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东汉王朝（1 / 2）
刘秀和绿林军联合作战，在昆阳大战中打败了王莽的主力部队，立了大功。他的哥哥刘縯也打下了宛城。已经被拥立为更始皇帝的刘玄，坐吃现成果子，进驻宛城，拿宛城做了更始政权的临时首都。
刘玄在宛城安顿下来以后，觉得自己的地位虽说比较巩固，可还是害怕刘縯、刘秀兄弟的势力强大起来，同自己争夺天下，就找个借口把刘縯杀了。这时候，刘秀正在别处，他听说哥哥被刘玄杀害，内心又是悲愤又是恐惧。他想到自己的势力还敌不过刘玄，只好忍气吞声，跑到宛城向刘玄谢罪。表面上，刘秀对哥哥的死装出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既不替哥哥戴孝，义在剖人面前饮食谈笑如常，见了刘縯的部下，一句私话也不讲。他对刘玄更是百依百顺，从来不标榜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劳，还把许多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可是一到晚上，他关起门来，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发誓要为哥哥报仇。刘玄只看到刘秀的表面活动，看不出刘秀的内心所想，为了安抚和笼络刘秀，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但是并没有付给实际的权力。
刘秀
过了些时候，刘玄准备迁都洛阳，派刘秀先去洛阳整修宫殿。宫殿整修完毕以后，刘玄迁入洛阳，派刘秀到黄河以北去扩充势力。刘秀得到这样的好机会，不仅可以保全自己，免遭刘玄杀害，而且就像蛟龙被放归大海，猛虎被放归深山，还可以放手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王莽的新朝政权被推翻以后，黄河以北的地主势力害怕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到他们那里，纷纷组织起了地主武装。他们见刘秀到来，就都前来归附。这样，刘秀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在黄河以北站稳了脚跟。
更始皇帝刘玄怕刘秀的势力继续扩大，赶快派人去封刘秀为萧王，并且召他回首都长安来商量国家大事（这时候刘玄已经迁都长安）。刘秀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当然不愿意再受刘玄的控制。他叫人给刘玄带去一封信，信上说：“黄河以北还没有完全平定，我不能回长安去。”从此，刘秀跟刘玄实际上已经决裂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刘秀对分散在冀州、兖州一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打败了力量比较强的铜马、青犊等农民军，用诱降的手段收编了一些零散的农民军，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全都攫取到了自己手里。接着，他又乘赤眉军出兵西进的机会，派人两路出兵，扩充自己的势力，一路从河北南下，夺取了原先赤眉军的地盘；一路从河北往西，进攻并州（今山西省）。经过几次战斗，刘秀派出去的军队都得到了胜利，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物产富饶的中原地区几乎全都落入他的手中了。
刘秀一得势，就有更多的割据势力来归附他，那些归附他以后立了战功的大将，都急着想要拥戴刘秀做皇帝，以便自己能够当个开国功臣。他们对刘秀说：“如今天下没有君主，大王是高祖九世之孙，众望所归，希望您趁早即位称帝，安定民心。”刘秀听了大将们的话。内心自然很是高兴，但是他怕时机还不成熟，就假装推辞，意思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向他劝进。
大将们看出了刘秀的心思，发动更多的人联名给刘秀上书，劝刘秀即位称帝。大将耿纯代表大家说出了心里话，他对刘秀说：“天下的英雄，离别亲属，抛弃田园，跟着您在枪林箭雨之中出生入死，所希望的无非是想攀住龙鳞，附着凤翼，能够做个开国元勋罢了。希望您赶快即位称帝吧！”
刘秀看到那些想要攀龙附凤的大将真的愿意拥戴他，就不再推辞，于公元25年六月在鄗城〔今河北省高邑县，鄗hào〕正式即位称帝，重建被王莽篡夺了的汉朝。接着，他派兵西进，去进攻当时已经占领了关中地区的赤眉军。
这时候，赤眉军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在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拥立了一个十五岁的牧童刘盆子做皇帝，樊崇做了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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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长安的更始皇帝刘玄，靠绿林军坐了江山，这时候却经常在宫中饮酒作乐。将领们有事找他商量，他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出来见面，就叫他的一个侍中坐在宫殿上，前面挂上帐幕，代替他说话。将领们一听不是他的声音，都很生气，在背后议论说：“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稳当，就这样放荡起来了，这能靠得住吗？”刘玄还恣意杀害了好几个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公开地同绿林军分裂了。后来王匡等人被迫逃离长安。和赤眉军联合，一同打进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赤眉军进入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到街上来欢迎。可是长安附近的地主却把粮食偷偷地藏起来，想要用饥饿来困死农民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刘秀，就乘着这样的时机，派大将邓禹一路打来。赤眉军虽然多次打败过邓禹，可这一回由于缺乏粮食，不能坚持抵抗，樊崇只好下令放弃长安，准备往东打回山东老家去。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刘秀军队的伏击，损失极大，归路断绝了，只好被迫投降。樊崇在投降后想要恢复起义军的势力，被刘秀发觉后给杀害了。
刘秀在农民起义声中起兵，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扩大了势力，又在各派势力的争斗中逐渐占得了上风。他在部城称帝以后，不久定都于洛阳。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历史上称刘秀建立的汉朝为东汉，又叫后汉。刘秀是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光武帝。
汉光武帝刘秀镇压了赤眉起义军以后，天下并没有统一，政权并不巩固，因为南北各地还存在着许多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当中，兵力最多、占地最广的有东方齐鲁一带的刘永和张步，西北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kuíxiāo〕和西南巴蜀一带的公孙述等。他们这些人也称王称帝，想跟刘秀争夺天下。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起，依靠手下的得力大将，南征北伐，一个一个地消灭了这些割据势力，重新开创了统一的局面。
在光武帝刘秀进行统一的战争中，耿弇〔yǎn〕打张步，“有志者事竟成”；岑彭打隗嚣和公孙述，“得陇望蜀”，是历史上两个很有名的故事。
张步是琅琊人，当赤眉、绿林等农民军起义的时候，他也聚众数千，攻下了齐地的几座县城，自称为五威将军，成为当地的割据势力。汉朝的宗室梁王刘永当时也乘机起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他跟张步联合，并且拜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忠节侯。张步驻扎在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县），对刘秀政权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派光禄大夫伏隆去招降张步，拜张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听说伏隆到了剧县，赶快派人给张步送去许多礼物，封张步为齐王。刘秀、刘永两边都拉拢张步，因为刘永送的礼物多，名号又是“王”，张步决定投靠刘永，就杀了刘秀派去的使者伏隆。刘秀听说伏隆被杀，很是生气，决定派大将耿弇去打张步。
耿弇接受了出征的命令，带领几万人马，对张步的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不到半天工夫，就打下了张步的前哨据点祝阿（令山东省历城县西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张步虽然吃了败仗，但是并没有大伤元气，他仍然自恃兵多将广，十分骄傲地对部下说：“我过去打败过拥有十多万兵马的尤来、大枪等农民军，现在耿弇的兵力比他们少得多，又经过长期战斗，疲劳不堪，有什么可怕的！”他带领二十万人马，开到临淄东门，准备反攻。
耿弇看到张步亲自出马，就渡过淄水，假装撤退，引诱张步来进攻，以便寻找机会，消灭他的主力。张步以为耿弇不敢迎战，更加骄横起来，冒冒失失地指挥军队发动进攻。哪里知道耿弇乘着张步顾前不顾后的时机，突然领着精兵从两翼包抄，把张步的主力围困起来。在激烈的战斗中。耿弇的大腿被飞箭射中。他恐怕影响士气，趁别人没有看见，抽出佩刀把箭砍断，带伤继续战斗，直到天黑才收兵。
第二天一早，耿弇不顾伤口剧痛，又要指挥兵马去进攻。他的部下劝他说：“目前张步的兵力还很强，不如暂时休战，等皇上带兵来增援的时候，再派兵出击也不晚。”耿弇不同意休战，他说：“皇上到来的时候，做臣子的应当杀牛备酒，隆重按驾，怎么能把没有歼灭的敌人留给皇上呢？”说完就指挥大军出战，从清早打到黄昏，终于把张步的军队打得大败。耿弇预料，张步失败之后一定会仓促退兵，就预先设了埋伏，遇到张步的败兵逃跑，又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阵，追赶了八九十里路。
过了几天，光武帝刘秀来到临淄，慰劳作战有功的部队。他在许多将士面前夸奖耿弇说：“从前韩信攻破历下，奠定了汉朝的基业；如今耿将军攻破祝阿，天下大事也由此而定了，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这话不仅鼓舞了耿弇，也鼓舞了参加战斗的全体将士，他们乘胜追击，终于完全平定了张步割据的齐地，凯旋而归。从此以后，刘秀夸奖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这句话，成了很有名的成语。
第二年，汉光武帝刘秀决定派兵进攻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和巴蜀一带的公孙述。
