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国、秦（1 / 2）
第五章战国、秦
田氏代齐
齐国原本姓姜，春秋末期却逐渐被田氏所取代，国号虽然依旧，但主人却换了。在春秋中期以前，齐国执政的卿大夫主要出自国氏和高氏等大族，到了中期以后，异姓贵族田氏崛起逐渐执掌国政，最终取得齐国政权。田氏是陈国公子完的后代。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投奔齐国，齐桓公很为器重，任用其作为工正（官职），他就改陈氏为田氏，并在齐国居住了下来。
历史上，有关陈完的记载颇有意思。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据说，陈完刚刚出生的时候，周太史正好路过陈国，陈厉公请他给陈完卜卦，卜得的卦是“观卦”变为“否卦”，太史看后很为惊奇地说：“卦辞的意思充满变数，看似是说他将取代陈国君位拥有国家，但也许不在陈国，而是在其他国家吧！或者，不是他本人能够成为一国之君，而是他的子孙有可能成为一国之君。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而这个国家必定是姜姓的国家。姜姓是帝尧时四岳的后代。陈国是先祖帝舜的后代，姜齐衰落后，陈氏这一支将要昌盛起来！”后来，陈完果真来到齐国，并得到了齐桓公的重用，逐渐将自己宗族的势力发展起来。
陈完去世后，他的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不断扩充田氏在齐国的势力，到了他五世孙田桓子，即田无宇的时候，田氏已经成为与齐国鲍氏、高氏、栾氏实力不相上下的贵族了。田桓子孔武有力，侍奉齐庄公，很受宠信。他在世时已经开始注意通过用“实惠”的经济策略收买齐国民众的心了。他死后，他的儿子武子田开和釐子田乞也都秉承了父亲收买人心的办法，在借粮食给百姓时用大斗借出，到了百姓归还粮食时则采用小斗收取，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使得齐国百姓“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眼见田氏越来越得到齐国的民心，他们家族也越来越强大，齐国一些旧贵族多次向当时齐国的景公进谏，让景公多加注意田氏的举动，但是景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旧贵族国氏和高氏拥立太子荼为国君，田乞起初假装顺从国氏和高氏的决定，但他暗地里却在齐国其他大臣之间进行离间，为自己发动政变做了充分准备。当年，田乞联合了鲍氏驱逐了国氏和高氏，拥立阳生为国君，这就是悼公。悼公即位后，田乞任相国，独揽齐国政权。就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田乞终于成为齐国的执政卿。
田乞死后。他的儿子田常继立，继续收买民心。同时更加注重在政治上孤立公族。这时，正是齐简公在位时期。筒公当时十分宠信另一个贵族监止，让他和田常一起为相国。监止和田常开始是面和而心不和，到了后来都恨不得灭掉对方才好。当时，齐国大夫御鞅曾提醒简公说：“大王，现在田常与监止两家誓不两立，形同水火，对您并不是什么好事，不如您选择一个人做相国吧！”简公则认为御鞅太过虑了，并不听他所讲。公元前481年，田氏与监氏果真兵戎相见，引起简公不满，要惩罚田常，田常先下手为强，全力追杀了监氏，还把齐简公弑杀于徐州。就在简公被田常抓住以后，他才幡然悔悟道：“我真是早没有听从御鞅的话啊，才会有今天的大难啊！”。
田常杀死简公以后，拥立其弟平公即位，自己继续为相。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田常通过对外割让土地来结交诸侯，他把齐国曾经侵占鲁国、卫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又同西方的晋国韩氏、魏氏、赵氏订约立盟，同南方的吴国、越国互通使臣，对内则施行赏赐，亲近百姓，从内外各个方面稳定了齐国政治。田常对齐平公说：“施行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由您来施行；惩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请让臣去执行。”这样又做了五年，齐国的政权都归田常把持了。于是，田常把鲍氏、晏氏，以及公族中较强盛的全部诛杀了，并分割齐国从安平以东到琅邪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地。他的封地比齐平公享有的领地还要大。到了公元前391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废掉了姜齐最后一位国君康公，并把他放逐到一个海岛之上，自己取而代之做了齐国的国君。
公元前386年，周天子正式承认田和为齐侯。公元前379年，原来姜齐的康公在孤苦无助中去世，断绝了后代，姜齐最后的封地也都归田齐所有了。
“田氏代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情，它标志着齐国新兴封建势力已经正式掌握了政权。所以，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将“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件具有时代“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标志着中国历史由春秋时代进入了战国时代。
三家分晋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卿大夫与公室的政治斗争变得日趋激烈，以至于发生了许多以下犯上的事情，有的卿大夫竟然灭亡了公室，而自己擅权成为一方诸侯。就连一向被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在那个时候，国君的权力也开始逐渐衰落，其实权也由六家大夫所把持了。这六家大夫是：韩家、赵家、魏家、范家、中行家和智家。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杀伐不已。后来有两家被消灭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公元前456年，四卿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晋国的国政由智伯一人专擅。智伯名瑶，是智宣子的儿子，他继位后很有作为。在内政方面先后消灭了范氏、中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在外交方面曾兴兵伐齐、讨郑，威震诸侯。然而智伯自身却也有着刚愎自用、贪婪无厌的弱点。尤其在其大权独揽之后，他更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智伯凭借自己的权力妄图消灭其他三家势力，以图独霸晋国。但是，他也明白要达到目的，对那三家大夫应该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于是，智伯就从结怨最早、最深的赵氏下手。当时，赵氏的主君是赵襄子、他曾多次被智伯侮辱。而智伯还曾要干预赵氏的家政，引起襄子的极大愤恨，两家的矛盾越积越深。
后来，智伯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万家户口来归给公家。”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也把土地、户口让了。但当智伯向赵襄子要土地时，赵襄子一想起新仇旧恨，心中顿时火起，大声斥责道：“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智伯听了，顿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翻了脸，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氏。
