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2 / 2)
张骞回到汉朝的前一年(前127),匈奴再度进攻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率汉军由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然后向西迂回,直插陇西,于黄河南岸打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献计,于此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杭锦旗北),并招募十余万人修筑城池,屯田积谷,以加强河南地的防御。但匈奴仍然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元朔六年(前123),张骞以校尉军职,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由于他对匈奴情况比较熟悉,“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汉武帝因张骞屡建军功,又曾出使西域,乃封张骞为“博望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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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听张骞报告说“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又闻骞言“身毒国(今印度)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求身毒国,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至大夏的交通线,但未能成功。元狩二年(前121),为了打通通往西域道路,汉武帝组织了对匈奴的第二次大战役,张骞以卫尉(掌管宫门警卫的高级军官)军职与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治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以策应骠骑将军霍去病主攻的部队。张骞、李广一路虽然战斗失利,然而霍去病却大胆深入,向西挺进二千里,歼灭匈奴兵数万人,直逼祁连山下。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汉,西汉政府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保护西域交通。元狩四年(前119),汉政府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击匈奴的战役。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分出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长驱直人,挺进至今蒙古大沙漠以北,、大败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势力日渐衰落,汉朝与西域间的交通基本上得到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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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断匈奴右臂”,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张骞建议汉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乌孙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行国”。原居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人打败,被迫归服匈奴,大月氏遂占有其地。后来,大月氏为匈奴所破,两迁至伊犁河流域;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将大月氏人逐出伊黎河流域,于其地重建家园。武帝时乌孙强盛,“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因此,汉武帝对于张骞的建议很是赞同,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负责统领皇帝侍卫的高级官吏),再次派他出使西域。张骞率领随从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帛钜万。此外,还有一些“持节”副使,偕张骞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
张骞等人至乌孙,正值乌孙发生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争,几乎使乌孙一分为三。张骞见乌孙昆莫(王号)猎骄靡,转达汉武帝旨意说:“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离汉朝,又不知汉国力强弱,加以长期依附匈奴,大臣皆不欲东徙。此时,猎骄靡已经年迈,对于国事不能专断,因此,对于联汉灭胡之事,未能做出决定。张骞无奈,即分遣副使至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身毒等地,自己决定回朝复命。乌孙特遣使者数十人,携带良马数十匹及译员、向导等,随张骞一道赴汉朝报谢,并借以了解汉朝情况。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汉朝,汉武帝嘉奖他的出使功绩,拜为大行(即大行令,是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列于九卿。乌孙使者,来到长安,见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家富强,回国后向乌孙王做了报告,“其国后乃益重汉”。明年,张骞去世。其后年余,张骞派往大夏等地的副使,分别偕同对方报聘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频繁,贸易大盛,汉朝派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所谓“驰命走马日,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即是此种情况的写照。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中西交通史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