隗嚣是天水成纪人（今甘肃省秦安县），年轻的时候在王莽的朝廷里做官。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以后，隗嚣的叔叔伯伯乘机起兵，拥戴隗嚣为上将军，打下了陇西、武威、酒泉、敦煌等地，在天水建立了根据地。更始皇帝刘玄进入长安，派人把隗嚣请到长安做官。赤眉军打进关中以后，隗嚣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回天水。从此就自称西州上将军，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建武六年（公元30年）隗嚣看到刘秀的地位日益巩固，怕自己斗不过刘秀，就向占据巴蜀的公孙述投降，两家联合起来跟刘秀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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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从小就很能干，年轻时候做过小吏。王莽篡汉、刘玄称帝的时候，公孙述到四川去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就组织起来几万人的队伍。刘秀称帝的那一年四月，公孙述也在四川称帝。刘秀忙着镇压赤眉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时候，公孙述进一步招兵买马，势力越来越强大。他在汉中屯积粮草，并且暗地里和陇西的隗嚣联合，准备共同对付刘秀。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刘秀乘着前两年作战胜利的余威，亲自率领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等西征陇蜀。岑彭带兵打破了隗嚣的根据地天水，与吴汉会合后，把隗嚣包围在酉城（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公孙述派大将李育来救隗嚣。李育进兵到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邽guī〕被汉军包围。刘秀看到胜利在望，又听说洛阳附近的颖川发生兵变，京城骚动，就连夜东归。他临走的时候给征南大将军岑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西城、上邽两城如能打下，就可乘胜带兵南攻巴蜀。一个人善于没有知足的时候，既平陇，又望蜀。我为打仗耗尽心血，连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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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彭看了刘秀的信，领会刘秀的意思是要他赶快平定陇蜀。他设了个计谋，用沙袋堵塞河流，引河水去灌西城，迫使隗嚣不得不放弃西城逃走。可是公孙述的大批缓军已经赶到，隗嚣绝处逢生，乘势反攻。汉军因为粮食接济不上，只好退兵东归。
第二年，公孙述派大将任满、田戎、程汛等，率领水军数万人，乘着竹木排，从长江顺流而下，在荆门山与虎牙山之间的江面架起浮桥、斗楼，抗拒汉兵。这时候，岑彭已经转战到荆州，他对任满等几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取得胜利，只好作长期打算。岑彭下令制造了水战用的船舰数千艘，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与吴汉等率领水陆战士六万余人，大举征蜀。岑彭先派人烧毁了蜀军的浮桥、斗楼，然后带兵逆流而上，打败蜀军。蜀军大将任满被杀，程汛被俘，田戎一直退到江州（今四川省巴县）。岑彭乘胜进军，一直打到成都东南几十里的广都。公孙述节节败退，只好采用暗杀手段，派刺客假装投降，在夜间刺杀了岑彭。
岑彭虽然死了，但是他那得陇望蜀的声势和首破荆门的战功，已经为汉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隗嚣、公孙述这两支割据势力，因为受到岑彭的严重打击，一蹶不振，最后终于被汉光武帝刘秀所征服。
王莽篡汉以后，各地地主武装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割据势力，造成了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经过刘秀和他手下的得力大将“得陇望蜀”地连年征战，又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局面，使得社会经济又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后人把刘秀重振汉室，叫“光武中兴”。从这一点来说，刘秀和他手下的大将们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
汉光武帝刘秀是豪族地主出身，家里拥有大量田产。他在家乡的时候，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常常结交一些亡命之徒。有些杀了人该判死罪的犯人，只要往刘秀家里一躲，连衙门里的官吏也不敢去要。刘秀的亲戚也都是豪族地主。他的外祖父姓樊，是当地最有名的大地主，有地三百多顷。他的岳父姓阴，有地七百多顷。刘秀起兵以后，赶来投奔他的人，如邓禹、耿弇等，多数也是豪族地主。刘秀建立的东汉皇朝，是为大地主谋利益的政权。东汉政府对于贵戚豪族吞并农民土地的事情，从来不干涉。从东汉政权建立那天起，掌握几十顷、几百顷土地的大地主与日俱增，几乎到处都有。
大地主依仗自己的势力，建立起规模巨大的田庄。一所田庄好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甚至连政府派去征税的官吏都敢抗拒。
由于豪强地主横行霸道，地方政府的许多事情不好办，政府的法令也推行不开，连光武帝刘秀也觉得矛盾重重，有些不好处理。但是，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执法严明、敢于跟皇亲贵戚、豪强地主作斗争的官吏，他们甚至不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和性命，也要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外号叫做“强项令”的董宣，就是以维护法律尊严出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董宣在北海（今山东省昌乐县）地方做官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件豪强地主随便杀人的案子：有个叫公孙丹的豪强地主，在北海新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房子完工以后，占卜的人说房子盖得虽然好，可是触犯了凶神，住进去一定会死人。公孙丹听了很害怕，他决定牺牲别人的生命来免除自己的灾难。他叫儿子站在门口等着，看到门口过路的人，随便抓几个来杀了，埋在住宅里，用这个办法来祭祀凶神，避免住进去以后再死人的灾难。公孙丹父子随便杀人，当然是犯法的。可是公孙丹是地方上有名的豪强地主，谁都不敢管他。董宣却不怕这些，他认为自己是地方官，应当管。他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立即派人把公孙丹父子抓来，判处死刑，并且立即就地执行。这样一来，北海地方的那些豪强地主大受震动，从此都不敢再为非作恶、随随便便杀人了。
董宣办理得最出色，因而使他获得“强项令”称号的，是惩办湖阳公主管家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也是一个出名的豪强地主，她在京城洛阳郊区有占地广大的田庄，在洛阳城里拥有豪华的住宅，家里的奴婢有上千人。有一次，湖阳公主家里的管家在大白天杀了人，触犯了刑律。当时正是董宣在洛阳担任县令的时候，杀人犯害怕董宣治他的罪，就躲在湖阳公主家里，靠着公主的庇护，逍遥法外。董宣知道了这个案件，很是气愤，决心要把杀人犯抓来，依法治罪。
董宣等着等着，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湖阳公主因事外出，带了一大群家奴同行。那个杀人的管家认为风头已经躲过去了，也混在家奴里面一起外出。董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带了县衙门的人马，守候在湖阳公主必须经过的夏门亭地方。当公主的车马前呼后拥地走到夏门亭时，董宣突然往路当中一站，挡住了去路。他用刀往地上一指，大声地对公主说：“禀告公主，您的管家横行不法，杀了人，应当判处死罪，请您把杀人犯交出来！”
湖阳公主见董宣拦住她的车马，要她交出管家，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很不高兴。她把脸一沉，斥责董宣说；“董宣！你身为县令，不要随便乱说。我的管家怎么会杀人？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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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宣说：“我当然有凭有据，您的管家杀人的时候，有许多人亲眼看见的。您要不相信，我可以找人来作证！”
公主一看情况不妙，赶快改变口气说：“董宣！你要知道，我的管家是我最信得过的人，就算他真的杀了人，你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董宣看到湖阳公主居然藐视法律，想要庇护杀人凶手，就板起面孔大声地对公主说：“公主！您家法不严。管家才胡作非为。他既然犯了法，就应当治罪，您不应该替他求情。难道公主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上的法律吗？”
湖阳公主被董宣一责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杀人的管家一看情况不妙，赶快往人背后躲，可是董宣早已经认出他来了，命令手下人一把抓住他，拉到路当中，当场就把他斩了。
湖阳公主看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敢冒犯她，当着众人的面杀她的管家，心里非常气恼。她赶快跑到皇宫里去，找到光武帝刘秀，诉说自己的委屈，要求光武帝给她作主。光武帝听说董宣对姐姐这样无礼，也很生气，立刻下令把董宣抓来，要用乱棍把他打死。
董宣听说光武帝要打死他，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要打死我，我当然不敢违抗。不过，请您允许我在临死之前讲句话！”光武帝问：“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英明，所以才复兴了汉朝。如今公主的管家杀了人，公主置皇上的法律于不顾，想要庇护杀人凶手。我无非是公正地执行了法律，却要断送性命。陛下自己制订法律，自己破坏，这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我看您不必打，我自己在这里撞死好了。”说完，就用头去撞宫殿的柱子，头皮撞破了，流了满脸的血。光武帝赶快叫太监把董宣拉住。他仔细一考虑，觉得董宣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为了照顾姐姐的面子，他想叫董宣给姐姐赔个罪，把事情了结。他对董宣说：“你按照法律办事，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冒犯了公主，使公主受了惊吓。你现在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不是，我就饶了你。”
萤宣听说叫他给公主磕头赔罪，很不服气，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光武帝叫人把董宣拉到湖阳公主面前。接着他的脑袋叫他跪下磕头。董宣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两手撑着地，挺着腰杆，强着脖子，死也不肯低头。