公元前455年，智伯亲率中军，由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家人马杀奔赵家领地。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而智伯率领的三家人马随后赶来，一起合围了晋阳城，把城池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赵襄子见状，便赶忙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当年，赵简子曾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为了巩固赵氏的根据地，从而减少了晋阳地区百姓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使得民众得到了实惠。赵简子生前也曾经特别嘱咐过赵襄子：“如果赵氏有难，晋阳地区的百姓是可以依靠的。”晋阳正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赵襄子认为晋阳的民心可用，于是就撤退到了这里。一天，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心中很是满意，不过发现城中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手下人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襄子听闻大喜，于是命人拆房铸造箭矢，严阵以待三家的随时来攻。
公元前454年，智伯率韩、魏两家大举围攻晋阳，双方鏖战三个月仍无法分出胜负。于是，智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在被围困一年多后，晋阳城中变为汪洋泽国，城内人们只好吊起锅子来做饭。到了最艰苦的时候，人们的粮食已经吃完，不得已易子而食。眼看晋阳城被水所困，智伯以为赵氏指日可灭，便踌躇满志起来，他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哈哈！你们看，我现在知道用水就能灭掉赵氏啊！”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都不寒而栗起来。原来魏桓子想到自己的根据地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附近）紧邻汾水，韩康子也想到自己的封邑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也靠近绛水，都可能受到水淹之灾。因而听了智伯的话，他们也不得不为了自己将来的安危而加以考虑了。他们开始悄悄地在暗地里谋划起防范智伯的对策来。
正在这时，危城之中的赵襄子派人来策反韩、魏二君，来使见二君，劈首便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率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说赵氏一旦灭亡，紧接着就会轮到韩、魏两家了。来使说的话可谓一针见血，直指韩、魏二君的隐忧之处。共同的危机感使三家联合了起来，他们约好日期，准备共谋智氏。不久，赵、韩、魏三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杀灭智氏。
一天夜里，赵氏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然后，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没想到韩、魏两家又从两边夹击，更是溃不成军。不久，智军大败，智伯也被杀死，赵、韩、魏三家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大夫再次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而使晋国出现了三家大夫鼎立的局面。
到公元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晋幽公即位。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今山西省侯马市）与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市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后来，赵氏的赵浣即位，是赵献子。再后来，献子之子赵籍继位，便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韩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遣使者到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眼见情势如此，只得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从此，韩（都城在今河南省禹县，后迁至今河南省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省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省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省开封）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原大国。
公元前349年，韩、赵两国杀晋君，晋国至此灭亡。
鲁班的故事
鲁班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发明家。相传，他在古代中国的机械、木工工具、土木建筑等领域曾多有贡献，发明颇多。同时，关于鲁班的发明传说和故事，也久久被后世人们津津乐道。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被土木工匠们视为“祖师爷”，受到人们的崇敬。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班输等。鲁班出生在鲁国一个世代以工匠为生的家庭。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奴隶制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出现的时期。那时候，大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百工”以及奴隶通过逃跑、暴动等手段、获得了新生，不少世代为奴的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社会上出现了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
