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2 / 2）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粱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

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