湖阳公主看到董宣的强硬态度，觉得自己实在有些下不了台。她对光武帝说：“早先陛下在乡下的时候，专门庇护那些亡命之徒，做官的都不敢到咱们家里来搜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处治不了吗？”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老百姓不同。董宣是个强脖子县令，是为了维护皇家的法律才这样做的，我不能处治他。您再找一个能干的人做管家吧！”说完，他下令把董宣放了，还赏赐他一顿酒饭。董宣把酒饭吃个精光，然后把杯盘全都翻转过来，底朝上地扣在桌子上。管事的人认为董宣这样做是有意侮辱皇上，又把他扭送到光武帝面前。光武帝听说以后，责问董宣说：“董宣！这一次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董宣说：“皇上赐给我饮食，我不敢剩下一点儿；皇上叫我办事，我要拿出全部力气，这就是我把酒饭吃个精光，并且把杯盘翻转过来扣在桌子上的意思。”光武帝听了，点点头说：“这样很好！”他下令赏赐董宣三十万文钱。董宣把这笔钱全都分给了他的手下人。从此，“强项令”董宣的名气到处传开了。
汉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大力提倡儒家的孔孟之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巡视，一下车，就打听当地有没有熟读四书五经的人。要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亲自登门拜访，务必要把这个人请出来做官。当时一些精通儒家学术的人，听说皇帝这样尊崇儒术，就从四面八方背着图书赶到京城里来。光武帝在京城里修了一所太学，设立了五经博士，让那些熟读经书的人在里面讲学。京城里的学术空气浓厚起来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等学说，为维护专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光武帝死后，儿子刘庄即位是汉明帝。汉明帝不仅信仰儒家学说，而且信仰佛教，用佛教的教义来维护他的统治。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刘庄还派人到印度去取经求佛。
佛教起源于印度，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字叫悉达多，大约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在一个释迦族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今天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地方的一个统治者。因此，悉达多的青年时代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这个悉达多王子却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觉得人世问存在着生、老、病、死的痛苦，应当想办法解脱。在二十九岁那年，悉达多离别了自己的双亲、妻儿，出家去修道。他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了七年，据说最后终于大彻大悟，进入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成了“佛陀”（即“觉悟者”的意思）。在这以后，他就到印度的恒河流域去招收门徒，传播他创立的佛教。最初有舍利弗、阿难陀等人相信了他的说教，投在他的门下，成了他的第一批信徒。接着，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佛教成了印度的一大宗教。
古代铜器
佛教的重要教义是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根据佛教的说法，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像一个车轮似地在那里不断地转动着。从生到死，好像车轮转了一圈。紧接着死而来的就是来世的生。有了生，就又有死，从生到死，就又转了一圈。再紧接着的又是再一世的生。一个人这一世是人，他的前一世或者下一世不一定是人。他的前一世可能是神，因为不修行，这一世就被罚做人了；也可能他的前一世是牛马等牲畜，因为修行了，就让他这一世升级做人。一个人的下一世做什么，得看他这一世的表现，如果这一世修行了，下一世就可能成为神；这一世不修行，下一世可能降格做牛马等牲畜。这种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自然是唯心的，决不可能真有那么回事，但是它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可以利用佛教的这种说教，消磨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思想，叫他们这一世忍耐服从，好好修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佛教创立以后，在印度广泛流行。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期，阿育王统治印度，他规定佛教为印度的国教。从此，佛教逐渐地传播到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缅甸、暹罗（即今泰国）和越南等地。西汉末年，西域有些小国也崇信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正派使臣伊存到长安。西汉的博士弟子秦景宪跟着伊存策浮屠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些王公贵族首先信仰佛教。他们吃素念佛，希望来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神仙。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儿子被封为楚王的刘英就是个佛教徒。刘英的母亲许美人没有受到光武帝的宠爱，所以他的地位比较低，虽然被封为楚王，封地却是又小又贫瘠。刘英希望自己的来世能过得比这一世更好，所以就信了佛教，并且还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佛教故事到处宣讲，也讲给他的异母兄弟明帝刘庄听，劝明帝信仰佛教。
永平八年的一天晚上，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金人，围绕着金人的脑袋和脖子，有一圈耀眼的光芒，看起来十分威武尊严。明帝一觉醒来，猜不透梦中所见的金人究竟代表什么，自己这个梦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第二天上朝，明帝把这个梦讲给文武大臣们听，请他们帮助他圆梦，也就是帮助他分析这个梦。明帝说完梦以后，合朝的文武大臣听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大半天，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还是楚王刘英给做了分析。刘英对明帝说：“禀告陛下，您大概梦见佛了。我听西域天竺国来的佛教大师说，佛高一丈六尺，通体都是金黄的颜色，颈项上佩有日月的光辉。这跟您梦见的不是完全一样吗？佛给您托梦，这是吉祥的预兆，希望陛下赶快斋戒沐浴，并且派人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汉明帝听说自己梦见的是佛，梦见佛又是吉祥的预兆，高兴极了，就赶快斋戒沐浴，郑重其事地派郎中蔡愔〔yīn〕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带了黄色的和白色的上等丝绸，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天竺国就是张骞说的身毒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据说印度的商人早在西汉初年就跟中国的巴蜀有通商关系，张骞通西域的时候，曾经在西域见到过蜀地出产的布和邛竹杖，那是西域人从身毒国那里转运去的。张骞一度想出使身毒国，但是没有能够实现。
东汉的时候，由于生产的发展，各地之间的交通比西汉时候方便得多了。蔡愔、秦景和他们的随从，经过艰苦的长旅途行，终于到了天竺国，并且找到了佛教大师，向他们介绍了汉朝的情况，转达了汉明帝想要取经求佛的虔诚愿望。佛教的大师们认为汉明帝不远万里地派人去取经求佛，确是出于虔诚的心情，就决定派遣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大师，带着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跟随蔡情、秦景等人到中国来。贝多罗树是天竺生长的一种树，叶子宽阔坚韧，佛教徒用它来写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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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到了中国，朝见了汉明帝，向汉明帝讲解了佛教的教义。汉明帝认为佛教的教义很符合他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就请他们两位带着一些佛教徒，把他们带来的贝叶经翻译成为汉文。竺法兰和迦叶摩腾起初住在汉朝政府招待贵宾的鸿胪寺里。他们希望汉朝政府能按照印度佛教寺院的样子修建一所佛寺，供他们居住，就画出佛寺的图样来交给汉明帝。汉明帝从国库里拨出一大笔钱，并且调来了有名的工匠，在洛阳城里修建了我国的第一所佛寺。因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是用白马驮着贝叶经到中国来的，所以这所佛寺就取名为白马寺。
自从汉明帝派人去天竺取经求佛以后，佛教就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了。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有些教义跟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不合，后来，有些佛教徒和皇朝的统治者就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改造，把中国道家的黄老思想和儒家的孔孟之道掺和进去，把它变成了既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又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两千多年之久，封建思想十分顽固地盘踞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孔孟之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由于佛教的影响。