据说，鲁班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十分喜欢琢磨手工工艺、土木建筑。小时候，他跟随家人参加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在劳动中，他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和家人请教，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悉心观察他们在各项劳动中高超的操作技巧。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他本人不断的努力，使鲁班逐渐掌握了古代工匠所需要的多方面技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的能工巧匠。相传，我们所使用的一些工具和器物，从木工用的锯、刨子、墨斗，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钥匙、锁头、铁锨，甚至是战争中军队攻城使用的云梯都是他的发明。而在每一项发明的背后也都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我们不妨就说说“锯子诞生”的故事。有一年，鲁班要为他人建造一座巨大宫殿，而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鲁班就派出自己的徒弟上山砍伐树木。当时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锯子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们只能用斧头砍伐树木，但是这样做起来，工作效率非常低，鲁班的弟子们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去干，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但也没砍出太多的原木来。由于砍来的原木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这就使工程进度一拖再拖。眼看着工程期限越来越近了，这下可是急坏了鲁班。这一天，鲁班决定亲自上山查看砍伐树木的情况。就在他上山途中，—不小心，鲁班在无意中抓了一把山上长的一种野草，—下子就把手指划破了。鲁班连忙把手指放到口中吮起血来，他一边吮一边想：“这太奇怪了，一根小革为什么会这样锋利？”想着想着，他顾不得手指的疼痛，俯下身子摘下了一片野草的叶子细心地看了起来。鲁班发现这种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感觉非常锋利。他明白了，手指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正在沉思中，突然鲁班又发现有只大蝗虫正伏在一株草上啃吃叶子，那虫子的两颗牙也是“锋利”无比，一开一合，很快就吃下一大片野草。鲁班的好奇心大起，他又抓住这只蝗虫，仔细观察起它的牙齿来。不看则已，这一看，鲁班又发现了与野草叶子类似的细齿结构，原来蝗虫正是靠这些小细齿来咬断草叶的。
看着手中的野草叶子和蝗虫，鲁班脑中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做成锯齿状，不是同样会很锋利吗？伐起树木来肯定也就容易多了。于是，他马上下山，回到家中，利用大毛竹做成一条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然后到小树上去做实验，结果不同凡响，没用几下子就把树皮拉破了，再用力拉几下，小树干就被划出一道深沟。见到这个情景，鲁班高兴异常。可是，没高兴一会儿，他又陷入了沉思。原来，鲁班也发现了竹片的弱点，竹子比较软，强度比较差，不能长久使用，拉了一会儿，小锯齿有的就断了，有的变钝了，需要更换竹片。这样就影响了砍伐树木的速度，使用竹片太多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看来竹片不宜作为制作锯齿的材料，应该寻找一种强度、硬度都比较高的材料来代替它。鲁班想了想，突然一拍脑门，用铁制成锯齿形状的片子不就可以了吗。他立即请来铁匠们帮助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然后到山上去试验。就这样，一种新的工具被发明出来了。鲁班和徒弟们上山来，找了一棵大树，他们各拉住锯子的一端，你送我收，一来一往，不一会儿就把树锯断了，既快捷又省力。从此以后，锯子就在木工工匠之中传播开来，后来又被老百姓们广泛地使用开来。鲁班正是因为有对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和他对生活当中一些微小事件的观察、思考和钻研的态度，才能产生出创造性的发明。
鲁班虽然发明了许多对人们生活有益有用的工具，可是他也难免会做出些可能“危害”他人生命的事情。这话还要从一次鲁班和墨子的辩论说起。有一年，鲁班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作兵器。当时，各国在相互征伐中，兵将们发现要是攻打一个国家的城池，最难的就是如何突破那又高又大的城墙。鲁班来到楚国的时候，正好赶上楚国要发兵攻打宋国，楚国君臣就请鲁班帮他们设计一种攻城的器械。思考了一段时间后，鲁班发明出一种可以活动的高梯子——云梯。有了这种器械，楚军那就是如虎添翼了。等到楚兵作战时，就可以登上云梯窥见敌人城中的防御情况，而且还能凭借云梯登上城墙，与敌人作短兵相接的战斗。不久，鲁班发明云梯的事情被墨子知道了。他一听说鲁班发明了一种用于战争的工具，心中十分不安，就从所在的齐国日夜兼程地赶往楚国。因为墨子在工程技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而他在政治上却主张发展生产，反对战争，所以对鲁班将发明的器械用于战争的做法有些不满。
鲁班见到如此匆忙赶来的墨子，问道：“老先生您从齐国赶来，不知有何赐教？”
墨子微微一顿，说：“齐国有人侮辱了我，我请你去帮我杀了他。”
鲁班闻听此言，失声说道：“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
墨子不慌不忙地说：“我会送给你千金作报酬！”
鲁班气愤地说：“为不义而杀人的事情，我鲁班是从来不会干的。”
墨子一听他这样讲，就立刻站起来向鲁班拜了两拜说：“可是我听说你造了云梯给楚国，楚国准备利用它去攻打宋国。这样一来，遭殃的就是宋国的百姓，而宋国百姓究竟有什么罪，而要遭到无辜的杀戮呢？楚国为了争夺宋国的土地，而平白无故地去征伐宋国，这种做法未免也是不义之举吧！宋国无罪，无故去攻打它就是不仁。而你鲁班明明知道这些道理，却不去劝阻楚王，这又是为什么呢？”
墨子一席话说得鲁班哑口无言，但心中却还是不很服气。墨子看出了他的心思，说：“你如果还没有想通，不妨我们比一比，我现在制造了一些防守城池用的工具，我们现在可以用腰带作城墙，用小木片当武器，咱们做些进行攻守对抗的游戏如何？”鲁班当下同意，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模拟”攻守战。鲁班九次变更自己的攻城武器多次出击墨子的防守阵地，可是墨子每次都能把他的进攻化解掉。鲁班急得满头汗，就是无法取胜。最后，鲁班把攻城器械都用尽了，可墨子的守城办法依旧层出不穷。看到鲁班无奈的样子，墨子告诉他，既然连做游戏都无法赢了自己，更不要说真刀真枪地对抗了。墨子还告诉鲁班，自己的300名弟子已经准备好守城的工具前往宋国支援去了，希望鲁班能够知难而退，和自己一同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念头。鲁班看到墨子确实高出自己一筹，而且对自己的作为也有些后悔，后来就接受了墨子的劝告。最终，楚王了解到鲁墨“战争”的结果，也感到攻宋没有取胜的把握，而放弃了这次不义的战争。
