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2 / 2）

西汉末年，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十讨论，但博十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因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是“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残缺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的缘故。另一方面则竭力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认为它可以补现有经传的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多十六篇等；它又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误，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由于刘歆言词激切，遭到今文学家和当权官员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当时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对于刘歆的主张极力反对，向哀帝表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虽未遭到哀帝斥责，但由是忤执政大臣，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从此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争论异常激烈。

古代铜器

原来，汉朝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通晓儒家的“五经”，就成为人们仕进的重要途径。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魄师，以养天下之士”。当时所建立的学官，大抵是今文经学家。由于今文家的学说受到了国家法令的提倡，士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国家选拔官吏，也大都以这些学说为准则。久而久之，朝廷中的大臣，自然也以今文经学的信徒为主。这些人一旦进人仕途，自然要把自己信奉的说法视为唯一合于孔子之道的“真理”。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相持不下。

平帝时，王莽当权，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

古代帝王

东汉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学者于京师洛阳，废除王莽时所立的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建武年间，大司徒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因“群议讙”，不久又废。章帝时，曾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群儒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主持，并作结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它集中了今文经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了解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资料。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名学生，因此，古文派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汉末，经董卓之乱，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今文经学遂日益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