东汉初期，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汉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禁止随便杀害和虐待奴婢；把田租减轻到像西汉初年那样的三十税一。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剥削略微减轻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农村里荒废了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黄河南北广阔的原野里增添了一座座新的村庄，到处出现了人丁兴旺、鸡啼犬吠的繁荣景象。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冶铁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来的东汉时期的铁制农具有犁铧、镰刀等多种。从四川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镰刀，全长达35厘米，是用来收割庄稼的。
汉光武帝在位的时候，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来鼓动冶铁炉的风箱，提高冶铁炉的炉温。用这种鼓风炉冶炼生铁和锻造铁器，不仅质量有显著提高，而且能够节省人工和成本。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水利灌溉和航运必须大大改进。西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许多河渠塘堰破坏了，严重影响了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兴修水利。东汉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在时代的需要下为整修河渠立了大功，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王景是朝鲜乐浪郡人，他的第八代以上的祖先是中国山东琅琊人。西汉景帝时候，为了躲避吴楚七国之乱，他家祖先才搬到朝鲜去的。传到王景这一代，因为他怀念父母之邦，喜好汉族的文化，怀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心情，又搬回故乡山东来了。王景不但喜欢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术数一类的科学，并且对于各种实用的工程、技艺和生产知识，特别是对于兴修水利工程很有研究。汉明帝在位的时候，浚仪渠（今河南省开封市）年久失修，常常发生水灾，明帝让一个叫王吴的官员去负责修治。王吴向明帝推荐王景参加这项工程。明帝接受了建议，叫王景去帮助王吴。王吴采用了王景提出来的“堙流法”〔堙yīn堵塞〕，整修浚仪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堙流法”就是根据地形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把堵塞了的地方打通，使积水能够畅快地流过。这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治水方法，是王景根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浚仪渠修好了，汉明帝很高兴，又叫王景去整修汴渠。汴渠西起河南荣阳，东到黄河入海处的千乘海口，流经豫州、兖州、青州等地区，长达一千多里，是这几个州的水路交通要道和重要农田水利工程。从西汉时候起，因为黄河泛滥，水淹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使得汴水东侵，河堤常常溃决，不仅失去了航运和灌溉的便利，并且使几个州的人民受害不浅。人们多次要求东汉朝廷派人整修汴渠，无奈当地的郡县官吏只是说空话，并不见行动。他们有时候也向老百姓摊派修渠的捐款。可是收上去的捐款常常被用去兴办其他并不急需的工程，汴渠两岸的水灾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亲自召见王景，问他怎样才能把汴渠修好。王景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修渠方案。明帝把古代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珍贵的书籍赏赐给王景，叫他借鉴古人的经验，把汴渠治理好。
这一年夏天，王景从国库里领到了修渠的经费和器材，从豫、青、兖等州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和士兵，开始了规模巨大的修渠工程。这一次，王景请王吴给他当助手。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地工作，亲自率领民工们测量地势，安排好施工的步骤。王景以历史上的夏禹为榜样，常常不辞辛苦地到施工现场去跟民工们一起劳动，开山凿石，排除障碍，挖深河道，把长年淤积下来的泥沙掏干净。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加高加固堤岸，防止洪水。在干渠两边新挖了许多支渠，既减轻干渠的负担，又便利农田灌溉。在一千多里长的渠道中，每隔十里修一个水门，以便调节水的流量。上游天旱缺水的时候，可以把下游的水门关闭，迫使水位升高，渠水回流，适应航运和灌溉的需要。这种修渠方法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可以说是从夏禹治水以来，几千年兴修水利工程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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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渠沿岸的老百姓，积极支援修渠工程，他们给民工和士兵送茶送水，踊跃地捐赠扁担箩筐，为修渠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汴渠的整修工程整整进行了一年，第二年夏天洪水到来之前，工程完工了。明帝刘庄带着文武大臣亲自来视察竣工后的渠道，召见了沿渠的郡县官吏，规定以后沿渠郡县必须设置专人负责维修，哪一段因为管理不善而出了问题，就要处罚当地的官吏。明帝还下令奖赏修渠人员，王吴和其他修渠有功人员全都升官一级，王景是工程的主持人，功劳最大，连升三级，提升为侍御史。过了两年，又拜他为河堤谒者，赏赐他车马和许多绸缎钱币。
一年工夫整修好了一千多里长的渠道，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巨大成就。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除了王景本人的技能和努力以外，当时的社会条件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修渠使用了大量的铁制工具，应用了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测量技术，特别是吸取了从战国以来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修渠经验。东汉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开挖了许多河渠，著名的有郑国渠、西门豹渠、白渠等。人们开挖和修理这些河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景很好地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又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地创造革新，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王景不但在修渠治河的水利工程上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也做出了成绩。汉明帝的儿子汉章帝刘炟〔dá〕在位的时候，王景被派去做庐江太守。他发现庐江土壤肥沃，但是粮食产量很低，许多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当地的耕作技术很落后，农民还不知道用牛耕地。王景派人从外地买来许多耕牛和铁农具，大力提倡用牛和铁犁耕地，号召农民把荒废的土地开垦出来。这样一来，庐江境内的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西域的一些主要国家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西汉末年，西域有五十多个国家。王莽当政的时候，西域诸国又跟汉朝断绝了关系，服从了匈奴。东汉建立以后，西域诸国都想跟汉朝恢复关系。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鄯善、焉耆〔yān qí〕等十几个西域国家的国王，都把儿子送到洛阳来作抵押，表示愿意做汉朝的藩属，请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保护他们。汉光武帝觉得自己的政权刚刚才稳定下来。腾不出力量去管西域方面的事，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汉明帝即位以后，北匈奴出兵骚扰汉朝，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大将军窦固带兵去讨伐匈奴。窦固重用青年将领班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班超字仲升，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好劳动，有口才，读了很多书，但是不喜欢深刻钻研，总想在军事方面能为国家做出些贡献。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召去做校书郎，班超和他母亲也一起跟着到了洛阳。因为家里贫穷，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公家抄写公文信件，挣点钱来贴补家用。可是班超不甘心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庸庸碌碌地度过，他想为国家驰骋疆场，建立战功。有一天，他抄完了一件公文，突然把笔投向砚台边上，叹口气说：“男子汉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应当效法西汉傅介子那样杀敌报国，学习张骞那样立功异域，争取封侯才对，怎么能够老是在笔砚之间讨生活呢？”旁边的人听班超这么说，心想：这个穷小子，饭还吃不饱，志向倒不小哩。他们斜着眼看看班超，发出了一阵冷笑。班超不禁长叹一声，轻轻地自言自语地说：“唉！小人怎么能够知道壮士的远大志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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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十六年，班超投笔从戎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投到大将军窦固门下，跟着窦固出兵去攻打匈奴。班超作战勇敢，多次打了胜仗。有一次，窦固叫班超率领一支军队去进攻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县）。班超打败了匈奴的军队，占领了伊吾卢，把匈奴军队一直追击到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窦固觉得班超很能干，报请汉明帝批准，任命班超为假司马，并且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带着三十六名军士出使西域，去联络西域诸国，巩固对匈奴的胜利。从此，再次通西域的任务，就由班超承担起来了。