我们之所以讲鲁班与墨子的故事，是要说明在春秋末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时期的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古代中国手工业技术传统的基础，而这些技术其实就是首先运用在军事领域，然后才向民间普及的，这也是历来“新技术”产生与发展的规律。
“变法”之最
当历史跨入战国时代的时候，时间的坐标已经指向了公元前5世纪的末期。这个时候，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百余家诸侯并立的局面也已经不复存在。战国初期，只剩下了二十余个诸侯国，其中以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最为强大。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各国为了在频繁的争斗中立于不败，纷纷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变法运动就这样在各国之中此起彼伏地进行着。
最早的变法。而在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中，最早迈出这一步的就是魏国。这个时候魏国在位的国君正是魏文侯，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他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先后任用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田子方、段木干、卜子夏等人，开启了战国时代各国招贤养士之风的先河。
据说，李悝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但他后来又别开天地，另立一门，成为战国初期“法家”的创始人。魏国建国伊始，魏文侯便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在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之后，李悝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世卿世禄的官爵世袭制，选贤任能。对于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完全依靠父祖辈的爵禄享有特权的人，剥夺其官职和俸禄，把这些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其次，他主持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该书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再次，他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允许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副业生产，为国家增加财富。第四，他大力推行“平籴法”，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在丰年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保证粮价不至于暴跌；遇到荒年时，政府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以此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第五，改革军制。为了保证国家的常备武装的来源，实行“武卒制”。中选武卒者免除全家徭役，并奖给田宅，有力地加强了魏国的军事力量。李悝变法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能西破强秦，南慑楚国，威震中原，成为战国初期首个强盛的国家。
最不近人情的改革家。在魏文侯招纳的各色人才之中，有一个卫国人叫做吴起，他个性刚毅处事不拘于礼法。在年轻的时候，吴起曾到鲁国拜孔子的弟子曾参为师。在就学的日子里，吴起昼夜苦读，百学不厌，曾参看到这个学生如此好学心中十分喜欢。后来，齐国大夫田居出使鲁国，曾参便将吴起引见给他，田居也十分喜欢好学有志的青年，便将女儿许配给了吴起。
一转眼，吴起在鲁国学习六年多了，但他从没有回过一次家。曾参便问吴起道：“你离家远游，却没见你回过一次家，你心里如何能够安心呢？”
“老师有所不知，我曾向母亲起誓，不能求得功名，不能得到荣华富贵，决不回家！”
曾参听后大为不满，他气愤地问：“你可以向任何人起誓，但怎么能向自己的母亲起誓呢？这是不近人情的做法啊！”
从此，曾参转变了对吴起的态度，开始讨厌他。不久，卫国有人报信给吴起，说他母亲思子成疾已经不治身亡了。吴起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仰天大哭了三声，接着就收起哀容，又开始和往常一样的读书了。曾参见到这个情形，不禁大怒，对吴起怒斥道：“吴起你真是太不像话了。你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本应该立刻动身奔丧，而你却无动于衷，可见你是个忘本之人。俗话说水无源就会枯竭，树无根就会死去，人要是忘了本那最终会怎么样呢？”说罢，就将吴起逐出门去。
吴起离开曾参以后，又转投他人学习。过了几年，吴起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当上了鲁国的大夫。这一年，齐国相国田和发兵攻打鲁国，鲁国大臣公仪休多次向鲁穆公推荐起用吴起为将抗击齐军，但是都遭到了穆公的拒绝。原来，鲁穆公虽然深知吴起有大将之才，但是一想到他的妻子正是齐国田和的女儿，便顾虑重重，害怕吴起不会一心一意抗击齐军。这件事传到吴起的耳中，他就暗下了“杀妻表志”之心。果真，不久吴起便杀了自己的妻子，并带着她的人头入宫去拜见穆公，说道：“我有心报国，但主公您却因我的妻子而对我疑心不已。现在，我把妻子杀了，以消除主公您的疑虑。”穆公见状，大惊失色，顿感吴起的狠毒无情，但考虑到不满足吴起要求，反而会促成其助齐攻鲁，于是答应起用吴起，任其为将率兵御敌。吴起拜将之后，果然打败了来犯的齐军。不过，自从他做出了“母丧不奔”，“杀妻求将”的事情以后，鲁国君民都深为厌恶，过了不久，穆公因吴起又暗通齐国，准备杀掉他，吴起这才出逃，投奔到魏国。好在魏文侯用人不疑，任命他镇守西河，吴起也尽力报效，立下了不少战功。可惜的是，魏文侯死后，吴起因参与魏国政争，终被罢职。随后，他又离开魏国投奔楚国，被楚悼王重用，封为令尹，主持楚国变法。不长的时间，吴起便将楚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迅速上升。终于在一次大战中，楚国打败了魏国，—下子威震了中原各诸侯国。可悲的是，吴起虽然治楚有方，但也得罪了许多楚国贵族，楚悼王死后，吴起便失去了支持，最终被楚国贵族射杀而死。
最富戏剧性的变法。燕国是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之一，但因地处北边，与中原各国交往不便，所以燕国早期历史发展线索并不清晰，但是进入春秋时代以后，燕国与中原各国交往开始频繁，到了战国初年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北方大国。不过，燕国的变法改革比较晚，到了燕王哙执政的时期，他深感国弱民贫的不佳处境，于是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燕国面貌，以图国家富强。据说，燕王哙深忧百姓之苦，为了能和百姓同甘共苦，他不仅自己亲自参加农事劳作，而且从不以安闲享乐为荣。
