飞向敌阵爆炸，这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这种火器很像现代的步枪。管状火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兵器史上的一大转折，使当时的作战方法逐渐从冷兵器阶段发展到了火器时代。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一版就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至宋代，雕版印刷术已趋于鼎盛，但雕版印刷的缺陷也越发显露出来，刻板费时费工，版片太大不好存放，而且如有错别字，想修改就需整块版重新雕刻。就在此时，一个叫毕昇的人使印刷技术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毕昇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平民，他创造了活字印刷术。所谓活字印刷术，其实很像现代的铅字排版方法，就是把整块版变成了一个个字。毕昇用一种细胶泥刻成单个繁体字，每一块泥上刻一个字，然后把泥放入火中烧硬。接下来取一块铁板，在上面涂一层松脂、黄蜡和纸灰等混合制成的胶，再将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按照要印的文字把胶泥活字排列在铁框中，制成一版，放到火上烘烤，等胶稍稍熔化，就用另一块很平的铁板把字面压平，冷却后，泥活字就粘在一起成为活字版了，然后就可以上墨印刷了。印完之后，再经烘烤，活字还能够取下来，以备再用。活字制版正好弥补了雕版的不足，只要预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便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提高了印刷的效率。而且活字版印完后，还可以拆版，因此储存也十分方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是我国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而且也是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马克思曾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称为“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毋庸置疑，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宋代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中医学、数学、天文学、农学、地学、纺织等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博学著称的科学家沈括和他那本包罗万象的《梦溪笔谈》。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沈括出生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一个官宦家庭中。幼年的他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时便读完了家中的藏书。此后他又跟随父亲游历福建、江苏、四川等地，使其眼界大开。24岁的沈括，开始踏上仕途，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后，他考中了进士，一步步接近了京师。他负责过研究天文历算、观测天象、推算历书，还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他还曾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又曾出使辽国去谈判。他的官宦生涯几起几落，晚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梦溪笔谈》便是他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17个门类共600余条。记载了他一生的所见所闻以及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比如，《梦溪笔谈》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科技成就，如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炼铜、炼钢、石油等。特别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欧洲直到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的时候才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沈括的发现晚了四百年。《梦溪笔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