班超等一行三十六人，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首先到了鄯善。鄯善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是西域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鄯善王听说他们是汉朝的使者，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很恭敬，招待得十分周到。没过几天，态度忽然一变，对他们显得十分冷淡了。班超对自己的随从说：“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变了你们觉察到了没有？我看这一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所以鄯善王举棋不定，不敢对咱们太亲近了。俗语说，聪明的人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应当有所觉察，何况现在已经看得见苗头了。咱们应当早有准备才对！”说完，班超把服侍他们的鄯善侍者叫来，诈唬他说：“告诉我，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如今住在哪儿？”都善侍者见班超气势汹汹地逼问他，心里十分害怕，连忙回答：“已经到了三天了，他们的营地离这儿三十里路。”
班超把鄯善侍者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把自己带去的三十六名军士全都召集起来，跟他们一起喝酒。大伙儿喝得正来劲的时候，班超突然站起来，激昂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跟我来到西域，目的是想要立大功，求富贵。可是如今匈奴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就变了。如果咱们不采取对策，部善王很可能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到那时候，恐怕咱们的尸骨也回不了家乡啦。你们看这怎么办好？”三十六名军士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如今到了危急关头，我们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只有趁着黑夜对匈奴人发动火攻，使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他们一乱，咱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消灭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才可能对咱们汉朝友好。”众人一致赞同班超的意见，连忙分头去准备。
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班超领着大伙儿出发了。当时正好刮大风，班超叫十个人拿了鼓，埋伏在匈奴使者的营房后面，跟他们约定说：只要看到火起，就使劲敲鼓，大声叫喊。其余二十六个人都拿了刀枪弓箭，埋伏在正门两边，一见匈奴使者冲出来，就截住厮杀。一切布置停当，班超叫人放火。火顺着风势蔓延开来，鼓声、喊杀声立刻响成一片。匈奴人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班超冲上前去，手起刀落，杀死了三个匈奴人。二十六名埋伏着的军士，也跟班超一齐奋勇冲杀，一共杀死匈奴人三十多个，烧死一百多个。
战斗结束后，班超派人把鄯善王请来，叫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一看，吓得面色煞白，话都说不出来了。班超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叫他不要跟着匈奴反对汉朝，要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部善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且决定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做人质。
班超把这一事件的经过向窦固报告，窦固很是高兴，立即替班超向汉明帝请功。汉明帝听说班超这样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也很高兴，下令奖励班超，提升班超为军司马，命令他继续完成通西域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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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固向班超传达了汉明帝的决定，让他出使于阗〔tián〕，还准备拨出更多的士兵归他指挥。班超只要原先的36个人，多了不要。他说：“人多了，如果遇到意外事件，行动反而不方便，有36个人就足够了。”
于阒在鄯善西面，国势比较强，由匈奴使者监护国政，在那一地区称霸。班超等人到了于阗，向于阗王转达了东汉朝廷的友好愿望，希望他和汉朝结成友好关系。于阗王因为害怕匈奴，对班超等人十分冷淡。有个巫师向于阗王出坏主意说：“大王千万不能和汉朝通好呀！不然的话，神明就会发怒。汉朝使者有匹好马，不如向他要来杀了祭神，神明会保佑大王的。”于阗王派大臣向班超要马。班超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他表示同意，不过提出要巫师亲自来取马。巫师果然神气活现地和大臣一起来牵马。班超二话没说，当场斩了巫师的头，打了大臣几百鞭子，责备于阗王不讲友好。于阗王早已经听说班超在鄯善的所作所为，这会儿感到十分害怕，就杀了匈奴使者，表示愿意和汉朝友好。班超用好言抚慰于阗王，并且送了许多礼物给于阒王和他的大臣们。
班超率领三十六名军士，继续出使西域诸国，先后又和疏勒、车师等国结成了友好关系。他还发动这些国家的兵马，去进攻那些还跟着匈奴敌视汉朝的国家，用巧妙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得西域五十多国全都归附了东汉。班超自己被东汉政府任命为西域都护，负责监视匈奴，保护西域诸国。这样，从西汉末年起被阻塞了几十年的东西交通大道，又重新畅通了，汉族地区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又继续在那丝绸之路上频繁地展开了。
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在位的三十年间，是东汉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教育也发达起来。当时读书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进行争辩。汉明帝怕这种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会影响他的专制统治，决定要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自到太学里去讲经，招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听讲和看热闹。他要求大家按照他的讲解来学习儒家经典，不许可有别的讲法。
汉章帝继续他父亲的做法，想方设法地加强思想统治。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他亲自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生大会，讨论对《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种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最后由他亲自裁决，判定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规定以后所有讲学的人，都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意见去讲。他把自虎观会议的记录，交给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去整理，写成一本题为《自虎通义》的书。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他写过一部《汉书》，这是继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的第二部著名的历史书。《汉书》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记录了汉高祖刘邦起，到王莽篡汉为止的二百多年的历史。班固也擅长写赋。那时候，有人对首都建在洛阳表示不满，希望迁到西汉时候的首都长安去。班固反对迁都长安，他特地为这件事写了一篇《两都赋》，赋的内容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洛阳人。长安人夸耀长安如何如何好，应当作为首都；洛阳人说帝王之气在洛阳，应当以洛阳为首都。最后，洛阳人说服了长安人，两个人一致认为应当把首都建在洛阳。班固的这篇《两都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和班固差不多同时候，有个反对专制思想统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名叫王充。他是跟白虎观会议的要求唱反调的。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从小就很聪明，也很用功，六岁开始识字读书，八岁被送进本乡的书塾，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在二十岁那年，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当时班固的父亲班彪正在太学里讲学。王充虚心地跟班彪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王充对讲堂里学到的知识不满足，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找别的书来读。日子一久，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街上去逛书铺，寻找各种各样的新书。王充很穷，他找到了新书，买不起，只好站在书铺里。王充读书十分专心，记忆力又特别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背下来。就这样，他又读到了许多新书，学到了许多书本知识。
王充在洛阳的太学里学习了几年，看到当时政治很腐败。他不想做官，回到家乡去了。后来他虽然在县里和郡里做过像秘书一类的工作，但是时间都不很长。王充的同乡曾经极力向章帝刘炟推荐他，说他的学问跟孟子和司马迁一样好。章帝也有意想请王充去做官，可是王充推说有病，不肯去，他情愿在家里写书。