由于好贤心切，公元前318年，他竟然效仿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把国家拱手让给了相国子之，并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大臣官印全部收回，另由子之任命。这个荒唐的闹剧终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燕国国内守旧贵族唆使燕国太子发动了叛乱，虽然子之平定了叛乱，但内忧平息，外患复起。齐国乘机干预燕国国政，齐宣王发兵讨伐子之，最后将其杀死，弄得燕国差点亡了国。后来，燕昭王即位以后，吸取了前朝教训，广招天下，任用乐毅、邹衍、剧辛等人，修订法令，安抚百姓，经过励精图治，使燕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至此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也进入了尾声。
其实，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运动中，还有许多有名的变法没有在这一回中一一提到，我们将在后面的讲述中进一步谈及。不过，各国变法虽各有千秋，但也不乏相似之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或基本上废除了世卿世禄和分土封侯制度，逐步建立了以职官任免制度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度，从而加强了各国国君的权力和地位。
齐威王之治
田氏取代了姜氏成为齐国国君之后，虽然国家政治大局已定，但是国内还有不少百姓并不都认可田齐。在国外，鲁国、卫国和“三晋”等国也不断找借口讨伐田氏，以至于田齐立国之初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国家危机，还一度出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了。他执政以后，齐国仍然内外交困，暗涛涌动，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九年之久。
齐威王是个有作为的国君。在位期间，他为了匡救国家曾采取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史载，威王任用邹忌为相的同时，还起用田忌为大将，任用孙武的后代孙膑为军师，广揽人才，安抚百姓，惩治奸吏，秣马厉兵，使齐国“最强于诸侯”。
齐威王治国特别注意赏罚。威王即位之初，虽然不理国事，把政事交给卿大夫办理，但暗地里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察，微服私访，获取实情。在考查臣子的行为后，威王便进行了赏罚。威王召见即墨大夫时，对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毁谤你的言论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到即墨视察，见到农田得到开发，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公事，我国的东方因而得到安定。之所以有人诽谤你，是因为你从没有逢迎过我左右的近臣啊！”于是，威王重赏了这个官员。在召见阿城大夫时，威王斥责说：“自从你治理阿城，赞扬你的话，我每天都能听到。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视察，只看到田野荒废，百姓贫苦。那次赵国军队进攻鄄城，你却没能前去援救。而卫国军队前来夺取我国土地，你也是不闻不问。看来，那些在我面前说你好话的人肯定是得到了你的好处！”当天，威王就处罚了阿城大夫，并把左右曾经吹捧过他的人也都给予了惩罚。当人们听到这些事情以后，都大为震惊。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再以文过饰非为荣，而是努力地为国尽忠，在很长时间里，齐国上下都能团结一心。
齐国在威王的治理下，得到了大治，先后打败了魏国、赵国，迫使他们献城讲和，归还齐国土地。从此以后，有二十多年各国诸侯不敢对齐国用兵。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发现齐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主要原因在于齐国出现了明君和贤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段历史，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时代的信息，即战国时代官僚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我们前面讲过，在西周时期，宗族和国家合一，宗族既是血缘单位，也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在这个体制下，国家的官吏只能世袭，国家的权力是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来分配的。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礼崩乐坏”和“诸侯坐大”的现象，宗族统治在各诸侯国内都逐渐地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社会生产力也逐步提高，个体经济日益发展也脱离了宗族的束缚，诸如外交、财政、工商管理等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这就需要国家产生新的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就这样，官僚制度应运而生，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新型官僚与国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进入统治阶层，换取俸禄，合则留，不合则去，官职不是世袭制。所以说，战国时代涌现出了许多能够在多个诸侯国任职并能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才。
这里提到的邹忌，他就是凭借才干而登台拜相的。“相”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中的百官之长，也称为相国、丞相等，统领百官，总揽朝政，直接对国君负责。而这时的官僚制度中还有将军一类的划分，这说明战国时代官员的类别已经有了文武之分。这一点与西周以来的政权体制也是不同的，那时的体制是文武、军政合一的，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卿大夫文武不分，既是行政官员，也可以领兵打仗。而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相变法，逐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官员也有了文武之分。这种分工，其实是君主分散大臣权力的一种方式，不仅起到了防止大臣独揽军政的作用，也能让文武官员相互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国君的集权统治。
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是个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朝原有的政治文化体系受到了打击。与此同时，因为社会的急剧动荡不安，不仅导致国家官学系统的衰废，而且也使得官学中的文士们也都成为了“自由的知识人”。
