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撰《史记》（2 / 2）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雪后景像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和戏剧的题材。

古代风景画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的统一是“天所助焉”，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古代人物图鉴赏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