王充用了几年工夫，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书名叫做《论衡》。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闭门谢客，拒绝应酬，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的窗台上、书架上、壁洞里，到处都安放了笔、刀和竹木简，一遇到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赶快随手刻写在竹木简上，作为写书的素材。为了写《论衡》，王充搜集的材料储藏了好几间屋子。他写的这部书不仅观点新颖，材料也很丰富，说服力很强。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书中对许多迷信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当时有迷信思想的人举了个例子，说：春秋时候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条水蛭（俗名叫蚂蟥）。如果他把这条水蛭挑出来，那样厨师就会被处死刑。他怜悯厨师，就悄悄地把水蛭和酸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解大便，不仅把水蛭解了出来，并且原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愈了。他们说这就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王充用科学的道理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为什么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够跟大便一起解出来呢？那是因为人的肚子里热度高，水蛭受不住，热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时候就便出来了。至于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淤血，而水蛭正好是爱吸血的，水蛭在楚惠王肚子里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肚子里的那些淤血都吸走了。这样，楚惠王的病自然就痊愈了。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什么“善有善报”。王充对这件事的解释，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来宣传说：这是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所以雷公把他打死了，这是“恶有恶报”。王充听到这件事情，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他看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烧焦了的臭味。于是他就解释说，打雷的时候有闪电，闪电就是火，雷其实就是一种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这也是碰巧的偶然现象，天上并没有什么雷公，更不是什么“恶有恶报”。
王充写的《论衡》这部书中，像这一类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很多的。《论衡》这部书，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时候一盏智慧之光的明灯，它的光芒刺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
王充写《论衡》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粗糙的麻纸，但是还不适宜于写字，他的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王充去世后不久，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造出了适宜于写字的纸。从此以后，纸、墨、笔、砚就成了中国人写字的主要文具用品，合称为“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不是同一个时候发明的，它们的出现有早有晚。笔和砚出现较早，墨和纸出现稍晚，按出现的顺序排列，应该是笔、砚、墨、纸。
文房四宝出现以前，人们最初把字凿刻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甲骨文。后来又把字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金文，或叫钟鼎文。春秋时候，笔出现了，刀笔并用，把字刻或写在竹简木牍上。最早的笔叫“聿”，是蘸了漆写字的。有了笔，很快就有了砚，那是用来调漆的。秦朝守长城的大将蒙恬改进了笔，做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毛笔。笔改进以后不久，墨出现了。用砚磨墨，毛笔蘸了墨写字，就比用漆方便得多了。但是木简木牍太笨重，所以人们又把字写在绢帛上。秦汉时候，绢帛和简牍并用。绢帛虽然轻便，却也有价格昂贵的缺点，所以人们一直想寻找一种像绢帛那样轻便而价钱又便宜的东西用来写字。西汉时候，已经出现了用麻造的纸。这种麻纸很粗糙，还不适宜于写字，蔡伦就在用麻造纸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进行新的试验。
蔡伦
蔡伦字敬仲，是东汉和帝刘肇至安帝刘祜时候的一位宦官。他为人正直，敢于给皇帝提意见，很得汉和帝的信任。蔡伦又是善于发明创造的人。他看到写字用的简牍太笨重，绢帛太昂贵，而当时已有的麻纸又不适宜于写字，就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一种既便宜又便于写字的纸来。
蔡伦先仔细研究了前人造纸的经验，知道了制造麻纸的原瑚就是把麻的纤维捣烂，压成薄片。因为工艺很简单，造出来的纸就很粗糙。蔡伦想，如果把工艺搞得精细些，造出来的纸也许就会细腻而便于写字了。于是他开始把麻捣得很烂，压成很薄的纸。这样做，纸是比较细腻些了，但是还不够理想，因为麻里面还有不少粗纤维捣不烂，所以做成的纸仍然不适宜于写字，并且把能织麻布用的麻来造纸，成本也不便宜。
蔡伦进一步想，麻能造纸，是因为它有纤维，那么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不值钱的东西，也都含有纤维，是不是也能用来造纸呢？于是他又动手去做试验。他把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东西收集起来，先泡在水里，洗去污垢，再放在石臼里捣烂成浆，然后压成片，做成了纸。这样用不值钱的东西做原料造纸，纸造成了，成本也降低了。但是先前的缺点还存在，仍有一些捣不烂的纤维混在里面，做成的纸还不够光洁，还是不适宜于写字。
为了把纤维捣得更烂，使造出来的纸更加细腻光洁，蔡伦又在造纸用的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原料中加进了带腐蚀性的石灰等东西，一起放在石臼中春捣。结果，不但原料捣得更烂了，并且还意外地出现了漂白的作用，使得捣成的纸浆变成了白色。可是用这样的纸浆直接压制成的纸，仍然不能除掉那些实在捣不烂的粗纤维，并且由于放了石灰等东西，做成的纸又出现了许多细小的颗粒。
蔡伦又接着做试验。他把捣烂了的纸浆兑上水调稀，放在一个大木槽里，然后用细帘子去捞那浮在上面较细的纸浆。等细帘子结了一层薄薄而又均匀的纸浆以后，把它晾干，揭下来就成了一张洁白细腻的纸。这样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试验终于成功了，造出了便于写字用的纸。这时候是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蔡伦把自己改进造纸术的经过上奏汉和帝。汉和帝听了很高兴，叫蔡伦继续改进，扩大造纸的规模，造出更多更好的纸来。蔡伦没有辜负汉和帝的信任，果然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纸。蔡伦在汉安帝的时候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就把蔡伦造的纸叫做“蔡侯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时试验成功的那一套操作过程，后来的人又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造出来的纸越来越精美。造纸用的原料，也因为各地方的出产不同，又有所扩大，如出产藤的地方，用藤皮作造纸原料；出产竹子的地方，用竹子作造纸原料；出产楮〔chǔ〕树较多的地方，用楮皮造纸；沿海地方，用海苔造纸。
造纸术的改进，对笔、墨、砚的要求提高了，使得笔、墨、砚也不断地有所改进，文房四宝之间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造纸术的改进，写字容易了，著书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文化更加飞速地发展起来。造纸术的改进，对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东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书法家和画家。东汉以后，有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更多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纸的用途也逐渐多起来，它不光是文房四宝之一，并且也能作包装食物和其他物品等用途。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也是离不了纸的。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最早传到东邻朝鲜，通过朝鲜再传到日本。大约在唐朝的时候，造纸术通过西域传往欧洲。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终于传遍了全世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蔡伦在研究如何改进造纸法的时候，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科学家在进行另外一项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想要探索天体运行和地震的规律。这位科学家就是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幼年家境贫寒，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度日。这种艰苦的环境，不仅使张衡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还促使他立下了发愤读书的志向。张衡谦虚好学，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他十八岁到洛阳进了太学以后，熟读了四书五经，成了一个学识丰富的青年学者。