在东方的齐国，为了招揽天下人才，探寻治国的理论，开设了一座“稷下学宫”。这座学宫位于齐国都今山东临淄稷门外，大约创建于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4～前357）时期，并在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在位）时期达到鼎盛阶段，至末代齐王建时衰弱，历经一百四十余年。据说，当年学宫繁盛时，流连于此的贤人、名士达“数百千人”，齐王允许他们在此“不治而议论”。当时各国著名的文学游说之士多曾先后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互相切磋驳难，掀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一大波澜，形成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历史之久，令后人惊叹。当时，云集稷下的主要学者有孟子、荀子、慎到、环渊、邹衍、田骈、彭蒙、淳于髡、接予、鲁仲连、田巴、邹奭等。这些学者在学术上各有所主，分属各派，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互不统属。他们也不威慑于权势，自由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百家立异，各持其说，争辩求知，蔚为大观。
稷下学宫的兴起与齐国“养士、用士”制度有着紧密的关联，本来齐国就富有收揽贤士的传统。田齐夺取政权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礼贤的规模，专门设置了稷下学宫，广招人才。历代齐王虽有贤愚、不肖之别，但在尊贤礼士方面却做得颇为令人称道。凡来稷下的学者，都要经过齐王召见，通过问答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个人条件的了解，授予他们不同的等级称号，让他们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据史书所载，淳于髡因有功于齐，被列为“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到了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
最为令人羡慕不已的是，齐王还为这些“自由知识人”建造了高门大屋等壮观的府第，给予他们优厚的俸禄。比如说，淳于髡当上上卿以后，齐王就赐给他千两黄金和百余辆革车，他的地位俨然与诸侯相同了。我们所熟知的孟子，曾多次劝说齐宣王实行他所主张的仁政，虽被宣王认为不合时宜且迂阔可爱，但仍享受着优厚的物质待遇。每次孟子出门时，都有数十辆车和数百人跟随着他，排场只能用“阔气”来形容了。可见，齐王将这些士人视为“瑰宝”，把他们看成是光照千里的人物。讲到这里，我们来说一则齐威王发现人才，明辨人才，还重视人才，把人才比喻为国家的宝贝的故事。
有一年，威王与魏惠王到郊外一起打猎。
魏王问道：“大王可有什么宝物吗？”
威王说：“没有。”
魏王不解地说：“像我这样小的国家，还能有像用夜明珠装饰起来的车子之类的宝物，怎么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会没有宝物呢？”
威王微微一笑，说：“我眼中的宝物与您眼中的宝物不一样。我有个大臣叫檀子，被我派往南城，楚国人知道后就不敢向前来犯掠夺，而泗水之滨的十二个诸侯也都会来朝拜。还有个大臣叫盼子，我派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捕鱼。我手下那个叫种首的大臣，一旦被我派出戒备盗贼，所到之处就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比起那些宝物来，您看如何呢？”
魏王听后，心中惭愧，不久就败兴离去了。魏王与齐威王比富，他将一些宝马香车看成宝物，而威王却将人才看做是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所以，齐国能吸引天下名士纷至沓来，终能强盛。
古时候，人们有一种认识，就是说齐人“尚智辩，多权诈”，这似乎与现在人们称赞山东人质朴、实在、豪爽之说大相径庭，应该说这是齐地风俗古今的一大变化。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对齐国民风有过评论，他说：“齐带山海……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由此可见，即便是到了汉代，齐人风俗“智诈”、“巧伪”之说还是相当普遍的社会舆论。其实，齐人“多智”、“好议论”的人文风尚、早在“稷下学宫”中初见端倪。当时，稷下学宫既是当时思想家、教育家的聚散地，又是齐王“智囊团”的大本营，稷下先生担负议政、备顾问、制礼的职责，帮助齐国设计治国蓝图、拟定典章制度。比如，齐宣王就喜爱文学游说之士，十分礼遇稷下先生，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这无疑说明了稷下遗风对齐地风俗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
如果谈到稷下学宫留给后世最大的影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说一说中国古代的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了。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从国家到民间都给予教师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在稷下学宫的时代，这种传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扬。前面我们讲到齐王给予这些名士优厚的待遇和物质享受，充分听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建议，足以说明齐国君民对这些“老师”的尊重。曾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荀子，把天、地、君、亲、师并列起来，提到同样崇高尊贵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认为，是否重视教师的地位与国家兴衰存亡关系极为密切，他还曾预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这就是说，如果国家能够兴旺，那么必然是尊重老师的传统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国家看上去要衰亡了，就表明这个国家的尊师传统没有得到好的贯彻。荀子就这样为尊师重教的历史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然说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总是征伐不已，但是各国内部却依然保持了尊师重教的传统，对人才的培养和招纳都不遗余力，也都在政治上和教育上强调尊重教师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如此，那时的人们在观念中才会对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有着深刻的理解，由此激发出人们对从事教师工作的人的爱戴。
孙庞斗智
