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1 / 2）

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日：‘畏李校尉’。”

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古代山水画鉴赏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