张衡的学问虽然超过了别人，可是他一点儿也不骄傲，仍然十分虚心地向别人的长处学习，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汉和帝刘肇听说张衡的学识丰富，几次派人请他去做官，他都没有去。他常常对别人说：“一个人不愁自己的地位不高，而是应当担心自己的道德品质不够高尚；一个人也不愁得到的报酬太少，而是应当担心自己的知识学问不够广博。”张衡最感兴趣的是研究机械、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一种仪器，常常可以一连几天不间断地工作，直到做成功为止。据说张衡用木头制造过一只会飞的鸟，这只木鸟能在天空中盘旋翱翔，只要它的翅膀一下垂，就会乖乖地飞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可惜的是这种木鸟的制造方法并没有流传下来。
汉安帝刘祜〔hù〕听说张衡学识渊博，召他到朝廷去做了太史令，叫他负责管理天文历法方面的工作。
张衡做了太史令以后，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制造了一个叫做浑象的仪器。
浑象是一种天文仪器，是观测星象、确定节气和了解其他天文现象用的。它是一个直径八尺的空心铜球，里面有一根铁轴贯穿球心。球放在架子上倾斜的方向，正好就是地球自转轴的方向。铜球表面刻有各种重要的星宿和刻度，代表天空中的星座和天象运行的情况。这个浑象连接在装有一组齿轮的机械上，机械再跟报时的漏壶连接起来，漏壶里滴出来的水能发动齿轮，齿轮就会带动浑象绕着铁轴旋转，一天转一周，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天象运行的情况。浑象制造成功以后，张衡坐在屋子里看着仪器说：现在某一颗星星正在从东方升起，某一颗星星已经升到了天空中间，某一颗星星正在向西方降落。人们跑到屋外去看天空，发现天空的情况和张衡说的基本上一样。事实证明张衡发明的浑象是古代比较精确的天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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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衡又发明了一个观测地震用的地动仪。
东汉时候，我国各地常常发生地震。根据历史记载：从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到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三年发生过较大的地震。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九月的一次大地震，波及三十五个郡，有的地方大地裂缝，有的地方城墙和房屋倒塌，死伤的人很多。古代的人大都迷信鬼神，一发生地震，人们就以为这是鬼神在显灵，害怕得不得了。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地方官要赶快向京城里报告，由太史令把它记录下来，迟误了就要判罪。
张衡是个科学家，不迷信鬼神，他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人们不但要记录地震的情况，并且应当研究地震的规律。他为了充分掌握地震的情报，就在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一架地动仪。地动仪用精铜铸成，直径八尺，很像一个大酒坛。顶上有个突起的盖子，可以打开。周围刻着山龟鸟兽的花纹，作为装饰。里面中心立着一根上粗下细的柱子，柱子紧挨着八道机关。和八道机关相连接的是趴在外面头朝下的八条龙。八个龙头分别对准着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八个方向。每个龙头的嘴里都衔着一个铜球。八个龙头的底下，蹲着八个铜铸的昂首张嘴的蛤蟆。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中间的立柱就倒向震区所在的方向，触动那个方向的机关，连接在那个机关上的龙头就张开嘴巴，吐出铜球，铜球就会掉进蛤蟆的嘴里，并且发出“当啷”的响声，给管理人员报信。管理人员只要一看铜球落进哪只蛤蟆的嘴里，就能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以便及时报告上司，赶快派人去了解情况。
地动仪制造成功以后，放在京城洛阳一间观测地震的屋子里。有一天，西北方的龙头突然张嘴吐出铜球，“当啷”一声，锕球掉到了蛤蟆嘴里，说明西北方向发生了地震。可是当时住在洛阳的人并没有感觉到发生地震。这样，人们就怀疑起来了，都说张衡的发明靠不住，地动仪，这东西不准确。过了几天，陇西地方（今甘肃省）派人赶到京城洛阳来报告，说几天以前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一查对日期，正好就是地动仪上龙头吐出铜球的那一天。人们这才相信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准确可靠的。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记录地震的仪器，欧洲在公元1880年才制造出类似的仪器，比张衡晚了一千七百多年。可以说：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用科学方法观测地震的开始，它揭开了地震科学的新纪元。
东汉的皇帝，从汉明帝刘庄的孙子和帝刘肇起，都是幼年即位。和帝即位的时候才十岁。殇帝即位的时候不到半周岁。安帝十三岁即位。顺帝十一岁即位。冲帝两岁即位。质帝八岁即位。桓帝即位的时候大一点，也只有十五岁。这些从几个月到十几岁的小娃娃做了皇帝，当然不会管理国家大事，就只好由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相信娘家人，把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和舅父找来，帮助管理国家大事。这在历史上就叫外戚当权。
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不愿意充当傀儡，受外戚摆布，就让自己身边的宦官当亲信，利用宦官打击外戚。宦官把外戚打下去以后，他们也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外戚集团不甘心被排挤，他们又利用皇帝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朝廷上就出现了绵延不断的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外戚专权最厉害的要数梁冀，他是汉顺帝梁皇后的哥哥，从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起，被任命为大将军，掌握朝改大权达二十年之久。他在做大将军的时候，作威作福，根本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年仅八岁的质帝刘缵〔zuǎn〕，就是被他用毒药害死的。梁冀家里前后有七个人封侯，三个人做皇后，六个人做贵人（妃子），出了两个大将军，三个驸马爷，有七个夫人得到封地和“君”的称号，其余做到卿、将、尹、校等官职的还有五十七个人，真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冀专断朝政，骄奢横暴，坏事干尽，没人敢惹他。可是到后来，终于跟他的另一个妹夫汉桓帝刘志发生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汉桓帝在他的妻子梁皇后去世以后，跟自己的亲信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谋，发动皇宫里的卫兵一千多人，乘着梁冀没有防备的时候，包围了他的大将军府，逼得梁冀和他的妻子双双自杀，并且把他的一家男女老少杀了个精光。
外戚梁冀专权的局面结束了，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立了大功，同一天都被封侯，掌握了朝政大权，号称“五侯专政”。从此，又出现了宦官当权的局面。
宦官当权以后，为非作恶，比外戚更坏。他们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都换上了他们的亲属。国库里的钱，他们拿来随意挥霍。东汉朝廷的钱粮税收，也都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的脂膏都被他们榨干了，使得整个国家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局面。
宦官集团的黑暗统治，不但遭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也遭到了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的反对。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场所。自从宦官掌权以后，做官不再需要什么学问，只要有门路、会拍马屁就行。这样，在太学里念书的中小地主的子弟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因此他们都恨透了宦官，在太学里展开反宦官的斗争。他们经常在太学里公开揭露和抨击宦官的罪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宦官。
包括外戚在内的世家豪族，看到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中小地主起来反对宦官，自然很是高兴。他们赶快也来配合行动，壮大反宦官斗争的声势。世家豪族出身的河南尹李膺、太尉陈蕃，跟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结成了好朋友。他们互相标榜，互相称誉，逐渐形成为一个反宦官的党派。在太学里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的歌谣。“楷模”就是榜样，这两句歌谣的意思就是号召太学生要以李膺、陈蕃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宦官集团看到世家豪族和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党派，就寻找机会打击党人，先后发动了两次禁锢党人的暴力行动。
古代风景画鉴赏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个跟宦官有勾结而又迷信占卜的人，名叫张成，他预卜到皇帝将要进行大赦，就唆使他的儿子去杀人。不料这件杀人案子落到了河南尹李膺手里。李膺知道张成跟宦官有勾结，他一点也不客气，下令把张成的儿子抓来，公布了他的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张成见儿子被杀，自然恨透了李膺，他在宦官的唆使下，给桓帝写了一封诬告信，信上说：“李膺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来的太学生，组织秘密党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有谋反的嫌疑。”桓帝接到诬告信以后，也不调查了解，立刻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把他们送进监狱。有些党人闻风逃往外地，桓帝就派人四出查找，悬赏追捕。太尉陈蕃上书替李膺等人辩护，请皇帝停止捕人，也被免了职。