孙膑是战国时代的著名军事家。他的本名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是因他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所以被人们称为孙膑。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情况，只是知道他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与鄄城县一带）。后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在齐国对魏国战争中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孙膑的故事大都又与另外一个人有关，那人叫做庞涓。
据说，孙膑和庞涓是同学，都曾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那时候，两人情谊甚厚，并结拜为兄弟。后来因为魏王招求天下贤才，庞涓为求富贵下山而去。临别前，庞涓发誓如能在魏国得到重用，一定保举孙膑，以图兄弟共同建功立业。庞涓到了魏国，果然被魏王重用，拜为将军。不久，便领兵征讨魏国周围的小国，使宋、鲁、卫、郑等国纷纷臣服于魏。而且，庞涓还领兵打败了当时很是强大的齐国！可是，后来有人又向魏王推荐了孙膑，魏王就派人迎接孙膑到了魏国，拜为客卿。而庞涓深知孙膑的才学远在自己之上，心中妒忌万分，于是就施毒计诬陷孙膑私通齐国。结果孙膑被魏王下罪，挖掉了膝盖并被人在脸上刺上了字，成了残疾人。但是，孙膑身残志坚，意志并没有消沉，他为了能躲过庞涓的暗害，就装疯卖傻起来，用计摆脱了庞涓的监视。
终于有一天，齐国的大将田忌得知了孙膑的遭遇，便及时地把情况报告了齐威王，爱才心切的齐威王当即命令要他无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孙膑救出来，为齐国效力。于是，田忌派人利用出使魏国的机会，将孙膑藏于马车之下送回了齐国。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十分敬重他，很快给予了重用。
公元前354年，魏王任用庞涓为将，兴兵攻打赵国。庞涓领兵一路过关斩将，兵锋直指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见状，知道赵国一时无法抵挡魏军，就马上派人到齐国求救。威王本要拜孙膑为主将，命其领兵救赵，但孙膑建议道：“臣是残疾之人，若当大将，会令敌人耻笑。请大王以田忌将军为将，我来辅佐他。”于是，威王命田忌为将，请孙膑暗中协助，为他出谋划策。田忌本来想要直奔邯郸解除赵国之围，但孙膑劝止他说：“我军远途解赵国之围，必然会使将士们劳累不堪，而魏军正好以逸待劳。况且赵将不是庞涓的对手，等我们赶到了邯郸，赵国可能已被庞涓所灭。我看不如直袭魏国的都城大梁，并广加宣扬，以便让庞涓得知，他必定弃赵而自救。这样，我军就可以以逸待劳，相机出战。那样的话，形势就大不相同了！”田忌听罢，连连点头，就按计行事。结果，庞涓果然中计。当时庞涓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破了邯郸，但是魏军已经疲惫不堪，突然得到魏都有危的消息，庞涓还来不及休整人马，立即从赵国退兵，星夜驰援魏国。就在庞涓率部回援途中，人马经过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市附近），遭到了齐国伏兵的袭击。原来，孙膑料定魏军将经此回师，便率领齐军主力在此设伏，大胜魏军，斩杀魏军两万余人。最终，孙膑以“围魏救赵”之计解了赵国之危。
又过了几年，公元前342年，魏国又找了借口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接到韩国求救之请、齐国君臣赶忙相聚在朝堂商议。这个时候，威王问众臣如何救韩，是救还是不救？邹忌起身答道：“可先不相救，以便让这两个国家自相残杀，这样将对齐国有利。”而田忌等人则极力主张救援，他们认为一旦韩国灭亡，魏国坐大，对于齐国将是大大的不利。就在众人议论不决的时候，威王见孙膑笑而不言，便向他请教计策。这时，孙膑才不慌不忙地向齐国君臣详细剖析了形势，他说：“救与不救，我看可以先不谈这两件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救而不救，不救而救’。”众人一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孙膑进一步解释道：“不救，则魏灭韩，必危及我国；救，则魏兵必先与我军开战，等于我们代替韩国打仗，韩国安危无恙，而我们齐国无论胜败，都要大伤元气。所以，我认为大王应答应救韩，以安韩国君臣之心。这样，韩国必然拼命坚持与魏国死战。等到他们两国都疲惫至极，我们再出兵击魏。如此一来，攻击已筋疲力尽的魏军，不用大力；而救解已快失败的韩国之危，他们也必定感激。以少出力而建功多，岂不更好吗！”威王君臣听后，深感孙膑计策绝妙之至。于是，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伺机救韩。另外，威王派人告知韩国君臣，叫他们坚守城池，齐国不久就会派兵援救。韩国得到消息后，反抗果然更加顽强了。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按孙膑的谋划，齐国军队再次重演“围魏救赵”，不直接援救韩国，而去袭魏国首都大梁。庞涓闻讯，暴跳如雷，发誓要与孙膑决一死战，他气冲冲地率师回国迎战齐军。孙膑探听到庞涓兵来，便向田忌献策，要利用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诱敌深入。他告诉田忌，齐军与魏军交战之初，只许失败不许胜利。田忌听后，颇为不解地问道：“以逸待劳，不是上次成功的战法吗？如何变换了策略？”
“将军你看，此次庞涓怀愤挟气而来，若正面与他交锋，我军即使胜利，也必然要损失重大。不如采用移兵减灶之法。”
等孙膑低声向其说出计策后，田忌哈哈大笑点头称是，肯定地说：“这次必杀庞涓无疑。……”
且说庞涓提兵赶回魏国，本想寻机与齐军交战，没想到齐军与魏军刚一交战，便败下阵去。庞涓见状，就督促人马拼命追击。开始时，庞涓发现齐军营垒中的灶迹有十万之多，很是吃了一惊，心想：“齐军人多，不可轻敌！”追了一天之后，他又发现齐军遗下的灶迹，只剩五万了。这回，他大喜过望，自言自语道：“看来，齐兵厌战，已经闻风丧胆，而逃亡过半了！”于是，更加督促魏军追击。到了第三天，魏军探马探知齐军只剩下三万个灶了，立刻报与庞涓。庞涓闻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下令全军：“不顾一切，尽快赶过去，务必活捉孙膑！”命令一下，庞涓便丢下步兵，亲自率两万轻骑连夜起身，日夜兼程追击齐军。
再说孙膑，他和田忌率军退至马陵，见地势险要，道路狭窄，树林茂盛，觉得是个设伏的好地方。于是，齐军便依照孙膑安排，分头设伏。其间，孙膑又让人在道中一棵大树上刮下大片树皮，用墨写上六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然后在附近安排五千弓弩手，命令：“只看树下火把点亮，就一齐放箭！”一切安排妥当，只等魏军到来。不久，庞涓人马赶到马陵，这时已近黄昏。探马报告：“前面谷口，有断树乱石堵住道路了！”庞涓闻听大喜，大声督促全军继续追击。说罢，一马当先，率部队冲入山谷。进得谷来，正待他继续催马向前，忽然发现眼前一棵大树，树身字迹隐约难辨。而这时，天色已黑，庞涓马上令人点亮火把亲自上前辨认。等到看清字迹，庞涓深知不妙，大喊一声：“我中计了！”话音未落，一声锣响，伏兵四起，万弩齐发，箭如骤雨，顿时庞涓被乱箭射中，“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一命呜呼了。马陵一战，齐国大破魏国，斩杀魏军十余万，还俘虏了魏国太子申。从此魏国丧失了强国的地位，国势也一蹶不振了。
