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谶纬为国宪（2 / 2）

例如有一个做野王（今河南沁阳）令的王梁，因为《赤伏符》上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刘秀认为玄武是北方水神，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也有人妄改纬书，希图幸进，例如建武二年（26），光武帝命尹敏校对纬书，并指示他把那些吹捧王莽的图谶全都删除。尹敏对刘秀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词，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尹敏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谶书阙文添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即是说尹敏（“君”字去掉口为“尹”字）应为汉王朝的辅弼之臣。光武帝觉得奇异，便召尹敏查问，尹敏回答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帝虽不悦，但并未治尹敏之罪，只是终身未加升迁而已。

光武帝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决断政事，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一次，光武下诏群臣会商修建灵台（天象台）处所，欲用图谶决断，他问桓谭有何意见？桓谭沉默良久，回答说：“臣不读谶”，并极言图谶不合经义。光武帝大怒，斥责桓谭“非圣无法”，即要将他问斩。桓谭在光武帝的淫威下，被迫叩头流血，直至刘秀气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然而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竟因此被贬外任，死在途中。桓谭“博学多通，偏习五经”，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建武初年，经大司空宋弘推荐，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是时，光武帝正在迷信图谶，每以谶记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批评谶记之虚妄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建议光武帝：“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古代扇画

光武帝对于桓谭的议论，本已感到不快，这次桓谭在建灵台的廷议中又直言不讳地“极言谶之非经”，更加激怒光武帝，以致必要加之以死罪。桓谭的遭遇表明，在光武看来，非谶即非法，谶纬神学已成为东汉初年官方的统治思想。

还有一次，光武帝问太中大夫郑兴郊祀之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光武大怒，反问之曰：“卿不为谶，非之邪？”显然把不学谶与反谶联系在一起，给郑兴加上一个非圣非法的罪名。郑兴惶恐万状，当即谦辞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表示自己对于谶书有所未学，而不敢反对，这才幸免于难。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当政时，曾携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与当时另一名儒贾逵并称“郑贾之学”。郑兴每言政事，则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而因为他“不善谶”，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当时，图谶已成为仕途显达的决定因素。

古代人物画像

光武帝不仅用谶纬决定政事，当时的一些礼仪制度和礼仪盛典，也无不以谶记纬书为根据。光武帝晚年，大司空张纯、博士桓荣等人，曾根据《七经谶》、《明堂图》等纬书，请立辟雍（古太学及祭祀之所）及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光武帝准奏施行。张纯又请封禅泰山，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东巡岱宗，登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后又禅于梁父，祭祀地神于梁阴，命张纯以视（比也）御史大夫随从。是年十一月，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谶纬神学的统治地位，从此谶纬迷信风行全国。章帝时，举行汉宫白虎观会议，使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在皇帝的亲临主持下，最后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亦称《白虎议奏》）——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国典。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一层神学的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