李膺等人虽然被捕，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审讯这件案子的时候，李膺慷慨激昂地当众揭发宦官集团的种种罪恶，把宦官集团搞得很是被动。这时候，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站在李膺等党人这一边，他想利用党人打击宦官，把朝政大权抢到自己手里来。太学生贾彪了解到窦武的政治态度以后，冒着有可能被捕的危险，化了妆，在夜里偷偷地回到洛阳，去见窦武，请他在桓帝面前替李膺等党人申诉。窦武答应了贾彪的请求，他和尚书霍谞〔xū〕联名给桓帝上书，请求赦免李膺等党人。桓帝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的岳父来说情；另一方面对于宦官他又不敢得罪，就来个折衷的办法。他下令赦免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但把他们驱逐回乡，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一次的“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虽然被驱逐、禁锢，但是他们由于反对宦官而出了名，受到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拥护。桓帝的岳父窦武也在政治上捞了一把，获得了正直的声誉，受到了反对宦官的党人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中小地主，跟以外戚为代表的世家豪族，在反宦官专权的口号下联成一气，展开了声势更加壮大的反宦官斗争。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后的第二年，汉桓帝死了。他没有儿子，窦皇后跟父亲窦武商量以后，把桓帝的侄子、十二岁的刘宏迎来，立为皇帝，就是汉灵帝。窦武被封为大将军，陈蕃被拜为太傅，由他们两人共同掌管朝政。窦武、陈蕃一掌权，立刻下令免除对党人的禁锢令，把李膺等几个为首的党人请出来做官，并且暗地里密谋诛杀宦官。
李膺等党人一回到京城里做官，宦官集团看到自己的死对头回来了，也立刻紧张地活动起来。他们探听到窦武、陈蕃、李膺等正在密谋诛杀宦官，就先下手为强，由宦官曹节、王甫等去要挟汉灵帝，迫使他下令逮捕窦武。窦武不甘心屈服，利用大将军的职权，发动驻守京城的北军起兵讨伐宦官，宦官指挥防卫宫廷的虎贲军和羽林军抵抗。一场武装争夺权力的斗争展开了。
窦武名义上是个大将军，可是办事没有魄力，不够坚决。陈蕃、李膺等人都是文弱书生，根本不会打仗。战斗的结果，虎贲军和羽林军打败了北军，窦武被包围后自杀，陈蕃被宦官杀害。
宦官集团取得胜利之后，由宦官头子侯览指使他的爪牙朱并上书控告党人张俭，说他和同郡的二十四个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张俭。张俭逃出京城，望门投止，也就是走到哪儿，依靠哪儿的百姓接待和掩护。最后辗转逃往塞外。宦官曹节又乘机奏请灵帝收捕李膺等一百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过几天又把他们偷偷地杀害了。宦官集团还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和杀害党人，几天工夫，被杀、被流放、被监禁的党人就有六七百人。接着，又把一千多个太学生全都关押了起来。凡是有替党人喊冤的，也都被杀被捕。所有党人和党人学生、父子、兄弟，凡是做着官的，都一律免职，驱逐回乡，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都是东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宦官们骄奢残暴，作恶多端，太学生发动的反宦官斗争，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自从他们的斗争被宦官击败以后，东汉的政权又一次完全被宦官集团所控制，政治越来越腐败了。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激烈，大地主的庄园越来越多。很多庄园主常常兼营商业。他们把田庄里多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赚很多很多钱，然后再拿赚来的钱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有些大地主的田庄里不但出卖农产品，连池塘里出产的鱼虾和菱藕，丘陵地和山地上出产的木材和油漆，也拿到市场上去卖。有个大地主家里想做家具，他就叫在田庄里干活的农民种梓树和漆树。当时人们笑话他说：想做家具现种树，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成？可是过了一些年，他田庄里的梓树和漆树果然都长大了，不但他自己家里做了许多的家具，而且连那些笑话过他的人，也要到他的田庄里去买木材和油漆了。
东汉末年，有个叫崔寔〔shí〕的人，写了一本叫做《四民月令》的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东汉大地主庄园的情况。
崔寔是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做官的书香门第，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擅长写政论文。崔寔对农业生产很有研究，也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桓帝刘志在位的时候，崔寔被任命为五原（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西部）太守。他到任的时候正好是冬天，看到五原街上行人很少，就到老百姓家里去了解情况。他看到许多老百姓穿得很单薄，抖抖索索的显得很可怜。有的老百姓正蜷缩在细草堆里御寒，看到崔寔到来，赶快从草堆里钻出来迎接，浑身上下还挂着不少的细草。崔寔看了觉得很奇怪，开始他只以为老百姓家里穷，买不起衣服，后来日子长了，才知道原来当地老百姓不懂得种麻，也不懂得织布，所以没有衣服穿，只好钻草堆。崔寔进一步调查以后，知道五原的土地很肥沃，适宜于种麻，于是他就教老百姓学种麻，还教他们绩麻、织布。这样，五原的老百姓就有衣服穿了，冬天不用钻细草堆了。
古代画扇
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崔寔被调任为辽东太守。他在赴任途中，因母亲去世，回家办理丧事，在家闲居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崔寔了解了许多大地主田庄里的情况，他看到豪强地主的田庄拥有宽广的田地，强迫成千的农民替他们干活，而贫穷的农民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衣无食，十分可怜。崔寔对这种贫富悬殊的情况很不满意，他特地写了一篇《政论》来评论这种情况，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四民月令》也是他在这时候写成的一部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书。
《四民月令》这个书名中的“四民”，是指士、农、工、商四种人，“月令”是指逐月安排所应做的事情。当时农业生产是根本，手工业和商业都决定于农业生产，至于士，也就是读书人，当然更离不了农业生产供给衣食，所以虽说是“四民”，其实主要还是讲田庄里的农业生产情况。
《四民月令》原书已经散失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残存的三千二百多个字。从这三千二百多个字和刚才提到的那篇《政论》，再参考一些其他的书籍，我们可以知道东汉大地主田庄的规模大得惊人。最大的田庄里不仅有大片种粮食的田地，并且还有菜园、果园、养鱼池、种林木的丘陵和山地。田庄里种有大片的桑树林供养蚕用，桑树林旁边有养蚕室、缫丝房和染织房。因为田庄里土地辽阔，所以饲养了许多牛马供耕田和运输用，还养了许多猪、羊、鸡、狗等家畜家禽，供吃食用。当时吃狗肉的风气很盛行，养狗不是为了看门，主要是为了吃肉。田庄里有酿造作坊，有人专管做鼬酿酒，作醋作酱，腌制成菜，并且用小麦、高梁等制作饴糖。田庄里有专门给田庄主人缝制四季衣服和做鞋做袜的裁缝；有给田庄主人做饭做菜做点心的厨师；还有专管修造房屋、车轿、家具和农具的泥水匠、木匠和铁匠；还有医药房负责采药、制药和治病，总之，凡是生产和生活上用得着的东西，田庄里几乎都自己生产，不用到外面去购买。一座田庄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
田庄里生产这么多东西，都供田庄主人享受。在田庄里劳动的农民，一年忙到头，却吃不饱，穿不暖，死后连块葬身之地也没有。田庄里的农民有个专门的称号，叫做“徒附”，其实就是失掉了政府的户籍，只好供大地主剥削的农奴。徒附不仅自身只能老死在田庄里，甚至他们生的子女也注定了做徒附的命运，不许离开田庄。
田庄里存在这样严重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自然十分尖锐。田庄主人为了防范徒附们起来造反，在田庄里修了坞堡。坞堡四周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四角修有瞭望楼监视徒附们的行动。墙外有深沟环绕，只有通过吊桥才能出入。田庄主人还训练了一批家兵来保卫自己，充当镇压农民的打手。
田庄主人住在坞堡中心的深宅大院之中，他们一家虽然只有几个、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居住的房屋却多到好几百间，有的房间是专门用来收藏金银珠宝的，有的房间是收藏四季衣服的。他们的厨房里鸡鸭鱼肉堆积得太多了，有的腐烂发臭，生了蛆，不能再吃了，只好扔掉。清香醇厚的美酒，因为搁得太久了，有的发酸变味，不能再喝，只好倒掉。田庄主人不仅不劳动，甚至连吃饭穿衣、梳头洗脚也要由奴婢在旁服侍。夏天，有奴婢给他们扇扇子，冬天，有奴婢围在身旁给他们挡寒风。田庄主人真是一些十足的寄生虫。
崔寔写的《四民月令》和《政论》，既使我们知道了东汉时候大地主田庄里的生产状况，也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历史画卷。它告诉我们，到东汉时候，封建制已经完全确立起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表现在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里，也表现在大地主的田庄里。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则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封建社会比起奴隶社会来虽然要进步得多，但是地主剥削农民和奴隶主剥削奴隶，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仍然是充满着阶级矛盾的社会。
宦官和外戚争权夺利，使得社会不安定，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而且，从汉和帝刘肇的时候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闹水灾、旱灾和蝗灾。农民实在没有活路了，只好离开家乡，四处逃亡，形成了一群一群的流民。流民四处乞讨，餐风宿露，饿死冻死的很多，连首都洛阳的街头，也经常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流民的尸体。当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终于被迫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开始聚众起义。东汉政府对各地的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可是农民反抗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当时民间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