商鞅变法
战国初年，经过春秋争霸洗礼的各个诸侯国都鼓足了力气发展自己，但曾经称霸西戎的秦国反而日渐衰落。当时，秦国内部守旧贵族把持朝政，弄得国家乌烟瘴气，动荡不堪。而与此同时，位于东方的魏国、齐国因先后变法而逐渐强盛，特别是魏国，屡屡侵犯秦国疆土，最终把秦国肥沃的西河之地全部占领。中原各国看到秦国国势如此，再次变得看不起秦国了，甚至有的诸侯还将它看做是“夷狄”一样的国家。秦国的君臣虽有心振作，但做起事情来总是力不从心。经历了几代较为孱弱的君主之后，秦献公即位了，他在位期间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把国势稍稍扭转了一些。
公元前361年，献公的儿子渠梁继位，他就是秦孝公，由于这个人的出现，秦国历史为之一变。从孝公秉政之后，国家振起，中原各国逐渐改变了鄙视秦国的态度，而且从此以后中原各国再也没有资格去鄙夷秦国了，因为秦国真正成为了一个“虎狼”之国，谁招惹了它，谁就会倒霉。
秦孝公即位以后，看到中原各国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国力大增，特别是魏国和齐国的强盛，让他深感如果不发奋自强就不能振兴秦国。于是，他下令求贤，广泛征招有才能有见识能使秦国强大的人才。这求贤令一传开，立刻惊动了一个卫国的没落贵族，即公孙鞅，也就是战国中期名震诸侯的大改革家商鞅。
商鞅年少时最喜好“刑名之学”，颇为崇拜李悝、吴起等人，对当时的儒、墨、道、兵等各派学说也有涉及。所以，一旦学有所成，他便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一跃成为中原霸主。商鞅见魏国强盛，有意到那里施展才华。于是，他到魏国投奔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商鞅虽年少，但胸藏锦绣，才华得到了公叔座的认可与赏识。可惜的是，公叔座在病危之际才特意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不过，魏王未能听信其言。公叔座见魏王不想重用商鞅，便对魏王说：“大王，您如果不想任用商鞅，就请您找个借口把他处死。若是他一旦为别国所用，必定会威胁到我们魏国的安危。”魏王听后，安慰公叔座，表示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可是他回去后却告诉人说，公叔座真是病糊涂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中庶子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最后，魏王并没有听公叔座的话，商鞅就这样躲过了劫难。
公叔座死后，商鞅听说远在西陲的秦孝公已经颁布了求贤令，他当机立断，收拾行囊，西行入秦。商鞅通过孝公宠臣景监引见得以拜见了孝公。孝公听商鞅讲霸王之道后，顿觉豁然开朗，于是决定重用商鞅，为秦变法。
到了入秦的第三年，即公元前359年，商鞅逐渐掌握了秦国当时的国情，便向孝公提出变法革新。但是，变法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变法还未付诸实施，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商鞅既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圣人治国，只要能够强国，就不会拘泥于古代法令；只要是利于百姓的事情，就可以不必非要遵守古代的礼制。就这样，又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多次与守旧贵族的辩论，商鞅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
公元前356年，轰轰烈烈的变法终于拉开了大幕。商鞅针对秦国的土地和劳动力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人们舍农经商的现实状况，下令贯彻重农政策，鼓励秦国民众专力农耕和为国征战，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商业或手工业而致贫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这是针对束缚和妨害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制度和游食习俗的一次重大改革，商鞅确立奖励农耕和军功的方针。
此后，他开始改革刑法，以取得变法的法律保证。他改“刑不上大夫”的旧法，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特权。他还制定轻罪重罚法，比如有人要在街道上乱弃灰土，也要处于“黥”的重刑，以此加强了变法的权威，保证了变法的贯彻实施。
对于保守势力，他进一步采取严厉打击的策略，禁止大家族聚居，建立什伍“连坐”之法。法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这样一来，便沉重打击了养着一大群吃闲饭的人的贵族之家。同时，新法强调按连坐制的要求，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以此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商鞅还取消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重新制定了以军功为晋级原则的二十等爵制，用来奖励人们从事农耕和作战。按照新军功爵制，不论是谁，都需建立军功才能获得爵位，获爵得依次定额占田，才可做官。有爵是良民，无爵是贱民。如果奴隶作战勇敢，可以赐爵升为良民。如果没有机会参加作战，而能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向国家缴纳更多的粮食布帛，这也是军功。
公元前350年，秦国变法进一步深化，秦孝公将都城迁往咸阳，在国内普遍推行县制。商鞅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全国共建县41个，首长由中央派任，直接听命于国君。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诞生了。它既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也削弱了贵族对政治干预的可能。最后，商鞅又下令重新规划全国土地，把一些贵族土地没收，用来奖励耕战有功的新兴地主和农民，然后按军功爵禄重新分配，重划田界，强迫贵族和普通农民一样平均负担国家的赋税，剥夺了贵族“不课不纳”的经济特权。为了保证赋税平均，同时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这些改革措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秦国得以富强起来。
这期间，变法还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即太子师傅唆使太子犯法，故意破坏变法。不过，在孝公的坚定支持下，商鞅秉公执法，为了表示对犯错误的太子的惩罚，他狠狠地惩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分别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和黥刑（在脸上刺字），以表明他们教导储君无方。有了孝公的强力支持，秦国的保守势力被革新势力所遏制。商鞅终于也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