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撰《论衡》（2 / 2）

从无鬼论出发，王充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他说：“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商代大臣，善占卜），良如扁鹊（春秋名医），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此外，王充还反对神学迷信的种种表现，如灾祥、祸福、星变、卜筮、宅术等等。

王充在批判神学谶纬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认为人认识事物，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同事物相接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他还指出，人才虽有高下，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在《论衡·实知篇》中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他举出有关周公、晏婴、孔子、颜渊、孟子等古圣事迹的十六个历史例证，说明圣人不能先知，也必待学问而后知也。因此，他反对盲目迷信圣人，指责“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种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的学习方法，不能弄清道理，提高认识。他还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他认为做学问的根本方法在于大胆提出疑问，同老师辩论是非，以“核道实义，证定是非”。“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许多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之处。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墨子（《命义篇》）、韩非（《韩非篇》）、邹衍（《谈天篇》）等人进行了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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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还对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说：“俗好褒远称古，讲瑞则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于今，终不信然”。他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以汉朝与圣王辈出的周朝相比，认为周不如汉。他说：“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他强调汉王朝版图远比商、周辽阔，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古代戎狄已进化为汉之齐民，生活文化显著提高。他总结说：“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王充指出：“汉有实事，儒者不称”，这是由于“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当时，能够如此立说，确是振聋发聩之论。

王充从唯物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秩序，都依存于物质而不依存于符瑞。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世俗每称五帝之时，凤凰来集，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王充则认为不尽如此，这可能是人们有意渲染夸大。他认为，果真如此，“方今圣世，尧舜之主，流布道化，仁圣之物，何为不生”？对神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不过，王充由于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有时把自己引为论据的一些自然现象理解错误，他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更无法理解国家治乱安危、人们富贵贫贱的真实原因，只得归之于天命，因而陷入了宿命论的历史观。如他说：“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教，无能损益”。这与上述世乱的论断，是大相径庭的。他还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寿。他说：“贵贱贫富，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何以才能知命？用之骨体，“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说明王充的唯物论，还有很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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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所著《论衡》，在儒家学说和谶纬玄学盛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禁止流行，直到东汉末年，才由著名学者蔡邕发现，带入中原，秘密藏于书库。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论衡》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刻书业的兴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论衡》才得以刻印，比较广泛地流传开来。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洪适校刊《论衡》于会稽，《论衡》一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一直闪烁着光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